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实施强制社保，民众缴纳意愿很高，原因何在？_风闻

在全球社会保障体系中，瑞典以其高税率、高福利闻名。

尽管瑞典的社保也是强制性的，但瑞典人的缴纳意愿却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

根据哥德堡大学SOM研究所的调查(2019)，瑞典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支持非常强烈。超过70%的人反对削减公共部门规模，这种支持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持稳定，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有所增强。

很多人只看到“高税负、高福利”，却忽略了更深的一层：瑞典社会把社保当作一种共同体契约，把纳税当作体面生活的保障。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高意愿则是一种社会选择。

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经济基础支撑，瑞典社保制度也不例外。

瑞典是名副其实的富裕国家，2023年人均GDP达6.1万美元，在全球排名前列。

高收入意味着，即使缴纳了高额社保，生活水平依然有保障，而且能享受到高福利。

瑞典人年收入低于625,800瑞典克朗（约等于65300美元），需缴纳约32%的市政税（2024年标准）。如果年收入超过625,800瑞典克朗，超出部分除了约32%的市政税外，还需额外缴纳20%的国家税，实际最高边际税率可达约52%。

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瑞典居民（约85%以上）的年收入低于625,800瑞典克朗。

我们来算个简单账：如果一个瑞典人平均月薪约4000美元，即使缴纳30%左右的税费，剩余收入仍能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质量。

最关键的当然还是高税收换来了优厚的福利，这些福利在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是要花很多钱才能买来的。

换句话说，高收入是瑞典人能够承受高社保缴费的物质基础。

这点对理解瑞典模式至关重要。

瑞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成为欧洲最富裕国家之一。

最关键的还是瑞典人的工作态度。在经合组织中，瑞典人的工作时间较短，但工作效率却超越了该组织的平均值。

1950年代后，瑞典大规模扩展社保体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刚刚快速上升时，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的基本的社保体系。

除了经济基础，瑞典社保体系得到民众支持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社会信任。

瑞典是全球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种信任体现在多个层面：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政府对公民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透明高效的治理、建立在全民公平的基础上。

瑞典政府的透明度全球领先，公民可以查询几乎所有的政府文件，甚至包括国王的税务记录。政府预算、支出和决策过程都向公众公开。这让瑞典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税款去了哪里、用在了什么地方。

更重要的是，瑞典人能切实感受到社保带来的好处：免费教育、优质医疗、可靠的养老金、完善的失业保障。

当一个瑞典人看到自己的孩子能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或者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不必担心费用，他自然更愿意缴纳社保。

这就形成了"缴的明白，用的放心"的良性循环。

在理解瑞典人为何拥护社保时，文化因素尤为关键。

对瑞典人来说，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瑞典人将社保视为公民权利的体现，而非施舍。这种观念根植于瑞典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

在瑞典文化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接受社会保障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非"吃福利"或"啃社会"。

瑞典社保制度的设计也强调权利性和普惠性。例如，瑞典的养老金制度覆盖所有居民，无论其工作状态如何。

这种普惠设计使得社保不是"穷人的福利"，而是所有人共享的权利，从而避免了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

强制社保是全民福利的匹配，不分地区、职业、级别，享受同样社保医保待遇，两者不冲突，反而互相成就。

瑞典社保制度虽然总体上是强制性的，但其设计也体现出灵活性和平衡性。

首先，瑞典社保制度强调贡献与回报的对应关系。例如，瑞典的养老金制度部分采用名义账户制，个人的养老金水平与其缴费历史直接相关。这种设计增强了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瑞典社保体系保留了一定的自愿选择空间。比如，失业保险的收入相关部分是自愿参加的。这种部分强制、部分自愿的设计既确保了基本保障的普遍覆盖，又尊重了个人选择。

第三，瑞典的税收和社保征缴流程高度便捷。多数瑞典人只需花几分钟确认预填的税表即可完成报税。这种便利的制度设计大大降低了遵从成本。

瑞典的经验表明，强制社保与自愿缴纳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在适当条件下，强制性制度可以获得广泛的自愿支持。

当然，瑞典也有压力。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全球竞争加剧。

瑞典的应对通常是微调：适度延迟退休年龄，鼓励更长工龄，引入与寿命相挂钩的养老金公式，提升效率，而不是一下子砍福利。

这背后仍是那套价值观：在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守住尊严的底线。社会争论有，但共识更大。因为大家都明白，互相为对方投保，也是在为自己未来投保。

这些年，对瑞典模式，外界的议论很多，主要是瑞典的税负太重，似乎因此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但只要走进瑞典，与当地人接触交谈，就会意识到，高福利已经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

对他们来说，社保制度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社会团结和人人平等的信仰。他们坚守的不是一种简单的福利模式，而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所以，即使近年来有很多调整改革，但也没有动摇全民社保的根基。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照搬瑞典模式。但理解强制与意愿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