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人要守戒律，和尚要会念经_风闻

　　文 | 刘梦龙

　　永信大和尚落马有些日子了。永信师傅本身从事的是宗教这种特殊行业，而他本人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几十年来，他是一个名僧，天底下也没几个比他更有名气的大和尚了。但他更多是以一个优秀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在活跃。相信他是一个有道高僧的人，恐怕是很少的。

　　围绕永信落马的舆论狂欢，其实换任何一个和尚、道士、尼姑都一样，更多是印证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刻板印象。但回过头，我国宗教界，当代确实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状态，颇似法华经中火宅之喻。

　　你要说我国宗教界处境像什么，我觉得各方面来说，**和烟草行业差不多。**烟草是物质的成瘾性麻醉品，宗教是精神的成瘾性麻醉品。基于客观现实，国家对此实施了专卖。长期垄断之下，相关业者赚得盆满钵满，服务能力不见出色，还弊腐频发，引发了社会长期大范围的不满。

　　这里，我不妨借永信师傅这件事，谈一些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当代宗教界普遍存在，但言而不破的质疑，相信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疑问。

　　出家人要守戒律

　　我们先说第一条，就是持戒的问题。永信落马的直接罪名，也是被嘲讽最多的，就是不能持戒。古往今来，这大概也是人们对出家人的普遍质疑，当代尤甚。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出家人好像是一种职业，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穿了僧衣在庙里是出家人，开车出了庙门又变回俗人了，没头发浪子，有家室如来。

　　要回到这个问题，不妨先说说为什么出家人要持戒。公开说法，这是为了修行，为了传承理念，所谓佛陀灭度，以戒为师嘛。大家按规矩来，自有祖师护你，九九八十一拜，一步步就上西天了。当然，如果你不是信徒，不把宗教那套当回事，那么戒律其实就是识别出家和在家的关键。出家人这碗饭，半碗要靠持戒这件事。

　　前面我说了，所谓出家人面临广泛的道德不信任，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常态。这不难理解，出家人说是四大皆空，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实际上是不事生产的社会寄生阶级。

　　一群不事生产的人，宣称从事虚无缥缈的精神探索，还占有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对普通人来说，本身就十分可疑。由此，人们疑心他们只是在装神弄鬼，实际上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搞点世俗上的龌龊事，是很正常的。

　　那么，对应这种普遍质疑，出家人以什么形式取信于大众，区别了其他宗教人士呢？一方面是丈六金身，天花乱坠，就是搞本教派的理论宣讲，强调我很厉害，信我真的有用，这点我们后面谈。另一个方面，就是持戒，这是最低成本方案，以示出家人和世俗的区别。塑造自身的特殊形象，行动坐卧都有一套规矩，也就是具足威严，更是在强调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主流宗教的戒律都有明显的禁欲倾向。这不仅是呼应宗教本身立足精神而非物质，也是给世俗社会的一种态度。你看，我们是玩真的，我们特别有范，我们真的在吃苦，我们就是一心求道，不看重世俗的那些享受。 

　　当然，对这种行为，世俗社会永远在疑信之间。一般来说，人们相信有一些真和尚，并合理怀疑有大量假和尚。但你只要信，世上还有真和尚，这工作就有办法开展了。

　　神职人员的形象塑造，是宗教和世俗的长期拉锯。所谓主流宗教，说穿了，就是经过几百年努力，取得社会普遍认可的组织。戒律在这个角度看，其实可以看作一种立约。他们的出家人能这么做，吃这碗饭也无妨。这里面还有一句潜台词，就是花和尚打出山门也活该。

　　自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极端苦修的问题。虽然各主流宗教对苦修的圣人并不排斥，但自身对此大多是不提倡的，苦修非道算是一种共识。且不论苦修是否有益精神上的修养，它对多数职业宗教人士来说确实是难以负担的，还容易趋向自我毁灭的极端化，这是世俗社会难以接受的。

　　乾隆九年，假托佛教的民间宗教大乘教，教徒蒋祖法一家十三口在太湖集体绝食自杀，引发了清廷严厉的查禁邪教运动。一开始引诱蒋家入教的和尚时济，也不过“叫人吃素念佛，并没有别样邪术诱骗，也不要钱财”。谁能想到，教徒们一心希求做佛，最后会闹出这样的惊天惨案。

　　苦修的出家人，未必是好出家人，也可能是极端宗教分子，或者是所谋甚大的欺世盗名之徒。个体的苦修者无关紧要，但苦修集团不仅对传统主流宗教造成挑战，也容易成为极端思潮的蔽渊，一贯为世俗政府所不喜与警惕。因此，各主流宗教往往推崇容易为世俗接纳的清修，而不鼓励苦修，大体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戒律这种事，它不仅是对外，还是对内的。如果你不是教徒，你可能觉得，出家人持戒与否，不过是宣传手段，核心是让你觉得他守不守戒律，而非他具体执不执行，执行得彻底不彻底。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有组织胜于无组织，集体胜于个体，这一点在宗教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一切主流宗教都是团体作战。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戒律就是纪律，又不仅仅是纪律。戒律并不是只有不能饮酒吃肉那么简单，它是由具备本宗教特色的一系列特殊生活标准和工作要求共同构成的。

　　它包括了像早汇报晚请示，何时开班子会，财务有没有定期公开一系列等工作方法。而你没按时换上当季制服，见到学长没有及时打招呼，包括你今天出门先迈左脚，同样也是违反戒律。我最后半开玩笑那句，其实算是某种宗教戒律的精髓。

　　宗教组织的戒律，往往繁琐细碎，甚至是反常识的，需要消耗成员的大量精力。它带有特定的仪式性色彩，具备明显的上下级权威性。这是为了赋予组织成员一种归属感，一种定时的训诫，也是维护组织结构的一种手段。戒律得不得有效执行，或者下行而上不行，也意味着宗门的组织涣散，在激烈的宗教竞争中，要趋于弱势。

　　在当代，不止我国，世界各大宗教境遇都类似。大家表面烈火烹油，兴旺得不得了，实际上都面临激烈竞争，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苦。彼此在竞争就算了，更是被各路新兴宗教，分支教派从内外两个方向捅到痛不欲生。

　　虽然这样说可能不太友善，但一个主流宗教能称之为主流，实际上就是老大宗教了。成熟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停滞。当然，能生存到今天，主流宗教也不是彻底僵化的。核心思想不变的前提下，主流宗教的理论表达和具体执行也都是要随社会思潮和时代进步而进步的，甚至一部分不合时宜的核心教义也要加以改良。

　　中世纪宣传圣战的罗马教会，和今天教宗亲自为异教徒洗脚，以表达亲善友爱的教会，说到底也还是同一个罗马教会。但在中世纪，打圣战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不管灵魂能不能升天，欧洲基督教诸国总不能看着关键商路都被穆斯林侵占，坐等被收税，然后人家再用税金武装更多军队，从巴尔干和西班牙两个方向杀过来吧。

　　不过，毕竟船大难掉头，所谓主流宗教，说到底是立足于旧的社会结构，天然的保守派大本营。它适应发展的速度一定是迟缓的，反动才是本性，基本上是没办法才动一动。历史上一次次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一轮轮内部撕裂，一次次分家单干。

　　当代社会思潮变化之剧烈，物质条件之充裕与精神苦闷之空前，人口极度密集之大城市，严重空巢化之乡村，天然是各种新兴宗教发育的完美温床。我们不妨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日本的佛教基础是比较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佛教就是日本国教，人人默认是教徒。但在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下，目前日本佛教界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64%的寺院年入低于500万日元，僧侣平均年龄58岁，30岁以下仅占7%，表现出明显的后继无人。打着佛教旗帜，以心理咨询为卖点的新兴宗教在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超过7%，老派宗门业务丢失日益严重。

　　罗马天主教已经是如今世界上实力最强，组织最严密，最灵活，革新最快的主流宗教了，但还是处处挨打，内外交迫。各种新兴基督教势力崛起，汉城都成东方耶路撒冷了，也不见罗马教会能分一杯羹。所以，罗马教会现在积极推动各大主流宗教和解，联合世俗政府，有一种老大哥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后辈反攻倒算的味道。

　　而我国的僧道，情况就更特殊一点。像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理论已经几百年没有大革新了，客观条件来说，当代也没可能搞新的版本。佛协也不能和罗马教廷比，人家真的组织严密，久经战阵，随时可以调动天量资产来打全球宣传战，权威足与列国元首抗礼。我国的佛道，那真是各有各的山头，大家反正听政府的，同一片天空，和平相处。

　　实际上，我国的佛道就是官教。经过一千多年，我国世俗政权不间断地折腾，我国的主流宗教确实是消停，听话，学会关起来过日子了。当然，它们不折腾久了，自然也就没有折腾的能力了。明清以来，我国佛道在信仰领域，是步步后退的。

　　我国佛教界在近代大概率衰退到什么程度了呢。慈禧太后钦定的话事人，“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的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大和尚，其实是九宫道的道首，被清廷剿灭的八卦教余孽，其子孙相传，直到民国还在印刷九宫道宝卷并混入佛经之中。

　　普济的情形并非个例，自乾隆四十一年，朝廷正式废除度牒，听任僧徒自渡以后。发展到近代，大量中小寺院都面临着民间宗派的借壳上市。说一句玩笑话，相当一段时间内，汉传佛教第一大宗，搞不好是白莲宗。

　　相当讽刺的是，我国虽然是官方提倡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国佛道当代能兴盛，真的要感谢中国革命，感谢党和政府。伴随着空前规模的破四旧，除迷信，过去得势，和旧社会高度绑定的各种会道门全部完蛋，极大打压了明清以来不断侵蚀佛道基本盘的民间宗教。

　　等到国家恢复宗教政策，佛道等主流宗教表面上是僧道凋敝，百废待兴，大和尚们哭诉被迫害惨了，连少林寺的和尚都跑光啦。其实，政策一恢复，这帮僧道等于扎进了一片重新清洗过的蓝海，不兴旺才怪。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宗教能维持基本盘，还是要多亏了人民政府，保护合法，打击非法的好政策，真正是为他们遮风挡雨，保驾护航。

　　当代的主流宗教，面对新兴势力的挑战，个个被动挨打。与之对应的，就是各大主流宗教都加强了戒律方面的工作。比如过去，大家非常熟悉，以僧人结婚生子，继承家业著称的日本佛教界，恢复僧侣持戒如今也是主流基调。老大宗教就这样了，跑是肯定跑不过新人了，起码态度要端正一点。我们或许无能，但也无害啊，大家祖祖辈辈的交情，看在我们老实的份上，给点老面子吧。

　　我国的佛道，处境也一样，或者说更弱一些。基本属于外挡不住各种洋教，洋邪教，内顶不住重新兴起的各种民间宗教，本土邪教。内地的主流宗教，还能维持现在的局面，真正是多亏了人民政府给力。怎么办呢，我看也只有态度好一点了。情形都这样了，出家人真的要持戒，要给群众看看，要给政府看看，我们能力不一定行，但态度还是好的。

　　当然，我国内地的主流宗教，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各大主流宗教如今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院培养体系。像我国，整体的宗教政策依然是宗教场所以恢复为主，主要是历史复旧，较少建新。

　　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各大山门的正规编制实际上是有限的，也不太可能大规模扩编。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人员已经相当充实了。而每年大量的毕业生还在涌入这个行业。科班出身，多年苦学，却找不到编制的情形，在当代宗教界也不罕见。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在岗的宗教人士还是要敬业一些，毕竟后生可畏。何况，僧多粥少，竞争激烈，这种情况下，持戒也是一种必要的职业道德，也可以算入职门槛吧。我们就不说信仰如何，就算只是把僧道看作一种特殊职业，也还是要努力守住这个饭碗吧。

　　和尚要会念经

　　接下来，我再谈谈出家人的本业问题。这也是永信大和尚长期被人诟病的一桩罪过。他与其说是一个大和尚，不如说是一个大企业家。不止一个永信，当代僧道基本都面临这个质疑，募化修庙是高手，人情往来更是精通，但念经说法，却好像无甚着力。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和尚当然要会念经，会讲经，会团结信众，这是本分。但客观地说，很多老一辈的出家人确实学养有限，主要精力也集中在日常经营，人情往来上。他们于土木营建或许可称精通，而课业松弛，学问荒疏则在所难免。尤其是其中一些人，白手起家，以庙为产，驱僧众信众如苦力，土财主气甚重。

　　这种情形，其实也有历史渊源可溯。本身佛教界就有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的差异，明清以来，民间宗教节节进逼，佛教衰退，大庙不振，小庙繁多，僧团日微，湎于俗物，唯以衣食为念，这也是常态。

　　比如大家熟悉的少林寺，在近代的形象基本就是保安团和地主院。宗族政策恢复以后，很多庙宇，包括一些传统大庙也是从头做起，就是老和尚带几个新和尚，私传衣钵，僧团形同虚设，难免建设不完善，职能不清晰，一股子孙庙气象。

　　不过，这十多年来，国家不断推动主流宗教的正规化建设。过去很多当地人把持的俗庙，子孙庙，都逐渐换上了科班出身的官派职业和尚。这个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流官代替土官。

　　像这次白马寺方丈印乐调任主持少林寺，而不是在少林寺内部提拔，也可以看作一次打破团团伙伙的处置。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整顿，宗教界无论从业者的风采，还是业务水平，还是有明显改善的。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社会大众对宗教的普遍认知，尤其是各路居士的水平在快速提升。很多人下了苦功夫，系统学习过佛教专业知识。一些人甚至有很广阔的专业视野，比一般的出家人更了解宗脉源流，历史纠葛。

　　**这种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宗教的神圣性，宗教人士的神秘性。**对老一辈人来说，反正是烧香磕头，师傅念经也听不懂，也无所谓，反正是念给菩萨听，听不懂就对了，听不懂才专业。但对当代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大众来说，这就已经不太行了。而从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日益激烈的宗教文化竞争来说，这就更不行了。

　　当然，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并不能替代对宗教实践的体验，宗教学者肯定不能替代专业僧侣。看不起和尚，也不代表不尊重佛法，历史上，这种情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很普遍。

　　传统宗教本身也都有一些特殊的修验经验，如禅定，观想，非置身其中，言传身教不能了然。更不用说，出家和在家，信众是否在宗教团体内实践信仰，是两种环境，两种氛围，两种不同的体验，是不具备可替代性的。

　　另外一个问题，**出家人的本领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想到出家人的基本业务，就是念经参禅，求神拜佛。不外乎和尚道士的经不一样，神佛也不一样。

　　出家人自我修持，当然是本业，但还有其他的核心业务。比如，你不是教徒，你可能觉得宗教活动就是行为艺术和大型表演。宗教业者的核心能力，还是舆论宣传的能力，使自己成为有吸引力的存在，免得信众被其他派门拉走。用基督教的专有名词，就是拉羊和牧羊。

　　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国的佛道是官教。它的存续发展，有赖官方协力，始终是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相应的后果，就是它始终是极端保守的，不会对世俗社会发生太大影响。我国的僧道从过去的不可控因素、动乱之源，变成了维持社会稳定、守正辟邪的好助手，但作为宗教也没有多少活力可言了。

　　如果就核心业务来说，我国僧道已经不太具备拉羊的能力，以吃老本为主，基本属于愿者上钩的状态。当然，这也是我国社会和政府所乐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基本失去了论战攻伐的能力，彼此和平相处，也不折腾谁高谁低了。这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自然也是一件好事。历史上僧道之间，互相争斗，造成的麻烦那可真不小。

　　所谓主流宗教，你也可以理解，官家把最大的几个社会团体收编了，让他们帮着一起管理打压剩下的臭鱼烂虾。当然，久而久之，体制内收编的团体不能打也是正常现象。

　　应该说当代僧道比前辈还是弱化了一些。过去体制内僧道，本身是有在政府号召下，排斥非法，包括举报打击，为官方打击邪教异说背书的职能。而如今，我们的僧道较少在这个领域发挥主动作用了。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当代社会管理要远比过去严密得多，打击非法的职能，已经完全移交给政府的专业部门了。而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无神论，也就不存在需要正统佛道背书，谁是附佛外道，谁是异端邪说的问题了。

　　那么，我国佛道还能做什么？那只能是营造好自身形象，守好本分，尽量发挥本土优势，营造本土特色，尽力让已有的信众不要被洋教、邪教拉去了。除此之外，大家再搞点文化领域、公益领域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增光添彩，反哺社会，这也算与时俱进了。

　　当代主流宗教的公益职能，我们暂且按下，先说文化职能。在上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各大庙宇或善医药，或善武艺，或善园艺，或善饮食，各有自己的一些传统本领，并为群众所信服。这些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可以看作一种僧道的祖业，是值得发扬继承的。

　　既然在宗教的领域作用被限制，出家人总要在其他领域，发掘出自己在新时代的价值吧。当代僧道，国师肯定是做不了，以倡优蓄之，也是一条出路。当代网红是一种职业，非遗传承也很高贵，何况，乾隆爷不也这么说纪晓岚，不丢脸。说穿了，僧道们的祖师爷一开始也不是国师，也靠这个拉羊。现在，官家虽然不准僧道随便拉羊了，也算一定程度地恢复祖业。

　　总的说，国民素质与社会文化的提升，客观要求职业宗教人士要提升本身的专业水平。实际上，我国的主流宗教团体在人员充实，素质提升后，也应该进一步专业分工。这就像少林寺以武术闻名，但它肯定不能变成一个武术学校，在本业和副业之间，还是要把握平衡。僧众整体素质提升的同时，要各有职司，各行其道，提高宗派底蕴，突出自身特点，以满足不同文化阶层，对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

　　寺庙财产要是公产

　　最后，我们还是来谈谈钱的事。永信师傅有那么多事，说穿了，不就是钱作怪嘛。我们不可否认，大量的社会财富涌入宗教，是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而这几十年来，我国主流宗教界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财富增值路径，是一个大生意了。

　　这不是我国僧道魅力大，而是社会本身存在一些问题。**说不好听些，我国当代僧道的敛财能力，和国际同行比是十分落后的。**西方教会能让政府帮着收十一税，我国僧道的财富更多是人口基数和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惯性堆出来的。

　　过去几十年，大量的新兴财富阶层，黑白难分，陡然而富，精神上堪称一片混沌。在加上国家政策，导致的事实信仰垄断，这才是我国僧道，不劳而获，生意好到不行的根本原因。当然，时至今日，还有不少蛊惑信众，一心敛财的恶僧恶道，还有大量专以盈利为目的的野僧野道。这是国法应该打击，宗教界应该肃清的对象。

　　永信大和尚倒台这件事，虽然原因众说纷纭，我倒觉得，确实有一种象征意义。经过四十年恢复，本质上说，永信大和尚和他所属的能人时代已经结束了。僧道尽其本业，取得社会财富的分成无可指摘，但造成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就有问题了。财富的浪费还在其次，正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具备天然的不安全感，许多宗教界能人，不免要寻求财富转移的灰色渠道，这就是极大的罪恶了。

　　有关僧道的大量财富，人们也经常谈到僧道二代的问题。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强化对宗教界的掌握，也和宗教界过量的财富积累有关。但宗门之间，通过衣钵相传，进而传承财富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少见。包括大家喜闻乐见的，八十老方丈突然发现有慧根的小和尚，最后传其衣钵，其实是六十年前俗家孙子的故事。

　　人世代谢，是自然之理，巨大的利益，垄断的事业形成一种代际传承，本就难以避免。烟三代，油三代，本质上和僧三代也没什么区别。你看张天师的事业，不就是明牌的血缘传承。但话说回来，僧道二代、三代其实在现代社会正逐渐减少。

　　毕竟，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视野广阔，生活和追求也丰富多彩。一代以宗教创业，完成财富积累。但出息的二代，不屑于继续干这个行当，没出息的二代干不了这个行当，这也是常有之事。张天师的亲儿子也不想接家里的班，日本子孙庙的主持也要跑去东京追求梦想，这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何况，各大主流宗教日益正规化，做一个职业宗教人士，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体制的约束，媒体的触手，无处不在，与其做一个提心吊胆的富有教二代，远不如做一个普通富人快活。

　　所以，说到底，就是宗教界的财富一定是集体财富，甚至在我国，一些大型宗教团体的财富可以直接定性为是国家财富。职业宗教业者享受垄断行业的特殊福利，甚至几代人都吃这碗饭是一回事；有人试图把整个买卖摊子都变成自家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国家在宗教领域持续加强加压，防止个人侵占集体资产，建立长效的监察机制，这是应该的。事实上，全世界的主流宗教，在教团建设方面都有这类专门设计，确保集体财富的不流失，组织发展才能长远。十方丛林的财产是公产，要财务公开明晰，这在佛教界也是常识，是必须发扬继承的。

　　宗教界财富的属性既然是明晰的，我们就应该谈谈这些财富的运用问题。直白地说，庙宇赚钱不寒碜，甚至庙宇有保值投资也很正常。但如果庙产只进不出，或者想着瞒天过海，这就是罪过。过度的财富集中是一种诅咒，不仅会导致自身的腐坏，更会带来行政层面的干涉打击。这在我国是有广泛民意支持和历史惯性的。

　　我们的当代社会一方面有松的倾向，即国家对个人的掌握确实愈加放松，社会的原子化在加剧。宗教之兴，也因此而起。但另一方面，随着制度完善，技术进步，大的利益部门，这些年又普遍强化了国家层面的监督管理。僧道虽然有特殊性，但也不能自外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所以，现代宗教一定要讲求回馈社会，这不仅是善的体现，有利于改善自身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也是在协助政府履行一部分社会保障职能。本质上，就是宗教界积累的，无益于社会运转，乃至已经影响社会运转的巨大财富，要反流到社会中去。这应该看作一种底线，是得到官府认可的主流宗教的应有之义，要求你这么花，才是允许你这么赚的原因。

　　应该说，在我国千余年的宗教实践中，我们今天所质疑，担忧的问题都是发生过的。历代佛教，兴盛与法难都带来新的变革。僧院经济发展为自力更生，建立地上佛国的伟大理想也成了闲住山里，与世无争的方外之人。与时俱进是难免之事，怎么在发展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才是一个长久命题。

　　前面虽然说了很多当代僧道的问题，但也要承认，我们宗教界有着辉煌的文化思想遗产，不愧传承二千年，并非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就比如说汉地佛分八脉，以净土独盛，方便法门，广纳信众，极大拓展了佛教的社会基础。禅宗的文化影响力最大，实际上也构成了和知识精英交流的桥梁。顿悟、机锋，诸多公案，不拘一格的修行手段则赢得了民间的好感。天台独树一帜，理论扎实，千年来不动不摇，构成了一个很稳固的保守阵地。最后是律宗，振衰起敝，弱而不绝，代有其人，有佛门之一日，自然有其客观需求。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传统宗教已经是我国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希望这样的传统文化能更好融入现代，补益社会，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只发生在物质层面，古老的宗教更不会是绝缘体。

　　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在矛盾中前进，难免有曲折，有杂音。烦恼即菩提，最后，我们也不妨祝愿永信师傅，经此一劫，能大彻大悟，争取放下包袱，好好改造，心安乐处，即身安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