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经济学”崩了，土耳其往哪走？_风闻

文 | 丁毅超

埃尔多安最近可谓是神清气爽。在国内，他不仅成功打压了反对派，更是一举解决了库尔德工人党（PKK）这一心腹大患。对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为主要支撑的埃尔多安来说，让PKK放弃武装抵抗无疑是政治壮举。

在国外，埃尔多安同样收获颇丰。从斡旋俄乌会谈再到伊朗核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土耳其视为理想的外交场所。更不用提土耳其在高加索和叙利亚地区的势力扩展。

不过，在埃尔多安的“志得意满”之下，有两件事依旧徘徊在阴影之中。其一便是土耳其的经济问题。自2023年总统大选之后，埃尔多安重归正统经济学，暂时稳住了汇率编制和通货膨胀。但高赤字、高失业率和低劳动参与率的现实暗示土耳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依旧十分严重。

其二便是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命运。作为一举塑造土耳其总统制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从担任总理开始已经掌控土耳其二十多年。对71岁的埃尔多安而言，如何再次修改宪法绕过任期，才是继续执政的根基。

可以说，土耳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其未来轨迹取决于政治意愿、经济改革和地缘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未来几年将揭示埃尔多安的帝国梦想能否真正巩固土耳其作为强大而稳定大国的地位，亦或者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成为欧亚大陆的动荡核心。

左右逢源的埃尔多安

放眼过去二十年，中东地区的政治强人此起彼伏。唯有二人堪称政治常青树。一是两千年初就开始担任土耳其总理，后来又担任总统的埃尔多安。另一人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出道的政治金童，除了沙龙之外几乎无一合之敌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两者的政治生命都已进入末期。失去宗教保守派支持的内塔尼亚胡只能被强硬民族派拖着走向全面占领加沙；而任期限制则是横在埃尔多安面前的天堑，正义与发展党能否在议会中凑齐修宪所需票数是很难解决的政治困境。

不过以上烦恼不妨碍埃尔多安最近很得意。一方面，埃尔多安展现出老练（不要脸）的政治手腕，通过法律手段（例如捏造指控）打击知名政治对手和系统性压制反对党。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200多名地方官员和党员被监禁。

2025年3月对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莫格鲁的监禁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作为两度击败执政党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反对派政治明星，伊马莫格鲁一直被视为埃尔多安下次选举的主要政治对手。尤其是考虑到埃尔多安自己就是从伊斯坦布尔市长这一身份跨进全国政治舞台，伊马莫格鲁的政治轨迹不可能不激起埃尔多安的警觉。通过先发制人的措施将伊马莫格鲁送入监狱，埃尔多安不仅消除了可信的政治替代方案，更确保其在未来选举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2025年5月PKK正式宣布解除武装并解散，成为埃尔多安更大的国内政治胜利。甚至对埃尔多安持高度批评态度的土耳其反对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的积极意义。这一重大决定是由PKK长期被监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于2025年2月公开发出的呼吁所促成的，他敦促该组织放弃武装行动，转向民主政治。埃尔多安在解除武装仪式后将这一事件描述为政府“无恐怖土耳其项目”的转折点，并表示长达47年的冲突已进入可能结束的阶段。

更具私心地说，与PKK的和解为埃尔多安争取库尔德选民的支持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地基。修宪需要议会至少360票，而埃尔多安的议会联盟目前拥有约320个席位，不足以达到门槛。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DEM）在议会的56个席位原则上可以帮助他们超越这一门槛，为埃尔多安的第三个总统任期打开大门。

国际地缘政治游戏是埃尔多安的加分项。埃尔多安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战略收缩后的政治真空，这为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扩展势力的可能性。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以蓄意的**“平衡行为”和“战略模糊”为特征**，努力游走在各方之间。

这种“战略模糊”并非仅仅是机会主义，而是对不可预测的国际体系的复杂适应，在这种体系中，冷战时期僵化的结盟不再可行或有利。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直接毗邻冲突区（乌克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叙利亚内战、伊朗-以色列冲突）和主要大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这使得僵化的结盟变得不切实际。

通过有意保持“战略模糊”，土耳其在保持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同时，与俄罗斯在能源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对话，将乌克兰视为支持者，并将伊朗视为非敌对行为者。这种复杂的外交政策最终为土耳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回报，帮助其在外高加索、黑海以及叙利亚扩充自己的影响力。

叙利亚政府变更是最具冲击性的表现。土耳其利用以色列-伊朗冲突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削弱，将叙利亚纳入其势力范围，支持其代理团体控制大马士革。安卡拉还开始加强其在利比亚的影响力，以向西投射其在地中海的力量。一时间，奥斯曼土耳其的伟大复兴似乎正在向埃尔多安招手。

埃尔多安经济学崩了，国内润人傻了

不过，与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相比，土耳其国内经济一直困扰着埃尔多安。自新冠疫情以来，各国央行普遍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由全球疫情、能源价格上涨和乌克兰战争等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但埃尔多安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坚信高利率是导致高通胀的原因，因此主张在通胀飙升的情况下维持低利率甚至积极降息。

2021年9月，被冠以**“埃尔多安经济学”**之名的新经济计划（NEP）隆重出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大幅降息来促使土耳其里拉贬值。只不过计划的结果不如人意，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大幅攀升，在2022年11月达到85.5%的峰值。与此同时，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美元兑里拉汇率从2021年9月的8.5里拉跌至26里拉，后来又跌至32里拉。

这些政策给公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购买力大幅下降。面对重重质疑，埃尔多安选择不断解雇反对其降息政策的中央银行官员，加速了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这也成为2023年总统选举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埃尔多安最后仅以微弱优势战胜对手，再次当选总统。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提出在其本质上是为了捍卫埃尔多安的支持群体。他的选民由于信贷充裕而相当喜欢低利率，所以对这些群体来说，向正统经济学观念卑躬屈膝实际上是一种羞辱。埃尔多安的职业生涯是21世纪初土耳其经济危机的产物，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介入，要求土耳其进行财政改革，实行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成为了土耳其主权捍卫者，站在正统经济学支持者的对立面，通过强硬的姿态表达出对正统经济学的蔑视，借以收获基本盘实现崛起。

但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不断堆高，以及土耳其贫困人口数量依旧庞大的现实，埃尔多安也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的异端经济学。埃尔多安再次当选后的转变也说明了这一点。他重新任命了经济正统派支持者穆罕默德·希姆谢克为财政和金融部长，哈菲泽·盖伊·埃尔坎被任命为新的中央银行行长。

土耳其中央银行在2023年6月22日将开始上调利率。希姆谢克和埃尔坎的具体任命，以及基准利率从8.5%到50%的大幅上涨，都代表了明确而强烈的政策逆转。土耳其里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通货膨胀率也开始跌落。外国资本也重新流入土耳其。

**颇具讽刺性的是，埃尔多安180度的经济政策掉头却意想不到地对我国某些海外投资移民群体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对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感受以及对经济趋势的不同理解，一些被赛博空间称之为”润人“的国内群体这几年确实在不断增加。其中一些人选择低端路线，以不那么合法的方式穿越进入美利坚。成功者有之，一家三口命丧边境者亦有之。西方媒体更是创造出”中产阶级非法移民“这一术语表达自己的困惑。

另一些人则选择投资移民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其中以美国和日本最受这些群体喜爱。但架不住有些人口味独特，听信了中介忽悠，选择了土耳其。通过购买伊斯坦布尔远郊的房产（和碧桂园当年的新加坡旁如出一辙），他们在花费远高于市场价的同时，又遭受到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暴击，导致其持有的土耳其房产大幅贬值。

不得不说，“润出去”也是个技术活。说实话，若不是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偶然刷到，笔者也实在想不到这两年国内润土耳其的中介生意竟然还“如火如荼”。只能说一个敢骗，一个敢信了。

即便是将土耳其作为通向西方的调班，考虑到埃尔多安与西方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不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君不见土耳其在欧盟候选国面前徘徊了几十年而不入么？

后埃尔多安时代的不确定性

作为中东强人，埃尔多安确实将土耳其带上了新的高度，其左右逢源又至关紧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其最大的溢价砝码。埃尔多安的“战略模糊”已被证明是驾驭多极世界的有力工具，使土耳其能够扩大其作为外交调解者和区域强国的影响力。

问题是，一方面，地缘政治并不总是向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倾斜；另一方面，这种外部灵活性与深刻的国内挑战内在相关，并常常受到其制约。

国内经济是最直观的问题。恢复正统经济学并不能改善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赤字问题是最明显的表现。土耳其长期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主要通过新的短期外债（净证券投资流入、外部银行借款）融资。对波动性短期外部融资的结构性依赖，以弥补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造成了根本性的外部脆弱性，使得土耳其极易受到突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危机的影响。

这意味即便土耳其经济非常难以避免外部的冲击性影响，使得其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或者更明确的说，土耳其只能在不同资本（欧洲、美国、海湾或者中国）之间选一个，难以找到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

**地缘政治则是更复杂的问题。**埃尔多安的成功建立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上。但对投资而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恰恰是重要的投资风险，企业在不确定性下倾向于推迟、限制或取消投资和贷款活动。包括爱琴海大陆架争议、塞浦路斯问题、叙利亚内战和东地中海天然气冲突等问题在内，土耳其固有的地缘政治复杂性和地区冲突很容易直接转化为经济不确定性，从而阻碍国内外企业投资，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更为糟糕的是，俄乌战争总会结束。从现有的战场态势和国际形势看，除了某些顽固的意识形态支持者外，谁输谁赢已不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俄罗斯必然会腾出手来重新加强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的影响力（某阿塞拜疆总统的政治命运堪忧）。

而土耳其显然还没有到可以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程度。特朗普政府显然也无意在这一区域投射太多资源。埃尔多安大力投资国防工业的做法不能说没有效果，但低烈度的叙利亚治安战与俄乌战争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最大的问题则是在埃尔多安个人身上。其一是埃尔多安能否突破任期限制，再次竞选连任。一方面，修改宪法的门槛相当高，法律与公正党并不具有第一次修宪时的议会多数，土耳其当时的政局对立也没有那么严重。这导致再次修宪的难度大幅攀升。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政治成本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行。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支持率确实在不断下滑，民众对其厌倦感越来越强烈即便埃尔多安成功修改宪法，也不能保证他在下次选举中获得确定的胜利。

其二是埃尔多安的后继者问题。作为土耳其最近二十年的掌舵人，埃尔多安在建立强大统治力的同时也意味他缺乏政治上明确的继承人。无论他是否能够修改宪法，没有人可以确定他的后继者能够拥有同样的高超手腕，在越来越不利的外部局势下守住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独特性。土耳其地缘政治至关重要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土耳其表现出暗弱之势，大家并不介意让“西亚病夫”的名号重出江湖。

埃尔多安的帝国梦，终究悬浮在现实的迷雾之上。土耳其的命运齿轮，正卡在经济结构性痼疾与地缘政治漩涡的咬合处。而撬动这齿轮的，始终是埃尔多安那只既强硬又难掩疲惫的手。

是成为欧亚大陆的稳定锚点，还是重陷动荡的泥潭？土耳其站在十字路的尽头，每一步都踩着经济的脆弱、地缘的博弈与权力的博弈。而埃尔多安的帝国梦能否照进现实，终将由时间在裂痕与挣扎中，刻下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