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少年，如何成为全球电池巨头？_风闻

曾毓群办公室先后悬挂着三幅字，最广为人知的是第一幅 “赌性坚强”，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幅字其实是从师父张毓捷处偷来的。

张毓捷认为做事业必须有赌性，2003年过60岁生日时，朋友送了幅“赌性坚强”的字，他高兴得挂在了办公室。

没想到不久之后，这幅字“飞”到了曾毓群的办公室。张毓捷心想要不回来，但他老人家也是极为聪明，请人写了幅“赌性更坚强”的字，成功换回了作品。

而曾毓群也不愧“赌性更坚强”的名声，靠着一路杀伐决断的豪赌，成为了世界动力电池界的“宁王”。

在上一期中，我们一同了解了宁德时代一波三折的发展史，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它的创始人——“赌王”曾毓群。

1.离职

1968年，曾毓群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岚口村，父母都是农民，家境相当贫寒。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黑烟熏黑鼻孔；没有玩具，只有长大后如何生存的灵魂拷问。

小的时候，曾毓群跟随父亲到田间锄地拔草，双手磨出了许多水泡。父亲心疼地问道：

儿子，你是想读书还是想种地？

男孩举头望父亲，低头看土地，坚定地说道：

我想读书！

岚口村群山环绕、交通闭塞，到市区足足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为了走出大山，曾毓群刻苦攻读，但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他不怎么看重分数，却十分在意试卷上的附加题。在他看来，考100分不算什么，只有把附加题做对，才能体现出真正的水平。

1985年，年仅17岁的曾毓群，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初到上海的山村少年，连红绿灯都没见过，高楼林立的魔都让少年大受震撼。但他没空理会繁华，除了主修船舶工程外，他还广泛地涉猎电子、计算机、物理等领域。

1989年，他毕业被分配到福建的一家国有企业，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已经是能够让父母骄傲的铁饭碗。这时候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更多人乐于待在计划经济的温室内观望。

但市场经济正在野蛮生长，时代的躁动，使曾毓群仅仅三个月之后，便递上了辞呈，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豪赌——买了一张通往南方的车票，到民营公司去。

他入职的公司，是一家名叫新科磁电厂的外资企业，主要做电脑硬盘磁头，曾毓群成为了一名技术工程师。虽然与专业相差甚远，他依然饱含热忱，而且还盯上了 “附加题”。

90年代初，臭氧层的问题引发了全球关注，许多公司开始抵制氟利昂。当时的电脑巨头IBM，就要求新科把清洗磁头的氟利昂清洗剂改为去离子水洗剂，否则就给产品贴上“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清洗剂”的标签，必然会影响到品牌形象。

这件事原本由Cleanness（清洁）部门负责，但这个部门墨守成规、行事拖沓，并没把IBM的警告放在心上。不相干的曾毓群却急了起来，这肯定会让公司形象受损。于是，他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不断研究将氟利昂替换为去离子水的方法，成功攻克了去离子水清洗效果差、易腐蚀金属等问题，从此公司摆脱了氟利昂，达到了IBM的要求。

这件事过后，曾毓群声望大涨，备受公司领导的器重，被提拔为Cleanness部门的主管。而在短短十年间，年仅31岁的曾毓群，晋升到了高级管理层，成为第一位来自大陆的总监。

曾毓群突出的技术和管理才能，不仅老板喜欢，其他公司的老板也眼馋，向他抛出了难以拒绝的高薪。

2.背水一战

1999年，由于已经到达了职位天花板，曾毓群决定跳槽到另一家深圳的公司当总经理，但新科的总裁梁少康找到他，邀请他共同创办一家电池企业。

自从索尼在1991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块商用锂离子电池后，电子产品便开始了小型化革命，MP3播放器的普及，更是将这场革命推向高潮。轻便、小巧、能量高的锂电池，成为了许多国家密切关注的科技项目，梁少康也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向爱将曾毓群发出了组队邀请。

曾毓群突然被推到了十字路口，往左是更高的薪酬和职位，往右是前途未卜的新公司，究竟是稳定发展，还是冒险拼搏呢？

最终，他决定和兄长们一起，共同赌电池行业的未来。

于是，有了我们在上一期提到的场景——1999年，梁少康、陈棠华、曾毓群在香港注册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为ATL，专做电池业务。

创业艰难百战多，几个高管四处募集资金，筹集了大约250万美元。而在圆、方、软三种形态的电池中，日本企业垄断了圆形、方形电池市场，早就筑起了巍峨的专利墙。

ATL团队清醒意识到，必须避开日企的锋芒，于是坚定地选择了软包电池路线。这种电池设计灵活，能够按照客户需求定制形状尺寸，但工艺复杂，靠自己研发很难实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购买外国成熟的技术。

而巡视全球，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聚合物锂电池最为先进，但价格相当昂贵，高达100万美元，占到了公司资金的40%。四人一商量，还是决定咬牙买下专利授权，从而赶上新赛道的风口。

然而，正当他们满怀憧憬，想要用技术为公司插上翅膀时，来自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却给了他们一点小小的美国震撼。

按照专利配方生产的电池，在数次充放电后，便鼓包变形，不仅看着吓人，更无法正常使用。

起初团队还以为哪个环节出错了，赶忙向贝尔实验室求救，没想到对方云淡风轻地说：

这在专利圈属于“正常”现象，其他二十多家购买的公司，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别看这项技术存在缺陷，每卖出一块电池，还得给贝尔实验室交提成呢。

ATL吃了哑巴亏，却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购买这项专利的多数是大公司，被坑了也可以淡然一笑，但ATL购买专利已经消耗近一半的钱，再加上技术攻关、设备采购和日常运营，资金链已眼看着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为了延缓资金的枯竭期，团队决定集体降薪50%共渡难关。

这个团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不认命，他们想赌一把，置之死地而后生。

老板梁少康只负责管理，解决电池鼓包的重任就落在了其他三位创始人身上，而这三位创始人，有两位好赌成性。

张毓捷是电机博士，曾在福特和IBM任职，1994年回国加入新科，成为了曾毓群的上司。喜欢打麻将的他，自称是一个又懒又想赢的人，十分推崇赌性。

陈棠华则是化学博士，是张毓捷的大学同学，1995年空降为新科高管，勤勉谨慎、严于律己，与张毓捷的管理风格大相径庭。

船舶工程的曾毓群学历最低，但敢想、敢干、敢挑战自我，又机智好学，不仅合张毓捷的脾性，还很对陈棠华的胃口。

两位上司都年长曾毓群20多岁，亦友亦师。虽然三人都是电池技术的门外汉，但嗜赌成性、敢于冒险、勤勉谨慎的特质，融合成了不信邪、不怕鬼、不放弃的合力，在当代创业史上，撬开了一点改命的机会。

他们在狭窄的楼梯间不断实验，将各种技术资料翻了又翻，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跨学科的激烈交锋，猛然间碰撞出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在100多页的电解液手册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信息：聚合物锂电池的沸点上限为85℃，而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某些材料的沸点偏低，电池鼓包的问题，很可能就来自这些低沸点的物质。

理清思路后，他们试了几十种材料，重构了电解液的配方和工艺，不可思议地解决了电池鼓包的难题，前后仅花了2个星期。

贝尔实验室和全球二十多家公司都无可奈何的问题，竟然被一个中国的小团队突破了。对于首战即决战的ATL来说，这次来之不易的成功，极大提升了士气。

他们成为了全球唯一能稳定量产该技术的企业，迅速开发出容量更高但价格更便宜的产品，为MP3、手机、蓝牙设备等厂商供应电池。

仅仅三年时间，ATL就实现了盈利。一家美国公司也登门拜访，实地考察后甚是满意，甩出了一张1800万单的超级订单，让ATL为他们的 MP3 播放器供应电池。

这家公司正是后来名震寰宇的苹果，那款MP3播放器，则是开启了数字音乐时代的iPod。不知不觉之间，ATL的电池跟着iPod，飞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场胜利不是曾毓群一人独力完成，但对他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历练。面对尚不熟悉的技术领域，他表现出极强的学习力和判断力，这种 “不懂但敢闯” 的精神，为他日后的领导风格奠定了雏形。此后几年中，曾毓群通过一边工作、一边勤勉学习，相继获得华南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学位，主攻锂离子电池研究，愣是从一个电池门外汉成为锂电池专家。

他从一线试验中获得了对“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体感，也在危机中锤炼出“面对难题不退让”的精神肌肉，而这些，都在悄然塑造着他看待技术、组织和未来的方式。

有了苹果的背书，ATL斩获国际知名度，成功打入更高端的智能手机供应链，OPPO、VIVO、华为、三星等厂商，纷纷发来合约。不到十年时间，ATL便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手机电池公司之一，实现了张毓捷 “又懒又赢” 的愿望。

而曾毓群却不甘躺赢，他有着更大的野心。

3.威胁总部

2004年底，有个叫钟家尧的老乡拜访ATL，钟家尧是当时宁德市蕉城区的政协主席，希望曾毓群能够回到家乡办分厂。

虽然曾毓群也有报效之心，但家乡的基础条件实在太差，连高速都没通，根本容不下大企业。但家乡还是愿意提前筹备、等待ATL，这一通拜访，在他心里悄然种下了一颗种子。

4年后，也就是2008年，40岁的曾毓群和家乡等到了这个机会。由于ATL的电池业务太过火爆，东莞的两个工厂已经不堪重负，必须扩大规模，而家乡宁德也享受到“基建狂魔”的福祉，不仅通了高速公路，甚至建成了高铁站。

曾毓群力荐在家乡宁德建立分厂，得到了陈棠华总裁、张毓捷副董事长的支持，但董事会讨论激烈。

原因也很简单，虽然宁德政府态度诚恳，还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但宁德说破天也就是一座三线小城，实在不方便开展国际业务。

而出于多方面的因素，曾毓群更加坚决，竟然动员起宁德籍的员工，以集体辞职威胁总部。最终，日本总部同意了请求，在宁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甚至连名字都带上了家乡，全称为“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另一方面，这年的北京奥运会上，50辆搭载国产锰酸锂电池的电动大巴成功运营，ATL正是电池的供应商之一。虽然这次合作没有赚多少钱，但曾毓群敏锐地意识到，电车时代即将来临，动力电池大有可为。

他当机立断，主导设立了动力电池事业部，想要赶上新能源的风口，紧锣密鼓地研发起了性能更好的锂电池。

2011年，由于政策对外商独资企业的限制，曾毓群又将动力电池事业部独立出来，带领成员们全体前往宁德，改写世界动力电池市场的宁德时代，正式登场。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详细讲过，凭借着扎实的技术积累，和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和三元锂电池的扶持，宁德时代的营收突飞猛进：2016年超越韩国三星和LG两位巨头，成为世界动力电池市场的第三名；2017年又超越松下和比亚迪，以近200亿的营收、42.88亿的净利润，问鼎世界第一。宁德这座小城的命运，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ATL建立工厂前，宁德市只有老城区，属于典型的三四线城市，GDP常年位列倒数。一些被迫迁来的员工，甚至有被骗进大山的感觉，想跑都跑不出去。

但现在，它已经从破败小城变化为“全球新能源之都”。宁德新能源为城市注入了强劲的东风，宁德时代更是吹开了百花缭乱的盛世。

在宁德时代的光芒指引下，200多家上下游公司汇聚于此，构建了“不锈钢新材料、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矿产开发、材料制造到电池回收的完整闭环。

短短十几年时间，宁德的GDP狂飙到3902亿（2024年），足足是2010年的5倍多，不仅跻身全国百强城市，还是 “全球锂电心脏”，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4.赌性更坚强

曾毓群在宁德建立工厂的行为，不仅仅是回报桑梓那么简单。当时广东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许多工厂开始向内地迁移，而宁德不仅通了高速公路和高铁，还拥有中国最深的不冻港——三都澳。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将三都澳规划为未来的东方大港，可以说宁德虽穷，但犹如潜龙在渊。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曾毓群不想重蹈ATL失去控制权的覆辙。2005年，先前投资ATL的风投们套现离场，打得曾毓群等人措手不及。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最终以1亿美元的价格，把ATL卖给了东京电气化学公司，曾毓群和师父们辛辛苦苦经营的企业，转眼间失去了控制权。

而在自己的老家设厂，有宁德政府的全力优待，他能够拥有更大的掌控权。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赌性更坚强” 的曾毓群，很多时候必须靠独裁推进自己的战略。

没错，在许多人眼中，“独裁” 是曾毓群绕不开的标签之一。

宁德时代创立伊始，国内友商们普遍选择相对容易的磷酸铁锂路线，他却力排众议，主张向日韩巨头看齐，研究成本更贵、技术更难的三元锂电池。

2012年，宝马发来几百台订单，要求却高得离谱，很多人质疑：

为了这么一个小订单，犯得着耗尽公司的人力和资源吗？如果最后没有达到宝马的要求，那公司岂不是可以原地解散？

但他又迎难而上，亲自带队研究800多页的德文标准。

对于初创的企业来说，一旦赌错很可能万劫不复。面对多数人的反对票，曾毓群一次次行使独裁权，宣布反对无效。

所幸，事后证明，曾毓群的判断完全正确。当新能源发展到2017年的时候，不仅消费者青睐续航更长的电车，就连国家也调整了补贴方向，鼓励更长续航的车型。

密度低的磷酸铁锂电池基本被排除在外，从此三元锂电池成为政策宠儿，布局多年的宁德时代直冲云霄，超越了主要研究磷酸铁锂的国内大哥比亚迪。

而在与宝马的合作中，曾毓群不仅在质疑声中接下了合约，还举全公司之力迎战，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测试中心，亲自带头学习、消化德语资料，不仅达到了宝马严苛的要求，还筑实了技术的根基，更从此声名鹊起——那可是宝马认证的供应商，全世界的汽车巨头，都开始关注这家位于中国三线城市的企业。

敢于冒险、嗜赌成性，使曾毓群的决定时常遭到反对和质疑，也因此，“独裁” 成为了他确保战略执行的必要手段。而屡次赌对的神话，又一次次加固了曾毓群的威望，公司上下甘心服从他的独裁。虽然宁德时代有一位总裁、三位副董事长、七位联席总裁，但并没有实质的2号人物，也没有最高决策机构，因为曾毓群就是精神领袖和战略制定者，其他人只负责执行。

值得关注的是，在高端制造业中，曾毓群这种“强人治理”的模式似乎并非孤例：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也曾坦言其公司管理风格是 “一言堂”；任正非早期的铁腕治理名噪一时；英伟达的黄仁勋、台积电的张仲谋，都足以一锤定音。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这类行业固有的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高端制造业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每一个关键决策都可能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在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中，创始人凭借深厚的技术背景和对行业趋势的敏锐判断，容易形成强大的个人权威。

其次，这个领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技术迭代速度飞快，企业必须能够快速决策并高效执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抢占先机。相比于层层审议、可能错失良机的集体决策模式，创始人主导的“一言堂”，在决策效率上往往更具优势。

最后，长周期、高投入的研发和颠覆性的战略布局，尤其需要强大的战略定力，不能轻易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或内部的不同声音所干扰。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强势领导风格在高端制造企业中，更容易涌现。

事实上，曾毓群也赌错过。2021年开启了“千亿级扩产计划”，结果两年后全球锂电池产能阶段性过剩，宁德时代的季度营收增速一度暴降至个位数，市值较巅峰期蒸发9300亿。但凭借敢想敢干的魄力，对技术和趋势的敏锐判断，综合来看，曾毓群的胜率相当可观。

一些高管在会议上驳翻他的观点，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曾毓群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事后会悄悄地改正，默许对方的执行方案。

独裁者往往让人厌恶，但一个知错就改、胜率极高的独裁者，则是可怕的。他真的颠覆了动力电池行业，被世人尊称为“赌王”。

5.不谈感情只谈钱

然而，成为世界之王后，曾毓群悄然把“赌性更坚强”的字，换成了“溥博渊泉”。这个词出自《中庸》，意思是智慧如天宇般广博无垠，如渊泉般深邃不息。

随着宁德时代日益做大，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好赌。电池生产存在太多风险，技术、良率、成本、产能、交付等，随便一个小错误就是数以亿计的损失。而伴随着体量的膨胀，风险也跟着快速繁殖，变得更多更大。为了保障自身的稳定发展，曾毓群只能更加谨慎和理智。

2019年，蔚来野心勃勃地筹备150度半固态锂电池，结果工程团队软磨硬泡了半年，还是被宁德时代拒绝，因为这种技术属于行业首创，很可能无法实现，宁德时代的高管们，都不肯调动工程资源尝试。

还有家头部车企开发了新电池包技术，想要减轻电池包重量，但哪怕提供技术细节，宁德时代也不愿意执行，因为这种工艺涉及到新的供应链和机加工技术开发，有可能增加成本，拖慢交付节奏。

由于担心各种潜在的风险，车企的创新需求被一次次忽视。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规律，当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自身便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地心引力”，这种引力倾向于稳定、秩序和可预测性，它会潜移默化地塑造身处核心的领导者，即便是曾经最富冒险精神的创始人，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系统惯性的约束。当年那位敢想敢干的少年，似乎变得逐渐老成，而与车企合作的原则，更是简单冷血——只谈钱，不谈感情。

曾毓群在母校上海交大的校庆上直言，想买宁德时代的电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产线买下来：

没有钱的承诺，是不认真的。

自从2017年成为世界第一后，宁德时代就成为了动力电池行业的东方不败。2019年又攀高峰，它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50%，坐稳了行业龙头地位。

由于太过抢手，宁德时代开发了颇受争议的“保证金制度”，想采购他家的电池，必须签订长期需求协议，车企要先预估未来5-10年的电池需求，并提前支付保证金，用于“产线建设、人力扩招、物料储备等”。

合作开始后，车企按约定完成年度采购量，宁德时代分批返还保证金，但如果没有完成，就可能影响保证金的返还比例。

但没办法，尽管条件苛刻，理想汽车CEO李想曾透露，想买宁德时代的电池，都是车企董事长亲自排队。

而且即使你愿意交“保证金”，前方仍有重重关卡。2019年，蔚来资金短缺，但宁德时代坚持“有钱才发货”，急得蔚来高管拍出了房产证明，才说服宁德时代。

2020年，一家国内车企的采购副总裁，手握6亿元的承兑汇票，却被宁德时代的高层多次拒绝，因为承兑汇票通常60天到账，比宁德时代要求的电汇晚了45天。

宁德时代的霸道与强势，自然引发了诸多不满。2022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多位嘉宾抱怨，动力电池价格太高，分走了太多的利润，严重影响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更是直言：

动力电池成本已经占到了我们汽车的 40%、50%、60%，不断升价，那我现在不是给宁德时代打工吗？

打工论一出，瞬间把曾毓群推到了风口浪尖。

2023年1月，经济学家任泽平又发文炮轰宁德时代，通过专利诉讼、霸王条款等手段，破坏行业生态。

天下苦宁德时代久矣，曾毓群再一次掉入了舆论漩涡，许多车企磨刀霍霍，想要揭竿而起。

6.去宁德化

打出第一枪的，正是广汽集团。2017年，广汽传祺首款电动车GE3上市，月销一度冲到了2000多台，却因为宁德时代电池供应不足影响了交付。广汽当机立断，扶持了另一家电池供应商“中航锂电”，没过多久，中航锂电就顶替宁德时代，成为广汽的第一电池供应商。

2019年，因为宁德时代拒绝尝试150度半固态锂电池，蔚来也开始招募第二家电池供应商，仅仅两年之后便取得突破。

李斌发布了150度半固态锂电池方案，还宣布会在2022年第四季度交付上车，宁德时代的高管们连忙飞到上海，非常“诚恳”地挽回了这个项目。

另一家造车新势力小鹏，更是因为引入新的电池供应商，与曾毓群爆发了冲突。2021年，何小鹏与曾毓群在宁德时代总部大楼里发生争执，曾毓群一度退出了会议室，平静了10多分钟。

而真正让曾毓群感到威胁的，是老对手比亚迪在磷酸铁锂电池领域的技术革命。

由于磷酸铁锂电池密度低、续航短，2017年就被政策补贴抛弃，比亚迪便在那一年被宁德时代超越，失去了中国电池大王的宝座。

然而，比亚迪依然斥巨资研发磷酸铁锂电池，终于在2020年实现突破，发布了形状既长又薄的“刀片电池”。通过结构创新，刀片电池的体积利用率提升50%以上，续航里程能够媲美三元锂电池，安全性还更高。

2020年，比亚迪正式开启了电池外供，靠着长期积累的声名攻城略地，相继与一汽、丰田达成合作。同时，车企们纷纷效仿比亚迪，搞起了自研。

目前已经有至少15家车企在自研电池，广汽的弹匣电池、上汽的魔方电池、长城的短刀电池、长安的金钟罩电池，一心对标比亚迪的吉利，更是整出了金砖电池、神盾短刀电池、神盾金砖电池。

商场如战场，危机四伏、强敌环伺，但凭借着深厚的技术积淀、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宁德时代依然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庞然巨物。2024年，宁德时代年营收达到3620亿元，拥有极为充足的现金储备，这是当我们迈出道德评判之后，可以看到的宁德时代产业价值的体现。霸道强势、对合作商不讲感情，是宁德时代的一面；另一面，精益求精的品控、对安全性极其严苛的追求，以及确定合作后的全情投入，也是它客观存在的。

另外，在残酷竞争之中，曾毓群也逐渐从一个单点压制的主导者，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建设者，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

过去几年，宁德时代入股了阿维塔、极氪、奇瑞、智己等车企，与上汽、广汽、一汽合资建厂，联手长安、五菱、北汽推进换电网络建设……以“技术 + 资本 + 标准” 三位一体的方式，重新编织了与车企之间的合作网络。

这就完全解决了之前的问题吗？没有。未来还会有新的困境吗？一定会的。因为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1968年出生的曾毓群，成长于集体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巨大时代断裂带。他既受过“锄地拔草”的农耕教育，也亲历了“下海经商”的浪潮汹涌；既见证了国企铁饭碗的瓦解，也抓住了民营科技产业腾飞的窗口期。可以说，他的每一个重大转折，都与时代密切相关，他的求学赶上高考恢复，创业恰逢中国加入 WTO，电池崛起踩中新能源战略拐点。

正是时代巨变提供的机遇，使曾毓群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许多人几代人都难以跨越的距离，从岚口村煤油灯下的少年，成为全球电池产业的主导者，一手打造出宁德时代这座能源帝国。

但和时代机遇同样重要的，还有他对时代的回应方式。

他初期的成功，得益于南方工业带密集的制造配套、务实的工程文化，也源于一种跨学科、强学习力驱动下的技术突破力；中期的发展，踩中中国产业链内迁与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也离不开他对供应链、组织形态和战略节奏的极致把控；而晚年的转型，则置身于全球新能源格局由“单点竞速”向“协同生态”演化的窗口，他则顺势完成了从“主导产品”到“共建平台”的跃迁。

他不是完美的领导者，一路走来，争议从未缺席——独断专行、技术霸权、垄断市场、压迫车企……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重压之下不容失败的强人，所必须承担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