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啦！_风闻

来源：大浪淘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声音颤抖，语调迟缓，一段用文言夹杂训读体的玉音，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可无论天皇的辞令如何试图委婉、遮掩，这天无疑是一个节点，标志着日本长达十四年甚至更久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以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而结束。

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苦难压顶后的一道微光，是数千万生命和家国破碎之后的迟到正义。但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天至今仍未被写完。历史翻了页，却没有真正合上；钟声响起了，但回音仍在空中盘旋。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真正说出那句该说出口的话——对侵略战争的道歉。

战争结束了，但反思并未开始。

像大雄和哆啦A梦的欢呼雀跃，在日本中属于“少数派”“另类”。《哆啦A梦》是战后日本文化中最温柔、最具有普世共情力的代表。它不是英雄叙事，也不是科技狂想，而是一部献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童话。

大雄是典型的“非主角”：懦弱、迟钝、不善言辞、考试不及格、打架总输，几乎集中了社会对“废柴”的所有想象。而哆啦A梦——这个来自22世纪、失去了耳朵的猫型机器人，也不是冷冰冰的超级武器，也不是救世主，更不是“科技即力量”的化身。他只是一个朋友，一个试图用未来的发明修补现实不完美的朋友。

他的“法宝”经常失败，引发新的问题；他自己也会发脾气、恐惧、逃避责任。他不是神，是人类情感的延伸。整部作品没有权力，没有强者，没有民族优越论，只有反复试错、不断修复的日常。

而这种日常，正是一种温和的左翼精神的体现：它不崇拜胜利，也不嘲笑失败，而是理解、同理、支持，并努力在人类有限的条件中寻找出路。这与日本战后那一批真正反思过战争、深刻思考人性与暴力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血脉。哆啦A梦，毫无疑问，是“少数派日本”的一员，是那一群战后良知者的文化遗孤。

哆啦A梦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与藤子不二雄A是一对挚友，他们的青年时代居住在一间宿舍中，共用一个笔名，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长期交流创作理念和故事。藤子不二雄A一部广为人知的作品是《毛泽东传》。

创作哆啦A梦这个形象，也融合了两位挚友共同的思想结晶。在漫画第13卷之前的一些连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画风不同的一些章节，比如圆头发个子高的小夫和粗脖子的哆啦A梦，这就是藤子不二雄A的代笔创作的。

《哆啦A梦》不是“日本制造”的吉祥物，也不是主流文化对未来的消费童话；它是日本战后左翼文艺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这部作品从未宣扬强者胜利，从未贬低弱者尊严，也从未将幻想用作逃避现实的麻药。它构建了一个温柔的伦理体系：失败的人并不该被笑话，软弱的孩子也有被爱的权利；权力不会带来幸福，科技也不能代替同情。哆啦A梦的所有“道具”，本质上不过是对大雄心理短板的一次次修补，对人性脆弱的一次次宽容。他们不想塑造一个英雄，更不想歌颂某种胜利，他们只想通过一只笨拙的猫与一个迷茫的少年之间的日常，对抗那个冷漠的社会秩序。

这一切，与藤子不二雄A在《毛泽东传》中所表达的对人民意志觉醒的尊敬、对压迫结构的反抗、对“新世界可能性”的文学想象，根本是一致的。他们的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精神的底色始终相通。

我们之所以会对“欢庆日本投降图”图产生共鸣，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现实中真有日本人能这样坦率地面对历史，那将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清醒与勇气。

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作品和其所代表的精神，在今天的日本，是极为罕见的。在政治舞台和公共生活中，那些在战后曾短暂浮现过的良知与忏悔，如今大多已经沉没了。那并非偶然。在经历了短暂的战败羞耻与道德重建之后，日本迅速转向另一个方向：经济至上、技术强国、文化输出。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战争责任的淡化、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回避。

从1980年代起，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改称为“进入”，南京大屠杀从30万人缩水为“存在争议”，731部队被有意忽略，慰安妇问题被指为“缺乏证据”，靖国神社重新成为政治表演的舞台。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构成了一种沉默的共识——不提那段历史，不等于否认；不承认过错，不等于没有错；只要国家强大了，就没人会追究细节。这种“鸵鸟式”的国家记忆，才是当今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

更令人警惕的，不是极右翼那些高举军旗、否认罪责的少数疯子，而是广大中产阶层的漠然。他们不参加游行，也不必然支持修宪，但他们不再提问，不再在意。他们享受动漫、消费历史、习惯和平，却从未认真地想过，他们的祖辈到底在亚洲做过什么。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不到真实的战史，在电视剧里见不到加害者的影像，在博物馆里看不到那段战争在中国、韩国、菲律宾所留下的惨象。

在日本主流文化中，战争是一场他们“也很惨”的灾难，而不是一场他们“首先应当负责”的罪行。这种“受害者中心主义”的国民叙事，抹去了加害者身份，把原子弹与广岛成为遮盖侵略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遮羞布，成为道德豁免的护符。久而久之，“不谈”成为了一种制度，“忘记”成为了一种美德。

他们说他们反战了。他们拍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他们建广岛和平纪念馆，他们让小学生每年默哀一分钟，他们说“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他们在演讲里反复出现“和平”“宪法”“世界公民”，他们自称是“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克制与理性。他们的文化输出——从宫崎骏的森林、细田守的夏天、乃至哆啦A梦的口袋——仿佛都在描绘一个战后的、温柔的、彻底悔改了的国家。

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侵略了别人。

他们从不反思那场战争的初衷，也从不承认它的本质。他们不承认自己发动了战争，只说“战争来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杀人者，只说“大家都死了”；他们不承认那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吞噬邻国、奴役人民、屠杀平民、制造人间地狱的全过程。他们只是反对“战争”这个词，就像在反对一个自然灾害。他们痛恨原子弹，却不提当年日军在重庆日复一日的地毯式轰炸。他们为被俘军人哭泣，却忘了白骨在中途岛下沉。他们为“战犯的灵魂得不到安宁”感伤，却对南京三十万人没有一句交代。

他们从未在集体意义上真正承认过：那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他们，是那场战争的主动发起者、组织者、加害者。

日本所谓的“反战”本质是“反战败”——是反对作为失败者的悲剧，不是反对侵略者的残忍。他们所悼念的不是他们夺去的生命，而是他们自己失去的命运。他们哀悼的不是被屠杀的百姓，而是自己国运未竟的幻梦。他们不是真的在反对战争，而是在哀伤——哀伤自己的战败。

他们一边说“我们不会再打仗”，一边在教科书里偷偷改掉“侵略”的字眼；他们一边在广岛呼吁和平，一边让首相年年去靖国神社鞠躬；他们一边播放《火垂るの墓》，一边把慰安妇说成是“自愿从军”。

他们要的不是正义，而是自欺欺人的以往。他们想要用反战的面具，掩盖侵略者的真身。他们要世界记住他们的悲惨，却要求世界忘记他们的罪行。

而日本民族性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正是这种表面自律、内里傲慢的扭曲。他们习惯把暴力包装成纪律，把屠杀解释为“执行命令”，把一切人类罪行都归结为“体制的悲剧”或“历史的洪流”。他们不会说“我错了”，他们只会说“很遗憾”；他们不会说“我们杀了人”，他们只会说“战争中总会有牺牲”；他们不会低头道歉，只会以“保持沉默”的方式宣布“我们已经受罚”。他们从未为自己的侵略真正忏悔，只是在不断训练自己如何忘记。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无反省，只有侥幸心理；从无愧疚，而是刻意回避。

你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国家和国民，是如何地无耻、如此轻盈地说出“让我们放下过去”。一个真的“反战”的人，怎可能在南京问题上说出“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能把731部队的历史称作“无从考证”？怎可能让《永远的零》这样的作品成为票房冠军，让参拜战犯的首相成为民意代表？

日本有美学，有礼貌，有次序，有效率，却没有良知。他们的城市干净，他们的社会安全，他们的语言温柔，却只有在“历史”这件事上，露出那种冷得彻骨的、完全不肯面对的虚伪。

所以，日本没有真正反思过。反战不是反侵略，反对失败不是反对邪恶。他们没有面对那场战争的本质，也没有面对自己国家民族在那场战争中所释放出的兽性。他们只是把那段历史收藏在密室里，把钥匙丢进道德沼泽，然后对世界说：“我们已经走出来了”。不，他们没有走出来，他们只是学会了掩耳盗铃地活着。

我们或许能释怀一个战败者，但我们无法原谅一个撒谎者。和平不是姿态，反战不是护身符，真正的和解，不是转过头去不看，而是正视那段历史里最黑的深渊。而日本，至今不肯直视。至今没有直视过。

虽然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坚持真正的反思与谢罪，他们的名字并不全是陌生的——大江健三郎、本多胜一、吉见义明、山田洋次、水木茂、村上春树……这些人有人得过或贷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拍过人人传颂的电影，也有人只是静静在教室里讲清楚一节历史。但只要他们碰了“那段历史”，就会有一张无形的网开始收紧。右翼团体会在他们家门口贴上辱骂海报，媒体评论员会在节目中嘲讽他们“不顾现实”，网友会叫他们“出卖国家”，出版社会悄悄减少他们的印数。甚至连昔日的朋友，也会温和地劝他们“不要再提了”。

所以今天的日本，其文化之畸形，不在于民众冷漠，不在于右翼嚣张，甚至不在于首相参拜靖国，而在于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地接受了一种“干净的虚构”——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没有义务道歉，我们已经受够了历史的指责。

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退化。而比退化更可怕的，是它还看起来文明、理性、有教养。日本用一个完美的皮囊包装住了尚未结痂的灵魂，它的技术与秩序之美，遮掩了记忆与正义之丑。它用美少女战士的微笑掩盖731的哀号，用樱花的飘落覆盖三光政策的血泊。它向世界输出“日式美学”，但拒绝输入哪怕一丝真实的历史忏悔。

但是，如果把战后日本的反战图景调暗、再调暗，我们会看见一条细到近乎要断的光：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左翼人士成立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正是这样一群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这些革命者们认为日本有罪、日本侵略者是反人类的，他们要反对这个日本，帮助日本谢罪，再造一个新日本。

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讲过这一段历史：左翼战士们铭记历史的方式是简单粗暴的爆炸——物理意义的爆炸，同样也是象征的爆炸、记忆的爆炸、叙事的爆炸，也是现实的人命与秩序的爆炸。

他们的方法我完全认同，并且深深地敬佩，如果日本人都是这样谢罪的，那这态度至少是能放到桌面上讨论的，我们原不原谅另说。他们逼着日本社会面对一句被长期回避的事实：日本不是抽象的“战争受害者”，日本曾经发动侵略、实施暴行，并且把战时的利益与战后的繁荣连成了一条链。

1971年冬天，静冈县热海市的“兴亚观音”与“殉国七士之碑”——供奉东京审判甲级战犯的纪念组合——在深夜被炸出裂缝。那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开端，行动者很清楚地把“给战犯立碑”当作战后记忆的遮羞布，先动手撕开第一道口子。

1972年4月，横滨曹洞宗总持寺的纳骨堂被引爆，那里安置着殖民时期驻朝人员的遗骨——这一次选择的不是“敌人的象征”，而是日本国内一直习惯悼念的“己方亡者”。真正被炸裂的，是“只悼自己”的记忆结构。

秋天，他们把爆点北上，炸毁了北海道旭川常磐公园里那尊《风雪之群像》，并同时袭击北海道大学北方文化研究设施。那尊群像以“开拓”为名、以“风雪”为喻，四个殖民者围着一位老年阿伊努，铜像下是把帝国扩张改写成地方美谈的文案。爆炸让雕像倒下，碑文从此带着补丁站立。

1974年8月30日，东京丸之内三菱重工总部门前发生爆炸，8人死亡、376人受伤，这是战后日本最致命的城市爆炸案之一。行动声明把目标指向“在二战与亚洲扩张中牟利的综合企业”，把“帝国的手”从军旗移到财团。社会舆论强烈反弹，血与玻璃渣让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

同一条线上，“蝎子战斗小组”在1974年圣诞前夜于东京江东区对鹿岛建设实施爆破，并以“花冈作战”命名——矛头直指战时强征劳工与战后建筑巨头之间的伦理黑洞。三井物产、鹿岛、间组（今安藤哈扎马）一些历史也开始浮出水面：秋田“花冈事件”里，986名中国劳工被强征至矿场，至少137人死于虐待与饥饿。半个世纪后，鹿岛在东京达成和解，设立5亿日元基金向受害者及家属给付并致歉——这是日本大企业就强征劳工达成的先例之一。

他们还试图把天皇重新拉回历史的审判。1974年8月14日，警方记录“御召列车爆破未遂”（行动代号“彩虹作战”）：目标是载着裕仁的铁桥与专列。无论技术层面是否成熟，这个选择都把“无害化的象征天皇”扯出了安全区——不说明天皇制与侵略的制度性关联，战后和平叙事就始终不完整。

组织上，他们并非松散的偶发小团体，而是分为“狼”“蝎子”“大地之牙”三支，白天上班、夜里潜伏，1974年3月还印行了地下册子《腹腹時計》，把“反日本帝国主义”的理念与城市游击作法、爆炸教范系统化，后来这本小册子反过来成了破案关键。

结局是注定的。1975年5月起主要成员相继落网，核心人物大道寺将司终身在死刑囚室，2017年病逝；“蝎子”系桐岛聪潜逃近半世纪，2024年在神奈川病房自报身份、数日后离世。日本警方与媒体在讣告式的报道里重申“1974—75年连环爆破、12起、三菱案最惨烈”的年表，而更大的公众记忆，仍被固定在“恐怖”二字上。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什么支持这些“日本义士”的谢罪方式：因为正是这些极端的、边缘的、被日本主流社会称为“最不合群”的人，第一次让“日本是侵略者”这句话在冷却的街道上重新发出声。他们把战后“只悼己方”“反战败不反战”的温柔外衣扯开，让公众看见碑、骨、像、企、帝之间隐约相连的暗线——那条线从“军旗”接到了“财团”，从“国策”接到了“生活”，从“受害者叙事”接到了“加害者事实”。这不是为暴力辩护，而是承认一个难堪的真相：在一个系统性遗忘的社会，很多时候首先说出真话的人，恰恰站在最边上。

半个世纪后回望，日本社会在强征劳工问题上出现过迟到的和解与道歉，在教科书与公论上也反复浮沉。可如果说“反战”只是悼自己、只谈核爆、只讲受难，那么它从来没触及问题的核心——不是反战，而是反侵略；不是反失败，而是反作恶。而那一批以最极端方式“反作恶”的人，至少让这句核心命题再次变得具体。

历史有时候只能靠炸药雕刻，正义有时候只能靠枪炮去实践。这些日本共产主义者们，他们把真话说出来，这才叫反思；承认加害、落实清算，这才有出路。

回望那批七十年代以爆破历史神龛为己任的日本左翼，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能跳出“战败国”那套自怜的叙事逻辑，是因为他们曾真正接触过一种与日本民族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电影海报上远眺山河的轮廓，而是一种彻底批判现存秩序、揭穿历史谎言、号召人民觉醒的现实力量。他不仅在中国掀起改天换地的人民战争，也在日本的青年、工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激发出另一种对“历史责任”的感知。他们不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反战”，而是以亚洲被压迫者的立场审判日本自己——这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极为稀有、也极为清醒的一刻。

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革命动力，更是中国在有史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文化输出。从《哆啦A梦》到日本左翼反战运动，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不灭的火种。

它在日本激起的不是仇恨，而是责任；不是简单的左翼反体制，而是让他们直面国家罪行的思想自审。那一代“反日”的日本人，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少数真正想让日本成为一个可以被宽恕的国家的人。他们不对外求宽容，他们知道，只有自我否定、自我揭露、自我推翻，才有重新获得亚洲邻国信任的可能。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对日本伟大的颠覆。

真正的反思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行动中。当靖国神社仍矗立在东京市中心，仍以“英灵”之名供奉那一批侵华元凶；当战犯的骨灰仍被供养、讲解词仍温吞含混、年轻人仍可以“没听说过南京”；当右翼作家能大言不惭地篡改历史、而讲真话的学者却被排挤沉默，这个民族的罪，就远未清算完。

我们并不需要用烈火去烧尽这些碑与骨，但如果有那么一天——日本人民自己站出来，把靖国神社炸毁、把战犯的纪念碑砸碎、把供养他们的祭坛夷为平地，不是为中国复仇，不是为政治表态，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子孙建立最低限度的伦理地基；那么那一天，才是日本真正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天。

无论是《哆啦A梦》还是桐岛聪，这一切的思想线索，从本质上说，都汇聚到一点：真正的反思，只有在否定自我时才成立。日本民族只有在敢于否定自身罪恶历史的那一刻，才开始具备重新获得他人信任的可能。

而日本，至今未能跨出这一步。他们的教科书还在删减，他们的首相还在参拜，他们的舆论还在粉饰，而他们的人民，大多数依旧对“我们曾在南京干了什么”一无所知，甚至不感兴趣。历史没有结束，它只是被关进了安静的盒子里。

所以，我们还不能原谅。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自省；不是因为我们不宽容，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行动。只有等到他们自己亲手炸毁靖国神社，把战犯的名字从碑上刮掉，把“我们也是受害者”的温情扔进焚化炉里，让下一代日本孩子在课本第一页就看到“我们曾经犯下罪行”这几个字，我们才可以谈原谅。那时，鲁迅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才不至于变成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赦免仪式。

而在这之前，记忆必须继续，清算必须继续，写作必须继续。

因为忘记，是他们的国家选择的事情；而记住，是我们民族必须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