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自身”到“转向东方”：俄罗斯文明观与外交现实的错位与互动_风闻

Club****提要：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在俄乌冲突后更趋迫切。近日，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华胜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官网发文，分析了“东方”概念的演变、“转向东方”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动因，指出其本质是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需求的产物，而非文明身份的重构。

**赵华胜亦探讨了“转向东方”中的中俄关系逻辑：“**转向东方”并不完全意味着“转向中国”，但是基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和在能源、基建、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在俄罗斯的“转向东方”中处于中心地位。但俄国内也存在对“过度依赖中国”与“不对称结构”的担忧。

Club Briefing: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strategy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gend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Zhao Huasheng, a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Eas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pivot, and its underlying drivers. He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strategy lies in geo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al imperatives rather than a redefinition of Russia’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Zhao also explores the logic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within the broader “Turn to the East,” noting that while the pivot does not equate to a full “Turn to China,” China nonetheless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Russia’s eastward strategy—driven by share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operation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till, concerns remain within Russia about “overreliance on China” and the risks of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赵华胜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官网发文

哪里是俄罗斯的东方？这是转向东方的首要问题。在俄罗斯历史上，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争论经久不息，而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曾是它们的化身，前者代表着西方，后者代表着东方，它们的争论通常也以“东方-西方”为框架。

不过，如果将“转向东方”理解为今天所说的“东方—西方”对立，即亚洲对欧美的格局，那恐怕是误解。如今所称的“东方”通常指亚太地区，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而俄罗斯历史上斯拉夫派所理解的“东方”，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并不等同于这一语境中的亚洲。尽管斯拉夫派有时也提出“回归亚洲”，但他们所谓的“亚洲”其实是相对于欧洲而言的俄罗斯自身——一种区别于西欧的斯拉夫文明传统，而非走向东亚文明。

在斯拉夫派看来，俄罗斯拥有独特的历史与传统，应走一条自成体系的“俄罗斯道路”。这条道路虽然不同于西方，但也不是“亚洲道路”，因为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亲西方的“西方派”，都不认为俄罗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亚洲文明。因此，二者争论的核心，其实不是俄罗斯应归属亚洲还是欧洲，而是俄罗斯是否应完全融入欧洲文明。这种语境下的“东方”，本质上是“俄罗斯的东方”——一个对立于西欧、但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文化与地缘构想。

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萌生，它认为俄罗斯既有欧洲的属性，也有亚洲的属性，但它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一个“封闭、完整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它与斯拉夫主义殊途同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新欧亚主义之说，其中又有多种流派。新欧亚主义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它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已成为独立国家的背景下，它也有特定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含义，但在欧亚自成一体的核心思想上，新欧亚主义与欧亚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不管是西方派、斯拉夫派、还是欧亚主义，它们都不是要走向亚洲。西方派具有外向性质，主张融入欧洲；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具有内向特点，主张回归自身。

既然包括西方派、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在内的俄罗斯主要思想潮流都没有走向亚洲的追求，那转向东方又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不是矛盾呢？

其实并不矛盾。俄罗斯思想流派之争的核心是关于国家文明的属性及其发展道路，而转向东方主要是涉及到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它们一个所说的是精神上的东方和西方，或者说是文明文化上的东方和西方；而一个是外交上的东方和西方，它是指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文明。它们之间没有冲突，一个是对国家的文明定位，而另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外交方向。

文明定位与外交定位不是相同的概念，文明定位反映了国家的价值体系属性和精神取向，而外交定位反应了国家某一时期外交的重点。文明定位对外交有深层次的影响，但文明定位不表明外交重点方向的不可改变。国家外交不仅受文明定位的塑造，它还受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利益的驱动。在错综复杂的外交环境中，后一因素的作用往往更为直接。文明定位也不必然与国家关系的亲疏对称，尽管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但这不意味着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定会更好，也不意味着它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定会更差。事实上，俄罗斯的朋友多是非西方国家，而它在西方国家中的好友寥寥无几。

简而言之，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外交和经济上的向东发展，而不是对国家文明定位重新设置。它转向的东方是亚太国家和地区，而不是精神和文化上的亚洲家园。

俄罗斯历史上的转向东方

转向东方在俄罗斯外交历史中不是新思想，也不是新实践。俄罗斯早已在亚洲存在，所谓转向东方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不是俄罗斯“发现亚洲”，也不是俄罗斯初登亚洲舞台，它的基本含义应是加强向东方发展。

早在沙俄时期，东方就已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方向。在俄罗斯外交史中，奥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自16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里，俄罗斯不断转向东方，把目光投向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中亚诸汗国等。彼得大帝以崇尚欧洲知名，但他也有意开拓东方。1716年，彼得大帝曾派遣探险队前往希瓦和布哈拉，结果全军覆灭。

第七次俄土战争，波兰画家亚努阿雷·苏霍多尔斯基绘。

作为国家政策，现在俄罗斯的转向东方并不是第一次。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外交的历史上，东方的含义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东方是指与欧洲在地理上相隔、在文化上相异的亚洲。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东方的含义有明显差异。它通常是泛指俄罗斯周边的亚洲地区，而不一定是在地理上位于俄罗斯的东面，也不仅仅是指中国和东亚。东方在文化上大多也是非基督教地区，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大清帝国、中亚汗国都不在基督教文化圈内。在俄罗斯外交史中，奥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俄语中有一句流行语：“东方的事精细微妙”(Восток-дело тонкое)。这句话出自苏联影片《沙漠上的白太阳》，它成了俄罗斯人形容东方的警句名言。这里的东方说的是中亚，可见，尽管中亚位于俄罗斯的南面，但在当时俄罗斯人的意识里中亚也是东方，但在现在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概念里，中亚已不在其中。

虽然对俄罗斯曾多次转向东方有共同看法，但对它什么时候第一次转向东方却众说纷纭。自17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在200多年里打了十次战争，虽然奥斯曼土耳其也被归于东方，但两国相争的地区基本是在现在的“西方”地区，包括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克里米亚、乌克兰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伊斯坦布尔、巴尔干地区。这些温暖、富饶、靠近欧洲的地区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事实上，这也是俄罗斯外交的一次重要转向，不过它不是转向东方，而是从北方转向南方。自中世纪起，莫斯科大公国就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出口皮毛和木材，但这是不够的，俄罗斯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强国，必须转向南方，在南方获得出海口。这一转向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达到高峰，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

一些看法认为俄罗斯第一次转向东方始于19世纪末期, 这次转向东方与S.维特伯爵的名字紧密相连。维特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在位）和尼古拉二世（1894-1917在位）期间在沙俄政府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包括铁道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委员会主席等。他努力推动俄罗斯在经济、贸易、投资、运输和物流转向东方的战略。他支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筹划和完成了经中国东北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为此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尽管他转向东方的计划未得到全面实现，但他却是设想这一战略的第一人。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并没有成型的亚洲战略，俄罗斯在东方的许多重大行动都不是出于高层的预先谋划，而是当地俄罗斯指挥官的即兴之作，不管在中亚还是远东地区都是如此。但在扩张行动得手之后，沙俄政府都不仅予以承认，而且绝不撤回。例如，按照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但还在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之前，俄罗斯军人已经深入到了黑龙江流域，占据居民点，建立哨所。尽管沙俄政府知道这违反了两国的条约，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但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对此的回答是：“俄罗斯国旗一旦在那里升起，就不应降下。”另外，也有人提出俄罗斯第一次转向东方是在苏联初期，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东方政策为代表。

本文作者认为，俄罗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转向东方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从18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俄日战争，维特所推动的转向东方也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次“转向东方”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是向东方的领土扩张和殖民，经济利益还在其次，更没有传播文明的使命。中亚、远东、高加索地区都是这次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主要方向。在这波转向东方的过程中，俄罗斯向西控制了高加索，向南征服了整个中亚，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海岸。

俄罗斯在18世纪初就已在中亚存在，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已经深入到中亚腹地，如维尔内要塞也就是现在的阿拉木图就是在1854年建立的。克里米亚战争后，为应对可能与英国再次发生战争，以便届时从中亚对英国进行牵制，俄罗斯提出了南进战略，探索中亚“尚未被发现”的地区，征服突厥斯坦和中亚草原，逼近阿富汗边境。受沙皇委托制订这一战略的是年轻军官尼.伊格纳季耶夫。

尼.伊格纳季耶夫画像。

在向中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扩张和殖民已经成了目的本身，针对英国的安全功能减弱。从1858年开始，被称为“19世纪的叶尔马克”的米·切尔尼亚耶夫率军吞并了突厥斯坦，占领了奇姆肯特、塞米巴拉金斯克、塔什干等地。1867年俄罗斯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由曾经担任俄军住波兰总督的K.考夫曼担任总督。在随后的几年里，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相继落入考夫曼之手，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和殖民基本完成。

中国是俄罗斯这波“转向东方”更主要的方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短短几年里，俄罗斯利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和中国国内动乱的形势，胁迫中国清朝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去了中国在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胁迫清朝政府签署《北京条约》的也是当时作为俄罗斯驻华公使的尼.伊格纳季耶夫。

沙俄的东进步伐并未停止于此，它接着越过黑龙江，继续向中国东北深入，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建立“黄色俄罗斯”，把中国东北变为第二个“布哈拉”。这一想法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由于列强为分配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相互牵制。1896年，清朝政府与俄罗斯签署结盟条约，目的是共同防御日本，俄罗斯借此获得修建东清铁路的特权，名义上是为战时运兵所用，但实际上成为俄罗斯实现“黄色俄罗斯”的工具。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清政府向俄罗斯求援，俄罗斯以联盟防御的对象国只是日本为由拒绝援助，并借机强迫清政府同意，出兵强占了中国的旅顺港。1900年，俄罗斯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朝发生战争，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发生了对江东六十四屯大量中国平民的残酷屠杀事件。因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1904-1905年俄罗斯与日本爆发战争，中国东北是主战场。俄日战争之后，俄罗斯又策动和支持外蒙古独立，并最终导致中国失去外蒙古。

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中国完全失去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图源：美国中央情报局）

不能不看到的是，对于中俄关系的这段历史和其中的历史人物，中俄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感受和认知。在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和心理感受中，中俄关系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百年屈辱的组成部分，它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当然，在中俄关系复杂的历史中，有暗淡的一页，也有友好和互助的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支持和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同样留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

可以看到，在第一次“转向东方”的近半个世纪里，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殖民达到了顶峰，获得了极为广阔的土地，前进到了它在远东和中亚最远的地理范围，形成了沙俄帝国在东方最终的空间框架，并基本固定和延续下来，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新的转向东方

现在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已经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经常有人这次的转向东方与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乌克兰危机是其基本起因，它的功能是对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对冲。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准确。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动力是由综合因素构成，其中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其二是俄罗斯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需要；其三是国际环境的推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俄罗斯的向东转。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地区集中了多个世界经济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同时，这一地区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来源地。这吸引了俄罗斯的注意，促使俄罗斯向东方转身，与亚太国家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提高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加入这个历史性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利结构变动的进程。关于这一原因，普京总统也有过多次表述。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是转向东方的核心内容，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最主要的动力和需求，俄罗斯转向东方政策中的所有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普京在2012年首次提出向东发展的国家战略时，他所说的目标的就是为了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在它的土地下和土地上蕴藏尚未完全开发的巨额财富，开发这些财富是俄罗斯自沙俄时期就有的梦想。这不仅是为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所需，也是为俄罗斯国家的发展所需。俄罗斯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看作是未来之星，希望通过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使它成为俄罗斯新的财富之源，为俄罗斯21世纪的繁荣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它被普京总统定位为俄罗斯整个21世纪的优先发展项目。在2024年9月第9次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总统又把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未来的命运。

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致辞。（图源：央视新闻）

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远东和西伯利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与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这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是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国家安全上的，两者相互关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域辽阔，资源富饶，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基础设施陈旧，人口流失，而它周围的中国、日本、韩国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对资源有巨大需求。俄罗斯感到，如果它不能使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起来、如果它不能提高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来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鸿沟会越来越深，人口会越来越少，导致这一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距离感越来越大，对民众的吸引力不断降低，俄罗斯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将越来越弱，甚至有失去控制的危险。

乌克兰危机确实对俄罗斯转向东方产生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历次转向东方都是在欧洲方向受到挫折的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下半期的转向东方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苏联初期向东方发展也是在受到西方包围的情况下。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欧洲列强向东进逼，俄罗斯向西方方向发展的途径被堵，因而转向虚弱和易于征服的东方，暂时避开欧洲的锋芒，并尽可能从东方弥补其在西方的损失。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最严重的冲突，它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全面制裁，包括政治、经济、金融、技术、交通、文化、体育、教育、人文在内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这在整个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即使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欧洲也没有完全中断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双边贸易仍通过中立国继续进行。现在一堵高墙已经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筑起，它把欧洲一分为二，几乎整个欧洲都在墙的另一面，俄罗斯在欧洲被孤立和围困，甚至战争的阴影开始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徘徊。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向东发展，以打破西方的外交围困，弥补在欧洲损失的市场和资源，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一因素对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主要作用是加速和加深，并不是它的起源, 因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政策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英国和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协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图源：路透社）

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和政策建议，转向东方在俄罗斯学术界酝酿已久。有看法认为，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是普里马科夫，他早在1996年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2012年瓦尔代俱乐部发布了题为《面向大洋-俄罗斯新的全球化》的研究报告，主张俄罗斯向亚太方向发展，该报告由转向东方最积极的宣传者和支持者S.卡拉甘诺夫教授和T.巴尔达乔夫教授主写，后来他们又连续就这一题目发布了多篇报告和文章，为俄罗斯转向东方大造舆论。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卢金教授在2014年也以转向东方为题目出版了他的新著作。还有许多俄罗斯学者也发表了大量有关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文章。

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转向东方的提出晚于学术界，不过也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在麦德维杰夫执政时期（2008-2012），转向东方的思想就已初露端倪，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进入亚太经济空间是俄罗斯迫切的任务，扩大俄罗斯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具有战略性质。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转向东方战略最终成型，并得到持续的强力推进。如上所说，俄罗斯在2012年既已提出向东发展的战略，而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已经使用了“转向太平洋”的概念，这与转向东方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

虽然转向东方的名称被无差别地使用，但在不同时期，转向东方在功能和定位上有重大差别，即使是在同一时期，转向东方的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它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以与欧洲方向的对比作为衡量转向东方重要性的一个尺度，可以看到，在俄罗斯外交中，转向东方最初只是作为对以欧洲为中心政策的补充，主要功能是缓解对欧洲的过于依赖，但不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结构，梅德韦杰夫执政之前的转向东方基本是这一性质。在此之后，转向东方的定位被提升到与欧洲同等重要的地位，力图使欧洲和亚洲处于对称的状态，东西方平衡发展，2012年之后的转向东方开始具有这种含义。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转向东方的意义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向西的道路被完全封死，转向东方（包括全球南方）成为必须的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它具有了俄罗斯外交重心和支柱的意义。它已不仅仅是对与欧洲的平衡，而且开始替代原来欧洲的中心地位，上升为俄罗斯对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欧洲则至少是暂时地降为次要方向。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学术界有比较绝对化的判断。有观点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在欧洲300多年的漫游已经结束，欧洲对俄罗斯已经长期关闭，现在俄罗斯将返回她在东方的故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半世纪前已经做出过类似的结论，这位伟大的作家在19世纪就说过，俄罗斯已经结束了在欧洲的历史道路，该是走自己的道路了。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相反的判断也曾是斩钉截铁。人们记得，俄罗斯独立初期，西方主义在俄罗斯大行其道，俄罗斯义无反顾地拥抱西方。“9.11事件”后，俄美关系急剧升温，有学者做出极度乐观的预言：“俄罗斯社会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欧洲道路。普京总统在“9.11”后的选择为所有的欧亚概念钉上了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显然，这些预言未成为现实。

2024年9月，赵华胜在北京对话组织的莫斯科对话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那么，俄罗斯将与欧洲彻底分道扬镳的预言会不会成真呢？虽然这最终只能由未来的实践验证，但根据历史和现实条件所给的启示，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俄罗斯在1696年向欧洲派出外交师团，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后成为欧洲大国，此后俄参与欧洲事务，或是作为欧洲国家的伙伴，或是作为对手，但从没有脱离欧洲。现在与欧洲的对立只是在战争和制裁之下的特殊对策，这不会是俄罗斯外交的常态，因为它不符合正常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律。目前俄罗斯与欧洲的隔离是由于政治关系上的冲突，而不是由于欧洲对俄罗斯重要性的丧失。在政治、安全、经济上，欧洲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地理、文化、宗教的联系没有改变，普京总统也表示俄罗斯仍属于欧洲文明，同时，欧洲作为一个重要的实体，俄罗斯与它断绝关系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在安全上是不可能的。俄欧关系可能时好时坏，但作为欧洲国家，俄罗斯不能不重视欧洲，一旦出现可能性，也不会不向欧洲方向发展，如有俄罗斯学者所说：“欧洲和亚洲都是俄罗斯外交最重要的方向。向这两个方向的发展都是出于对外经济合作的多方位和多元化政策。”可以预测，在战争结束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取消后，随着双边关系的逐渐正常化，俄罗斯与欧洲的务实关系也会随之慢慢恢复，虽然这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也不太可能回到比俄乌冲突之前更好的状态。历史表明，俄罗斯不会长久地在东方或西方的一个方向走到底，当在一条路上走得过远时，历史会自然地对它进行修正，双头鹰的另一只眼就会睁大。

评判转向东方的成败得失只能以它本身确定的目标为参照。转向东方已不是单纯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俄罗斯综合的国家发展战略，它包含有综合的和多方面的内容，这也是评价转向东方发展程度的基本指标。具体说，可将其分为三个参照系：其一，远东和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二，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的程度；其三，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政治话语权的增加。在这三个方面的提升都表示着转向东方的进展，反之则意味着停顿或后退，这三个指标都需要以长期数据为判断依据，一时一事和短期数据可说明一个特定时段的得失，但不能作为判定转向东方成败的充分证明。

转向东方将是长期的过程，它也必将伴随着曲折和挫折。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每一次外交转向都绵延几十年甚至更长，期间有无数跌宕起伏，也经历过失败甚至惨败，但遭受挫折后俄罗斯总是执拗地重新回来，说明俄罗斯在追求长期目标上有极强的战略韧性。当今世界的发展在时间上大大压缩，转向东方的完成不可能再等待上百年的时间，但结构性的转型仍需十数年或数十年，而且它的成功不是注定的。就过去10年多的情况看，它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和进展，但也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俄罗斯自身。

对东方的认识具有无形但却重要的意义。在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意识中，特别是在西方主义者的意识中，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西方象征着文明和进步，亚洲则代表着野蛮和落后，以至于亚洲一词的词根在俄语里有野蛮落后之意。而欧洲正好相反，如别林斯基所说：“所有伟大、仁慈、人性、心灵的东西都发生、成长于欧洲的土地上，它们绽放出斑斓色彩，孕育出丰硕的成果。”这种意识现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这使俄罗斯传统上对东方有某种轻视之感，特别是在文化和现代性上。这也是俄罗斯难以真正成为既是欧洲国家又是亚洲国家的文化思想障碍。俄罗斯要成为亚洲的一员，需对当代亚洲有整体性和客观的重新认识。

俄罗斯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至关重要，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更为关键。各级政府机构是转向东方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地方政府的热情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转向东方的成效。官僚作风、形式主义、繁文缛节、不思进取可以使任何好计划消磨于无形，而吏治不善、纲纪松弛、贪污腐败更是任何好政策的杀手。

转向东方要找到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最合理最有效的发展模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远东和西伯利亚有自己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中国的模式，日韩的模式，东南亚的模式都不适合俄罗斯的情况。现今世界经济环境已大不一样，俄罗斯唯有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应新的形势，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切昆科夫表示，远东地区正在建设的国际超前发展区项目总投资额将达约200亿卢布，目前入围短名单的项目约10个。（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转向东方对内需要有真正的创新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虽然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不足，市场有限，制造业和科技产品不多，要使远东和西伯利亚繁荣发达起来并非易事。远东的中心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它面对着东京、上海、香港等国际或地区金融、技术、创新、物流中心，要脱颖而出需要极大的努力。除了能源和军工之外，俄罗斯要在亚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容易。亚太市场已有比较稳定的格局，分工清楚，竞争激烈，俄罗斯需有极强的竞争力才能打破原有的格局，进入到亚太市场。

吸引国外投资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途径，但为此对外需要更加开放，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可靠的法律保障，有能打动投资者的政策和措施，有合理的税务政策，有高效的海关制度，有务实的劳务政策，有能接受外国资本获利的心态。俄罗斯还需在政策的实施上保证连贯性和协调性，同时要增强经济合作的市场规则意识。

乌克兰危机对于俄罗斯转向东方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它也给转向东方带来了预想不到的严重困难。由于西方对俄罗斯严厉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俄罗斯对外融资的可能大大减小，不仅来自西方投资的渠道被堵死，其他国家对俄投资也受到严重制约。在西方制裁的威胁下，与俄罗斯经济和技术合作无法正常开展，双边贸易受到限制，结算问题造成极大困扰。

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改变也对转向东方最初战略构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使转向东方的地理范围缩小。日本和韩国是亚洲主要经济和技术强国，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主要方向，在转向东方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爆发后，日韩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变冷，经贸合作中断，这两个国家至少是暂时地退出了转向东方的范围，这对于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来说是一个挫折。另一方面，转向东方的一些重要项目不得不压缩，例如北极航道建设。北极航道是转向东方的重要内容，它的核心是建立一条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新的海运航线，这条航线比传统的经印度洋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近得多，可以大大降低航运成本，缩减运输的时间。随着全球变暖速度的加快，可适用北极航线通航的时间会增长。这条航线的建成对传统的国际海运航路将带来挑战，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国际海运格局，不仅可给俄罗斯带来可观的收益，而且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但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切断了欧洲与俄罗斯的交通，经北极航道到欧洲航路的通畅成为问题，这条航道现在只能到摩尔曼斯克为止，这对中俄贸易运输来说是一个便利，但继续向欧洲面临困难。另外，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受到影响，包括破冰船只的制造。不过，从长远来说，北极航道作为欧亚新航道的价值依然存在，不过这一功能的恢复只能有待未来俄欧关系的改善。

俄罗斯萨贝塔港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用船（图源：Alamy摄影公司）

转向东方与中国

俄罗斯转向东方不等于是转向中国，它还包括其他亚太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越南、东南亚国家等，虽然日本和韩国目前暂时退出。俄罗斯追求与亚洲关系的多元化，同时因中国所占的比重极大，因此也尽可能对中国有所平衡。转向东方没有感情的成分，它是俄罗斯根据本国利益而制定的战略，它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和现实需求，而不是出于对亚洲的向往和喜爱，也不是为了亚洲或中国。一些评论有意或无意把转向东方与亲近中国等同起来，并且有把它看作是对中国的“偏爱”，这是对转向东方感情化的理解。

但中国毫无疑问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最主要对象，这是自然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经济体量远高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政治上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经济上是俄罗斯最大贸易国，在地理上与俄罗斯有漫长的边界，两国有广大的地区直接接壤，天然地需要进行经济合作，因而它不可能不在俄罗斯的转向东方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中，中国都拥有巨大的合作能力和潜力。在贸易领域，中国的地位不必复述，它已连续14年一直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并且两国贸易额仍有不断增长的潜力。在能源领域，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1.07亿吨石油，340立方米管道和液化天然气。2025年俄对华天然气出口将增加到380亿立方米。在北极开发和北极航道建设上，中国是积极和重要的参与者。中国是Ямал СПГ项目的第二大股东，中国的数十家企业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建设。北极航道需要建设一系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需要建造大量破冰船，还需要有长期使用航线的大客户，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是重要的角色。中国有强大的基建能力，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可以发挥突出作用。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讯、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俄罗斯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中，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必不可少。农业、渔业、林业等也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内容，在这些方面中国既能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同时也是俄罗斯农产品、鱼产品、林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中俄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中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结构，有极大的合作空间，并且有可持续的可能性。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地理的相邻，相互的经济来往已是如此密切，它已经与普通居民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虽然转向东方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不过俄国内舆论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现在，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已经淡化，特别是中国移民威胁的说法已经没有市场，但其他方面的怀疑和担心仍然存在，虽然这不是舆论主流。它们的来由不尽相同。一种是出于对中国深刻的不信任，怀疑中国的意图，担心中国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对手或敌人，对中俄关系的前景表示怀疑。另一种来源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主义思想，这种观点从根本上不认同转向东方，认为俄罗斯的未来在西方，中国不能提供西方所能提供的技术、设备和资本，俄罗斯从转向东方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转向东方只是在通向西方之门关闭之下的无奈之举。不过，影响最大的是担心向中国倾斜过度，认为这可能导致一系列对俄罗斯不利的后果：在政治上使中国变成“老大哥”，俄罗斯成为“小兄弟”；在经济上俄罗斯沦为中国经济的附庸和原材料供应地；在能源出口上过于依赖中国市场，形成能源安全问题；在外交上则失去中立地位，在中国与亚洲国家可能发生的冲突中丧失自由机动空间。在2024年9月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甚至主持人也向中国嘉宾提出了如何阻止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的问题。西方舆论则出于政治的目的，有意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渲染俄罗斯对中国的依附和依赖，以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制造不和谐。

虽然这些看法的缘由不同，但综合地看，它们的共同背景是中俄之间的不对称发展。自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远快于俄罗斯，并且在综合国力上大幅度超过了俄罗斯，这在两国关系300多年的历史上（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算起）是第一次。以国民生产总值总值来说，2023年中国为17.79万亿，俄罗斯为2.02万亿美元，中国为俄罗斯的8倍，俄罗斯只是人均GDP略高于中国，13817美元对12614美元。以国防力量来说，中国武装力量的规模更大，装备水平总体更先进，军费也更充足。2022年中国国防预算约为2922亿美元，俄罗斯约860亿美元。中国军费预算远低于美国的8770亿美元，但也是俄罗斯的3倍多。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军费预算逐年大幅增长，2023年为6.8万亿卢布(6,8 трлн)，2024年增加到10.8万亿卢布(10,8 трлн рублей)，2025年将达13.49万亿卢布(13,49 трлн рублей)。但这是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安排，不是正常时期的水平，而且在卢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换算成美元增加的部分也不很多。充足的军费保证了昂贵的现代化军队建设。技术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在深刻和急速改变着世界格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稳定地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贸易大国，货物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排世界第二，是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拥有雄厚的投资能力，投资遍及世界，特别是沿“一带一路”地区。虽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它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会保持下去。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因此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规模相应地会更大，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也必然更突出。这是自然的，并不是坏事，它说明中俄经济合作给两国带来的利益更多，对两国更重要。中俄两国政府从没有为经济合作的规模大而担心，相反，它们都认为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还没得到最大发挥，它们一直在努力的是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力图进一步增加两国的贸易量。

也许，中国不能提供欧洲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但反过来说，欧洲也不能提供中国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欧洲和中国在经济特点上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能够替代欧洲的东西越来越多，例如汽车、高铁、通信设施、新能源、电脑、手机等等，而欧洲能够替代中国的东西相对不多。投资、设备和技术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利益和需要不仅仅来自这些方面，从国外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从对外出口和服务贸易中得到外汇收入，都是重要的经济利益。2023年俄罗斯从对中国的能源出口中得到了905亿美元的收入，谁能说这不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呢？况且中国在投资、技术、设备上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经济合作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相互取予，各得其利，依赖程度越深，也意味着利益关系越深，产生的经济效益越大。自然，依各国的情况不同，双方对其依赖程度也有深浅，国家通常也愿形成多元化对外格局，但不会因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止步不前。应该看到，世界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大大小小的地区合作机制都在推动着这个进程。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之间都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不断扩大经济合作，加深经济联系，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2025年上半年中国吉利汽车在圣彼得堡的经销中心数量名列第一。（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国家大小不一，国力差距是客观存在，同样的贸易量，在经济体量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很不相同，但不能把它与不平等相提并论，也不意味着一国成为另一国的经济附庸。如果经济体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不平等关系，那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合作了。中国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其中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在经济体量上都远小于中国，但没有哪个国家变成中国经济的附庸，作为世界第4或第5大经济体的俄罗斯又怎么可能呢？

过度依赖是个复杂和相对的问题。它的功能有正负两个方向，在正面方向它可以加深国家关系，产生更多经济利益；在负面方向它确实可导致失去经济独立，产生影响国家安全的隐忧。不过，对过度依赖的“度”如何确定不是简单的问题，它会依国家关系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一种类型的国家之间，保持经济自立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因此它的“度”会较高；但在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它们不追求保持经济独立，因此它的“度”会很低。例如欧盟，它的目标就是使成员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形成经济共同体，过度依赖的问题基本不存在。此外，过度依赖本身形成的条件也不一样，并不都是可以随意安排的。

过度依赖只会在国家关系处于对立状态时才会产生负面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将经济关系“武器化”，使之成为制裁和打击对方的工具，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最突出的例子。不过，这不是正常国家关系的常态。

中国在俄罗斯外贸结构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从贸易量来说，2023年俄罗斯外贸总额为7102亿美元，其中中俄贸易达2400亿美元, 占30%多。能源是两国经济合作最主要的领域，2023年俄罗斯石油出口2.34亿吨，其中出口到中国1.07亿吨，约为45%；2023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为1390亿立方米，其中中国进口为340亿立方米，占近25%。这个比重不是稳定的，也不一定是常态的，它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欧贸易急剧跌落、俄罗斯外贸总额大幅减少、中俄贸易快速增长的特殊条件下出现的情况，特别是俄罗斯能源出口发生巨大变化，出口量下跌，特别是天然气，出口结构改变，欧洲从最主要的方向变为次要方向，俄欧天然气供求甚至可能完全中断。尽管如此，中国还远达不到欧洲曾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和能源出口中的地位。但无论如何，中国确实在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特别大比重。

作为大国，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不注意避免形成对外过度依赖，特别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这种意识在它们的国家安全思维中自然存在。在像能源这样的战略领域，作为出口国，俄罗斯会努力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俄罗斯也确实这样做了，而中国会追求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它们都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维护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保持长期稳定，这也是保证相互依赖正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过，不管是出于理性的提醒，还是出于政治的渲染，所谓过度依赖都不适合描述现在的中俄关系。两国经济合作的现状是基于客观条件和国内需要自然形成的，最重要的是，它对两国都有重大利益。俄罗斯在失去欧洲客户后，亟需转向东方，扩大在亚洲的市场，特别是在能源领域，这对俄罗斯具有特别重要和紧迫的意义。在目前时期俄罗斯的议事日程上，优先目标是大力推进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能源伙伴的合作，而不可能是以降低合作水平、防止形成过度依赖。能源不同于普通商品，它影响到国计民生，能源供需关系不是单向依赖，而是双向依赖为导向。在双向依赖的结构下，对过度依赖的担忧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因为双方都对对方有深度的依赖，而且，通常出口国比进口国居于更为主动的地位，从过去世界上发生的案例看，能够使用能源武器的通常是出口国，而很少是进口国。

最后，在政治关系上，中国既不想做“老大哥”，也无意有“小兄弟”，这不符合中国的理念，也不是中国的政策，而俄罗斯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不是甘于居人之下的国家，也绝不会接受“小伙伴”的地位。即使是对周边较小甚至很小很弱的邻国，中国都一直是平等相待，尊重有加，从不怠慢和居高临下，中国没有成为它们的“老大哥”，它们也没有变成中国的“小兄弟”，何况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呢？

（俄文链接：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ovorot-rossii-na-vostok-i-rossiysko-kitayskie-otnoshen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