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日本侵华五十年（1894-1945）之四_风闻

原创：桅杆 ,首发于“走进历史的深处”微信公众号 

重发说明：本文发布后，有朋友问：中国抗日战争有14年、8年之说，你怎么冒出个《日本侵华五十年》？在此做个解答：其一：日本自1894年开始侵华，中国从此也开始抗日，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几乎没有中断，日本只有2年没在中国大陆驻军，更别说一直占领着中国宝岛台湾了。其二：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日本明治时期确定的侵华政策的延续和步骤。其三：两国战争一般从边境爆发，可九一八事变的沈阳，七七事变的卢沟桥，都是中国腹地。中日战争为何在中国腹地爆发？如果不从头说起，就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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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奋起抗战：与倭寇拚个他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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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应当说，追根溯源，七七事变的“头功”应归于石原莞尔。因为他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仅靠15000关东军便赶跑了20万东北军，不到半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在日本人看来，石原莞尔为帝国立下了“盖世奇功”。这让日本军界倍受鼓舞，石原莞尔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和基层军官崇拜的偶像和模仿的榜样。日本军界以下剋上的传统也因此“发扬光大”。此后的日本，在既定的侵略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各级参谋和基层军官立功心切，蠢蠢欲动，有样学样。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地区各种事件不断，就是这个原因。在侵略中国方面，日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套路：基层军官频频搞事，成功了，个人名利双收，举国收获成果，以九一八事变最具典范意义；搞砸了，由底下人背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此，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激进，并逐步演进为“没有最激进、只有更激进”。但无论是内阁还是军部高层，毕竟还有一些清醒人士，试图对一些狂妄的战争举动加以限制。于是，一些激进的基层军官转而发动政变或暗杀行动，以清除内阁和军部中“阻碍”战争行动的绊脚石，如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其目标都直指军部和内阁中的稳健派或清醒人士。在这些事件中，多位相对理性的军部高官、内阁大臣甚至首相相继被杀。其中的二二六事件虽然被严厉镇压，但政变发动者所追求的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目标在政变后全部实现。这样一来，整个日本都被激进的战争情绪所裹胁。到七七事变时，日本从民众到军队，从军部到内阁，战争热情都十分高涨，谁主张“不扩大”，谁就是敌人、就得下台或被干掉。整个日本已经集体疯狂，扩大派在内斗中迅速得势。杉山元认为：苏联正忙于大清洗，英国受制于纳粹德国，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国际环境对日本推进侵华战争十分有利，不要丧失“这一千载难逢之机会”，主张迅速“对华一击”。其在上奏天皇时，说“只要给中国以有力的打击，中国就会屈服；事变大约用一个月就可解决”。回顾整个过程，七七事变是在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及《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的指导下，在日本国内狂热战争情绪的推动下，由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和实施的结果。

两派争斗：七七事变的发生与九一八事变非常相似，都是在日本既定侵华政策下，中基层军官搞出的事端。听到事变消息时，日本军部很多人狂喜，认为又一个“满洲事变”的机会来了，华北马上将成为又一个东北。但事变之初，日军参谋本部事实上由石原莞尔主持（参谋总长及次长年高或生病），即由不扩大派执掌权力。有人评论：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都产生了大战略家，唯独日本没有。客观地说，石原莞尔是有一定的战略思维的，在日军中比较另类。前面说过，在大陆政策和侵略中国这个大原则上，日本国内并没有什么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实施的节奏上。石原莞尔坚持“不扩大”，不是他不想侵略中国，而是认为条件和时机不成熟。石原莞尔认为：日本需要50年时间才能消化东北；在此之前，对中国其他地区只应采取蚕食政策，“稳固日满和北支”，而不应激进地去占领中国的其他地区。七七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足55亿日元军费的情况下，出兵中国便是失策”。也因此，7月8日晚，日军参谋本部向华北驻屯军发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的命令，指示“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就地解决事件”。但9日，日本4相（首、陆、海、外）会议决定了以下方针：1、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2、我方采取暂不扩大事件、就地解决的方针；3、中方“若不反省其不法行为导致事态出现危机，我方将采取适当措施”。仔细审视：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有条件的、或者说准备扩大的“不扩大方针 ”。标志着军部的不扩大派开始失势。此时，那些崇拜石原莞尔的参谋和基层军官强烈反对“不扩大方针 ”，也成了他的对立面，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频频要求“惩膺暴支”，不扩大派已经难以掌控局势。10日，日本军部扩大派提出增兵华北方案：从本土、朝鲜和关东军各调3个师团、1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及航空队到华北参战。石原莞尔做出妥协，同意这个增兵方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将这个增兵方案报内阁同意和天皇裁可。当晚，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一天，标志着石原莞尔（及不扩大派）大权旁落（当年9月被调出参谋本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也是在11日，华北驻屯军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此次事变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暂停谈判 集结军队，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予以彻底的打击和扫荡”。至此，“对华一击论”成为日本国策，扩大派在本军部和内阁全面掌权，日本战车开始拆除刹车，即将在侵略的道路上狂奔。

心存幻想：当天（11日），日本已经做出以武力夺取华北的决定之后，华北驻屯军代表还与秦德签订了停战协定。其目的是为了麻痹第29军。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第29军却对日军心存幻想，极力避战求和。也是在这一天，宋哲元赶回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并派张自忠等与日方秘密商谈，并就上述停战协定内容达成一致。从12日起，大批增援日军源源开抵天津，此时宋哲元仍极力避战，公开主张和平。12日及随后几天，蒋介石数次电令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时要求宋哲元“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国民政府同时调动兵力向河北开进，准备增援第29军。实际上，蒋此时在和战问题上也是举棋不定，其13日在日记中写道“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16日在日记中居然写道“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想法似乎挺幼稚。宋哲元对蒋的抗战决心也颇为疑虑，尤其不希望中央军进入河北。在此期间，日本大批陆军和空军陆续抵达平津地区，日本政府却在17日向中国外交部送交照会，反指中国政府向华北调动兵力，“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动军队，居然“构成对日本的挑衅”。真是岂有此理。同一天，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规定将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用两个月，以优势兵力击溃第29军，根本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如果事变结束不了，预计用“三、四个月时间，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意思是要在半年时间之内，实现两个“根本解决”。也是这一天，蒋介石发表决心抗战的庐山讲话。都这个时候，宋哲元对日军仍心存幻想，于18日再次会晤香月清司，向日本人道歉。20日，日军增援抵达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达3万以上，作战准备就绪，便撕毁停战协定，再次进攻宛平城以及长辛店等地。此时，宋哲元仍一味委曲求全，于19日下令撤除北平城防，21日下令卢沟桥守军撤走，希望以此平息事态。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批其拆除北平城防一事，指示“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23日，在华北驻屯军请战时，陆相杉山元说“根据事实情况，毅然给予反击也有必要”。这实际上是让华北驻屯军放手去干，中日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

全线溃败：7月25日，日军进攻并占领廊坊，战事升级。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7月27日正午前”撤出卢沟桥与北平城，否则日军将“采取独立行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已经退无可退，要么投降做汉奸，要么奋起抗战。对日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当即拒绝，并立即终止与日军谈判，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称“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实际上这时的宋哲元仍未放弃幻想，仍未下坚决抵抗之决心。28日拂晓，日军在40架飞机的掩护下，发动全面进攻。第29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殉国，官兵伤亡5000余人。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国民政府之命令”，放弃北平，率军部退守保定，同时电请中央军北援。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第29军全军南撤。宋哲元29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处分，并“电请派张自忠为冀察委会代理委长（留在北平与日军周旋）”。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在当天的日记写道“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这个时候，虽然第2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等部陆续抵达平津地区，加上华北驻屯军，日军总兵力也就3万人左右。而总兵力有10万之众、在长城抗战中表现相当抢眼的第29军，在日军进攻下全线溃败。其根本原因，是宋哲元及第29军始终没有认清日军准备扩大战争的真正目的，对日军心存幻想，为日军的缓兵之计所麻痹，态度摇摆，五行不定，浪费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丧失了有利的作战时机。因为宋哲元等一味忍让退却，第29军战场态势此时已极为被动，同时官兵的战斗意志也被消磨殆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客观地说，宋哲元有民族气节，长城抗战也不含糊。但毕竟军阀本性，为了第29军这个小团体利益，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百般周旋，在夹缝中求生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顾国民政府多次指令和提醒，一直与日本人勾勾搭搭。甚至在蒋介石发表决心抗战的庐山讲话之后，仍去会晤香月清司并向日军道歉。不仅宋哲元，当时的军阀大体如此。例如1936年6月，为抗拒蒋介石收回军政大权，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在日本的暗中支持下，以抗日的名义起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上演了一出“日军支持抗日”的闹剧。其结果是粤军将领知情后，纷纷倒戈，粤桂联军迅速瓦解。或许是太局限于小团体利益，宋哲元无法认清日本人的真正意图，导致严重误判。相比而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军的目的和动向，判断大体正确。

庐山讲话：七七事变爆发的第10天，即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即著名的庐山讲话，正式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因为国力孱弱，军阀割据，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一直采取忍辱退让、委曲求全的妥协政策。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开始侵略中国腹地。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没有退路。庐山讲话表明，蒋介石对日态度和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一味妥协，转向抗战求存。但庐山讲话仍有所保留，仍希望和平解决，“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万一”之后不再退让的最后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之后在7月31日，蒋介石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决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指日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蒋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告国民书（即庐山讲话）发表后之影响，是否会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自信地认为中国表达决心和最后立场后，日本会知难而退，“决不致”爆发全面战争。一篇讲话能吓退日本侵华者？似乎太小看日本人的侵略野心了。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一直心存“外交解决”幻想。北平、天津失守后，日本担心英美列强干涉，萌生“先稳固华北，以和平交涉”来解决中日问题，并议定《日华停战条件》对国民政府进行试探：中国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取缔抗日排日；平津周围划为非武装区；中央军退出河北，日军开始撤退，并以“能融合中日关系者”担任华北地区行政长官等。面对如此苛刻条件，蒋介石在8月6日安排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去上海，与日本代表私下接触。几天后，因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双方交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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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主动进攻：扭转日军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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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悬殊：淞沪抗战爆发当天（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发表，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表明国民政府决心抗战，也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由于国力相差太大，并且日军占领华北后，形成了由北向南的进攻态势。如果日军沿平汉路和津浦路南下，对中国抗战形势将极为不利。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6年过去了。这期间，国民政府无数次忍让，签订过许多屈辱协议。为什么七七事变后不再忍让？经过数年的准备和经营，与九一八时相比，国民政府有了两项有利条件：一是国力军力（如编练了20多个德械师）有所增强，“安内”取得成效，国内形势也稳定下来，尤其是国共内战已经停止。而九一八时，中国形式上完成统一才2年多，离中原大战结束才1年，国家仍是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二是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大为扩展，尤其是基本完成了西南战略大后方的经营，有了战略纵深，一旦在华北或华东作战失利，可以退到西南，行持久抗战。而九一八时，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仅及江浙地区，没有退路，一旦失利就是亡国。客观地说，蒋介石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也有抗日之心。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客观地说，七七事变时，虽有上述两项有利条件，但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仍不具备，胜算不大：国际环境方面，西方列强忙于欧洲事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中国抗战难以得到国际社会援助。这也是日本敢于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内条件方面，首先是工业能力远逊于日本，1937年，日本工业规模是中国的4.5倍，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具有年产1580架战机、740门大口径火炮、330辆坦克、9500辆汽车的生产能力；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只能生产或仿制一些步枪、机枪等轻武器。其次是军事实力远逊于日本，虽然中国陆军人数规模（220万人）远远多于日本（38万人），但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且分属各路军阀，指挥不统一；而空军和海军分别只及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因此，即便到了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后，很多人对中国抗战仍持悲观态度。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午餐。在谈到抗战时，胡适等人忧心忡忡，认为“中日一旦开战，打不了3个月中国就要垮”。临别时，胡适在还特意对蒋说“（对日）外交路线不可断”。可以说，在七七事变爆发时，从国际环境到国内条件，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并不具备，国民政府之所以决心抗战，确实是对日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与其不战而亡，不如奋起一战。

引向淞沪：日军占领北平后，兵分两路：主力向南进攻，很快占领石家庄，有沿平汉路南进之势；一路向西进攻，兵锋直指山西，以策应主力南下。如果日军利用其机械化部队沿平汉路快速南进并占领武汉，则中国战场就被拦腰斩断。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资源都位于平汉路以东。如果日军迅速占领武汉，则国民政府、军队以及工厂、学校等，向西南战略后方撤退的路线就被切断，整个战局将极其凶险。果真如此，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抗战也就算结束了。对此，陈诚在回忆录中说：1936年10月，他在洛阳与蒋介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即于此时策定了。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机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于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1937年8月16日，即淞沪会战爆发第4天，蒋介石召集将领讨论淞沪战事。其间陈诚发言，认为“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民国）25年（1936年）所预定之战略”。国民政府随即决定向上海增兵，淞沪战事迅速扩大。后来战事的发展，基本上依上述路径进行，包括在黄河花园口以水代兵，也是为了阻止日军迅速占领武汉。对于这个战略决策，笔者孤闻，只在陈诚回忆录中见到，未见其他史料佐证，蒋在日记中也只字未提。这个局面（扭转日军进攻方向），真是国民政府主动作为而形成的吗？笔者有些疑惑。因为其一：日军参谋本部在1936年8月制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就明确以“8个师团在华北5省作战，以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调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5个师团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这与上述路径也基本吻合。其二：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等后续战役的实施情况看，明显与这个战略思想矛盾，既然是“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为何拿大批国军精锐与日军拼消耗？实际上，七七事变后，中国向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申诉。但西方列强或忙于应对纳粹（英法等国）、或奉行孤立主义（美国），对中国的申诉不理不睬。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在列强利益最集中的上海开战，以期引起列强重视，对日本侵华行动实施干预。这应是淞沪战事爆发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想在上海开战，日本也有进攻上海的计划，所以“一拍即合”。淞沪战事爆发后，双方都不断增兵，作战规模逐渐扩大，中日作战重心从华北转到上海，在客观上促成了陈诚所说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是战事演变的过程中，一步步扭转了日军的进攻方向，即由北向南转为由东向西。退一步说，即使国民政府当时真有这样的战略构想，也没有贯彻到战争和战役的指导思想上，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并且战略与战役层面严重脱节。因为淞沪会战及随后的南京保卫战，就明显没有这种既定的战略指导。

淞沪会战：关于淞沪会战，很多资料都说是日军主动进攻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日本方面，当时其内部仍在扩大与不扩大上激烈争论，在战争策略上尚未形成系统方案，走一步看一步。况且，日本其时还在向国民政府试探“和平交涉”。此外，上海日租界当时驻军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兵力不足。也就是说，日本虽有进攻上海的明确计划，但当时并未付诸行动。在中国方面，依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地区驻扎，而战事爆发地点是位于市区的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杨树清基地，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上海市区。此外，当时担任战场总指挥的第9集团军（辖87、88师等部）总司令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明确记载是我军在14日主动发起进攻。这是自甲午战争40多年来，中国正规军第一次主动进攻日军。笔者认为值得一书。其实，早在1936年初，国民政府就在筹划对日作战的准备事项。当时，国民政府将全国划为若干个国防区，由张治中（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任京沪区警务司令，负责上海方面备战。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第三战区作战地域为江浙两省。七七事变后，为应对上海方向作战，国民政府必须突破在上海不能驻军限制，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命令驻扎在苏州的第2师补充旅2团等部换上保安队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要点；二是将国军最精锐第87、88师等部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待命。此次淞沪战事的起因是虹桥机场事件。或许是日方对中国军队的行动有所察觉，8月9日下午，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2名士兵，驾驶军车闯入虹桥机场窥探（估计是侦察国军情况），被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实是补充旅2团士兵）击毙。在此事的交涉过程中，日方以一贯的强硬立场，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中方代表当即严辞拒绝。日本海军部当天即决定以武力解决虹桥机场事件，次日16艘军舰及3000名海军陆战队即从本土出发开往上海。11日夜，张治中下令87、88师及炮8团等部由无锡、苏州一带出动，于次日清晨抵达位于上海市区的进攻出发地，计划于13日拂晓发起进攻，但被国民政府紧急叫停。日本内阁于13日做出决定，向上海派遣2个陆军师团。14日上午，国军空军开始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陆军于下午4时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杨树浦基地发起进攻，淞沪会战拉开战幕。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的这5天时间里，双方都在紧急行动，似乎不约而同。或许是被中国军队的主动进攻所激怒，日本政府在15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方面如此轻侮帝国，……帝国已到最后容忍之限度。为了惩膺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于今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这实际上近乎宣战。同一天，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由第3、第11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中国军队最初的作战意图，是凭借压倒性优势兵力，抢在日本援军到达之前，消灭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想到数万大军猛攻2天，却啃不动3000多日本海军陆战队。

大溃逃：导致战场呈胶着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组织指挥不当及街巷限制，部队施展不开，攻坚火力也不足。23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在川沙等地登陆，淞沪会战进入第二阶段，作战规模迅速扩大。日军后续又从国内增调2个师团、从华北抽调5个师团加入上海方面作战。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天皇对中国战事扩大“感觉忧虑”，于8月18日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询问“如此各方用兵，战局只会延长。有无办法集中兵力给予大的打击，迅速收拾时局”。21日，日本军部回复天皇，主张及采取的措施，是“确保（即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机能；封锁沿海，切断外援；在华北方面对中央军给以打击”。也就是说，日本自此决定将作战重心转到上海方向。这样，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在七七事变1个月后，从华北转到淞沪。鉴于战事扩大，国民政府在8月20日调整第三战区指挥体系，冯玉祥就任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指挥。但淞沪战场的作战主力是中央军，冯玉祥根本指挥不动，从9月17日开始由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于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军迟迟打不开局面。为“迅速结束上海战事”，10月10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编组第10军，辖第6、第18、第114师团等部，共约12万人。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再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至此，日本在上海方面投入9个师团又2个旅团的陆军（约22万人）及海军第3、4舰队和空军，总兵力超过30万人。而经过几次抽调，日军在华北战场只剩下4个师团约12万人。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断向上海增兵，先后投入73个师，总兵力达到70万人以上。11月5日，日军第10军所辖第6、18师团8万余人，突然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防线侧后，对上海地区形成夹击之势。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崩溃，70万大军顿时陷入危险境地。此时最明智的选择，是下令撤退。但当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研究中日问题。蒋为争取“国际声誉”，下令再“坚持3日”。至11月8日晚才下达全线撤退命令，耽误了宝贵的3天时间。11月11日，上海沦陷，历时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由于撤退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又没有规定各部队撤退顺序，数十万大军挤在几条公路上，被日本空军轰炸。国军撤退途中伤亡竟高达10多万人，大撤退演变成大溃逃，几十万人在撤退途中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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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南京保卫战：又一次重大战役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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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得失：综合各方资料，七七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内阁和军部中虽然扩大派占据上风，但争论仍在，并时常在扩大与不扩大之间摇摆。如果不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进攻，日本当时有可能把战争暂时限制在华北。即首先占领和巩固华北，再图其他地区。但淞沪抗战爆发后，扩大与不扩大的争论基本停息。9月2日，日本政府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4日，日本在议会宣布天皇《敕语》，称“依靠帝国与中华民国提携合作，确保东亚安定，以求共荣，乃朕夙夜轸念。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而构成今日之事变。朕深感遗憾。今朕之军人排除万难，致其忠勇，促使中华民国之反省，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5日，近卫首相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时，称“政府认为采取以前那样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终于不得已而断然采取对中国军队积极、全面的、大的打击。倘若中国方面仍不反省，继续顽抗，即使进行长期战争，帝国亦在所不辞”。七七事变后，在是否立即全面侵华问题上，日本一直摇摆，但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不再摇摆。从中国方面，淞沪战事将侵华日军主力吸引到淞沪地区，在客观上扭转了日军全面侵华的主攻方向。此举为政府、学校、工厂及物资向西南迁移争取了时间，为中国持久抗战创造了条件。这是淞沪会战在战略上的成功之处。但此战在指导思想和战役指挥上存在巨大问题：一是把大量国军精锐兵力集中于淞沪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展开决战，放手一博斗，实质是无谓地拼消耗；二是战场布置存在巨大漏洞，日军轻而易举地从侧后成功登陆，导致后路被抄；三是第二、三道防线形同虚设，在撤退中无法节节抗击，全线撤退最终变成全线溃逃。按照陈诚的说法，国民政府在上海开战的目的，是要把日军主力引向淞沪战场，是要扭转日军进攻方向，为持久作战创造条件。但淞沪会战所体现的指导思想却是孤注一掷，过早地消耗了宝贵的国防力量。中国军队在战场和撤退途中伤亡达29万人（是日军6倍），大量国军精锐被消耗，致使后续对日作战十分被动。纵观淞沪会战的整个过程，国军一线将士奋力作战，不惜牺牲。但参战部队体系（中央军为主力，桂军、粤军、川军、滇军、湘军、东北军均参战）及建制复杂，装备落后，尤其是指挥系统混乱，战场组织能力低下，导致攻守失度。其中撤退组织更是整个会战最大的败笔，导致大量伤亡和溃散，也为即将到来的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造成这些惨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的战略战役层面脱节，甚至背道而驰。

进攻南京：正如陈诚在回忆录中所说：“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战，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到淞沪会战结束时，中日双方的“不宣而战”已经打了4个月。也就是说，虽然战争已经打了4个月，但双方基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正式宣战。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有长期化趋势，淞沪会战结束5天（11月16日）后，日本内阁做出决定：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废除大本营只能在战时设置的规定，规定大本营在发生事变时也可以设置。这里所谓的“战时”，特指对外宣战。11月20日，日本大本营正式设置，并于11月24日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在日本大本营设置的同一天（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重庆，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尾随撤退的国军西进。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第8号作战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松井石根随即命令5个半师团10余万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早在淞沪会战期间，由于日军向淞沪战场大批增调兵力，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南京防御问题。9月2日，国民政府下达指令：整修和加强1932年淞沪抗战后修筑的吴福线（吴县－常熟福山）、锡澄线（无锡-江阴）国防工事和南京地区防御工事，并制订了南京防御作战计划。以备淞沪会战军队在“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万不得已时”？也就是说，在淞沪会战已经开打20天之后，国民政府才想到淞沪会战部队的撤退和南京的防御问题。这么重大的事项，在战前根本没有考虑，更谈不上预做准备了。这足以证明：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决心抗战，是事起仓促，事先并无系统谋划和准备。实际上，由于施工质量低劣，平时缺少维护，上述国防工事此时大多已经无法使用，国军也没有依托这些国防防线“作韧强之抵抗”。淞沪会战结束不到1个月，日军兵锋就直抵首都南京城下。

首都保卫战****：上海已经沦陷之后，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防御问题。会上，刘斐等多数将领从军事角度，认为南京不宜坚守，应以少量部队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而唐生智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幕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后来对南京守军高级将领讲话时，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做出固守南京的决定，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沉寂，说“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遂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11月20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南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日军参加进攻南京的共有5个师团（第6、9、16、18、114师团）又2个旅团等，总兵力超过10万。中国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虽说有13个师约15万人，但其中9个师（包括第87、88师这两个最早在上海参战的部队）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惫之师，新败之后元气大伤，士气低落。从上述准备情况和敌我兵力构成、数量、装备及士气对比看，南京保卫战没有任何胜算。正因为如此，日军一出手就是狠招，兵分三路：主力从南边的溧阳、溧水方向挺进南京；一路从东面的常州、镇江方向进攻南京；一路经长兴、广德向芜湖方向迂回南京，并分出一部经当涂渡江迂回至浦口。日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切断南京守军向西、向北的所有退路，准备合围全歼南京守军。12月7日，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起进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仅2天时间，外围阵地即被日军突破。9日，日军突至麒麟门、光华门一带，逼近南京城垣。10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日军攻势猛烈，守军虽浴血奋战，但2天后防线即开始动摇。11日夜，蒋介石致电唐生智，称“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12日17时，唐生智在卫戍司令部召集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会议只进行20分钟，就是下令撤退，命令守军从正面（日军进攻方向），向西南方向的广德、宣城、芜湖突围。由于计划匆忙粗糙，安排不周，撤退行动又是一片混乱，部队基本上失去掌握。

南京大屠杀：13日晨，由于守军大多撤走，日军第6师团攻破中华门，其他日军随后从光华门、中山门、水西门等进入南京城。也就是说，从日军进攻外围阵地算起，的南京保卫战，满打满算只打了6天；如果不算外围作战，守城战实际只打了4天。此时，南京东、南及西南方向的阵地和要口均被日军占领，西面和北面为长江所阻。渡江北撤被认为是唯一的生机。当时指挥系统已经瓦解，联络不畅，撤退过程混乱不堪，甚至一些一线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有的高级军官在卫戍司令部开完会或接到撤退命令后，不通知部队就自己先跑了。接到撤退命令，从日军正面突围谈何容易？守军大多向下关方向涌去，在挹江门甚至还发生了踩踏。可这么多部队挤到下关，船少人多，事先也未作具体布置，各部队争先抢渡，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很多无船可乘的士兵不得已以木板、桌子、板凳等能够找到的漂浮物泅渡长江。当时南京正值隆冬，天寒水冷，江面宽阔，风急浪高，很多士兵落水溺亡。守军一部分渡江北撤，少部分（66、83军）按计划从正面日军的夹缝中冲出重围，大多数涌向江边或被困城中。12月14日，日军进占下关和浦口，彻底封闭了南京城内守军的一切退路。聚集在中山码头至燕子矶沿江一带，以及八卦洲、江心洲的大量中国官兵成为俘虏。此后，日军开始实施有组织的大屠杀。据参战的日本士兵战后透露：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阅后销毁”的密电，命令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但也有日本人否认这个命令的存在。无论这个命令是否存在，也不论日本人如何狡辩，长达6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及强奸、纵火、抢劫等血腥暴行，绝对不是士兵自发的行动，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或纵容。人，一旦得到恶的许可或纵容，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急剧放大，更何况战场上的士兵了。其实，日本自明治建军以来，军纪一向是比较严格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日军的军纪被认为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日军高层有意加以约束，绝不可能会发生那样大规模、且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及强奸、纵火、抢劫事件。有研究者认为：日军之所以进行这样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及强奸事件，是因为南京当时是中国首都，日军是把屠杀、强奸等暴行作为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武器，一种精神武器，企图通过制造极端残暴的恐怖手段，摧垮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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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兵指徐州：以黄河决堤结束的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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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失策：从日本近代的发展历程看，虽然从工业技术等领域，当时已经进入近代化国家行列，但国民意识并没有跟上时代，仍然迷信于暴力征服和血腥镇压，但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日军极端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更加激发了国人的反抗精神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让全世界看清了日军的野蛮。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日军的野蛮和残暴。但南京保卫战的战役指导思想和战役组织也值得深思和检讨。防御准备严重不足、兵力和装备均处劣势、官兵疲惫且士气低落等等。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早在情理之中。战前大多数将领都认为“南京不宜坚守”。国民政府高层明知不可守，却要守军“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当天（12月4日）晚上，特地到南京卫成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讲话，希望大家“抱定决心，努力固守”，并说滇军3个齐装满员师“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亲自率领这个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还是过于自信了：9天后南京城破，这时川军还远在千里之外。不得不说，国民政府在南京保卫战的指导思想和军事策略上，是一次重大失策。首先是指导思想的重大失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中日间调停，国民政府的方针是“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希望以战促和，在战和不定、战不坚决、和不甘心的心态下“死守南京”。其次是军事策略上重大失误：在军事部署上，对南京这样的滨江城市，作背靠长江的环形防御，等于把自己装进口袋阵，一点突破，全线崩溃。第三是撤退组织不力：事先没有根据南京的地形特点做有序安排，将10多万大军置之“死地”，却没有布置“后生”之路。不仅如此，唐生智为示破釜沉舟之决心，在战前还特地让下关浦口间的2艘轮渡船撤往武汉。结果，是15万守城官兵，仅3万余人突出重围，约9万人滞留城内和江边，其余牺牲或溃散，宝贵的国防力量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就是以“搜查和枪杀中国军人”为借口，对滞留城内的士兵和20多万平民实施了大屠杀。日军本来希望攻占首都南京后，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但由于日军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也导致国人对日本的仇恨达到极点。在这个背景下，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停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目标徐州：1937年10月1日，日本四相（首、陆、海、外）提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并得到内阁同意和天皇裁可。其中对华政策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和容共政策，日中两国之间建立真正明朗的国交，以期实现日满华的融合现共荣”。在这个政策下，其军事行动方针是“以使中国迅速放弃抗战意志为目的，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其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从上述纲要的内容看，日本准备了“打诱结合，以战迫降”的两手政策，成为全面侵华战争的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11月初，日本一方面加强淞沪战场攻势；一方面通过德国驻华公陶德曼出面调停，并提出7项苛刻条件。此时，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对日制裁，对陶德曼调停不感兴趣。西方列强关于中日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24日结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日本乘此机会，再次请陶德曼出面调停，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诸如承认满洲国、放弃排日、在华北和内蒙设非武装地带及驻军、华北在中国主权“自治”、内蒙设自治政府并与外蒙地位相同等。要求国民政府1938年1月15日之前答复。对于这个亡国条件，国民政府于13日以需“加以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回复。日本认为这是“遁词”，陶德曼调停遂告失败。日本诱降不成，决定继续扩大战争。其战略目标仍指向武汉。其意图很明确：中国不多的工业和最富裕的地区都在平汉路以东；只要占领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就会崩溃，最终只剩下屈服一条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南京地区溯江而上，是抵达武汉的最近路线。但沿长江两岸或是崇山峻岭，或是河湖纵横，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尤其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所以，日军计划沿铁路线分三步向武汉推进：第一步沿津浦（天津—浦口）铁路南北对进，攻取战略要地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华北战场与华中战场联成一片；第二步从徐州出发，沿陇海（兰州─连云港）铁路西进夺取郑州；第三步从郑州沿平汉（北平-汉口）铁路南下攻取武汉。日本军部为此在2月14日取消华中方面军，设立华中派遣军，任命畑俊六为司令官，为徐州及其后的武汉作战做准备。但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确定了《当年二月至夏季帝国陆军指导纲要》。当时日本与苏联关系紧张，担心两国会发生战争，计划欲暂停在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指导纲要明确“当前的作战方针是确保在中国的现占领区，不扩大战线进行新的作战”。但侵入中国华东、华北的日军，从年初开始，已经调集8个师团又5个旅团约24万人，实施南北对进，展开以徐州为目标的进攻行动。指导纲要出台后，华北、华中方面军以“前面有大量敌军进逼，打击该敌是一次难得战机”为由，不理睬这个“不扩大”纲要，继续作战行动。

台儿庄大捷：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沿津浦线南下。拥兵8万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不战而退，弃守黄河、泰山天险和济南、泰安等要地，使日军沿津浦铁路轻松南进，直抵津浦线要点山东滕县，距徐州只一步之遥。国民政府军委会先后调集64个师约60万兵力于徐州周围，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南下日军进攻；以一部兵力部署于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阻止南线日军北进。1938年2月上旬，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3师团强渡淮河北进，拉开徐州会战的序幕。日军第13师团渡河后，遭到以第51军（东北军）为主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日军作战失利，退回淮河以南，双方隔河对峙。3月14日，北线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进攻滕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进攻，守军第41军122师（川军）英勇抗击，苦战3日，官兵伤亡惨重，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失守。攻占滕县后，第10师团继续南下，于23日向徐州以北30公里的台儿庄发起进攻。随后，数万日军在坦克、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猛攻台儿庄10昼夜，并占领台儿庄内三分之二的阵地。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西北军）池峰城部虽七成伤亡，仍拼死不退。战至4月4日，日军已显疲态。这时，中央军第20军团汤恩伯部突然从侧背进攻日军，台儿庄守军也奋力出击。日军被迫于6日撤退。台儿庄之役歼敌约12000人（日方数据），是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正面战场的抗日士气。同时，参战部队有西北军、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等。说明只要精诚团结、组织有力、拼死抵抗，就能够克敌制胜。此前在津浦线徐州南北的作战，是中国战场日军的自主行动。台儿庄受挫后，日本大本营为挽回影响，于7日向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正式下达徐州作战命令。大本营在2月16日御前会议上确定的“不扩大”纲要，不到2个月即告终止。

黄河决堤：客观地说，台儿庄大捷只是徐州会战中的一个局部胜利，并没有改变整个战场态势。日军发现中国军队云集徐州周围，计划采取迂回战术，企图包围歼灭徐州周围的中国军队。日军以部分兵力实施正面牵制，主力从陇海线南北两侧同时向徐州迂回。5月上旬，北线日军第14师团从济宁南下，攻占徐州以西的兰封，截断陇海铁路；中旬，南线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进至萧县，逼近徐州。这样一来，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有被合围的危险。15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撤离徐州、火速突围”命令。第五战区组织各部队且战且退，阵形基本不乱，按命令所规定的路线，向豫南皖西山区突围。至5月下旬，中国军队全部突围抵达预定地区。日军19日占领徐州。此次会战，日军以2万多人的伤亡代价，仅夺取一座空城。日军占领徐州后，随即沿陇海铁路尾随西进，步步紧逼，接连攻占砀山、商丘等地，于6月6日占领开封，郑州危急！此时，中国军队已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阻止日军西进郑州，6月9日，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河水泛滥形成黄泛区。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撤退，徐州会战至此结束。整个徐州会战历时3个多月，中国军队自身伤亡也达约10万人，毙伤日军约2.6万人，战绩远胜于淞沪会战。尤其是突围和撤退组织得比较成功，部队在撤退途中基本没受大的损失。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撤退相比，战场指挥和组织能力立分高下。但不得不说的是：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虽然阻止了日军攻占郑州，使其由郑州南下进攻武汉的计划受挫，推迟了日军攻取武汉的时间，为国民政府和工厂及物资向四川转移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此举却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被淹，近百万人丧生，480余万人倾家荡产，1900余万亩耕地被淹。黄泛区人民为此承受了巨大牺牲。此事对抗日战争虽有意义，但百姓牺牲太大，着实令人心痛，是非功过至今很难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