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图书馆事件不应就这样过去，高校还要做什么_风闻

风声

2025年08月06日 10:13:20 来自北京市

作者｜朱光星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2023年夏，武汉大学图书馆内一场看似寻常的肢体动作，演变为持续两年的社会性事件。女学生杨某某在图书馆自习时发现，对面男生肖某某多次抓挠腿部及裆部，故认为遭遇了性骚扰。在学校处理无果的情形下，杨某某诉诸网络曝光。

在舆情的裹挟下，武汉大学仅用两天时间就发布了处分男生肖某某的通报，通报内容共两句话：“对涉及我校学生的网上举报，经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定，学校研究决定，给予2022级本科生肖某某记过处分。武汉大学历来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通报中未界定肖某某的行为性质，未援引具体校规，更未公布调查程序，这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做出的模糊处分，为日后的舆论风暴埋下了伏笔。

2024年6月，杨某某在法院起诉肖某某性骚扰自己。2025年7月25日，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无法证明男生肖某某对女生杨某某实施性骚扰，驳回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至此，校方通报与法院判决的冲突引得不少公众质疑：既然司法机关认为性骚扰难以成立，武汉大学是否应当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呢？目前武汉大学的最新回应是，已组建工作专班，对该事件涉及的两位同学以及相关事宜进行全面调查复核，“并将以事实为依据，严格按照校纪校规、学术规范作出相应处理”。

杨某某依法享有就一审判决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救济权利。然而，当民间舆论仍走不出各执一词的罗生门时，我们应该透过个案，叩问制度根基：武汉大学现行校规能否构建其程序正义的框架，承载学生之间性骚扰争议的公正解决?

如果该校已建立起符合法律规定的反性骚扰机制——包含清晰的投诉受理机制、独立调查程序、梯度化惩戒规则等——则校方完全可以依规启动制度化应对措施。这些校规，不仅是平息当前舆情风暴的程序正义锚点，更是高校治理现代化迈向“规则之治”的核心标尺。

我国2020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性骚扰纳入规制范畴，第1010条第1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该条第2款还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这意味着，在《民法典》颁布后，高校有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要求，建立合理的防止性骚扰体系；且该体系的建立，要贯穿于性骚扰的事前预防、事中制止与事后处置三个阶段。

有学者认为，根据该规定，学校等单位的反性骚扰义务，在性质上属于积极作为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单位未尽到反性骚扰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而且单位的侵权责任属于单独的侵权责任，与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不发生连带责任（见张新宝《单位反性骚扰义务与相关侵权责任研究》，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也就是说，如果学校等单位因为未履行反性骚扰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学校等单位作为法律主体，也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但，民法典并未对单位的反性骚扰义务做出进一步细致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30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专门针对学校提出了预防性骚扰的详细要求，第24条规定：

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

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

同时，《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0条第2款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这些规定意味着，高校的反性骚扰义务从原则性禁止演变为制度化响应，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民法典》概括性规定的不足。该法生效后，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学校，都需要在学校规章制度中建立起预防和处置性骚扰的工作制度，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学校内发生的性骚扰。

虽然《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学校负有防止性骚扰的法律义务，但二者略有区分。《妇女权益保障法》着眼于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将单位反性骚扰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弱势群体的妇女；而《民法典》则没有对性骚扰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性别做出特别规定，以去性别化的立场确立了反性骚扰制度对普适性人格的保护同等地适用于对男性和女性的保护。虽然一直以来媒体报道的性骚扰受害人以女性居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男性作为性骚扰被害人而被法院予以认定的案例。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舆论场中高度关注的性骚扰案例，多聚焦于权力不对等关系下的性骚扰。例如，领导对下级的性骚扰、医生对患者的性骚扰等；在高校发生的性骚扰案件，也都以导师性骚扰学生类居多。此类案件的高度可见性，直接塑造了高校校规的规制逻辑——许多高校的校规都会对教师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做出明文禁止的规定，却经常忽略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性骚扰行为。

高校对师生性骚扰的绝对禁止，可追溯至教育部等部门所发布的规章制度。早在2014年，《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规定，“高校教师不得有下列情形: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2018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再次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在教育部多批次发布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中，有多起案例均涉及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情形，足以说明教育主管部门对于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高度重视和“零容忍”态度。

但是，对于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性骚扰，确实未受到过同等程度的关注。

据笔者了解，目前许多高校针对性骚扰的校规也多聚焦于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而类似此次武汉大学事件中作为平等主体的学生之间的性骚扰，许多高校的校规中可能并未涉及。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把性骚扰简化为“强权压迫”的单一叙事时，平等主体间的性骚扰便沦为制度盲区。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的本质，是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系统性缺失或失灵的必然结果。当舆论审判取代专业裁量、程序正义沦为舆情灭火的工具，个案争议便演变为制度缺位的缩影。

在此次风波中，我们除了要关注针对涉事两位同学的调查是否客观、公正，更应聚焦高校反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制度性建设。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各高等院校，都应将此次事件转化为反性骚扰制度完善的契机，严格根据法律规定，系统性地建立起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制止和事后处理的全流程反性骚扰机制。

具体而言，高校应当提前规定清晰的投诉渠道、独立的调查程序以及梯度化的惩戒措施，配备独立的专门调查人员，并面向师生开展系统性的反性骚扰培训和教育。专门的反性骚扰调查人员，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反性骚扰制度建设需要构建好权益平衡机制：既要保证举报者的权利，包括保护举报人的隐私，保证其不被打击报复等；同时，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得到妥善保护。比如，应当保证被举报者对被指控的性骚扰情况进行解释说明，保证其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等。对于查实确有性骚扰行为者，应依法依规严惩；同时，对于恶意利用投诉机制进行诬告者，也应当追究其责任。

性骚扰问题，因性别议题、证据问题、认知差异等各种因素交织而格外复杂。但对于高校而言，唯有吸取教训、构建起完善的反性骚扰机制，方能在下次舆论风暴来临前筑起理性的堤坝。当高校不再以“灭火者”身份仓促应对舆情，而是以“制度守门人”的角色来依规办事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现代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