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676）PTSD,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战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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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凤凰大视野（出《断刀》的那个）有个电视片是讲述的这个事，志愿军中的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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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病症，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战争应激反应”，也就是ptsd。

他们战后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

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河北张家口和浙江湖州两个城市。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区东南，有个沙岭子医院，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是国内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

1953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伤残人员中有一千多人因“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入院治疗。先后有380人在沙岭子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治疗。

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李文茂回忆说：

“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是喜欢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你要给他收了，他可不高兴了，一天到晚就是瞄准……”“有一个病号叫马光耀，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俩手都咬得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将他捆在床上……”“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得黑不溜湫，老跟那儿光着屁股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几个人都弄不住他……”

（护士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上甘岭战役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李裕也在沙岭子医院疗养，他不仅荣获了金日成奖章，还曾三次立功，并有幸参加了建国5周年大典，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但后来他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

而河南籍的志愿军患者郭庆堂，属于症状比较轻的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大部分时间比较清醒。

在沙岭子医院治病疗养期间，每天想着就是“赶快治好病参加工作”

到2013年1月10日，所有在生活在沙岭子医院的志愿军精神病人全部离世。

千里之外的华东军区野战医院在战后也接收了一批志愿军精神病人。其中有417名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浙江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

入院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比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纪律”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而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马玉堂是因恐战而成为精神病人的。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

他时常和战友念叨，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这些患了精神病的志愿军老兵，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

其中一位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2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王明德侥幸活着撤下上甘岭，但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一天到晚喊“卧倒！有炮弹”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

“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洪朝林，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

“我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的两年多，洪朝林与其他战友一样，历尽磨难，1953年8月，作为7710名被遣返战俘之一的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动刺青回到了国内。

洪朝林最后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并在此终老。

志愿军精神病人中还有志愿军女兵。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从1954年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护士长俞静如说：“问她多少岁？十七”。她的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而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

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自2010年，湖州地方政府为这些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他们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最后长眠于某个烈士陵园。

他们一生没能撤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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