金仲兵：民企困局之上，《民促法》生存困境与法权保障_风闻

作者：金仲兵

——炜衡所《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与刑事辩护专题研讨会》的发言整理

2025年5月20日，《民促法》落地实施。8月8日，最高法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民促法〉的指导意见》，从五部分提出司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具体举措，旨在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难题，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先法后释，虽紧锣密鼓，仍不免其“只促不有”的种种尴尬和困境。

一、《民促法》的利好遭《解释二》利空兑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于2025年9月1日起，用人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保（五险一金），不得以任何形式（如现金补贴、自愿放弃协议等）规避法律义务。

“不缴社保”的劳资约定，均属无效。此即“新社保”。

1、劳动者权益

新规赋予“反悔权”，即使已签弃保协议，劳动者仍可追溯入职以来的所有社保权益，可随时要求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费用，且相关约定无效，可随时以“未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

医保报销比例从50%-60%提升至70%-90%，未缴则无法享受相关待遇。

2、企业责任

需全额补缴社保并承担每日0.5‰滞纳金（如欠缴10万元，每日50元滞纳金）。 若因未缴社保导致工伤无法报销，企业需全额承担医疗费及赔偿金。

薪资低于七千的，按七千交社保。

当中，也包括小微一人企业，自雇业主。

3、执行措施

社保征收已划归税务部门（2025年7月起实施），企业逃缴将面临1-3倍罚款，并纳入信用黑名单。

深圳、长沙等地开通线上补缴通道，劳动者凭工资流水等证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

二、另外几个利空政策

1、北京市住宿和餐饮业利润

从2023年上半年的28亿元下降到2024年上半年的12.4亿元，再次下降到2025年上半年的2.5亿元。

2025年上半年，北京市限额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80%。

2025年上半年比2023年上半年，下降幅度达到92%。

以请客吃饭为内需消费活跃度标志，以托关系送人情为中国式社交权威的北京尚且如此，其它地方能清新脱俗另辟蹊径吗？

诸多以公务员消费为主的地市级城市，在禁食令下更难滋润。

2、“远洋捕捞”欲演欲烈

《民促法》不但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长期挑战，还有屡禁不止的“远洋捕捞”现象。在各地财政枯竭，中央补济力有不殆之际，远洋捕捞恐成未来财政征收的常态，属犁庭扫穴，竭泽而渔级别的执法违法。

3、《监察法》开始对企业家进行“留置”

近期，以居然之家老板汪林朋为代表的企业家，在被留置后连续发生“空降兵”事件，生存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实施留置的法律依据，竟然是《监察法》——不但“将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还把他们当成干部对待了？

4、房东税

2025年9月15日实施的《住房租赁条例》，要求房东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备案合同，并与税务等部门信息共享。未备案可能影响子女入学、公积金提取等公共服务——与子女家人和个人福利挂钩，有连坐和扩大化的味道。

虽然“房东税”并非新策，而是对现有税种加强征管。但须知，我国法律有许多此类“沉睡条款”，如同一张张暗网笼罩在天空，在需要时唤醒、开启后门即可。这对业者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或是增加新的成本负担。

三、社会面综合分析

1、新社保即“社保税”。涉及此前未涉及的不完整人群4.88亿人，增加7万亿元社保（财政）收入。

后果一，企业付出了，职工得不到，企业经营成本和生存压力增大。大厂裁员同时，对盈利边缘的中小企业是致命一击。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暴增，加剧经济压力和劳资对立。

2、《解释二》是重申和强调，使社保养老资金压力暂缓，是一道“抽水、灌水”的水池子数学题。选在《民促法》刚刚出台的节点，既有矛盾，也属不得已的巧合，这说明，养老资金池（财政）快见底了。

后果二，对企业和市场起到杀鸡取卵、枪吓群鸟的负面扼制作用，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考虑到全社会视角下的社保资源错配，分配机制失衡现实，可以说，这是一次新的“分配制度改革”——“不是我要缴社保，而是社保催我缴。”

后果三，断供社保人数一季度4200万，占18%。

4、退休老人就业成本相对较低，是不是迎来一波老年就业潮，进一步挤压年轻人就业？

5、资源错配二：年轻人失去未来，社会还有未来吗？

年轻人躺平摆滥鼠宅无欲“三不”人生，就是因为一点一滴无处不在的挤压倒逼所致。

青年人恰恰又是未来最大的创业群体和潜在的企业家群体，这个后果再次证明，这不是一个青年友好型社会。

6、企业自主应对，《民促法》无能为力

以小商品闻名于世的义乌小作坊和电商经营者，企业每月盈利一万元左右，利润低于社保缴纳比例，不但没有员工社保空间，连九成多的业主自己都不缴社保。所以，并不存在遥远的“老有所养”，而是企业和年轻人（劳工、小白领）如何活在当下。

除不得已直接倒闭之外，不少企业仍在设法活下去。为应对压力，有小微作坊式企业与职工签业务外包合同，变劳资雇佣关系为承包合作关系。肯德基、环球影城等一大批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开始招有《退休证》的老年人入职，或是以老人之名，行年轻人替代入职之实。

这种变计能在合法合规的边缘走多远，取决于法律执行和企业的持久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企业自主应对之际，《民促法》却无能为力而且隐身了。以所谓“人口红利”著称的“中国模式”，是否在失去最后的优势？

三、法律排位赛，弥赛亚主义悲情叙事

一边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一边声称“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

从可能的结果看，国企一统天下，就是一条腿步入计划经济和大锅饭，甚至回到苦日子（并非食不裹腹和衣不遮体，而是生活质量相对停滞或下降）和饿肚子的时代（并非因为全社会物资短缺，而是因为资源错配导致流通不畅，局部物资匮乏。如防疫期间的静默管理和条块分割管理下的团购：统购统销）。

这就是文明返祖。同时返祖的，当然包括另一条腿：法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强调：“稳定的制度预期，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前提”。但在特定环境下，法律具有了血缘特征，讲“差序格局”。

在法律排位赛中，《民促法》如何协调与“父子法”的上下位次，和“兄弟法”的平行关系，如在远洋捕捞面前，怎样强化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法律权重，都将决定案件辩护的效果。

调查取证，研究分析，不懈抗争，默默等待，黄金交叉，迎来转机——律师一般办案流程，如果再受弱势的《民促法》拖累，难免陷于法律弥赛亚主义的悲情叙事。

从“产权保护”上升到“产权所有”，“从促到有”，显然比技术性辩护更加一劳永逸。

如此任重道远，《民促法》的首要工作，显然不是促进和保护民企，而是走出自身法律困境，如何先让自己活下来？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七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