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为什么怀疑斯大林毒死列宁_风闻

　　这篇笔记的标题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托洛茨基确实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怀疑，当然他也仅仅止步于怀疑。为了搞清列宁之死的谜团，我查阅了大量回忆录等资料，最后我发现除非有新的档案面世，否则永远不会有真相。本文能做的，只是根据已经确认的史实，描绘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

　　十月革命后，在全国和全党的心目中，托洛茨基同列宁是平起平坐的。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中曾经口述下了一份政治文件，即后世所谓的列宁遗嘱。文件评论了党内六位优秀的人物，他们是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和斯大林。其中褒奖最多的是托洛茨基，而批评最多的则是斯大林。

　　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是苏联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却“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对于布哈林，列宁认为他是苏共党内最杰出的理论家，但同时列宁也认为布哈林的理论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相比于这两人，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多以批评为主了。

　　列宁指出，当时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已经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是在列宁看来，斯大林却未必能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当时，由于列宁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因此整个遗嘱是分为多次书写的。而在他第二次书写的遗嘱中，更加尖锐的批评了斯大林，认为他过于粗暴，甚至建议苏共中央免去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列宁具有一种罕有的心里洞察力，当他揭露托洛茨基方面的弱点为“过份吸引于事情的行政方面”时，他看得清楚得多。

　　据说，列宁就是在这个时候向斯大林索要毒药的。据秘书М．И．乌里扬诺娃说，１２月２２日，列宁在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最初段落前的一天，他的情绪极其悲观。福齐也娃在笔记里写道，２２日傍晚６时，列宁向她口授了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想一切办法弄到和送来……在瘫痪导致言语能力丧失的情况下，氰化钾，作为人道的办法和作为对拉法格们的模仿……”他还补充说：“这话不要记到日记里去。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我希望您能照着去做。”福齐也娃说，“开头有一句话没有记下来，想不起来了。而结尾——我没有听明白，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小。我又问了一遍——没有回答。要我绝对保密”。

　　这不是列宁第一次要求给他毒药，好让他结束生命。М．И．乌里扬诺娃回忆道，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斯大林叫来……给斯大林打了电话，过了一些时候，他和布哈林一起来了。斯大林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根据伊里奇的请求把门紧紧带上，布哈林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有点神秘地说：‘我能猜到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见斯大林。’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把他的猜测告诉我们。几分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出来，我觉得他心绪有些不佳。他们两人（布哈林和斯大林）与我们告别后，从一座大房子旁边穿过疗养院小房子朝院子里的汽车走去。我前去送他们。他们低声谈论着什么，但是到院子里时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可以对她（他指的是我）讲，对娜佳（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不要说了。’于是斯大林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他来是为了提醒他曾作过的许诺：一旦瘫痪，就帮助他及时退出舞台。

　　“‘我以前给您讲过的时刻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瘫痪了，我需要您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斯大林给他拿来毒药。斯大林答应了，吻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了他的房间。但是斯大林在同我们谈话时怀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把他的同意理解为结束生命的时刻真的到了，毫无痊愈的希望了？斯大林接着告诉乌里扬诺娃：‘我答应是为了进行安慰，但是，如果他把我的话真的理解为再也没有希望了，那怎么办呢？结果变成确认了他无痊愈的希望。’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让斯大林再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说，他已同医生交谈过，医生们保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完全不是毫无希望，他的病不是不治之症，因此需要等一等再满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就这样做了。”斯大林回到了列宁那里。“他在列宁那里待的时间比第一次更短”，出来后对她和布哈林说，病人“同意等一等”。斯大林答应在“确实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帮他找毒药，这一点也使他感到安心。以上是列宁的秘书的回忆。后世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相信列宁会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特别是在他刚刚联合了托洛茨基打算对斯大林发起总攻的时候。

　　我们可以确认的是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得知了克鲁普斯卡娅于１２月２１日允许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的对立》一书中指出，“总书记在得知克鲁普斯卡娅直接参加在列宁口授下给托洛茨基写信并与后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后勃然大怒，在电话里粗暴地责骂她和进行威胁——斯大林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要把她违背医疗规定一事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１２月２３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信，批评斯大林“极其粗暴无礼”。她写道，她“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找您和格里戈里（指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Ｂ．И．（（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比较亲密的同志，我请求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私人生活，并使我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

　　就在第二天，即１２月２３日，列宁“得到医生允许请来女速记员”，开始口授他那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前一天的夜里，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他的胳膊和腿完全动不了了”。不难推测，这一天列宁的精神状态没有改善。记录《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沃洛迪切娃在她的日记里指出：“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进行口授。他觉得很不舒服。大夫们也在场。在开始口授前说道：‘我想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您就记吧！’口授得很快，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病态。”

　　１２月２４日，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给沃洛迪切娃口授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指责斯大林粗暴，显然不仅仅是因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然而斯大林成功地向其他同志说明，列宁身患重病，处于半瘫痪状态，时而绝望地号啕大哭，时而打算自杀，这影响了人们对列宁的看法。

　　１２月２４日医生们在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商量后制定了限制列宁的活动的更严格的规定：“一、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进行口授五到十分钟的权利，但是这不应具有通信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应指望这些记录得到答复。禁止接见来访者。二、不论是朋友或家里的人，都不应把政治生活的任何消息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免得这些材料会引起他的思虑和不安。”不难设想，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其他亲属和列宁本人会把这些规定看成监狱的规定。克鲁普斯卡娅忘不了斯大林曾拿中央监察委员会威胁她，如果她违反医生和政治局委员们确定的制度的话。这未必有助于改善患病的列宁和受斯大林辱骂的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的态度。

　　１９２３年１月中旬，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列宁的状况有所改善，他开始按规定进行口授，在这段时间里他口授了《论俄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这些文章没有针对斯大林个人，但却对斯大林集团的领导的党的机构的官僚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１９２３年３月初，列宁的健康状况又开始恶化。３月５日，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他又一次提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争吵，要求斯大林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道歉。列宁要求斯大林作出选择：“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３月６日，列宁口授了一封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的愤慨。斯大林在３月７日的回信中否认他对克鲁普斯卡娅说的话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但是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对斯大林的信作出了反应，因为３月１０日列宁的病再次发作。他又丧失了说话和书写的能力。

　　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１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如下便条：“３月１７日，星期六，乌里扬诺娃（Н．К．）（指Н．К．克鲁普斯卡娅）以极秘密的方式告诉我‘Вл．伊里奇对斯大林的请求’，要我，斯大林，负责给Вл．伊里奇弄到和交给他一份氰化钾。Н．К．在和我谈话时顺便说，‘Вл．伊里奇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想像’，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由于Н．К．口气特别坚决，并由于В．伊里奇要求我同意（В．И．在Н．К．和我谈话时曾两次把Н．К．从我们谈话的地点即从他的书房叫去，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因此我们被迫两次中断了谈话），我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说道：‘请В．伊里奇放心和相信，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现他的要求。’В．伊里奇真的平静下来了。“然而应当声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В．伊里奇的请求，我只好拒绝完成这个任务，不管它是多么合乎人道和多么必要，谨将此情况告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各位委员。”

　　对这个便条的真实性我是存疑的。我想不出克鲁普斯卡娅有何动机会请求斯大林给她毒药以便毒死列宁。我也不相信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是由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引起的。但也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是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止在他的脑子里发展着的那一破坏性的过程。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在其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里描述解剖列宁的结果时以肯定的口气说：虽然在其他器官里没有发现严重的硬化，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脑血管的硬化却极为严重，使得这些血管已经钙化了：在解剖时，用金属镊子敲击这些血管就像敲击石头似的。很多血管壁是那样的厚，血管里面长得那么严实，使得连一根纤细毛发都不能从孔隙中通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脑子里整块整块的地方新鲜血液都无法进入，从而使这些地方得不到营养”。

　　列宁去世十六年之后，1939年9月底，《生活》杂志向被斯大林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定购两篇作品：一篇是关于斯大林个人的特写，另一篇是关于列宁之死的文章。托洛茨基对编辑说，他第一篇文章中漏掉了一个人们很感兴趣的事实，这就是列宁是被斯大林毒死的。编辑说，他将乐意用2000美元购买第二篇文章。

　　但是，当关于斯大林毒死列宁的这篇文章到达纽约时，《生活》杂志却拒绝接受。这种情况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托洛茨基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文笔也很优美。他写的任何一篇通讯都会为刊登它的杂志增添光彩，都会扩大该杂志的印数。然而《生活》杂志却拒绝发表关于列宁之死一文。后来这篇文章被依次推荐给《星期六晚邮报》和《柯里尔》双周刊。但是这两家报刊也都拒不接受。最后，到了1940年8月10日，即在托洛茨基被害的10天前，这篇文章发表在赫斯特的一家出版物《自由》季刊上。

　　发表在《自由》季刊上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列宁是否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文章里托洛茨基没有在一个地方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他甚至也不打算引证任何材料来证实这个设想。

　　托洛茨基只是以肯定的口气说，在1923年2月底，斯大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报告说，列宁请斯大林把毒药给他，为的是如果他感到会使他完全瘫痪的下一次脑溢血快来时，他将服毒自杀。出席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文章中说他根本就不相信列宁真的向斯大林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但同时他又想，如果列宁真的请求斯大林给予毒药，那是为了要考验一下斯大林：他是否会抓住这个已经出现的机会呢？如果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关于列宁向他要毒药的汇报稍微有所相信的话，那他在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他就会立即赶回莫斯科，要求对列宁之死进行调查。

　　列宁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吗？或者说，列宁是被家属或医生在斯大林的授意下毒死的吗？这一点托洛茨基没有说。他只是说，在1937年和1938年莫斯科审判案进行期间，发现苏维埃的秘密警察机关拥有一个真正的毒药店，托洛茨基还引用布哈林的话说：“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

　　的确，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但托洛茨基毕竟没有肯定地说列宁是被斯大林毒死的。托洛茨基是在1929年被从苏联驱逐出境的。在这10年中他写出了好几本书和几十篇文章系统地批判斯大林和他的主义。就连他也是在被斯大林刺杀之前，才怀疑列宁是被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