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乡，我都有很深的无力感_风闻

【王若愚原创作品】

今年暑假，带着孩子回老家种地，过一过我童年时的生活，试图让他体会苦难，重焕学习的动力。

父母已经是76岁的年纪了，门口的大块田给老板承包了，只留下宅基地周围约一亩地自己耕种。但父母不甘心就此“退休”，不但种了好几块地的沟边地，还收了好几家的宅基地——农村很多人家要么进城了，要么老人去世了，宅基地被推到了，但这种小块地大老板看不上，就有一些老年人以极为便宜的价格收下来耕种。

一到家，我就感觉母亲走路不对劲，小小的步子艰难地挪着，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她的背也变驼了，原本健壮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一问，说是腿疼的毛病已经有一两个月了。

我要求马上带妈妈去看病，结果爸爸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说什么邻居某某家一直到80多岁还在种地，如果妈妈70多就不种地了，完全是偷懒；还说这是妈妈那边家族的遗传病，因为她的兄弟姐妹都有腿疼的毛病，“有的开刀也没用”。反正就是一个意思，不用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拉着妈妈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妈妈也是拒绝了半天，一直说不用去医院，在我再三逼迫之下才愿意出发。妈妈让爸爸出钱，爸爸掏了半天才给了400元现金。我说不要你们的钱，你赶紧走就是了。

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挂了骨科和皮肤科的号。骨科医生开了骨盆DR的检查，检查后说大致正常，原因不在胯关节，需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病因。皮肤科开了一些药，因为她有皮癣，自己反复抓挠，一直血糊连天的。

预约了核磁共振，然后回家。

我跟爸妈说，那些沟边地、宅基地真的不能再种了。过去你们身体好还能种一种，现在爸爸也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好几种毛病，妈妈腿疼越发严重，再这么种下去，人就要瘫痪了。

爸爸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说家里开销大，人情事务开支多。我就拿出计算器，一样一样给他算承包地的收入，政府发的“农村养老金”，我每月转的生活费，即使他们不种一片地，一年也有三万元的收入。支出方面，粮食蔬菜都是自己家种的，也就是偶尔买一些鱼肉，爸爸还下了小网，鱼和龙虾吃个不断，就算人情事务开支大，也能剩下两万，还不够生活吗？

爸爸又开始说某某家老人，老了看病没人管，结果活活病死，他们需要积攒一些钱财来应对老年突发事件。我说，这些年去了几次医院住院、开刀，哪次不是我出钱？你们需要为了没发生的事情焦虑吗？

然后又说老家要拆迁，买集中安置房，面积不够的部分还得自己家出钱，还要装修，这些都是开支。

我说钱不够的地方，我会给你们补贴。从上大学到结婚到买房，我就没要过你们的钱，现在就一个要求，让你们不要种地了，把身体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贡献。

说了半天，还是想着种地，也不让我给表兄弟打电话去退宅基地。

听邻居说起一件事，沟边地是个斜坡，正因为不好耕种，老板才愿意让给他们种地。妈妈腿不利索，几乎是跪在斜坡上，才能种下油菜和黄豆苗。斜坡不好抗旱，还得拿个小桶，一点点地浇水。

好不容易把庄稼伺候好了，结果老板用无人机打除草机，一夜过去沟边地的庄稼死了一半。父母不但没理由找人算账，还得给老板买烟买酒，只求老板在打药前通知一声，他们就提前拿着雨布挡着，让除草机打不到庄稼上面。

听完邻居的讲述，我不由一声叹息。

预约核磁共振还有两天时间，我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在玉米地里施肥，被玉米叶子割得手臂上一道道伤痕；在菊花和黄豆田里拔草，不一会儿功夫衣服就被汗水湿透……这些我童年时的日常，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干了一会儿，就不停地问啥时候回去。

他也体味到城市生活所未经历的那些事情。比如，抬手就能摘到最新鲜的丝瓜和豆角，提起小网就能收获罗氏沼虾、小龙虾、河虾、黑鱼、鲫鱼，还有螺蛳，一道道河鲜是令人难忘的美味。

其实，我回家之后，感觉最难受的是上厕所，因为蚊子苍蝇实在太多了，上一次厕所要咬好几个包，每拉一根就要挪动屁股、移动脚步。政府也在推广新型厕所，但不少用了一段时间就废弃了，因为冲水和维护都是麻烦事，还不如这种传统厕所，还能更方便地积攒农家肥。

当然我也知道，仅靠这几天的劳动锻炼，很难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比如每次一收工，孩子回来就是看电视，怎么说都不愿意做作业。但是总得去做一些事情，尽力去挽救一下，这样即使他以后确实学习没有起色，我也自我安慰能想的招法都想了。

那天上午去做了核磁共振，在等着出结果的间隙，去了新四军纪念馆，让孩子们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接受革命传统熏陶。从中得知，我们镇里、村里很多熟悉的地名，都是烈士名字命名的，红色传统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从未远离。

下午，拿到了结果，说是腰椎退变变形压迫神经，导致腿疼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方案，其一是进行手术、彻底根治，手术大概十天时间，取下病变的腰椎；其二是先吃药、保守治疗。

我让医生先开药，随后把核磁共振结果发给了在上海医院工作的侄女。侄女找了专家咨询，说是可以做一个微创手术，两天时间就能出院。还推荐做一种“小燕子操”，日积月累也能改善腰椎状况。

不管是市医院的医生，还是上海的专家，都说这样的身体是不能做重活了，不然压迫之下病情会变得更严重。

回家和爸妈再次谈了放弃种地的事情。爸爸还是一样的东拉西扯，要么说今年的庄稼收完再退田，要么就说开支高，要么说干点活锻炼身体，不干活反而会犯病。

情急之下，我说你们究竟要种到什么时候，难道非要把妈妈种得瘫倒在地里，你们才能放弃种地？

结果爸爸说，要是妈妈真的瘫痪了，就送到北京给我抚养，因为我是儿子就得付起养老的责任，他就一个人在家种地。听后，我不由一声叹息。

晚上，他们早早睡去。我一个人步行在乡间的小路上，踌躇良久。乡间的生活无疑是辛苦的、繁杂的，但更难改变的是固执的思想观念。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想要转变他们的思想认知，都是难上加难。这也让我每次回乡，都会有深重的无力感。

父母他们一直在为还未发生的“年老生病，无人照料”的恐惧里，并为此拼命地劳动，想要积攒一定的家底来作为“应变基金”。但恰恰是他们不愿意听从子女的意见，拼命干活加剧了瘫痪的风险，并让在外的子女不得不做出更大的牺牲，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来照顾他们，才能避免“不孝”的骂名。那些宅基地有限的收成，却成了压垮子女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