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西方伪史论者认知的视界_风闻

穿透历史

——剥开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

作者：南宫氏

（一）

本文的缘起要追溯到2005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古罗马与古长安——东西方文明比较大展”【注1】，意大利诸文物机构与陕西诸文物机构的藏品前所未有地被一并呈现于相邻空间。馆方专家在展览图录中感称这是“每一位看到展览者的人生幸事”，至少对于笔者个人来说，绝非虚言——该展览当时在两度参观的笔者头脑中构成了一次巨大的文化震撼，距今多年，其余波还在荡漾，引发了本文将谈到的种种思考。开门见山地说，这些文物给人造成的直观印象就是古罗马与同时代的古长安的差别就像前者是一个富商巨贾，后者是一个地主乡绅，其对比极为鲜活强烈，反映出在社会总体的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及所能运用的自然资源、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中的科学技术支撑等诸方面前者相对于后者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的巨大优势（耳边听到参观者们的议论都是“我们跟人家简直没法比”之类，而且要知道“我们”是在自己的主场，有多少就能拿出多少，而“人家”是不远万里，只带来了173件文物；“我们”的多属皇家贵胄的私器，还显得灰头土脸，而“人家”大量的都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公共器物，如精美恢宏的大型雕塑作品和近代感极强的工程部件等等（并且应该不限于汉代，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断面在这种比较下都不免相形见绌）。它就像一次罕见的天文观测窗口，令人们洞见平常难以目击到的颠覆性的历史真相。仅仅通过文物图片恐怕难以起到这种比较作用，因为图片在内容的尺寸、色泽、质感等各方面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两地分别参观恐怕也同样难以起到这种比较作用，因为正如人们所可能体验过的那样，曾经看到的他者在此时的心象中免不了会模糊和失真。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合展反过来是在罗马乃至中、意双方的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举办，则这种比较效果恐怕也会大打折扣——人们会以为更多和更好的汉代文物并没有被送去。

按“理”说罗马帝国处于奴隶制社会，而同时代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后者应该比前者先进才对，但实物显示的怎么恰恰相反呢。

这些年来，笔者有限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问题上，该展览带来的冲击波只是不时顽强地在脑际闪现，到了后来才比较系统地尝试求解，以了断这多年来无法摆脱的执念。

人们很容易简单地用当时的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来解释这一切。但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进一步看，我们知道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其实普遍要比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昌盛发达。而一个连环的问题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明程度反而要普遍大大落后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封建社会理应高于奴隶制社会才是，对于这一重大矛盾多少年来人们竟一直习而不察），直到文艺复兴西欧一些地区正在准备跨进资本主义的门槛时才开始接续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发展水平。回顾一下，许多历史著作（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置经济因素于首要地位的历史著作）在叙述古希腊民主城邦的历史时都会涉及到以下的鲜明特征——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市场化的农业、大量的海外殖民活动。要知道，雅典城邦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数量被认为已经超过了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1]（尽管也有的书中不这样看，但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至少也提到古希腊商品经济的占比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2]，且指出：“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较之其他古代社会为大……公元前5世纪时，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面向市场，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3]），而现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达到这一城市化水平。“公元前六到四世纪之间，”有西方经济史学家给出这样的评判，“雅典的经济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尽管须考虑到两者时代上的差异”[4]。然而，古希腊罗马不是普遍被认为是属于奴隶制社会——一种理应比封建社会还要落后的社会吗？在进一步探究这个所谓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奴隶制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5]一文提供了解决困惑的两个关键环节。首先，该文有力地论述了除古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某些地区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而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现更似已成为某种普遍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曾存在过使用奴隶的现象，但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即在社会生产中奴隶构成劳动力的主体——不能等量齐观。并且，奴隶的使用与其说是一种一般的阶级压迫，不如说是建立在部族征服的基础上）。该文同时更指出，奴隶制是与发达的工商业密切相关的（这其实也是我们从重视经济因素的历史著作上往往会观察到的），下面拈出几段该文作者就此所谈到及引用到的观点：“古典时期奴隶制高度繁荣阶段的到来是伴随着工商业的比较充分的发展出现的；而奴隶劳动使用的最典型、最集中的形式也表现在工商业方面……事实上，一个没有发达工商业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奴隶制国家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商业资本，是彼此不能分离的”，“名副其实的奴隶社会，乃是具有发达的货币交换经济的社会”。

由此而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

世界古代历史上只有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地区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则奴隶制社会像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已相信的那样就不应被视为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环节，而奴隶制特与工商业密切相关，则奴隶制的存在就可被视为一个表层的现象，所谓奴隶制社会其深层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原始的、早产的、雏形的工商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雏形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整个社会已经是工商业性质的了，只是因其早熟所以不很成熟，具体说就是许多东西无法跟上，这里主要指的是产生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后者则在整个社会中属于局部和次要的成分，其发展能否令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化并不能确定）。

于是，这就从理论层面印证了上文所说富商巨贾之于地主乡绅的直观感受。

于是，这也顺带解释了何以古希腊的科学和理性哲学思想显得不可思议地超前（以至于引起了今天一些不明就里者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因为它建立在一个超前的经济基础之上。

由此可以看到，用马克思式的唯物史观分析上述展览中暴露出的现象要比用从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到亨廷顿的那种文明类型的方法（笔者一开始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就是习惯性地把上述展览中的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科学而深刻得多。【注2】

在前人的重要著作中，我们看到能够对我们的观点提供支持，立场鲜明地指出古希腊罗马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罗斯托夫采夫的考察是从实地文物考古着手，再结合文献资料来展开。由此看来，从实物出发可能更容易对古典文明的工商业属性形成明确的认识。当然，罗斯托夫采夫在这方面所见素材之丰富远非我们在博物馆所见惊鸿一瞥之所能比），书中指出：

“（罗马帝国）从经济上看，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与希腊化时期以前和希腊化期间存在于东方（前者当是指绯尼基诸城邦和雅典型古希腊城邦，后者是指作为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东地中海沿岸区域的希腊文化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几乎完全属于同一类型。”[6]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创造了一个势力强大、人数众多的城市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成了帝国的领导力量。”[7]

“对城市资产阶级上层的重要性决非夸大其词。正是这个阶层，它给帝国带来了灿烂光辉的面貌；正是这个阶层，它实际上统治着这个帝国。”[8]

“灿烂光辉”——对了，这也正是我们当时在博物馆里面对古罗马文物时的总体感受。

然而，“灿烂光辉”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呢？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把更残酷的奴隶制也考虑进去（我们记得，马克思倒是称颂古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时代）。不人道地大规模使用奴隶的社会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居然会“灿烂光辉”，这似乎矛盾得匪夷所思。但要知道，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进程都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框定——在所有的动物当中最受人类宠爱的动物如猫和狗都属于食肉目，以其聪明、“通人性”、感情更加丰富之故；而人类本身的进化，人之所以进化为人也与食肉有莫大的关系。当今全球的人们趋之若鹜的英语正是昔日侵略并殖民他地最成功的民族的语言，而如今法语在全球范围内的衰退只能怪相较之下法国人当年殖民的地方太少。总之一句话，人们不能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历史，并且非道德论也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这当然也绝不是说越残酷就越能成功——自然界的豺狼虎豹现已濒临灭绝，人类历史上的亚述、匈奴早已成为陈迹）。

事实上，奴隶制并不是一个能够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加以概括的标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其工商业属性，而放在古代世界的背景下，该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在本邦公民内部所施行的民主的、或者至少远较同时代其他社会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

（二）

在把奴隶制社会归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我们发现，就人类文明史内已有的两个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存在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包括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历史唯物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便可以获得科学公式般的精准对应——这是本应存在于历史唯物论内在逻辑之中而以往却未见被揭示出来的系统一致性——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则原则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必定要对应特定层级的生产力，否则就谈不上“决定”；而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原则上也与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特定层级的生产力存在对应关系。可以把这称为社会形态三大层面——生产方式（生产力）、社会制度（生产关系）、政治体制（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对应原则。只有确立了这一原则，历史唯物论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对应是基本对应，在最初产生时间上相关各层面不可能是同步的，率先出现的显然只能是最下面一层，上面两层的出现会滞后于与之对应的生产方式。

下面就其中的用语作一个说明：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生产方式”曾被用得比较游移，不过通常多兼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这里我们用来指特定层级的生产力。对于“生产力”这一概念如果不这样加以进一步的框定就容易造成误解，比如以为它可以指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工商业小国的总产值有可能还不如一个农业大国的总产值）。因此我们移用“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术语，在我们这里它实质上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是同一个意思，只是问题在于自马克思以来人们以往似乎并没有把此“生产力”一语定义得十分清晰。二、“上层建筑”这一概念的外延太大，这里仅取其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衔接最密切的政治层面，具体说就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应该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有所切分，因为在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衔接上它们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比如文学艺术，就不能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品都比封建时代的作品更高级；还有法律，像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体系到今天还可以沿用）。

在上述范畴中，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内容是相对较为明晰的——农业的与工商业的、专制的与民主的，所有这些都有比较客观的判别标准，从名称上看也直截了当；而生产关系则比较复杂，像“封建社会”的本义用于中世纪欧洲之外的大量地区显然往往并不确切，而即使在欧洲中世纪这一社会的生产关系其最根本的方面也并非“封建(feudal)”一词所表示的那种大领主对小领主的关系，而应是领主对农奴的关系。但由于该词的使用在即有话语体系中已经根深蒂固，且似乎还没有更好的替代者，我们就加以沿用并将“封建”再赋予一个额外的意义——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鉴于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由于我们已经有了社会形态三大层面的基本对应原则，在对社会形态的性质进行分析时依据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这两项就可以形成一个大致完整的判断。并且，在废弃了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称谓之后，如果说把古希腊罗马社会称为早产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令人感到不大习惯的话，那么把它们称为上古工商业社会相信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不会造成什么违和感。至于其政治体制，也许有人会质疑：都说古希腊城邦实行民主制度，然而它们给奴隶们民主了吗？这种民主难道是真的民主吗？我们说如果要这样问的话，那么同样的质疑也可以指向殖民时代的英国，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英国奴役印度人就质疑英国本国民主的有效性；古希腊也是一样，其奴隶制从根本上说是针对外族人的（这一点经过梭伦改革就更加明晰了），而民主则是对内的，我们不能就此而断言古希腊的民主对于本城邦公民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至于古罗马，其奴隶制也同样是建立在对外族人征服和压迫的基础上；当然，其对内的民主因素相较古希腊则显得逊色，但即使这样，并且即使到了帝国时代，罗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还是与封建社会的臣民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看到，和通常的史学认知一样，我们把古希腊（雅典式）社会和古罗马社会视为同质的社会。但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即较之前者，后者的农业成分偏大，且越来越大（随着被征服区域的扩大）。显然，我们认为这就是后者的民主程度不如前者的原因。

农业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关系-专制的政治体制；工商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两组对应结构构成两大类社会形态，在这两大类社会形态之间会存在一些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放在当代世界人们通常把处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的国家叫“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中有许多国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并没有怎么发展。的确有过渡成功的，当代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韩国，社会形态的三个层面都已经转型、理顺了；另一方面可能有大量国家会长期定格在某种中间状态。这类中间状态并不是一种乃至多种新的社会形态。这里最硬性的判断指标是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就不能说有了新的、独立于农业或工商业社会之外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看到，这种中间状态下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其专制普遍不再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但毕竟还是专制而非民主，这正反映了其中间状态的处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间状态下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也会反常地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如印度。但由此也可看到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并不一定会对生产力造成强大的、促进式的反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韩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在独裁的政治体制下完成的）。

当然，还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判断它是不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标准依然只能是生产方式。这种社会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显然它并不是基于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创生出新的生产方式，而实质上只是在追赶——而且是片面地追赶——即有的先进生产方式。苏联为什么崩溃，而且是自我选择性的主动崩溃？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条可能是非常根本的原因，那就是苏联官方所声称信奉并不可避免地影响苏联人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引申的潜在指向就是哪种生产关系更能够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就是更好的生产关系。这也就是说，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是历史唯物论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人对此无法拒绝（我们这里将“社会主义社会”置于引号中，第一是要表明它不是一个有着新的生产方式的真正的全新社会形态；第二是因为它存在着不同于社会主义这个词原本意义的特征，主要就是普遍缺乏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第三是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其许多方面在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好甚至更好的体现）。我们看到多数自以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苏联崩溃的人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他们总是从上层建筑找原因，而不是抓住生产力这个最决定性的因素。

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马克思晚年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什么，事实上人们看到有两个相互矛盾的马克思，一个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一个是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不妨可以这么说：前一个马克思建立了苏联，后一个马克思推翻了苏联。如果放弃了前者（国内的或国际的，真实的或臆想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就维持不下去（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无论如何生产力决定论还是笑到了最后，也就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后一个马克思会战胜前一个马克思。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全面使用，未来产业工人必将趋于极度萎缩，从而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即通常所说的工人阶级——必将趋于灭亡（正像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已经灭亡了一样），而且从目前的趋势看这一天似乎也并不太遥远了，被标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恐怕也没有希望重演。于是马克思所看重的工人阶级正是被他所看重的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因素——生产力——“革命”掉的，而这之后“剥削”机器人的资本家应该仍会继续存在。至于资本家会不会最终灭亡，抑或在“剥削”机器人的基础上全民都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比如通过某种股份持有机制等等），这一切就只有留待未来的历史去解答了。不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当全民都成为了资本家（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则资本家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

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延伸中不同社会形态的交流碰撞，社会思潮与社会现实的共振，上层建筑可以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改变生产方式，这就是“反作用”。注意这里用的词是“可以”，也就是说并非一定如此——比如近代俄国、日本就是通过上层建筑撬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撬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近代世界许多其他的广大地区却缺乏这种传感。因此经济决定论的第一推动式的大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并且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明治维新人士，他们改革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追求国家经济方面的富强而非上层建筑方面的民主（历史上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社会改革其首要的最终目标都是物质上的，而不是像政治民主、道德高尚、文学繁荣这样一些上层建筑的内容），改革虽然出自他们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是被外部世界的物质存在所激发的，是间接地建立在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我们再不妨假设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是印度这样生产力落后的经济体，那么苏联会自我毁灭去投向这种民主吗？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变革会由上层建筑的领域发动，但其深层动因还在经济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成熟的农业社会必然有专制的政治体制，典型的、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必然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只是在那些过渡阶段的社会中才会有两者之间的错位，可以把这种状况称为社会形态的扭曲结构，而这种扭曲是原有常规的社会形态结构关系遭受作为强大外力存在的新的社会形态急剧牵扯的结果，并且这种扭曲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但在大的时间尺度下不可能一直维持，社会形态的结构关系终将会被理顺。脱离农业生产方式不久的工商业社会可以暂时（可以是上百年）没有民主，但不可能长久没有，否则它就不可能健康正常地持续发展。

对于有潜力的（这种潜力主要存在于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国民——的集体素质中，而这种集体素质——可以把它称为“国民性”——的形成又来自于族群以往长期的作为客观存在的集体经历）后发国家来说，一个比较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开始阶段往往能够使得经济得到更有效率的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如历史上的德国、日本、苏联都是这样——对于这种非盎格鲁撒克逊大国（它们不可能复制英国的社会传统）来说这甚至可以说是一条必由之路。

回到上面那个公式，如果其中的对应关系是可靠的话，该公式完全可以被用来初步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其结果也应该是可靠的。注意：这种预测在我们的操作中是纯技术性的、推导式的、“冷血的”，不带任何主观引导的成分，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智力解题（尽管它所涉及的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

弗朗西斯·福山断言西方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1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境界。那么他的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主张是否值得信服？与他的黑格尔式的操作相反，我们首先还是从生产方式的层面来进行观察，因为我们相信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很容易想到现在已经形成趋势的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能否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恐怕还不能，因为那还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延伸。然而只要人类还存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是没有止境的。事实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性的客观动力（主观动力：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更高的欲望。不过它难以显化和衡量，不适于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指标和对象。事实上，地球上第一块石头被打磨成工具便意味着历史上第一项技术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的诞生），于是革命性的科技应用也是人类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从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从而进入石器时代到驯化野生植物从而进入农耕时代到发明蒸汽机从而进入大工业时代都是如此。除非科技进步终止了，否则就没有理由认定某种生产方式会在历史上定格。如果仅从现在已露端倪的科技前景考虑的话我们更愿意相信人脑芯片的植入以及计算机与人脑之间发生物理联接的信息技术（可以设想它甚至可以导致人脑与人脑之间的某种物理联接，就像一台台电脑联成互联网那样——当然要在不妨害个人的隐私和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很可能会将一个现在不可思议的未来带给人类社会。这样我们的公式中生产方式的一项就会有了一个可能的补进者——不妨把它称为“智能信息社会”。再看上层建筑的层面，无论是专制还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都是政府的实现形式。而如果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政府都消失了，那才是公民权力的最高境界。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信奉什么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我们只是在替那个公式设想一个“比民主更民主”的上层建筑的时候才找出这样一个我们对之毫无感觉但却可能是唯一的选项。同时，这也会为我们这个公式的应用划上一个自洽性很强的句号——一方面，到了这一步上层建筑中政治体制升级的可能性应该已臻于极致（并且这显然比福山心目中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现有的自由民主更为“终极”）；而另一方面，在生产方式的层面，装备有“外挂”的人脑应该在事实上开始将那时的人类变得与今天的人类有所不同（而今天的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却没有什么不同），上述关于人类文明史的公式我们认为就将在后人类文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演变中失去作用。

以上这些都表明福山的历史观从其依据到其结论都是成问题的。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由历史唯物论推导出来的人类前景与历史唯物论的提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表现上可能会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它不是经由无产阶级革命达成的，而是以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的逻辑由生产力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达成的；并且它将是一个个人主义（不带任何贬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一点我们比较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相关社会结构即可推知；它不会是一个各取所需的社会——即使生产力的水平到那时完全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资料充足且公平地供给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再发达的社会都无法达成所有成员对基本生活资料之外的所有需求和欲望的完全满足；人类生产力最大的规定因素是地球乃至外太空的自然条件（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理状况），如果自然条件出现人类无法抗拒的关键性逆转，则人类社会的演化就要循另外的轨迹——未来不会像被某些人宗教式遐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样，从此人类就将永远过上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然而这样一个未来社会与预言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共同之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作为生产力极大进步的结果，物质上极大丰富；由于基本生活资料的充足而公平的保障，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意识会大大淡化；婚姻和家庭关系会趋向于解体，或者至少会变得比现在松散得多（不过这将是个人主义化而非集体主义化的结果）；多数社会成员的闲暇时间趋于极限大，这之中并蕴含着无可估量的自主创造力；政府乃至国家不复存在。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看起来像是某种历史目的性的东西，那么这种目的性的机制不是产生于别处，而是产生于人类对物质和精神满足最大化的追求、对生理和心理舒适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公平最大化的追求——但尤其不要忘记这是在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强大制约下进行的，是一种夹缝中的追求。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带来相应积极的社会变化和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图景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前还没有什么人做出过这种创见；但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必须经由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消灭资产阶级的步骤却要落空——被资本主义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其进步性和革命性比他估计的还要大得多。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工人阶级不可能消灭资产阶级从而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历史上农民阶级不可能消灭地主阶级从而终结封建社会一样。

作为此段的一个结语，在我们现有的认识范围内，这里试将体现社会形态各层面基本对应原则的公式向着前文明时代和后文明时代作一推展——就今天人们现有的知识视野来说，前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完全可以被确定，而就其社会制度也不会存在太大的争议，至于与之相对应的“政治体制”，却还是雾里看花（学者们就连对于当时是一种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这一似乎不乏线索的问题也缺乏共识），但不妨设想它相对接近于后世家族内部的机制，而频繁征战状态下大的族群内部又会形成一种许多史学家所称的“军事民主制”。在另一端的后文明时代，就我们所能设想到的前景，令该时代得以出现的、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是必然的、完全不成问题的，该栏中的问号只是就其无法过于肯定的具体内容而言；相关的社会制度一栏暂大而化之地标为“后资本主义”，其似显空洞并不是缺乏内涵，恰恰相反，是它的内涵可能过于丰富而难以简单概括——它可能的基本情况我们在前面已有描述，如果强以名之的话，或许也可以稍嫌啰嗦地把它称为“（生产力超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类平等自由社会”，尽管绝对和完全的人类平等自由永远无法达到；至于与之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一种“比民主更民主”的，或者说一种有序的、积极的无政府境界是我们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极致的和唯一的选项。

正是因为这种极致和唯一，这个表再往后似乎就无法在其基本逻辑上加以推展了；此外，就另一端的前文明时代显然也无法以表中的逻辑再往前推展。这是否意味着这个表涵盖范围之内的人类属于同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而这个表涵盖范围之外的人类——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也许就不是我们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了？

事实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灵长类不过是一种在与自然界的长期磨合中某项器官不同程度地特异化了的动物（器官特异化的动物还可以例举出来的有大象——鼻子、长颈鹿——脖子、兔子——耳朵）。人类较之于其他动物的“幸运”在于其那项极大程度特异化了的器官偏偏是——大脑。当史上第一块石头被打磨以作为手的延伸的那一刻应该说人类就正式从猿类脱颖而出了；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当未来第一块芯片（之类的东西）被植入大脑以作为其延伸的那一刻就将宣告“超人类”的诞生呢？

也许扯得有点远了——再往后几个地质年代的跨度可能还会见证自然界为一切生物包括人类所规定的在未来遥远的历史深处不可避免的灭亡——宇宙间没有什么状态和阶段是永恒的，不管人们如何一厢情愿。

就系统性而论，上面这个表实际上可被视为一种呈现结构和填补结构空档的努力，尤其是在该表最后一列对未来——它也许是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后——的预构上，例如如果你设想未来在生产方式层面一定会有迥然不同于今天的发展结果，那么你就一定要设想它的上面必然会出现崭新的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同样，如果你相信未来会有其程度令人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降临，那么你就不能不确信它们必然要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极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作为基础的支撑。当然，会有许多人——在西方主要是那些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则是斯大林式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遵奉者——不认可这种对历史的结构化视角，然而我们却坚信这种严谨的结构中所内在的贯穿历史的科学性。

就对于未来的展望而言，当然上表撇开了诸如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可能的战争、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可能的长时段技术进步瓶颈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等等具体和显而易见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与该表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相比固然有所关联，却并不在一个层次和尺度上。这些问题未来仍然会严重地摆在人类面前，正如它们在过去的历史上都曾频繁地出现，却都未能阻止宏观历史演进的步伐。

【注1】2005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古罗马与古长安——东西方文明比较大展”，展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意大利文化活动和遗产部考古总局，展览后援：中国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人们能够发现，参观这样性质的较有规模和代表性的合展远较两地分别参观更能够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思维冲击。此外，倘这类展览换在任何其他城市举办也未必会有如此的效果，因为人们总会以为中方的相关藏品多在西安，而在它处参展的缺乏代表性。

参考文献

[1]史仲文 胡晓林主编.新编世界经济史·世界古代中期经济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第33页

[2]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第267页

[3]同上，第266页

[4]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0. p.111

[5]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第2、3期

[6]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60页

[7]同上，第155页

[8]同上，第270页

[9]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第871页

[10]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