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日本侵华五十年（1894-1945）之六_风闻

原创：桅杆 ,首发于“走进历史的深处”微信公众号 

重发说明：80年前的昨天，东京时间12时整，NHK播放日本天皇事先录制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的最终胜利！谨以此文，纪念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似有抗日先烈。

敬请批评指正，欢迎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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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敌后抗战：渐成抗日战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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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平型关：由于山西战场战情紧急，8月22日，即在国民政府发布红军改编命令的当天，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命令的3天之前。第115师即分作两个梯队，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东渡黄河，于9月中旬抵达晋东北抗日前线。9月25日，林彪师长指挥第115师在平型关前,以685、686、687团在乔沟设伏，以独立团和骑兵营在驿马岭阻援，688团为预备队，经6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辎重部队及约1个大队的护卫部队，击退日军第9旅团第11联队的增援。此战共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八路军出师抗日，首战告捷。乔沟伏击战斗结束后，第115师随即按预定计划，向驻东跑池的日军发起攻击，攻占了日军第21旅团野战指挥部，缴获许多机密文件，包括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详细的作战地图等。当时为了保密，这一战果没有对外宣传。在东跑池战斗中，由于晋军未按约定出击，致使日军从晋军阵地突围逃走，打了一个击溃战。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是由乔沟伏击战、驿马岭阻击战、东跑池进攻战等一系列战斗所组成。这场战斗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是八路军主动出击，也是一场恶仗。此战115师主动伏击，地形十分有利，弹药也比较充足（每个士兵发了30发子弹，而红军时期一场战斗最多只发5发子弹），结果只能算是惨胜，自身伤亡在600人以上，其中阵亡200多人，多是经历过长征的精华骨干。很多亲历者回忆，在打扫战场时“心中十分难过”。第115师源自红一方面军，是红军和八路军中的“老大哥”和精锐主力。在这样一场周密准备（师长林彪先后3次现场察看地形）的伏击战中，伤亡居然如此之大，而且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足见日军之凶顽（现在的抗日神剧还是少放为好）。因为是第一次与日军交手，不了解日军及其作战特点，仍按以前对付国军的打法，一阵排枪手榴弹之后就发起冲击，然后就是刃肉搏战。特别是把小股日军包围后，战士们拢在一团，高喊“老乡，缴枪呀”！日军不仅听不懂，也不是老乡，当然就没有缴枪投降的。战后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这样写道“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个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荫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做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平型关战斗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进攻日军并取得胜利的战斗。此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非常重大：一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是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士气；三是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些还真不是套话：自七七事变以来，上百万国军虽也英勇抗战，可从无胜仗。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常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总是被动挨打，非常渴望一场胜仗来提振民心士气。

影响巨大：近年来，一些人对平型战斗提出各种质疑。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客观地说，第115师平型关战斗，是正面战场平型关战役的组成部分。其战役部署，是由晋军担任正面出击，要求第115师侧击日军。其时，七七事变才过去2个月，日军已经从河北越太行山，攻入数十万国军防守的山西，淞沪战场正打的尸山血海。八路军一到前线就主动出击，全歼被伏击的日军。这是抗战以来、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主动进攻并取胜（比台儿庄大捷早半年）的战斗。对于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战斗，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这样写道“9月25日，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队受到极大损失。……中共方面尽量进行夸大宣传，宣称这次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动以后的首战大捷，由于八路军的奋战，为中国抗战开始以来赢得了最初胜利。中共伏击成功确是事实，但从内长城线的攻防战看来，此乃一时的局部战争”。日本人所说的中共方面“夸大宣传”，除了歼敌人数（最初对外宣传歼敌3000余人）外，其他都没有夸大。对一个师级部队而言，一战歼灭1000多日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胜。所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八路总部先后报捷。收到报捷电报之初，蒋介石根本不相信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一出手就打败日军。但他在3天后（28日）终于信了。原因是他在26、28日先后接到2份电报，一封是军政部派往晋军第15军刘恩茂部联络参谋介景和发的，一封是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和副主任林蔚联名发的。这2封嫡系下属的电报，都报告并证实了115师在平型关取得的胜利及战果。尤其是徐永昌和林蔚这两个高级别亲信的电报，让他不得不信。毕竟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蒋介石于28日连发2封贺电。第一封电报称称“有日（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稍后又致电朱德，谓“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八路军出师并首战告捷，中共及其军队的威望空前提高。这从以下2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数日之内，八路军总部收到友军及社会各界的贺电贺信达百余封，连美、英、法及东南亚国家的报纸电台都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二是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1955年中将）回忆：平型关之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和国民党的招兵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以上足以说明，平型关之战的影响之大，民众拥护真正的抗日军队。毫不夸张地说，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奠基之战。第115师师长林彪也因平型关一战封神，成为国共两党公认的抗日英雄。

抗日根据地：继第115师之后，第120、129师主力分别于当年9月3日、30日誓师出征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全部兵力，约1万留守陕甘宁边区，4万多人开赴前线。早在1937年8月22-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其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共军队的拿手好戏。平型关大捷后，当年11月，第115师第一次分兵，由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等部队，开始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根据地。这是中共军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正面战场的大战基本平息，敌后游击战开始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角。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国小兵少。虽然日军战线已经推进至太原、武汉等中国腹地，但只能占据一些城市和交通要点，无力占领广大农村地区。为此，八路军和新四军5万多人先后挺进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等日军占领的广大敌后地区。中共军队进入敌后，犹如龙投大海、虎奔高山：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例如由第115师343旅685团改称的苏鲁支队，1938年底由山西东进至微山湖西地区。当时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八路军能打仗、敢打日本人，仅3个月时间，苏鲁支队就从3000多人发展到13000多人。需要说明的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不仅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有国军。在日本进攻阶段，曾有上百万国军滞留在敌后，国民政府也有意识地派遣一些兵力进入敌后，建立一些支撑点。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根据《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把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武装，维护占领区的“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称“大本营决定了华北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分三期施行：第一期1939年1-5月，第二期6-9月，第三期10月-1940年3月。由这个计划可见：日军的“肃正作战”，即对根据地的扫荡是连续不间断。其作战目的，是“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共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实质是要掠夺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最主要任务和作用，就是要打破日本的以战养战目标。

此消彼长：日军在“治安肃正作战”中，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对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进行“扫荡”。日军还实行极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制造无人区等残酷手段，试图消灭敌后抗日武装生存的民众基础。并且，日军在敌后“扫荡”的频次逐年增加，于1942年达到高峰。以华北地区为例：1942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1-5万人的“扫荡”15次。敌后根据地四面被围，没有退路，只能就地周旋，比正面战场的生存条件更为困难。在同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国共军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消一长。从八路军从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开始，到抗战后期，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山东、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苏北、湘鄂赣、鄂豫皖等19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人口超过1亿人，军队也从约7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另有200万民兵。而与此同时，国军在1938年底约100万滞留或进入敌后，在晋西、冀豫、苏鲁以及大别山、中条山等10多个地区开展敌后抗战。但由于缺乏坚强意志，也不懂得发动群众，这些靠军饷生存的军队，在日军扫荡之下 ，或被打散，或公开投敌。据不完全统计，这100万国军的一半以上（约60万）投敌，成为伪军的重要来源。客观地说，投降日军的大多是国军中的地方实力派，中央军成建制投降的很少。到抗战后期，国军在敌后仅保有两个地区：晋军的晋西根据地，桂军的大别山根据地。国军在敌后的总兵力，从约100万减少到3万人左右。山西本就是阎锡山的地盘，政权完整，背靠周边晋察冀、晋绥、晋冀豫三个中共根据地的支持，以及与日军的勾勾搭搭，晋西10多个县的根据地才勉强坚持下来。而大别山根据地占有地理优势，另外不得不说桂系军队也具有相当韧劲。对国军的敌后抗战，不能一概否定，尤其是抗战前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初入敌后、规模尚小时，国军在敌后也是起主导作用的。只是后来，双方此消彼长，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成为敌后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日本人说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的敌情分析中，针对百团大战后的华北形势，称“早在1938年秋季即认定共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并为查明其实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密，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进而认为“尽管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但华北的治安肃正工作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并分析其根本原因是“在我占领地区，（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日趋活跃，且其工作效果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从质的方面来看，其深度确是在不断提高”。日军说得很清楚，在这个阶段（战略相持），华北战场的主要对手（最大隐患）是中共的敌后抗日武装。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敌后战场，在1941年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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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政治诱降：试图不战而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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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坚持：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还认为“共军由于受到我多次讨伐以及国共相争等原因，其军事行动曾一度似趋消极。但实际上，一方面是要极力避免因全面武装斗争而造成实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则企图以军、政、党一体的有机活动，在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以扩大发展党的势力”。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从此开始、敌后战场在百团大战以后，在持久抗战思想的指导下，进入一种以拖待变状态。当时及后来，国共都指责对方“消极抗战”，都是出于宣传需要。在抗战期间，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屈服，日本就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就必须配置大量兵力，与正面战场的国军对峙。因此，日本迫于其国内及国际（主要是应对苏联威胁）压力，开始对国民政府采取软的一手。在国土广大、持久作战的前提下，身处敌后的中国军队牵制日军行动，一方面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破坏交通、通讯和治安，支援正面战场，支撑抗战全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大提高日军掠夺资源的代价，打破其“以战养战”图谋，在经济上拖垮敌人。1938年以后，日军占领区主要是平汉、粤汉线以东，其经济条件远好于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从战争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敌后战场的存在，日军无法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统治，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建设，对资源的掠夺也无法正常进行。这样，日军从占领区所获得的经济资源就大为减少，或代价高昂。同时还要配置大量的日伪军来“维持治安”，消耗大量军费资源。所以，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富裕地区，但最终仍是入不敷出，从占领区获得经济和战争资源难以补充其消耗，致使其“以战养战”政策落空。应当说，正是由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条战线的共同坚持，才最终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虽然日本改变侵华方针，由军事进攻为主，转向以政治进攻为主。但由于中国坚持不屈服，战争一直停不下来，日本不得不维持巨额军费开支。1939-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3年，日本军费开支分别为64.7、79.5、125.0亿日元，年度增幅分别为8.6%、22.8%、57.2%，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其改变侵华方针以减少军费支出的目标完全落空。二是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本侵华兵力，使之不能用于正面战场。日本侵华期间，正常年份侵华陆军兵力保持在70万左右，其中60%左右（40多万）用于敌后战场。如果这40多万用到正面战争，将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要知道，武汉会战时日军才动用30万陆军。大国、弱国的特点，决定了持久抗战是唯一的取胜之道。在这个大背景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等重要。任何夸大或贬低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陶德曼调停：日本对华政策历来有软硬两手：一手是军事打击，一手是政治诱降，并根据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后者是以政治及外交手段，诱使国民政府投降，试图不战而征服中国。早在日本全面进攻阶段，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同时，也一直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速战速决，所谓的“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就是准备用3个月的“雷霆打击”，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结果是淞沪抗战就打了3个多月。国民政府坚决抵抗的决心和行动，让日本预感到侵华战争有可能长期化。这对小国日本是极为不利的。于是，在淞沪抗战后期，日本便主动联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邀其出面“调停”中日问题。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和谈”条件：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华北为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反日政策，缔结日华防共协定，降低日货关税等。蒋介石表示欢迎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调停，但和谈的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正在双方联络过程中，日军于12月13日攻占了首都南京，气焰更加嚣张，又追加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如：正式承认满洲国、扩大华北等地非军事区、承认内蒙古自治、承认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日本驻兵、赔款等，并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如此苛刻的条件，加之日军实施了南京大屠杀，国民和世界舆论反应强烈。国民政府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答复，也不中断联络，致日本政府“极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我们来看看第一次近卫声明有多么无耻，内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13年（1938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见过这么无耻的声明吗？都攻下中国首都了，居然说国民政府“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日本可以侵华，中国不能抗日。这就是侵略者的逻辑。两国随即断绝外交关系，陶德曼调停失败。

加紧诱降：日军在1938年10月下旬占领广州和武汉后，由于战线拉长和占领区域扩大，无力再发动大规模会战。为尽快结束战争，诱降国民政府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诱降攻势。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连续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二、第三次近卫声明。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日本一方面继续其强硬立场，“如该政府（指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一方面又从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上退一步，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暗指撤换蒋介石）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在第三次近卫声明中再退一步，不再坚持“更换人事组织”，称“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这个“最低限度的保证”，就是中国必须同意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所开出的苛刻条件。与此同时，日本还制定了具体的诱降计划，并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暗中联络国民政府中的实力派人物。对于日本人的诱降，蒋介石的原则态度是“既保持接触、又不真心谈判”，即一方面与日本方面保持秘密接触，了解其想法和动向；一方面在核心问题上以种种借口搪塞，拖延与日本的“和谈”进程。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载：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其实，中国的持久抗战策略，实质就是以拖待变：拖垮日本，拖到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大前提下，蒋介石的上述做法，其实是拖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日本人十分恼怒，却无可奈何。当然，日本人的诱降政策也不是一无所获：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秘密逃出重庆，投向日本人，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这位当年广州府试第一名秀才、辛亥革命前夕刺杀摄政王载沣并在被捕后写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的革命志士、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国民政府第2号人物，最终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不说也罢。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用尽各种手段，但对国民政府头号人物的诱降始终没有成功。在战略相持阶段，军事扫荡敌后武装、政治诱降国民政府，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两大支柱，但都没有成功。到1941年，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4年，其资源贫乏的弱势日益显现。中国不投降，战争就停不下来，日本就必须设法获取所必需的战略资源。在此期间，世界风云变幻，欧洲战云密布，一场全球大风暴即将来临。日本为获取战争物资，准备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酝酿又一个重大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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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决定南进：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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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北进：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天皇在维新诏书中，就声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由此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框架。其目标顺序，是朝鲜、东北、中国内地，最后“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其中征服中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环节。而征服中国之后，在下一步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上，日本国内一直有北进、南进之争。所谓北进，即向北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南进，即向南进攻欧美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北进或南进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石油等战略资源。当时两个方向的军力情况是：远东地区苏联陆军强大，而海军相对弱小，全是一战前的老式战舰，连1艘航母都没有，与日本海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南洋地区欧美海军强大，而陆军弱小，整个东南亚地区欧美陆军号称30万，但绝大多数是在当地招募的雇佣兵，英美正规军仅数千人，其战斗力可想而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日本，陆军是南进派，主张向南进攻南洋诸岛，与美英开战；而海军是北进派，主张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与苏联开战。陆军希望避免与强大的苏联红军交战，海军希望避免与英美海军交战，都希望对方去与强敌硬碰。日本倒幕运动期间，原本势同水火的长州、萨摩两大强藩为了倒幕这一共同目标，暂时结成倒幕联盟。倒幕成功后，两藩随即开始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在军队建设上，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商定由长州藩负责建立日本陆军，由萨摩藩负责建立日本海军。所以日本陆军和海军从一开始就水火不容，相互敌对，在南进还是北进上也是争论不休。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折衷方案，强调“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危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密切合作”。同时明确“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扩充国防军备，其中“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使在开战初期即能对其远东兵力加以一击；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国策基准》强调南北并进，看上去很完美，两边都不得罪，但日本国力和资源根本做不到，实际上是和稀泥。由于日本是岛国，海军相对优先和强势，最初北进政策略占上风。

真空地带：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40年4月，德军横扫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并绕过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5月，英法联军从法国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陈兵英吉利海峡。德国席卷西欧，叫嚣“建设欧洲新秩序”。这大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欲望。欧战形势直接牵动了亚洲局势，即将在太平洋上掀起狂风暴雨。当时在整个亚洲，只有中国、日本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另有土尔其、沙特、伊朗和泰国在形式上独立，其他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具体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占有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美国占有菲律宾，法国占有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荷兰占有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占领东帝汶。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把主要精力投向欧洲战场，兵力和资源西调，无暇东顾，亚洲突然变成“真空地带”。这给日本“征服亚洲、称霸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宣称“日本与东南亚诸国及南洋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日本政府对这一地区的任何变化不能置之不理”。7月26日，近卫内阁在陆军省主导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基础上，提出《基本国策纲要》，其根本方针是：“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改善内外形势，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动，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提出“在欧洲战争中，旧势力正屈服于新兴国威力之下，仅剩英国一国在苟延残喘中，世界局势转变颇激，日本当前之急务，必须促进其实现者，为脱离历来受英美拘束之情势，而以日满华为基干，以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北的南洋区域为一圈，确立自给自足之态势”；并强调“连成此一目的之机会，除今日以外，绝难俟诸来日，良机不再”。8月1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演说中正式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大陆政策的“利益线”再次向前移动：从朝鲜、满蒙（东北）、中国大陆，扩张到南洋地区。上述两个纲要的出台，表明日本在南进政策上已经急不可耐，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指日可待了。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中国始终处于其对外扩张的中心环节，必须“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决定南进：到了1940年，由于欧洲及世界形势突变，日本就此放弃北进，选择了南进政策。究其原因，是日本国力军力、大国关系演变及形势变化等因素共同促使的：首先，是日德苏三国关系及演变，最终打消了日本进攻苏联的想法。日俄战争及九一八事变后，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东北，日本很清楚这个北方大国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日本一直视苏联为其大陆政策的最大威胁，其在东北长期维持规模庞大的关东军，就是为了进攻或防范苏联。希特勒在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后，一战中的战败国迅速崛起。1936年11月25日，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加入），约定联手对付苏联。可让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39年8月23日，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并瓜分波兰，瞒着日本与苏联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德日共同对付苏联的计划就落空了，日本被德国狠狠耍了一把。这也是对其北进政策的一个重大打击。疏理一下近代历史上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因利同而苟且，因利争而翻脸。二是日军对苏联的试探性进攻遭到惨败，1939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内、外蒙古交界的诺门罕地区挑起战端，名为边界冲突，实为试探苏军实力，为日后进攻苏联做准备。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迅速派干将朱可夫为总指挥，紧急调动优势兵力和装备，重拳出击。挑衅的关东军第23师团被打的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被迫求和。诺门罕的惨败，让日军见识了苏联红军战斗力之强悍和装备之先进，认识到陆军进攻苏联无异于以卵击石。三是德国1940年横扫西欧后，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顿时成为了“孤儿”，突然成为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此时南进，无疑于“捡便宜”，并且“除今日以外，绝难俟诸来日，良机不再”。况且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比西伯利亚地区更加丰富。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当时东南亚各国对日本大多抱有幻想，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摆脱欧美的殖民统治；日本正好利用这一点，以“帮助亚洲国家脱离英美统治”的名义进军东南亚。这也是战后东南亚国家不那么恨日本的原因所在。日本进攻东南亚，严格地说是列强之间的殖民地争夺战。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促使下，日本迅速做出了南进的战略选择。1940年9月，日本乘法国战败投降、无力顾及之机，从中国广西方向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殖民地，进占越南北部。这实际上是日本南进政策的一次试探。

迅速行动：战略方向选定后，日本随即进行战争准备，首先做出两项重大外交决策和行动：一是为了共同对抗美英等国，与德国、意大利在1940年9月27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日本与德、意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在欧洲、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如果三国中之一受到他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此举标志着轴心国军事同盟正式建立。二是为了消除苏联对东北的威胁，主动调整对苏关系，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个条约的签订，双方解除了在远东的对立与后顾之忧：对日本，可以放心南进；对苏联，可以放心地将远东地区兵力调往西线。令人愤恨的是：这两个国家在签订“中立条约”时，居然拿中国的主权做交易，在与条约同时签署的宣言中，苏日两国政府“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条约对日本意义重大，却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条约签订当天，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洋洋得意，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增强了”。可这个中立条约签订2个月后，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这一突发事态使得日本高层陷入混乱：依照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应对苏宣战；而日本刚刚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不想立即撕毁。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推行南进步伐，并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问题”。实际上，除了在中国东北驻扎重兵防范苏联外，其重心仍是南进。8月9日，日本大本营通过了“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于南方的方针”，并制订了《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其要点有三：“以驻满洲、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对南方以11月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其核心内容，一是”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在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二是“如在12月1日上午零时以前对美谈判（当时日美正在谈判）取得成功，即中止发动进攻”；同时要求陆海军在12月上旬做好作战准备。这样，日本南进政策正式启动，只待发令枪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