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之下，哪些地区在受益？_风闻

你知道2025年上半年增速最快的省是哪里吗？答案肯定出乎你的意料。

从GDP同比增速来看，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增速超过7%的省份。而且，这也绝非偶然现象，2023年和2024年的GDP增速冠军也是西藏。

那么西藏经济增速如此耀眼的诀窍在哪？关键就在于固定资产投资。

如果你去看看西藏上半年的经济通报，“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8%，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0个百分点”。

实际上，近年来，在地方债务压力大的情况下，很多省份早已经放弃了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转向内需和外贸。

但对于经济落后、人口只有300多万、自然条件又不好的西藏来说，要想通过消费和外贸来拉动经济是比较困难的，要想让经济成绩单好看，就只能持续加大政府投资。

而加大政府投资的底气来自哪里？正是来自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东部发达省市的帮扶。其中，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尤为关键。

2024年，西藏取得转移支付收入2568亿元，人均收获7万元，是贵州的7倍、广东的36倍。而你知道同年西藏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吗？仅仅只有300亿元，相当于转移支付的八分之一。

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三部分：

第一类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就像家长给孩子的“生活费”。主要是用来弥补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保障地方政府日常运转，比如基本民生、工资和运转的，以此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二类是专项转移支付。这个就像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上兴趣班的钱，必须用在指定地方。比如，国家要推动某个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补助义务教育经费、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等，都可能通过设立专项转移支付来实现。

第三类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这是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类型，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确认的、由双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的领域。例如，在某些社会保障项目、公共卫生、科技研发等领域，中央和地方可能都需要出钱，中央通过这类转移支付，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

实际上，对于财力匮乏的地区来说，专项转移支付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更高。但问题是，专项转移支付有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这很容易造成财力匮乏地方的沉重财政负担。

在财政负担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基建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并不限定用途，因此将其运用于基建投资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

通过增加基建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地方独享的营业税收入，而且也能够间接提升城市土地的价值，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其他地方独享的土地相关税种收入。

正是靠着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一大批重大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在西藏不断涌现。中国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输变电工程——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海拔最高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西藏云计算数据中心，“世界最难建的铁路”——川藏铁路，还有近日的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等等。一些万亿级大投资建成之后，有望每年为西藏形成200亿以上的财政收入。

对于经济强省来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导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但西藏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并未饱和，新增投资还能够带来不少的经济增长效应，也能吸引一些配套的公司入驻，增加当地的就业岗位，从而提升当地的税收收入，推动经济的发展。

就拿川藏铁路来说，这是一条被赋予了国家战略大通道、富民兴藏大通道、开放融合大通道、综合运输大通道等多重战略意义的重大工程，因此其中雅安到林芝的路段，跨越断天险、横穿第一阶梯，修建难度被称为“地狱级”。而修建花费的3198亿元，全部是由国家层面出资。

要知道，近年来随着债务压力的不断增加，各地都在收缩高铁、地铁的建设，而且铁路投资机制改革之后，国家也不再全面出资，地方要承担更多建设重任。但一些西部地区的重点工程，尤其是有着“世纪工程”之称的超级工程，仍受到国家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西藏就是如此。

而川藏铁路的落地，对于西藏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高铁作为一种高速、低能耗的交通方式，可以显著降低交通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相比已建成的青藏铁路，川藏铁路连接的是四川和其他发达省份，交通轨道的通达性，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要素流动，进一步提升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见，对于西藏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财政转移支付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转移体系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有一部分是用来扶持特定区域发展的，其中革命老区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存在。

江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这里有54个原中央苏区，曾经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的牺牲。这导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如今仍然比较落后，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

就在10年前，整个江西还面临着“环江西高铁圈”“环江西万亿城市群”“环江西自贸区”“环江西985大学圈”的尴尬。但如今，高铁之环已经被打破。2023年，江西成为全国第1个实现“市市通350高铁”的省份，怒刷了一波“阿卡林省”的存在感。

高铁造价高昂，投资回报周期很长，如果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江西是难以在短短十年上演“逆袭”奇迹的。

在中国，省会城市通常是全省的政治高地，但江西却是一个“例外”。由于革命老区的存在，使得江西内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革命老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待遇竟然比省会还要高。

可能很多人不会注意到，2015年到2023年，南昌获得的省内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支付合计17221990万元，在省内只能排到区区第7名。

而傲居榜首的谁？答案是赣州。其获得的省内转移支付更是全方位碾压南昌，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南昌的2.5倍，专项转移支付是南昌的2倍。

南昌为江西贡献了23%的GDP，17.2%的财政收入，但收到的转移支付只有全省的9%左右。而赣州贡献了14%的GDP，10%的财政收入，然而收到的转移支付足足占了全省的21%。

赣州到底是有何来头，竟然享受到如此顶级的“待遇”。熟悉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就在赣州瑞金。

有了转移支付，一方面可以缓解政府一部分的财政压力，给当地提供更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赣州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等发展项目，从而更好地吸引产业入驻。

2021年，中国稀土集团落户赣州，这可是江西省近百年历史上的第一家央企总部。它的落户，推动赣州建设“中国稀金谷”，成为世界知名的稀土金属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此外，赣州还先于南昌，与大湾区打造了赣粤产业合作试验区，率先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它还拥有了省内第一个获批“中国制造2025”的试点示范城市。

而且，中央还宣布，赣州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在中国非西部地区总计376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国土上，能够享受如此特殊待遇的地方屈指可数。

除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就只有赣州了。

如果没有中央对于革命老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赣州可能如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三四线城市。

要论谁是财政转移支付里最大的赢家？答案非成渝经济圈莫属。多年来，转移支付金额最多的省是四川，转移支付金额最多的直辖市则是重庆。 

在中国的特色市场经济语境下，谁享受到的资源倾斜越多，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就越有竞争力。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就是给地区真金白银的鼎力支持。

2000年以来，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的转移支付、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开始向西部倾斜，四川、重庆迎来了飞速的发展。此后，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大调整，东部开启产业转移，一部分向东南亚国家，而另一部分则去往中西部地区，四川、重庆又迎来了新机遇。

如今，当时代的主题从发展的单中心，变成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双中心，成渝的战略地位再次发生了质的飞跃。作为中国距离海洋最远的超大特大城市圈，只有成渝有着独特的大后方优势。因此，在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区中，只有四川足以担当“战略腹地”的定位。

过去，重庆、成都的短板是深居内陆的区位条件，但是放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中，这种劣势反而成了优势。中央想要将其打造为战略腹地、最强备份地带，就需要不遗余力地投入。

而这背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大量的转移支付，来支持基建项目，通过高铁、航空物流枢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真正让中西部能够摆脱区位劣势。

明眼人都能看出，泼天的富贵，正在落入成渝地区。过去，全中国只有北京一个城市拥有两个4F级别的机场。2021年，成都成为全国第二个。而重庆的第二个4F机场也已经获批，待建成之后，成渝地区将拥有4个4F机场，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堪称高配。

此外，成渝还将迎来“下一代高铁”。2022年，成渝中线高铁开工建设，项目估算总投资722亿元，预计于2027年开通。这是中国首条预留提出时速要达到400千米/小时条件的高速铁路，届时，成渝之间将实现50分钟通达。

从2012年以来，四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3%，远超东部和中部地区，近两年更是连续多个季度大幅跑赢全国。从2012年到2023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8%，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足以见得中央对于成渝的“关照”。

最近几年，重庆与广州的“中国经济第四城”之争一直备受关注。2024年，重庆凭借着3.22万亿元的GDP体量，超越广州（3.1万亿元）。

如果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2023年，重庆以2441亿元的体量位居全国第6，而广州则以1944亿元的体量位列全国第8。与上海、北京、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财政收入相比，广州的财政收入似乎与自身的经济地位严重不符。

实际上，广州的财政收入体量一点都不低，但关键是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来上缴省财政，税收自留率不超过30%。而反观重庆，财政直接挂钩中央，税收自留率超过了50%，手头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就更多。

从这点上看，广州是财政转移支付的贡献主力之一，重庆则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方。重庆作为西部省份，又要兼顾三峡库区发展的重任，每年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都超过2000亿元。

正是得益于大量的转移支付，以及政策倾斜，充盈了重庆的财力，使其能够有更多资金投向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从而也更有底气发展新兴产业，陆续打造起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可以说，正是中央转移支付的鼎力相助和政策倾斜，成功托举起了成渝经济圈。

此外，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还有粮食税、养老金中央调剂、中央财政竞争性评审示范项目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支持地区的发展。

比如粮食税，主要是给予黑龙江、河南、吉林、内蒙、河北、新疆等粮食输出大省缴纳补助，这对于产粮大省来说，是极大的利好。

比如“养老税”——养老金中央调剂。在2023年，国家从养老金相对富裕的省市调拨了2440亿元支持“养老金短缺”的省市，辽宁和黑龙江拿到了超过800亿，内蒙古、吉林拿到超过200亿，这也是对于人口流失地区的“人力补偿”。

比如中央财政竞争性评审示范项目，这是由国家有关部委通过竞争性选拔机制，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持的地方项目，用来减轻地方资金配套压力，推动项目加快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

例如2023年，河南安阳申报的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项目，获得了中央财政10亿元的资金支持。2024年，甘肃酒泉申报的中央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将在3年建设期内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亿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5000万元……

在全国一盘棋的策略之下，转移支付间接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整合，但这一作用机制是在既定的分权框架体系之下发生的，而且其作用实际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很微弱。

而且，我们也需要思考转移支付是否给地区带来了长期而非短期的经济增长，它是不是也促使欠发达地区真正形成了“自生能力”。未来，这种从沿海地区转移财政资源到内陆地区的方式还能否持续，是否需要改革，是有待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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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48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巫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