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唐晓阳：中国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协同进化”，而非共识输出_风闻

Club提要：北京对话特约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唐晓阳今日在“洞察”讲座系列主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科技、资本与政治价值”。

此前，美国媒体《现象世界》（Phonomenal World) 编辑Maria Sikorski专访唐晓阳，发表了题为《共同特征——关于中国和全球南方》的访谈全文。

唐晓阳指出，将中国发展路径简化为“北京共识”，无法反映其真正的动态实践逻辑。相比“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静态因果链条，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契合“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政府、市场、制度和文化等多变量在长期互动中动态调整，实现阶段性匹配与升级。

唐晓阳表示，这一实践逻辑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从非洲到拉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并非输出单一模式，而是在多元发展诉求中寻求共赢的结构性协同。面对外界关于中国“再初级化”或“资源掠夺”的质疑，他强调，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更加注重产业链延伸和能力建设，在拉美则体现为产业对接与工业复兴的结合。

面对动荡的全球治理格局和中美贸易博弈，中国选择继续深耕全球南方，因为后者展现出更具平等性与合作意愿的伙伴特征。唐晓阳指出：“中国不是在寻求全球南方的依附，而是在协同中共创未来。”

北京对话获授权发布中文版如下。

Club Briefing: Professor Tang Xiaoyang,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delivered a keynote lecture titled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echnology, Capital, and Political Values”*as part of the Club’s “Insights” seminar series.

Earlier, Phenomenal World, a U.S.-based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ation, published a full-length interview between editor Maria Sikorski and Professor Tang, titled “Shared Characteristics — O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interview, Tang argued that reducing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to the so-called “Beijing Consensus” oversimplifies the country’s dynamic and adaptive approach to modernization. Unlik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hich emphasizes static cause-and-effect chains, China’s experience is better understood through what Tang terms**“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a long-term process in which government,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co-adjust to achieve phase-specific alignment and upgrades.

Tang noted that this coevolutionary logic has also profoundly shaped Chin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From Africa to Latin America, China does not export a single model; rather, it seeks structural synergiesamid diverse development demands. Responding to criticisms that China has fueled “re-primarization” or resource extrac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he emphasized that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focuses on extending industrial chains and building local capacity, while its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centers on industrial alignment and revitalization.

Amid global instability and escalating U.S.-China trade tensions, China is deepening its ties with the Global South, which Tang describes as more equal and willing partnersin building future cooperation. “China is not seeking dependency from the Global South,” he concluded, “but striving for a co-created future through coordination.”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is authorized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interview.

202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唐晓阳著作《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

Maria Sikorski：外界观察者常将中国发展与"华盛顿共识"对照解读。但在您的文章——包括2021年的著作——您通过"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概念，挑战了"北京共识"的单一说法。这一概念如何诠释中国自身发展史，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路径？

唐晓阳：华盛顿共识采用严格的因果机制逻辑，并试图将其普适化。它规定静态变量应产生特定结果，例如将自由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视为直接因果关系。

中国经验表明，通过这种分析框架看待经济发展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文化、现存经济制度、历史经济制度、教育体系特点、政府形态等要素，都必须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发展。

我认为"共同进化实用主义"最能解释这种多维互动关系。政府形态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协同变量。经济增长要求政府形态契合当前经济条件，并随经济发展动态调整。在这种多维关系中，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式能给政府或经济结构带来发展。相反，需要一种务实的视角，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不断调整各种要素，以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更高效的相互配合。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固定"配方"不同，这种变量组合的选择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都将是动态变化的。

这正是中国过去四五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通过不断试验和渐进式改革，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与自身相匹配的变量组合。

Maria Sikorski：中国历史如何塑造其国际发展与金融合作路径？是什么指导着中国的海外基建项目，以及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开展的经济合作？

唐晓阳：国际发展、金融合作、基建建设、贸易投资归根结底都是现代化命题。所有非西方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被迫追随西方路径，因为西方的现代化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没有哪个国家能拒绝。中国通过百年历程领悟到这一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认识到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参与全球市场提升经济生产力，并重新重视基建与技术。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基建建设方式都服务于这一现代化进程——要通过世界市场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撑商品、劳动力和信息流动。劳动力、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使生产与经济实现规模扩张，促进工业化，进而刺激市场扩大。这正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逻辑的核心。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图源：新华社）

Maria Sikorski：您的研究聚焦中国在非洲的事务。能否阐释这种经济发展观如何影响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进了非洲的工业发展与结构转型，而不仅仅是为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或获取原材料？

唐晓阳：我对中非关系的研究始于实地经济合作观察。二十一世纪初，中非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全球政策制定者、经济参与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而我正是首批在该地区开展田野调研的学者之一。2007年我首次赴非，至今已深耕该领域近二十年。

非洲作为全球最欠发达的大陆，蕴藏巨大潜力却面临多重挑战。美苏等殖民列强和昔日超级大国虽以不同模式开展对非双边合作，却未能真正推动非洲发展。

中国现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位居第二。这本质上关乎南南合作，与新兴全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与非洲几乎不存在共同利益，其互动仅限于提供援助以换取石油等自然资源。

湖南长沙的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图源：新华社）

中国开启对非合作时，自然资源虽是重要维度却非唯一要素。例如中国在采矿业的巨额投资，仍不足西方同类投资的一半。去殖民化时期形成的历史外交纽带深刻塑造了当前合作，而非洲初兴的工业化进程也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西方政府加速对华贸易脱钩叠加国内市场饱和，正迫使中国探寻新增量空间。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后，将成为强有力的经济伙伴。

中国通过投资基建、协助当地工厂建立农业与采掘业加工体系、开展能力建设与教育合作、分享自身发展经验等方式深化协作。例如在赞比亚和马拉维，中非棉业公司不仅种植棉花，更建立了纺织厂与油料萃取厂。

十年前，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已在赞比亚谦比希地区开发矿产加工园区，提升原铜出口附加值。

Maria Sikorski：非洲经验与中国开展经济外交活动的其他地区相比有何异同？以拉美为例，中国虽是重要贸易伙伴，但其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当地经济出现"再初级化"趋势，转向大豆、牛肉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供应。

唐晓阳：拉美与非洲截然不同。该地区工业化水平曾远超中国，却在过去几十年经历去工业化——这一进程甚至在中国崛起前就已开始。拉美的去工业化源于19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各国当时放弃了传统结构主义发展路径。这与非洲国家差异显著，后者多数从未建立过先进工业体系。社会政治结构、生产机械化程度及采矿农业等初级部门的劳动关系也大相径庭。拉美面临的是工业复兴命题，而非像非洲一样的从零开始的工业化——拉美国家多已具备现代经济结构，如今正寻求通过政策调整重振工业。

唐晓阳在“2025金砖峰会展望：里约—北京对话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过去十年中，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加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与拉丁美洲相匹配的水平，超过了该地区的某些领域，但在其他领域则没有超过——例如，巴西的飞机制造业领先于中国。这种产业级差创造了双方的新合作空间。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拥有强大产能，拉美坐拥广阔市场。中国在当地建厂等投资将助力拉美工业复兴。十年前这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水平尚低。如今中国能投资比如建设连接巴西和秘鲁的钱凯港等项目，帮助拉美扩大对亚洲出口，降低对巴拿马运河和美国市场的依赖。我认为这正形成中拉合作新趋势，当双方工业水平趋近，反而能发现新的互补性机遇。

据统计，2024年巴西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油电混合动力车销量合计超过17万辆，同比增长85%。这一增长趋势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图源：央视新闻）

Maria Sikorski：在讨论中非和中拉关系时，您强调经济合作是核心。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如何协调或区分其对外交往方式？中国企业家和官员如何理解和解读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唐晓阳：中国的行为主体不能简单划分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即便在所谓的公共部门内部也存在激烈竞争——中石化和中石油相互竞争，各省份之间也在竞争。而所谓的私营部门也并不完全私有。以华为为例，这家民营企业因海外声誉和法律问题甚至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仍将其关键技术视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华为的全球运营方式。不仅是华为，阿里巴巴、腾讯、比亚迪等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当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自然代表着中国形象并为国家政策做出贡献。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个战略框架具有高度灵活性。当中国企业在巴西、哥伦比亚等地投资时，这些项目都可纳入"一带一路"范畴。这正是中国体系的复杂多元之处。但在外部观察者眼中，中国行动被视为高度统一，因为所有行为体都秉持相似的发展观。当政府推动国际合作时，会依托国有和民营企业实施项目，而这些企业的参与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统一体，不能简单以公私二分法划分。

Maria Sikorski：中国如何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尝试改革它？包括全球治理机构及其制度，以及贸易实践和投资方面。

唐晓阳：中国广泛参与各类国际机构，无论是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组成部分，还是旨在改革全球治理的组织。中国持续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强化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尽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偏袒华盛顿主导的立场不满，中国仍是这些机构等主要股东。面临贸易冲突和美国削弱WTO权威的行动，中国仍保持成员国身份。中国正探索与欧洲等国合作重建贸易秩序的可能性——但鉴于当前美国政府立场，对未来四年成果持悲观态度。

中国的目标是使国际环境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不仅帮助少数发达国家，而是惠及所有国家。秉持这种共同进化实用主义理念，中国通过加入金砖国家、创立亚投行和支持上合组织等方式拓展全球治理维度。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多种变量协同作用，因此中国没有单一明确的计划来维持或改革现有全球秩序，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在现有机构内运作的同时试验新机制。这种实验主义和渐进主义也指引着中国的全球治理路径。

Maria Sikorski：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加剧背景下，如何描述中国对全球南方外交政策的演变？哪些转折点或经验教训将影响中国下一阶段对外交往？

唐晓阳：过去二十年中国高度重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2024年中国对金砖+、非洲、东盟和中亚国家的出口占比达34%，已超过对美欧日合计32%的占比。很大程度上，“世界其他地区"市场培育的南南合作已能满足中国主要利益诉求。

2025年4月，工作人员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地区的中吉乌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开工现场作业（图源：新华社）

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共同愿景、相似历史背景和更平等友好的合作态度，中国发现与其合作更为顺畅。南南关系也比南北关系更具潜力。当前美欧自身面临经济挑战和政治不稳定。而全球南方虽存在高风险地区，但部分国家展现出稳定性，也愿意通过吸引中国投资实现共同发展。鉴于此，中国外交政策将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将加强互信培育和文化交流。

Maria Sikorski：结合中国发展战略，您如何理解中国对美国贸易限制的应对？

唐晓阳：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中国应对美国新关税的重点是贸易伙伴多元化。但当前第二任期情况不同。特朗普不再单独针对中国，或者说尚未把中国作为目标。他是对各类经济伙伴发动全面关税战，企图通过制造混乱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定。

特朗普的战略假设是凭借美国市场规模可以颠覆现有秩序，直接威胁单个国家接受新条款。而中国则试图通过自身案例向世界表明不应屈服于特朗普的胁迫。中国不惧怕贸易战，但也不会主动脱离美国。如果美国要对抗，中国将采取对等措施；若美方愿意谈判，中国也持开放态度——只要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从欧洲到全球南方，中国想要向其他国家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大多数都受益于全球市场，并依赖其未来发展。现行国际贸易秩序是提升经济生产力和福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将始终坚持国际合作。我们认同全球秩序需要改革完善，但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非采取居高临下的单边主义态度。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这一立场。 

（翻译：卢家阳/核译：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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