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CCG演讲：中美关系为何并非“新冷战”，而是一场“长危机”？_风闻

2025年7月18日，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并与CCG创始人、外交学院特聘教授、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博士聚焦特朗普首任至第二总统任期期间中美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进行深入交流。

以下为开场及演讲部分全文：

**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尊敬的各位来宾，赵教授，CCG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CCG。我是CCG的秘书长，非常高兴欢迎大家参加本次“CCG全球名家对话”活动。

“CCG全球名家对话”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曾与多位知名嘉宾进行深入对话，包括帕斯卡尔·拉米、约瑟夫·奈、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众多国际知名学者与政界人士。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他将围绕“从特朗普1.0到2.0：中美关系的转变与分析”这一主题展开演讲。我相信这一议题受到众多关注，因为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对全球战略、安全和经济格局具有深远影响。稍后，赵教授将发表主旨演讲，并与CCG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展开对话。正如我刚才所说，“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活动旨在邀请全球顶尖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思想领袖与王辉耀博士进行深度交流。往期精彩内容可在YouTube及各大国内平台观看，欢迎大家订阅关注。

我非常荣幸地介绍赵穗生教授。除丹佛大学的职务外，赵教授还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国际权威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主编。该期刊是英文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刊物之一。我也曾有幸在该期刊发表过文章，这本刊物在塑造全球对中国的认知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赵教授学术经历卓越，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坎贝尔国家研究员、华盛顿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副教授、科尔比学院政府与东亚政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并曾担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理事会成员。

赵教授拥有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与硕士学位，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与硕士学位。

除了创办《当代中国》外，赵教授还出版了十余部英文专著，包括：《作为建构的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东亚的权力竞争：从传统中华秩序到冷战后地区多极格局》，以及他最新的作品《巨龙再起：转型型领导人与中国外交政策动力》，该书被《外交事务》杂志评为2024年度最佳图书之一。

他还在《华盛顿季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中国季刊》及《当代中国》等顶级期刊上发表了100余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

今天，赵教授将围绕“从特朗普1.0到2.0：中美关系的转变与分析”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著名学者王辉耀博士将与赵教授进行深入对话。

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穗生教授登台！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谢谢苗博士的热情介绍，也感谢辉耀再次邀请我来到CCG。两年前，我曾在这里就中美关系发表过演讲，而这两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重大变化。自特朗普进入第二任期后，外界对中美关系做出了种种预测。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两位著名学者之间的一场赌约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场赌约中的第一位是格雷厄姆·艾利森——辉耀的老朋友。他认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接近一周年时，中美关系会出现“令人吃惊的改善”。他的理由很简单：特朗普尊重中国领导人，二人都具备强人特质，因此在谈判中更容易达成一致。因此，他预测中美关系将会改善。

然而，在同一场讨论中，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则坚决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中美关系不但不会改善，反而将“明显恶化”。布雷默的观点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关系很难改变，并强调中国不会接受特朗普或其政策，因此，关系改善的可能性非常低。

从那场赌约至今已过去半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已持续约六个月。回顾当前形势，大家认为这场赌约目前谁更有胜算呢？在我看来，这两种预测目前都未实现。我们并未看到“令人吃惊的改善”，我也不认为未来六个月会出现；同时，我们也未见到“明显恶化”，我也不认为在年内会发生。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中美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后的一种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态势，我称之为“长期危机”。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周期性波动的模式：出现危机，稳定危机，继而改善，再度陷入危机，如此循环。这种周期性通常受到突发事件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然而，这种循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被彻底打破。从那时起，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断崖式下跌”。因此许多美国学者使用“新冷战”一词来描述特朗普1.0之后的中美关系，但我并不喜欢这个说法。因此，我提出了“长期危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这种并非由突发事件或政治周期驱动的、而是根源于中美之间长期结构性矛盾的持续性危机。

这一“长期危机”的最低点，实际上出现在特朗普2017年上任之后。2018年爆发的首轮贸易战标志着关系急转直下，接下来的五年内，直到2023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这场“长期危机”的最低点。**这个最低点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中美之间所有的高层交流几乎全面中断。**在此之前，两国在多个层级共设有上百项沟通机制。2017年，中国领导人访问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的住所时，曾尝试恢复或建立四项对话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名义上得以设立，但实际效果有限；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对话机制几近全部中断。

在这五年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内阁级官员访问中国。尽管中国外交部长可以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但在整个期间，中国外长从未受邀访问华盛顿。在此期间，两国高层交往基本上退化为通过媒体渠道进行的“唇枪舌剑”。在高层交流中断后，民间交流也大幅削减。

**作为一名个体和大学教授，从我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上台后推行了两项对教育领域造成深远影响的重大政策。**第一项是完全取消“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曾使许多中国学者有机会赴美进行研究，也促进了美国学者在中国的学术交流。第二项是取消“和平队”在中国的运作，该项目曾为许多年轻美国人提供在中国偏远地区教授英语、了解中国的机会，该项目也被彻底撤销。

从2020年到2023年，赴华学习的美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在2008至2009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的高峰期，曾有多达1.5万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最低点，仅为350人，去年才恢复至上千人。而且，这些学生几乎都集中在两所高校：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和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我在访问中国其他高校时发现，虽然国际学生数量众多，但美国学生却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前往美国的中国学生人数也大幅减少。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并延续至拜登政府。在顶峰时期，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37万人，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下降三分之一，约为25万至26万人。考虑到美国日益收紧的签证政策以及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预计今年人数还将进一步下降。

**随着官方和民间交流的持续萎缩，两国媒体对对方的报道也呈现出极度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倾向。**我自1985年起在美国生活至今已有40年，在过去很少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报道。现在只要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PRC”，或电视上出现中国国旗，往往就伴随着“技术窃取”“威胁就业”或“间谍活动”等叙述。此外，中国常被描绘为一个不安全的国家，美国青年、教师或学者在华被拘留甚至失踪的报道屡见不鲜。

反过来，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描述同样较为负面。我在回国访问、例如最近在上海参加研讨会期间，常被问及在美国是否处境艰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对我说：“你应该赶紧回中国，美国还能待下去吗？”我心想，我在美国生活了40年，过得还不错。他们口中的美国充斥着枪击事件、反亚裔情绪、骚乱和社会动荡。甚至有人问我：“你在那边还能买到东西吗？商店货架都空了吧？”这令我十分震惊，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情况。

这种相互污名化的现象，加之大多数外国驻京记者的离开，以及中国官媒在华盛顿的常驻记者数量骤减——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驻美记者从数百人锐减至寥寥数人——导致双方媒体的报道几乎呈一边倒的负面倾向。

**这种负面叙述不仅加剧了两国间的敌意，也引发了对彼此行为的非理性反应。**我记得在2023年，许多美国学者深感担忧，认为这两个大国已无法进行有效对话，正濒临战争边缘。甚至有人指出，中美正在“梦游般”地走向升级与对抗。

拜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接任总统时，对可能发生的误判升级深表担忧。他提出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并建立“护栏”机制，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措施便是恢复高层交流。然而，这一进程推进艰难。当时，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就建议与杨洁篪、王毅举行会谈，但这场会面既无法在华盛顿举行，也不能安排在北京。最终选址于一个寒冷的中间地带——阿拉斯加。

那是三月，阿拉斯加寒风凛冽，天色阴沉，而媒体评论称，室内的氛围比室外还要冷峻，双方在言辞交锋中剑拔弩张。然而，尽管局势紧张，双方领导人——尤其是拜登政府——仍希望推动沟通机制的恢复。

因此，在2022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上，双方商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次年一月底或二月初访问北京。然而，就在出发前三天，“气球事件”发生，访问因此被推迟。所幸，王毅与沙利文之间已建立起稳定的沟通渠道，这使得双方得以迅速重启对话，并将访问重新安排至六月份。

六月份，美国国务卿如期访华，随后三个月内又有四位美国内阁部长相继访华，包括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及气候特使。紧接着，2023年11月举行的旧金山峰会旨在“止跌回稳”中美关系。我认为，这一目标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但“回稳”的成效仍属有限。换言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被许多美国人称作“新冷战”的这场长期危机，既未终结，也未得到根本性逆转。

**为何这场“长期危机”或所谓的“新冷战”如此难以逆转？**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寄希望于对话的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之间之所以难以找到共同点，是因为彼此尚未充分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导致误解和误判。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去年，我曾撰写一篇文章，题为《说归说，做归做》（Talk the Talk and Walk the Walk），其中提出一个观点：双方谁也不相信对方的承诺。为什么？因为双方很难建立互信。无论一方说什么，另一方都不相信。而无法建立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国竞争。

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此前的政策重点在于反恐。然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大国竞争”成为政策主轴。虽然这一点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写入政策文件，但我认为其根源可追溯至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那场危机中，美国经济遭遇重创，而中国经济则表现强劲。2010年，中国甚至实现了两位数的GDP增长。

因此，我认为当时中国国内——我并非以批评口吻说这番话——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已经彻底衰败，进入不可逆的下行阶段，而中国则保持整体稳定与持续增长。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东升西降”的论调似乎已开始出现。

过去，中国对美国仰视；而今，则是平视。甚至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已转为俯视，认为美国在次贷危机期间对中国产生了依赖。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有求于中国，大于中国有求于美国。一位清华大学的学者更是声称，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不仅仅是GDP，连科技层面也是如此，而美国已经“一蹶不振”。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过去，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相互妥协或谈判来解决的；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利益被视为不容谈判、不可妥协。原本，“核心利益”的范围非常有限；但现在，这一概念似乎扩展到了几乎所有领域，统统被归为不可触碰的“底线”。这一变化，引发了许多美国人的警觉。

我在美国生活四十年，深切感受到美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它时刻担心自己被超越，担心自身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并不断寻找替罪羊以动员国内资源。过去，日本曾扮演这一角色；如今，中国成为了这一角色最理想的替代者。因此，一个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到来了——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而这一进程，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前就已开始，大约在奥巴马第二任期期间。

在这一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美国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因此，在特朗普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恐”被明显降级，从战略优先目标变为次要目标甚至不再被提及。而“战略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成为主题。随后的《国防战略报告》更进一步，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在拜登政府时期也得到了延续。

去年我前往美国空军学院授课时，深感其课程设置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场的四百名上校军官，其学习重心已发生根本转变。以往课程主要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主义展开，而如今这些主题已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深入研究。仅中国部分就包括八个单元，每个单元五小时，内容涵盖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军事事务。我为其中一个模块讲授了五个小时，对这些军官如今对中国研究的认真态度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重点，并构成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理念。正因如此，美国国内围绕中国的整体话语体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我刚才与辉耀所讨论的，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宣称，中国拥有一项百年战略，意图取代并击败美国。

类似的著作也反映了这一转变。过去的疑问是“谁会失去中国？”如今变成了“谁会输给中国？”这种思维定式盛行：在我的任期内，绝不能让中国超越美国。“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朝野两党几乎一致的共识，一个新的“华盛顿共识”正在形成——即聚焦于对中国的竞争与遏制。

自这种“大国竞争”开始以来，意识形态被高度政治化、武器化。尽管中美之间始终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均有意淡化这一分歧，以寻求在战略、地缘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

然而，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意识形态被显著政治化。时任副总统彭斯的首场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通篇使用冷战式语言，将中国界定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更被广泛视为一份“冷战宣言”，赤裸裸地体现冷战思维。

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趋势，将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制度对抗。意识形态完全被武器化，诸多议题都被纳入大国竞争的工具范畴。在我看来，这就是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并延续至拜登时期的演变过程。

**我们的讨论主题是“从特朗普1.0到2.0”。我认为“特朗普2.0”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艾利森如今之所以能保持乐观分析，正是因为这些实质性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长期危机或大国竞争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根本性态势并未改变，变化的是竞争的主要焦点。

**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地缘政治和“美国领导力”。**拜登延续了这一路径，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甚至拿台湾问题大做文章。**然而，特朗普2.0阶段的竞争焦点是什么？是经贸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至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意识形态，甚至台湾问题，他鲜少提及。如果回顾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的所有公开讲话，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提到南海或台湾问题。实际上，他几乎完全回避台湾问题；即便属下偶有提及，他本人始终避而不谈。至于意识形态，更是不在其关注之列——他根本不谈。

不久前，我与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同事交流时，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他指出，当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高度趋同。

对特朗普而言，他的意识形态敌人是谁？不是那些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而是他所谓的“内部敌人”，包括非法移民、LGBTQ群体，乃至整个民主党——他将政治对手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和敌人。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美国两党虽激烈竞争，但基本共识是：双方都是爱国者，只是在实现爱国目标的路径上存在分歧。而现在，特朗普将民主党直接定义为意识形态敌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并不将中国视为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地缘政治层面。**有一个我十分喜欢的文章标题名为《特朗普是贸易鹰派，不是对华鹰派》。我后来尝试验证这一点，发现确实如此。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和加征关税并非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所有国家的广泛行动。而若将他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相对比，可见其原本的对华鹰派团队几乎无人重返核心岗位。蓬佩奥、博明均未被重新启用，第一任期内那些著名的对华强硬派官员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我与大卫·史迪威相识甚久，他曾是我邻居，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出身空军准将。他原本笃信自己必将重返政坛。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他对我说：“在第一任期，我为特朗普卖力工作，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和战略基本都出自我手。”他坚信特朗普复任后会重新启用他。但最终他并未获得任何职位，仍是一名空军外事官员。

许多中国人熟悉余茂春。当时他也信心满满，以为其上司蓬佩奥回归后，自己也将一同复职。但结果是毫无动静，完全没有机会。博明也在特朗普复出前积极撰文示好、表达效忠，但最终也未获任用。

因此，我非常认同那篇文章的标题：特朗普是贸易鹰派，而不是对华鹰派。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大国竞争”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变化：他开始认为，**即使大国间存在竞争，强人之间仍可共治世界。**大国可以联手将世界变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美洲归美国、欧亚归俄罗斯、亚太归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一种重新思考与定义。过去，美国从未承认世界多极化的存在。然而，国务卿鲁比奥一上任便公开表示，美国已进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我曾有过接触的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科尔比，是华盛顿“新孤立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他在对华立场上较为强硬。他主张美国不应战略过度扩张，也不应对欧洲国家提供支持。在亚太安全事务上，他强调美国盟友应为自身安全承担主要责任。就在几周前，他的一番言论引发广泛关注：他对英国表示，“你们的航母为何在太平洋？那不是你们的事。欧洲局势混乱，先管好你们自己。”这一立场与特朗普“强人共治”的理念高度契合。

在这一语境下，特朗普并非对华鹰派。事实上，他一直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欣赏。若回顾他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所有言论，可以发现从未出现负面评论。他始终希望能与中方达成某种“大交易”或“交换式协议”。因此，尽管中美关税战时期他一度征收高达145%的关税，这实际上是一种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希望借此促成一笔交易，但中方最终并未接受这一谈判方式。

最终，特朗普改变了立场。在这一过程中，他非常渴望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甚至会在深夜于自己创办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因思虑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交易而彻夜难眠。后来，他用全大写字母写道，中国领导人“很难达成交易”。但他同时也承认，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中国领导人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他则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这场竞争是关于国家利益的竞争。

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关系的前景如何？是否有可能扭转当前这场长期危机？在我看来，可能性依然不大，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当前的中美关系几乎完全由个人意志所驱动，尤其是在美方。**特朗普的对外策略极具个人色彩，决策随意，聚焦于短期关切，缺乏长期战略规划；而中国则是从稳定和战略全局出发与美方打交道。这种认知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使双方难以达成共识。

**第二，就贸易与经济问题而言，特朗普的要求依旧极为严苛。**尽管所谓“有选择性的脱钩”和其他经济举措的出发点是优先考虑经济和贸易，但要与中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仍然困难重重。

**第三，尽管目前特朗普能够掌控局势，但美国整体国内环境对华极为不利。**虽然特朗普没有重新启用第一任期的对华鹰派官员，但美国国会及整个政界的对华态度依旧充满敌意。目前，特朗普凭借其强人形象，仍能维系对共和党的控制，共和党仍然控制住参众两院，但若其政策遇挫——例如，尚未完全显现影响的关税战若在六个月内开始对经济造成冲击，诱发经济衰退，并导致中期选举失利——那么，那些对华鹰派和强硬派很可能迅速获得对其施政的影响力。

**此外，特朗普所谓“大国共治”的设想——许多人将其追溯至18、19世纪的“欧洲协调”体系——在当今时代已发生根本变化。**当前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并非平衡，而是剧烈且不可预测地变动。特朗普曾认为可以与普京达成交易，但这已愈发困难，最终很可能落空，美俄关系也势必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中国，他同样期望通过交易解决分歧——但我认为，这种“交易”可能也难以实现。在此情势下，“共治”的构想难以落地。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危机”或“新冷战”，在短期内仍难有根本改变。

因此，对于艾利森的预测，我认为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演变路径来看，最关键的因素仍是领导人是否具备战略远见。然而，在我看来，特朗普并不具备这种远见。相比之下，中国领导层受益于相对稳定的体制，我对此并不担忧。我更担心的，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非理性决策。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我观察到美国国内存在两种令我深感忧虑的非理性倾向。

**第一，是对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韧性的严重低估。**当前，美国有许多人坚信中国经济已经见顶；特朗普本人也声称中国经济正在崩溃，并认为他所施加的压力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这种“中国濒临崩溃”的论调广为流行，然而这一看法与现实严重不符。同样地，中国政治体制的韧性也被普遍低估。

**第二，是对“中国威胁”的过度夸大。**前不久，我参加了在布朗大学举办的一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主题即为“中国威胁”的膨胀。在美国，对中国对美社会影响的高估尤其令人担忧。

**这种一低估一高估的错位认识，导致了一个共同的政策结果：对中国政策举措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在对华政策中屡见不鲜，后果可能极其严重。下面我简要谈几点。

**首先，过度反应可能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历史上，美国因夸大对手威胁、低估其韧性而犯下多次错误决策。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而深陷越南战争；又如伊拉克战争，美国再次高估了威胁程度。

**第二，这种过度反应严重阻碍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目前，在美国学术界，中美之间的交流已几乎停滞。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已通过立法，禁止公立大学教师参与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前不久我访问佛罗里达，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试图加入一个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前往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代表团时，所在大学明确警告他：若你前往中国，将被解雇。这对中美学术交流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经济层面的影响同样严重——这是一个双输局面，双方皆受损害。

第四，这种过度反应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对美国极为不利。

以上这些后果正是我最为担忧的。我说得比较多，最后请允许我作一个总结：我并不认为当前的局势是“新冷战”，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长期危机”。之所以不是冷战，是因为中美尚未形成两个截然对立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集团。此外，双方也都不可能彻底打败对方。美国低估了中国的韧性，中国国内也有人低估了美国的韧性。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和平共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苗绿对话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女士”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