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悲剧怎样才能不再重来？_风闻

居然智家集团（原名“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7月27日坠楼身亡，在企业界引发强震。“汪林朋们的悲剧不能再发生”，“汪林朋事件，希望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企业界一致的呼声。

我和汪林朋只有一面之缘，但对他在行业逆境中“不躺平”的精神和很多勇于创新的做法非常认同。他是一位我尊重的企业家。

汪林朋走后，一位曾随湖北青年企业家到北京向他求教的年轻人，根据录音在公众号“传承者说”上披露了他的两点心得，一是要处理好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二是自己一定要干净。

他关于“干净”的这段话如下：

“大家都说现在对民营企业的环境不是太友好，民营企业不容易。有个朋友就曾经私下提出过一个问题，说咱们做老板的谁没有被工商、税务、公检法查过办过。谁能独善其身？所以你们想做企业的话，想创业的话，一定得把自己搞干净。你不把自己搞干净，迟早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甚至是灭顶之灾。简单一点说，你们拿的工资，拿的奖金都交税了吗？等你们把企业做大了以后，人家那些红了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把你搞下去。违法的事千万别干！现在的人都没有秘密了。包括你的微信，付出去的是什么钱，其实都是知道的。一定要把自己搞干净！”

显然，汪林朋对遵纪守法有清醒的认识，和那些“不法商人”完全不同。

这样一个有理想、认真做企业的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我心痛，不解，觉得也有责任做更多了解和思考，力求弄清楚这个谜。

今年4月，汪林朋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7月下旬解除留置，变更为责令候查。出来几天后就发生了坠亡。

如果没有此次留置，一切应该如常。那么，他的离去是因为案子本身的困扰，还是留置这种手段的困扰？抑或两者都有？如果都有，孰轻孰重？

财新的报道称，汪林朋解除留置回归后，对下属坦承，居然之家上市“走了捷径”。

知名自媒体人兽爷在关于汪林朋的最后72小时的文章中写道——周四，出来后的第二天，老汪去了趟公司，开了个会，还分别跟几个同事聊了聊。同事回忆说，老汪情绪低落，但不满意都集中在工作上。他其实有些自责，说：是我把公司搞砸了。

这些细节说明，汪林朋是一个诚恳的人，能自我反思的人。他对自己被留置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心里是难受的，是不愿如此的。这和我看他的短视频和演讲时的感觉是一致的，他不是把行业和公司的困难都归咎于外，更多是从自身找问题，找方法。

汪林朋为何被留置？从很多媒体的报道，与2019年居然之家借壳武汉中商这家国企上市的交易有关。一般来说，此类交易如果事后被追究，大致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涉嫌国资流失”，二是“涉嫌行贿犯罪”。

考虑到这是2019年的交易，已过去数年，我认为第一种可能，从法律认定的角度看基本不存在。确实，居然之家在借壳上市后没有达到事先承诺的利润指标，但大势如此，他们在同业中做得已算不错。用后来的经营数据证明当初国资被评低，民资被评高，这不客观。当然，如果司法机关最终认定评估中存在不正当或不公平手段，那是另一回事，应当被追究。

现在来看第二种可能。这要放在一个更大视野中，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今年2月，曾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蒋超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蒋超良长期在金融业工作，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2016年10月到2020年2月，他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他任内，天风证券于2018年10月19日上市，居然之家于2019年12月26日借壳上市。

据财新报道，天风证券为上市涉嫌向蒋超良输送了巨大利益，前后两次向蒋超良一方付款。一次接近亿元，发生在天风证券上发审会前；另有一次数千万元，是在最终拿到上市批文前。天风证券董事长余磊于今年2月起被留置。

天风证券对蒋超良一方的利益输送方式十分隐蔽，是通过旗下的天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一家特定企业——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增资近1亿元，持有其49%的股权。该企业实际由蒋超良的弟弟控制，表面则是由一个名叫罗细安的“白手套”拥有。罗细安是该企业的法人代表，持有96.07%的股份，其中就包括代天风证券持有的49%。

天风证券为何要向蒋超良一方输送利益？因为蒋有权，能“话事”。

罗细安的问题并不止于天风证券。在居然之家酝酿上市时，他担任了居然之家副董事长和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是上市团队负责人之一。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信息中并无他的信息，但集团官网上关于他的报道不少，基本都和各地招商引资有关，要么是接待到访官员，要么是到当地考察项目，给人的印象是熟悉官场，很会来事。

和天风证券的余磊一样，罗细安也于今年2月起被留置。

还需要说明一点，天风证券是居然之家借壳上市时聘请的几家财务公司之一，亦持有其少量股份。

在了解到以上情况，并向和汪林朋相熟的家具装饰业有关人士求证后，我内心涌起不小的波澜。因为发现了他的另一面。

目前，在完全可置信的公开信息中，还没有看到罗细安在居然之家上市过程中向蒋超良一方进行利益输送的具体事实。但从整个脉络看，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罗细安只在天风证券上市时当了蒋家的“白手套”，而在居然之家借壳上市时和蒋家毫无关联，或者他有关联，而汪林朋不知道。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如果罗细安的问题不涉及居然之家为了上市和蒋家之间的勾连，汪林朋不可能跟在他后面被留置。

根据今年4月18日居然智家的公告，汪林朋被留置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被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司法冻结，冻结时间为今年4月17日至明年10月16日。公告提到，汪林朋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同时，汪林朋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这说明，汪林朋个人没有侵害公司利益的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只能是非经营性的。他是董事长，罗细安是副董事长，罗先被留置，他再被留置。不难推断他们的问题存在关联性，是一脉相承的。至于他是不是被罗蒙蔽，而自己并不清楚罗是如何具体操作的，这要看最后的司法认定。

汪林朋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新任轮值会长，是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在业界和湖北很有影响力。监察部门如无一定证据和把握，是不会轻易对他留置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汪林朋被留置事出有因，他做过不该做的事。

人都会犯错，只是大小不同，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不同。

有些人犯错、犯法、被惩戒，并不怎么当回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汪林朋不是这样的人。

汪林朋出生于湖北黄冈市罗田县一个农村家庭，1986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会计系，1990年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原商业部财会司），后调入中商企业集团公司和全国华联商厦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都是国有大企业。他是中共党员。他爱学习，在北京大学读过国际EMBA，还在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我和汪林朋是同一届大学生。就我的感知，他这样的年龄、出身和经历，会有很强的上进心、是非感，有机会做一番事业时也会很有理想和责任感。他确实也站上了行业高峰。但就在这时，为了实现更大的抱负和财富欲望，在上市这一重要节点上，他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

可能不少人也有过类似的一笔，但幸运过关了。而他，最终还是逃不过这一笔的纠缠。

一个自律、爱干净的企业家，只要生意正常，心安理得，就算不上市，发展慢一点，行业地位低一点，有什么所谓呢？真要走上那条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做高估值拼上市、把未来预期都押到今天进行资本化的金光大道，是否一定受得了？不是生意本身的挑战，而是生意之外那些特殊因素的挑战，你能否驾驭和消化？

2018年初，居然之家自1999年创立后首次对外融资，募集130亿元。这么多朋友的钱涌过来，不是为了当雷锋，是为了上市套利。这年9月，汪林朋从北京回湖北时公开说，要把居然之家的总部从北京迁到武汉。估计这时和地方权力之间已达成默契。2019年1月，居然之家借壳上市启动重组，到12月顺利完成，比同期的借壳案例快了半年以上。

我猜想，从上市的高光时刻开始，汪林朋就不再有以往那种“单纯的开心”了，不仅是经营压力剧增，更是因为他有一个和蒋超良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的雷已经埋下，且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排除，只能祈祷它不爆炸。

我还猜想，有很多时候，当汪林朋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时，内心最后悔的大概就是遇上了罗细安，上了他所擅长的那条道。而这个人，无论素质还是品行，和汪林朋原本都不是一条道。

至于蒋超良，我猜不出汪林朋如何看他。在某种意义上，蒋是他的“恩人”，但最终，因为蒋的“爆炸”，他也被留置，形象受到污染——他的朋友们或可理解，但他自己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了。

其实，以居然之家的条件，不走捷径也未必上不了市。比如去港股，或者规规矩矩排队。但港股估值不高，排队旷日持久，这样的发展预期肯定融不了130亿。

2017年，蒋超良在全国“两会”休会期间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时说，“我特别喜欢同企业家打交道，与你们交流，能够撞击出很多思想火花。”这应该是真心话，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符合中央支持民企发展的政策。但“喜欢同企业家打交道”的另一层意思，可能只有少数和他的家人以及“白手套”真正打过交道的人，才能意会。

当蒋超良这样位居一省之首，本该秉公办事、清正廉洁的官员，却通过家人的通道向汪林朋伸出帮助之手时，那种“我可以帮你打通A股上市关节”的诱惑，是很难抗拒的。事实上，当如此地位的官员看上你，喜欢同你打交道，甚至觉得帮你就是在抬举你——你也几乎无法反抗。

这种捆绑和依附，对那些赚钱至上的商人来说，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但对汪林朋这样内心其实很有操守意识的企业家来说，在初始的满足感之后，大概更多的是不安，甚至是心如刀割的影响。

而且，你连叫一声痛也不敢。任何无奈、哀怨和愤懑，只能在心里默默发酵。

如果生无尊严，不得不苟且，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对某些人来说，苟且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当你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对过去有着抹不掉的伤疤、记忆和悔恨，那会产生一种无为无力也无所眷恋的虚空感——这就是汪林朋，这个对自己的生命底色终究是有要求、不愿一直背着包袱走的企业家，最后的结局。

他真的应该宽容自己一些，放自己一条路。但他没有。

这可能才是这场悲剧的深刻性所在。

对广大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汪林朋留下了怎样的教训和启示？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恪守君子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要善交友，慎交友，要交益友，不交损友。企业家的社交关系和风险控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一定要给自己设立原则与底线。

其次，要坚守“亲”“清”二字，自觉抵制畸形政商关系的影响。“亲”与“清”，我认为“清”更重要。你和官员距离远一点，不“亲”，无非是错过一些政策机会而已，但“亲”错了人，被其缠上，就没个宁日了。

所谓“清”，中央说的很明白，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做企业，赚钱，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如果为了赚钱经常要勉强自己，甚至做一些蝇营狗苟不开心、有法律风险的事，真的不值得。

民企越正，越清，对那些习惯于权力寻租、雁过拔毛、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掌权者，也会产生一种压缩效应，让他们没有多少滥权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看，真要“清”，则官员侧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央持续的反腐高压和反复强调家风建设下，各种新型贪腐还是层出不穷，且“前腐后继”中不少还是高级干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不被异化，这是重大而严肃的挑战与考验。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没有正当的约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我也很认同正和岛的一句理念，“先论是非，再论成败”。不问是非，最终自己也可能成为是非。

这几年还有一句话很流行，“凭运气赚到的，最终凭本事还回去”。

我觉得这并不算悲惨。无非是一种自然回归。如果赚到的要拿命还回去，这才是做企业的人的最大悲剧。这包括过分牺牲身体健康而早逝、猝死；包括过度负债难以自拔，社会又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这样的通道帮助化解，最后一跳了之；也包括因为客观主观原因，在合规合法方面出现了追悔莫及的问题，沮丧抑郁不断累积，最终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幻灭感，等等。

从老板到企业家，从企业家精神到商业文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注定是漫漫长路。我希望，我们支付的代价越低越好。

如果我们不能共同努力去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汪林朋们的悲剧就不会终结。

—— · END · ——

No.6496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