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后妈”宿命：民族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毁的？_风闻

1991年，曾号称全球面积第一、军事第二、工业第三的超级国家，苏联，轰然倒塌。

当年电视画面里，列宁雕像倒地，红旗落下，政权更替。人们都在问：“为什么苏联会解体？”

你可以说是经济危机，是政治腐败，是改革失败，也可以归咎于美西方渗透颠覆。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其实还有一颗定时炸弹，埋在建国之初，那颗炸弹的名字叫：苏联式民族政策。

更准确地说，是“后妈式民族政策”。

什么是“后妈思维”？一句话：不是真爱，是装给别人看的“道德表演”。

苏共自诩为“全世界无产者的灯塔”，并未以沙俄的民族压迫为戒，反而极端反向操作，搞了一出极致形式主义的民族平等秀。最后搞得自己既失人心、又毁国家，还成了历史的笑柄。

故事要从1897年说起。

当年，罗曼诺夫王朝进行了一次看似普通、实则深远的人口普查。全帝国1.25亿人中，俄罗斯族（包括说小俄罗斯、白俄罗斯方言者）占了约2/3，但在贵族阶层中的占比也不过53%。而波兰、格鲁吉亚、鞑靼、立陶宛、德意志这些少数民族，却拥有大量特权阶层的位置。

也就是说，整个帝俄就像个披着“俄罗斯帝国”外衣的多民族贵族联合统治体。

普查无意间揭示了一个现实：这个“俄罗斯帝国”，根本不是俄罗斯普通人的帝国，而是沙皇和一众异族贵族的利益同盟。

这场人口普查，不仅点燃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意识，也激活了普通俄罗斯人的觉醒——原来我们才是被剥削的“老实人”。

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也正是在这场身份觉醒和广泛的不满情绪中找到了切入点。

苏联刚一建立，布尔什维克立刻就摒弃沙皇式“嫡长子”观念，反手就搞了一套新秩序：

十几个以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二十多个民族自治区；明文写进宪法的“自由退出联盟权”。

这是什么？这不是民族平等，这是在搞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机制！

他们一边高唱“民族大团结”，一边在制度上把所有民族隔离开来，鼓励“你有你的国、我有我的国”。

更离谱的是，这种“平等”根本不是人与人的平等，而是“族与族的平等”——你是哪个民族，我就给你什么待遇，硬生生搞成了身份政治。

而苏共为何这么做？理由很讽刺：他们要证明自己不是沙皇——要当一个比沙皇“更体贴”的“后妈”。

他们不是真的关心民族问题，而是想在道德上“碾压前朝”，博取历史和世界的掌声。

为了这个面子工程，他们牺牲的，是国家的底子，是族群的信任，是制度的稳定性。

苏共这套民族政策，典型的后妈逻辑，装到最后反被群嘲。

1. 过度补偿式的“偏心政策”

怕别人说你偏心大儿子，于是对二儿子三儿子千般宠溺。

比如：

在经济上，把俄罗斯资源“友情价”支援加盟国；在文化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出版优先保护；在政治上，给非俄罗斯族安排一堆象征性权力。

这就像一个家长，把家产分给所有孩子，自己住偏房，还天天说“我不偏心”。

结果是，俄罗斯人不满，觉得自己冤大头；非俄罗斯人不满，觉得你根本不真心。

两边都在吃亏，两边都在怨你。人间最失败的表演艺术，莫过于此。

2. 法律制度上的自我捆绑

不但搞了一套偏心制度，还把这套制度写进了宪法。

“加盟国可自由退出苏联”这句话看似宽容，实则荒唐——这不是“多民族国家”，这是“带脚镣的邦联”！

到头来，当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想走人时，你苏共连法理上的刹车都找不到。

这比“婚前协议”还离谱。你自己写的条款，最后却成了别人分家的合法武器。

3. 意识形态上的自嗨闭环

苏共太自信，认为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用来挑拨离间的阴谋，于是长期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民族矛盾。

凡是有民族诉求的，一律归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凡是批评俄罗斯民族优越论的，一律归为“反大俄罗斯主义”；

凡是民族冲突产生的，就要查思想、查背景、查阶级立场。

但你不能用政治帽子解决生活中的现实矛盾。这种用“革命话术”去压民族冲突，最终只能把本来可以调和的误会，升级为不可逆转的敌对。

苏共玩了一场最失败的“零和民族博弈”：

俄罗斯人觉得自己吃亏，明明出钱出力还背锅，连“沙文主义”骂名都归自己；少数民族觉得自己被剥削，明明是苏共主导的计划经济把自己拖下水。

于是，拆家时，所有人都拍手叫好。

一边是俄罗斯人说：“不如我们自己退群，清清白白过日子。”一边是其他民族说：“终于不用看你脸色了，我们要独立建国。”

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共同怒吼”。

1989年，作家拉斯普京在苏联人代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既然你们都觉得俄罗斯人是负担，是罪魁祸首，那不如让俄罗斯自己退出苏联。”

这已经不是失控了，这是从顶层设计上，自毁国家凝聚力。

苏共在民族问题上最大的误区是：把它看成了“政治身份问题”，而不是“公民权利问题”。

他们强调“民族的权利”，却忽视了“人的权利”。

如果你尊重的是每个人的受教育权、迁徙权、政治参与权；如果你保障的是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如果你不分民族出身，真正按人品、能力、贡献来分配资源；

那么，哪怕人们有文化差异、风俗冲突，也能靠制度的公平和生活的信任去弥合。

但苏共没有。他们选了最差的路子——先搞政治标签，再搞资源分配，最后用意识形态盖章合法。

这就是缘木求鱼。

苏共干了一件最不划算的事：用自己的内政安全，去换国际上的虚名。

你想装好后妈，想让世界觉得你比帝国主义更文明、更道德、更先进，结果换来的，是四分五裂、众叛亲离。

就像你天天拿着喇叭对外宣称自己是最民主的国家，结果自己家里鸡飞狗跳，还天天被内部告状。

民族政策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给你一个共和国”、“给你一份特权”，而是：

给你一张护照；给你一份平等；给你一个机会靠实力站出来。

让所有人明白：

你不是因为是某个民族而被尊重，而是因为你也在尊重别人；

你不是少数民族代表，而是国家公民；

国家不是谁的附庸，而是我们共同的屋檐。

写在最后：制度的底层逻辑，才是国家的命门

苏联的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不是走错一步，而是每一步都在错误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用制度固化民族身份；用资源分配制造相互仇视；用政治口号掩盖实际不公；用表演式“平等”遮蔽结构性偏差。

最后，炸了锅，不是因为谁搞分裂，而是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分裂机。

而今，中国也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面临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世纪难题。苏联的前车之鉴，值得永远警醒。

民族问题，说到底，是公民如何彼此尊重，是国家如何一视同仁，是制度如何维护公平。

少讲身份政治，多讲公民义务。

少搞标签逻辑，多看个体贡献。

国家强大靠的是规则共识，而不是身份特权。

说到底，后妈不是不能当，但别天天自己跟自己说：“我就是比你亲妈还亲。”那不是亲，那是疯。

别做“好后妈”，要做“好家长”。

历史早已写明白了答案。

作者：鱼翔浅底，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