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_风闻

冷杉RECORD

2025年08月15日 09:03:01

我看见的细菌战，和一场持续23年的记录冷杉RECORD2025年08月15日 09:03:0113人参与9评论

今天是8月15日。80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标志着一场世界性战争的结束，也开启了东亚漫长的战后秩序重建。

但有些战争，并未随着宣告而终结，比如细菌战。它如同一块巨大的骨头，梗在中日两国的喉咙间。如何揭开历史真相，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如何面对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至今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现在和未来。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对细菌战长达23年的记录。它始于一次“看见”，看见那些被编号、被当作“圆木”而消失的生命，看见幸存者身上永不愈合的溃烂，看见历史的真相如何被系统性地掩盖。

文丨南香红

23年前，因为执行《南方周末》的一个采访任务，我见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因此接触了细菌战这个话题。倏忽之间23年过去，《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这部书从完成第N次编辑校对，到下印厂，到拿到样书，我都如在梦中一样：这个长年背负的重任终于可以放下了吗？对那些我采访过的细菌战受害者，终于可以有一个交代了吗？作为一个记者，这个记录是经得住考验的，有价值的吗？

那次采访，让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

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却活着，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配合作战，散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鼠疫这种被称为“黑死病”的人类第一恶疫的细菌，就这样被“死亡工厂”批量地制造出来，用作战争武器；霍乱被注射进水果和食物，分给饥饿的中国百姓和中国战俘，然后暗中看着他们挣扎着死去……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那次采访王选时，她说下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用在报道中，但真正理解这句话，却需要很多年。

后来，我在书里专门用一部去写“看见”——王选看见，日本记者、律师、学者、市民看见，美国记者、学者看见，这些人不只是看见，他们都没有背过身去，包括我的看见。

有记者总在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让你可以一直坚持一个选题做23年？

我想说，就是这样一次次的看见。

深渊

见到王选前，我只知道731部队的存在。那次采访对我冲击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鼠疫这种特别恶性、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居然被用作战争手段，作为战争武器进行攻击。

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深渊的。有些深渊，一旦凝望，便有被吸入的可能。细菌战，就是这样一个深渊。

当时的采访情景我记得很清楚，王选他们的细菌战诉讼一审刚刚结束，原告们要求对方赔偿道歉的诉求被驳回，但是法院承认了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其实王选是想告诉我他们这几年的诉讼经历，这场诉讼是怎么发起的，以及调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法院进行了怎样的较量，最后获得了这样一个结果。败诉是受害者和社会都不能接受的，王选遭受了很大压力，她试图让我理解，细菌战这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事实，被法院认定了下来。但我被鼠疫用作细菌武器这件事给震蒙了，我的注意力在于鼠疫一旦被用作细菌武器之后，它的状况是怎样的，是怎样反复传染的，是怎样让人通身变黑蜷缩着死去。我们两个人在时空上有了错位。

采访结束后，我找出加缪的《鼠疫》重读，想着受到细菌战鼠疫攻击的人们，真是遍体寒凉，浑身战栗。鼠疫这种中世纪让欧洲人死亡一半以上的恶役，怎么能人工制造出来，并且用于战争攻击？怎么能作为一种武器，悄悄地向城市、港口、军事重地以及百姓的家园进行投放，任恶疫传染、流行，然后将鼠疫带来的死亡作为战果来炫耀？世界上什么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

那次采访，我一直追问王选的家乡浙江省崇山村的情况，要她讲述亲人和乡亲们如何死于鼠疫。因为要赶刊出时间，我没能去崇山村实地探访，这个遗憾也在我心中埋下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有机会到崇山村，那是新闻的第一现场。这也成为我后来多次前往崇山村采访并持续关注这一话题的重要契机。

在浙崇山村采访细菌战幸存者

书里有一个场景，是我努力还原的。这个场景的缘起是1995年，王选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被五花大绑在一起的三个中国男人，他们即将被送去做人体试验的“材料”。在731细菌工厂，用作人体实验的人被抹去了名字，统一称作“圆木”，以根来计算。这三个结实的中国男人，特别是那个剃了光头的只有20来岁的男孩，目光单纯，直视镜头，似乎全然不知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噩运。

王选接住了那男孩的目光，瞬时泪流满面。

这是王选看见的时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知道这是关键环节，是需要着重去写的部分，所以我在这上面下了不少功夫。

我还抓住了这样一个场景：

松本博，1644部队负责看管人体实验对象的老兵，在“日军细菌战历史揭露会”组织的南京1644部队证言会上，他眼睛低垂着走上台，自言自语似的讲述：

7个鸟笼一样的笼子，里面装着裸体的“材木（实验对象）”。笼子很小，他们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这些人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被注射细菌，由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然后活体解剖，切开腹股沟，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血汩汩地向外流，血流慢慢变细，“材木”遂产生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有人穿着皮靴去踩他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之后便是焚尸炉冒出的带人体焦煳味的烟。

当时一屋子的日本人，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王选觉得有一只大手抓住了她的心脏，越攥越紧，难以呼吸。这是她第一次面对日本兵，一个日本细菌战的参与者，听他讲述”，“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王选觉得脖子后面僵硬，身体发冷。”

不知道我和王选第几次回到那个现场后，才有了以上比较完整的场景。我曾经一度以为到此就差不多了。又过了很久之后，我们又回到那个现场，我看见了更多画面。

松本博细弱缓慢的声音讲述中，会场曾出现过一阵骚动，有人发问：“这些人整天关在笼子里，在干什么”？

“在聊天。”松本博答。

会场发出一阵哄笑。

这是王选难堪的时刻，一屋子的日本人都是关心细菌战，同情中国受害者的，有的人甚至为中国人做了很多事，参与到中国的调查，免费为中国原告做律师出庭。但笑声就是从这些人中发出的。

王选冲出了会议室，她说她在走廊里抑制不住地流泪。

自从接触了细菌战，王选的容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睛里难得再有快乐的神情。图为赴美参加“731部队细菌战等日军暴行图片展览 ‘被遗忘的浩劫’”留影

一度，我都无法描述这个场景，因为它的信息太过复杂，超出平常的感知和情感，而我不知道的是，更复杂的内容要等好几年我才能“看见”。

松井英介看到王选从会场出来，也出来走到王选身边，“王选，你为什么要哭？是不是觉得受不了？”

为什么要这样问？难道听到这样的事不难过吗？

这个细节让我困惑了很多年。松井英介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战时他和家人在美军大轰炸中东躲西藏，他的弟弟妹妹在大阪防空洞里被活活踩死。后来，他当了医生，是最早到崇山村来调查细菌战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森正孝），他们是最早看见细菌战并付诸行动的日本人。他们到崇山村调查，遇到他们，王选才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自愿加入到调查中。

多年以后，王选才慢慢品出松井莽撞而不合时宜的问话的意义，“他可能想知道中国人的创伤到底有多深吧。”

一群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会场里发出的笑声，恍惚间王选感受到了鲁迅当年的处境。

看见

就是在这样一场证言会后，王选看到了那张改变她一生的照片。

政言会结束，王选和一干人去了一濑敬一郞的律师事务所。对于新加入的中国人，一濑的夫人给了王选特殊的礼物，一个大大的红富士苹果和一本《世界》杂志。王选一眼就看到了杂志上登的三个中国人被绑在一起将要被当作“圆木”的照片。

坐在从东京回关西的列车上，她脑子里一直回闪着这3个中国男人的面孔和松本博讲到的南京1644部队的笼子。新干线列车快速飞驰在日本东海岸。这是日本最快的列车，是现代化的象征。车厢里安静极了，只有列车奔驰的声音。

他们被叫做“马路大”、“圆木”、“材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

《世界》杂志上三个男人具象的脸和松本博的讲述一下联结在了一起。那些笼子里人的模糊的脸有了具体的面孔，这面孔就在王选的眼前晃动。他们的眼睛在看着她，这眼神像是锤子在将钉子砸入她的心脏，像是在传递给她某种消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信息。

他们是谁家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的母亲没有了他们的消息，该多么焦急？他们的身体里被注入细菌，被解剖，被推进焚尸炉，从他们身体里培养出来的细菌，会制成细菌武器，用来攻击中国。他们，就这样白白地死了？

一股热流涌入眼眶，她不想让它流出来，在日本公共场域这是不合礼数的。但泪水冲决下来，湿了面部，被压抑了一整天的悲伤最终得胜了。从东京回家的三个小时车程里，王选一直在哭：那个中国男孩的目光盯上了她，就算闭上眼睛，那目光也从高处透下来，直戳心底。

“死于细菌战的活体实验，死于鼠疫，死于肮脏的细菌感染，多么屈辱，多么没有尊严，多么悄没声息！他们都曾是有名有姓有父母的人，都曾是一个个活着的生命。”

王选在自己的家乡义乌崇山村做细菌战调查动员

他们在看着你。

总要有人出来做点什么，不然他们真的就隐入黑暗中了。

“总得，总得有人为他们做些什么吧？！”

“总得，总得让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吧？！”

王选在心里诘问自己，也是在寻找答案。

“战争真的是可以看见的。那一刻，战争跨过时空，千军万马地向我奔来，裹挟着我，让我看到它残酷的一面。”王选说。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鼠疫从天而降

王选的看见，也成了我的“看见”。

后来，我去了崇山村，又去了衢州、宁波、常德这些日军空投下鼠疫菌的城市。我见了很多细菌战的幸存者，他们是得过鼠疫，穿过高达95%的死亡率而活下来的人；我也见了很多受害者遗属，他们的父母亲人在鼠疫流行中死去。我看见了这些活着的人心里的悲苦——亲人们在眼前不明原因地死去，身体变成黑色并蜷曲成一团，不明就里的人们称这种病为“乌煞”，以为是自己的行为触犯了神灵，或者上辈子积善不够。

我看到因为恶疫流行而造成的军政慌乱、社会失序和亲缘关系离间，谣言和真相一起四处传播。2015年，我再次赴细菌战受害地采访，看到了很多烂脚老人，他们从几岁时就开始出现腿、脚、脸部、头部的溃烂，糜烂深至骨头，烂了一辈子。这是疑似日军炭疽菌、鼻疽菌以及糜烂性毒气造成的溃烂。对这些老人来说，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和平时期还在做着战争的噩梦。

在那些发黄的档案中，我看到了12岁少女蔡桃儿的解剖报告。日军空投后不久，1941年11月12日前夜，蔡桃儿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记录在档案里的鼠疫患者，她的尸检报告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两张黑白照片让我久久挪不开眼睛：一张是生前，一张是死后。活着的时候，她留着齐耳短发，清纯少女的模样；死后则侧躺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经历了非常的折磨。

常德细菌战死亡者12岁的蔡桃儿生前和死亡后照片

一页页档案，只要翻动，当年细菌战的情景便历历在目，鲜活如生。

我看到了《井本日记》——来自日本细菌战加害方的证据材料。当年那个叫井本雄男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承担着联络大本营和731、1644等细菌部队的任务。在他的作战日记中，我看到一块巨大的、裹挟着死亡的乌云，向着中国南方飘来。细菌战从谋划，到联络相关各方，到加班生产各种细菌，到特别运送，再到攻击中国城市，都有迹可寻。

日记从1940年到1943年间，不断出现关于神秘的“ホ”“ほ”“保”等作战计划的谋划、考察。这些秘密代码就是细菌战。

1940年11月25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下达“大陆指781号”，要求在11月末完成作战命令。这个“大陆指”，是依据天皇下发的第“439号”“大陆命”发出的。日本明治大学副教授山田朗研究认为：按照惯例，“大陆指”需要上奏天皇，所以天皇至少是知道细菌战的。

“ホ”号细菌战酝酿准备了整整半年。6月便秘密策划，由日本大本营动员了731部队等细菌生产部门、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作战部门、航空部门等各个与细菌战有关的环节，到9月底、10月初开始实施，11月底接到结束的命令，12月最终结束。从《井本日记》中可见的攻击地点为：衢州、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玉山，及杭州等。

令人震惊的是，此次细菌战选用的细菌武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出现了“P”。“P”代表鼠疫，如果再加一个“X”，“PX”则代表染有鼠疫的跳蚤。

《井本日记》记载，感染鼠疫的跳蚤，一克重量有1700只。美国第三任细菌战调查官诺伯特·菲尔在1947年的报告中认为，1克重量的跳蚤会有3000只。就这样，8公斤和2公斤的跳蚤被用飞机分别倾泻到衢州、宁波最繁华的街道上。如果按一克重量有1700只跳蚤计算，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

1941年11月4日凌晨增田美保（左三）和松本正一（右一）驾着飞机实行了对常德的鼠疫攻击（资料来源：日本律师团）

接着，1941年11月4日，《井本日记》记载道：

“5点30分起飞，6点50分到达

雾浓　放低高度进行搜索　因海拔800附近有云层　在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　一侧箱子打开不够充分　将其投在洞庭湖上）

谷子36公斤　其后岛村参谋进行搜索（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撒布，凡触及者皆引起强烈中毒）。”

这就是蔡桃儿死亡的原因。

至今坚守的秘密

如此极恶行为不仅没有得到追究，这二十多年来，我看见细菌战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掩盖，它至今还是日本坚守着的秘密。

《井本日记》原本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公开出版的作战日记，假如没有一个叫吉见义明的日本学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偶然发现23卷的《井本日记》原版，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井本曾参加过细菌战。吉见义明和另一位日本学者一起，手工抄录公开的《井本日记》被抹去的细菌战部分——因为防卫厅的资料不能复印也不外借，之后，他们将这一部分发表了出来。

那之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紧急把《井本日记》藏了起来，以各种理由拒绝任何人查阅。《井本日记》再次成为秘密。

今年6月，我在义乌细菌战陈列馆看到了井本雄男的照片。照片大约摄于战时，井本穿着军便装，手里夹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原本答应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将《井本日记》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但之后不知道受到什么样的压力而变卦，不久便带着秘密走进了坟墓。

这是一种继续犯罪行为。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以20多年里收集的数万字证据材料以及亲自到法庭作证，证明日本政府从战败时为了护持日本天皇的国体而销毁731部队存在过的证据、杀死当时还活着的404个“马路大”；到战后日美交易，以人体实验数据逃脱战争犯罪审判，战后半个多世纪一以贯之的掩盖，是正在发生的国家犯罪。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道歉和抚慰，但当年参与细菌战研究、参加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的原本应该站在战犯审判庭上的日本科学家，战后都生活得不错。甚至整个日本战后生物医药化学科学的起飞，都缘于这些应该站到战犯审判法庭上的科学家。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战后八任所长，七任有前日本细菌战部队和机构成员背景。

他们在战后换了副面孔，变得温和有礼。他们是好丈夫和好父亲，渐渐老去而佝偻的身躯，让人们认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极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说杀人。而且几乎毫无例外，这些人都过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就是在日本的学界，成为大学者，最差的也是自由行医，衣食无忧。

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那个把人置于零下40-零下50度的温度下，冻得敲击手臂邦邦作响的人，战后出任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南极学科研究带头人；

细菌战罪魁祸首石井四郎安静地过着退休生活，到死之前一直以中将的身份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

细菌战的组织和实施者石井四郞大学毕业于日本帝国京都大学医学部

他们的罪恶，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只提到过两次，就被搪塞过去。而他们一手搞出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数据，被美国揽了过去，为其开发细菌武器用于未来战争服务。

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吧！不然这些人不就白白死了吗？这是王选经常说的话。每次她都是激动地大声说完，然后沉默，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这可能就是让她把一生都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上的动力。这也是我做不动了扔下一段时间，再捡起来做的原因。2008年我出差到欧洲，看到许多城市的中心广场上立有一种柱子或纪念碑，问当地人，得知是纪念16世纪欧洲鼠疫结束的纪念碑。

维也纳1679年暴发鼠疫，死亡约7.6万人，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立誓建造了圣三一纪念柱。在格拉本大街中央，靠近圣彼得教堂的地方，我走近了这座纪念柱。

抚摸着柱基的巴洛克艺术浮雕，我想到了中国的鼠疫受难者，心里特别难过。鼠疫跳蚤来自于“天上”，来自于731工厂的人工制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纪念碑，为什么不能有细菌战受害者的个体生命诉说？我们怎样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都记住这场人类的浩劫？

民间“哭墙”

日本是首个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中国则是首个被细菌武器大规模攻击的国家。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那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邪恶，却远不为世人知晓。

细菌武器的危险较原子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来去无踪；原子武器是精准定位、预先设定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是无形中的传染，无休止的蔓延。甚至使用细菌武器的人都无法预知其会扩散到什么范围，造成多少死亡。

细菌造成的污染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核爆被害者的声音再次被世界听到，他们警示世界，今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８月６日——与日本广岛万民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的日子为同一天。

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做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

“11月18日义乌崇山村。天气冷，衣穿暖，房费、路费自理。”2012年，崇山村决定纪念自己村庄细菌战蒙难70周年，王选将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来自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来自日本的记者、律师和研究者，湖南、浙江的乡民市民，江西、吉林、四川的研究者，从四面八方向义乌崇山村汇集。崇山村瞬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有了一种号召的力量。

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朴素的乡民，来自远方的客人，互相间的问候，英语转日语，日语转汉语普通话，普通话再转崇山村方言。一行人抬着花圈，穿过崇山村，穿过雨雪泥泞的田野，去“劫波亭”进行慰灵纪念。

“劫波亭”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细菌战鼠疫纪念碑。崇山村的王锦悌没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的受害者名单，已经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

这就是中国人的“哭墙”，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和记忆场，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疏解，是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王锦悌人已不在，却留下了历史。

像是一场离乱久别后的相逢。有人在查点人数，看哪位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离世。

崇山村31名原告，已经死亡20人，活着的只有11人，分别是王选、王晋华、王基月、王兴钱、王桂春、王福元、王明光、王基旭(煜)、王丽君、王新林、王基木。活着的也不是全部都能到场，80多岁的年纪，经不起风寒。

崇山村的原告

中、日、美一行人齐聚于曲江祠的叙伦堂下，讨论细菌战问题。曲江祠是在细菌战诉讼推动下修复的，并设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崇山村朴实的大姐用大木桶蒸出的米饭放在曲江祠的院子当中，冬日的寒气中，米饭桶冒出阵阵白气。一濑律师等日本朋友连连称赞崇山村村妇烧的红烧肉香。

在此后，我见证了常德桃源县李家湾的李宏华在自家屋后立起了自己家族和村庄的受害纪念碑，目睹了衢州的杨大方、邱明轩、吴世根老人建起了衢州细菌战纪念馆，看到了丽水民间组织的成立。成立大会签到现场，一个个烂掉半张脸的、烂脚的老人颤巍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我见到的最特别的签到仪式，他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活化石。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细菌战对个体生命的戕害、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对人伦关系造成的破坏等，还有待于系统的了解和认识。细菌战从来没有被细致地描摹过，几十年的努力也仅仅使细菌战露出冰山一角。

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而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上田信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日本，有些人是希望随着战争亲历者的年高辞世，这件事就翻篇，成为过去。”赶在当事者日日老去，将记忆带进坟墓——“历史窗口关闭”之前，把事实记录了下来就成为当务之急。

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已然成为历史。但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细菌战仍没有结束，是仍在行进中的历史。作为一名记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记录，也唯有记录能够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