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日本侵华五十年（1894-1945）之三_风闻

原创：桅杆 ,首发于“走进历史的深处”微信公众号 

重发说明：本文发布后，有朋友问：中国抗日战争有14年、8年之说，你怎么冒出个《日本侵华五十年》？在此做个解答：其一：日本自1894年开始侵华，中国从此也开始抗日，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几乎没有中断，日本只有2年没在中国大陆驻军，更别说一直占领着中国宝岛台湾了。其二：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日本明治时期确定的侵华政策的延续和步骤。其三：两国战争一般从边境爆发，可九一八事变的沈阳，七七事变的卢沟桥，都是中国腹地。中日战争为何在中国腹地爆发？如果不从头说起，就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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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越过长城：清除进军华北的地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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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沦陷：针对国民政府的试探，日本外务省与陆军部协商后，答复称“张学良军队必须撤出热河，然后日中军队才可在长城一线停止敌对行动”。意思是中国必须让出热河，才可以考虑“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是确拒绝了蒋的要求。汤玉麟早年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尚能守住底红线：拒收伪满洲国送来的委任状，并说“吾乃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国家之地”。这时说得挺好，但后来跑得挺快。1933年2月23日，日本驻华使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实际就是最后通谍），内称“热河不是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热河”；同时威胁“张学良军队如果采取积极行动，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赤裸裸的强盗逻辑。而就在日本驻华使馆送交备忘录之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分3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又是偷袭）。日军日军以锦州为前进基地，分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其中中线为主攻方向，目标直指省会承德。面对日军的进攻，热河中国守军除少数抵抗外，大多一触即溃。3月3日晚，日军逼近承德以东，准备“誓死抗战”的汤玉麟下令撤退。次日中午，日军先头分队128名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至3月10日前后，日军前峰抵达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等长城沿线，热河全省沦陷。不到半个月时间，热河10万守军或逃或降，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其占领热河的军事行动，不是进攻，而是行军。热河失守如此之快，全国大哗。前丢东北，今丢热河。作为东北和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建议”之下，不甚情愿地“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批准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为阻止日军继续向南进攻华北，何应钦将集结到长城沿线的国军14个军重新进行部署，准备防守长城诸口。

长城抗战：侵占热河的日军（第6、第8师团及混成第14、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团，约4万人）及伪满军队（约3万人）抵达长城沿线后，即向中国守军展开进攻，其中最早的进攻在3月5日就已经开始。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战线上，防守长城诸口的中国军队共14个军、约25万人，分属于中央军、东北军及第29军系统。面对日本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尤其是古北口、南天门方向和喜峰口、罗文峪方向，战斗最为激烈，也使日军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其中古北口、南天门方向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约80天）、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区域，中国守军主力是中央军系统的第17军（军长徐庭瑶）。虽然第17军官兵浴血奋战，不惜牺牲，但由于装备和战术素养不及日军，所属3个师（第2、25、83师）伤亡惨重。战至4月底，第17军阵地大部均告失守。防守喜峰口、罗文峪方向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作战积极，多次派夜袭队主动出击，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多次夺取日军据点并重创日军，最终成功守住阵地。在冷口、义院口方向，日军在4月10日前后突破东北军53军的防守阵地，越长城向南展开追击，进入冀东地区，先后攻占卢龙、抚宁、昌黎等县。长城以南、滦河以东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1933年2月24日，因国联大会通过关于东北问题的《中日纷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及声明，否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要求日本交还满洲给中国。日本干脆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但蒋介石仍向国联寻求支持，希望西方列强依据《九国公约》出面干预，制止日本侵略。长城沿线列强利益有限，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但日军占领滦东之后，国际形势就起了变化：日军进攻不属于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华北地区，直接触犯了列强利益，西方列强遂出面调停。英美两国海军甚至以保护侨民为由，在唐山和秦皇岛摆出了登陆的姿态。面对英美的强硬姿态，日本不得不有所顾忌。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军方停止在滦河以东的攻击行动，关东军在21日将军队撤回长城以北。客观地说，对于长城抗战，蒋介石也十分关注，3月8-25日还专程到河北的石家庄、保定及北平，部署长城抗战事宜。但阅读这期间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不在抗日，而在“剿赤”。例如蒋3月24日在北平“与敬之（何应钦）、季宽（黄绍竑）谈：一、江西剿赤；二、劝汪复职；三、开全国大会；四、华北布置”。

停战谈判：更能证明上述观点的，是4月5日，也即长城抗战激烈之时，蒋介石赶至南昌，布置和指挥“剿赤（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直到这年10月28日才回到南京，在江西的时间长达半年多（期间曾往返庐山等地）。期间对于长城抗战及后续日本人在华北挑事，认为“不必介意，惟有强忍，勿使牵动江西剿匪计划也”。到4月底，日军攻占热河的目的已经全部达到，且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进攻已显疲态。此时英美出面调停，日本正好借坡下驴，准备结束作战。早在1932年8月27日，日本史上的第一个“军部内阁”，即斋藤内阁制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处理时局方针》，内称“近来中国本部（指关内）的地方政权分立状态日趋明显”，日本应注意山东地区和华北“如果万一治安发生显著混乱而帝国臣民生命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这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中的武力侵华方针一脉相承。同时，自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激起东北人民极大愤慨，东北义勇军迅速发展，高峰时达到30万人，在东北全境袭击日伪据点以及交通、兵工厂等设施。这里多说几句：东北抗日义勇军及抗日联军，在最为艰苦的环境下，忍受巨大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1944年。长城抗战期间，关东军主力调往前线，留守部队疲于奔命，急需兵力回援。此时要占领华北，关东军是有心无力。为此，日本军部认为：一方面要打击“扰乱满洲国治安的华北根据地”，一方面要分化华北的各方势力，实现“华北亲日化”策略。在这一政策主导下，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沿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陷入僵局。实力及战场态势居优势的日军为迫使中国屈服，确立了“以战争逼近停战为主、策动华北内变为从”的策略，陆军省制定了第二阶段“沿长城线作战计划”。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增调大批兵力到长城一线，并于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称“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已经坚持近3个月，人员物资消耗巨大，急需补充和增援。但前面说了，国民政府此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工作重心不在抗日，而在“剿赤”，能够动用的机动兵力都在向江西集结，无从调兵增援华北。5月6日，日本军部向关东军下达《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明确“继续经关东军的威压为基本方针、以与此相呼应的华北谋略为手段，使目前华北官宪实际上屈服或瓦解”。日本在次日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关东军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日军在东线迅速突入关内，滦河以东再次沦入敌手，随即强渡滦河向西进攻，于16日占领丰润、遵化，19日进占密云，威逼平津。

《塘沽协定》：这时，新上任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在蒋的授意下，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接触。日方获悉中方准备屈服，为了在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抢占更多的地盘。到22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兵临平津城下。为了让日军同意停战，在日军进攻时，何应钦命令军队“敌进我退”。因此，日军进攻滦西的行动如同旅次行军，未遇到任何抵抗。5月23日，黄郛与日方代表达成初步意见：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提出除了之前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机等方法，侦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5月31日，北平军分会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作为双方代表，在塘沽进行谈判停战。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称“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1个半小时内做出承诺与否的答复”，极为霸道。熊斌迫于无奈，只得《塘沽停战协定》上签字。其核心内容：一是中国军队撤出长城沿线并冀东地区，且“不得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二是日军为确悉中国军队撤退“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实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三是确信中国军队撤至“协定之线时”，日军退回长城之线；四是长城以南“协定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塘沽协定》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侵占，承认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在整个长城抗战，中方伤亡4万多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日军公布的伤亡人数向来缩水，实际损失应在5000人以上）。中国军队战绩远不如稍早前的淞沪抗战。此战之后，日军占据了长城诸口，越过了关内外的要隘长城防线，华北已经门户洞开。日军此次作战，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占领了热河全省；二是兵临华北。前后5个多月的长城抗战，最终以中国被迫屈服落下帷幕。日本的大陆政策又进一步，将“利益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为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三步、即侵占中国内地扫清了地理障碍。

继续挑事：《塘沽协定》对中国极为不利：失去长城防线，且中国军队不得进入“非武装区”，而日军却可以自由出入。这等于为日军入侵华北打开了大门。此外，对于“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表述十分模糊，可以随意解释，为日本将来搞事端、找借口、然后栽赃中国埋下了伏笔。按照大陆政策既定步骤，日本占领东北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内地。日本大陆政策对计划吞并的地方，其基本策略和步骤都是一样的：第一步是全面控制，第二步是扶持傀儡政权，第三步是择机合并。日本吞并朝鲜就是这个吞并三步曲的“标准”版本，在东北已经完成了前两步。在华北，日本仍然沿用这个基本策略。在朝鲜和东北，日本实现第一步（全面控制）的方式是出兵占领。但华北毕竟是中国内地，如果直接出兵占领，必然引起全面对华战争。因此，日本全面控制华北的方式不得不有所调整，其策略改为“地方自治”，通过培植亲日政权加以控制。《塘沽协定》将冀东22个县划定为“非武装区”，相当于日本一只脚已经伸进了华北。加上依据《辛丑条约》，日本在京津地区还驻有华北驻屯军。这些为日本推行“华北自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塘沽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委曲求全”对日政策的产物。蒋介石当年9月6日在庐山的谈话会上，认为“现在国势阽危，兴亡之机，间不容发，对外对内皆应委曲求全”；对日本“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动及言论”。当时及今天很多人骂蒋不抗日。客观地说：当年蒋名为国家统率，实为军阀共主；国家只形式上统一，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仅及江浙地区，派中央军到华北抗日，还要征得张学良、宋哲元等人同意。各路军阀还动不动就举兵反蒋。加之工业基础孱弱，抗日毫无胜算。蒋之“安内”，不仅仅是“剿赤”，也是要设法搞定各地军阀。《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战争是停了，但日本吞并华北的行动才刚刚开始。这之后，日本人开始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仅1935年1-5月就有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等等。这些上升到两国关系的所谓“事件”，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日本却紧紧抓住不放，并极力放大，最终逼迫国民政府妥协，达成三个协定：一个口头的，即察东约定；两个书面的，即《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频频挑起事端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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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蚕食华北：全面侵华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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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事件：由于中国太大，日本的“胃口”有限，在东北尚未完成消化的情况下，对华北采取“自治”策略，准备长期蚕食。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共同制定出《关于对华政策之件》，其要点有三：一是“使中国追随帝国之方针，即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确保东亚和平”，并要“全力排击外国方面对中国的援助”；二是“对华北的策略基调，希望在华北地区出现南京政权政令不达的情势”，即华北分离政策；三是促使国民政府“与各地方政权对立，牵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我方要与之呼应，保持联络”。不能不说，日本对当时中国国情研究得很透。日本在华北挑起一系列事端，就是落实上述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在华北排除中央势力，扶持亲日政权，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1935年3月30日，关东军参谋部据此制定《关东军对华政策》，明确要“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努力把经济实力打进华北”；还要“秘密援助西南派，使之与中央抗衡，作为亲日的地方政权存在下去”。日本在华北挑起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服务于既定政策的。不能不说，在侵略中国方面，日本可谓计划周密。这里重点解剖一下导致“何梅协定”的所谓河北事件。1935年5月2日夜及3日凌晨，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在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相继被杀。租界日本巡捕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但未抓获凶手。此案非常蹊跷，当时就风传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暗中策划的。时任华北驻屯军参谋的石井嘉穗，在战后透露说“白逾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隆之唆使”。案发后，日军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小题大做，调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等，在河北省政府办公楼（在天津）前武装游行。5月25日，华北驻屯军向日本军部报告了处理方案，决定利用这一事件，“贯彻对华北工作的既定方针，逐步从根本上驱逐旧东北系及中央系势力”，以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6月9日上午，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第3次会见何应钦时，以书面形式提出最后通牒，共有4点要求：一是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二是第51军（属东北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是第2师、第25师（中央军）他调；四是禁止排日行为。限中国于12日中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这是“日本军部决议，绝无让步可言”。同时日本关东军全力配合，高调向山海关和长城诸口增派大批兵力，华北驻屯军从天津、唐山各抽调1个中队向北平推进。

“何梅协定”：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之下，南京政府于10日发布《申儆国民对友邦务敦睦谊令》，内称“凡我国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此即通称的“禁止排日令”，语言虽然艰涩，婢膝之态却跃然纸上。同日下午6时，何应钦第4次会见酒井隆，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11日，高桥坦携带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签署的《觉书》、即称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交到北平军分会。其内容是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还新增了3个未承诺过的附带事项。高桥坦要求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美治郎。其目的，是希望以这种形式，把日方要求上升到条约性质。由于内容太伤颜面，当时又正在召开政治和国防会议，南京政府决定不让何应钦签字。高桥坦14日威胁称“日军对于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已有所准备”。同时表示，中国方面至少出具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15日，何应钦抵达南京，向国防会议汇报了交涉经过。国防会议研究后最后决定，谓“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也即拒绝在《觉书》上签字，并即电令北平军分会照此答复高桥坦。收到答复之后，日本方面不再坚持何应钦在《觉书》上签字，但要求中方给出一个书面通知。6月21日和7月1日，高桥坦两次到何应钦住所，将拟好的通知交给何应钦，要求其具名。几经交涉，何应钦在得到汪精卫同意并在次日电告蒋介石后，于6日正式签署致梅津美治郎的通知并送达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即《何应钦复函》，内称“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就是由《觉书》和《何应钦复函》所共同构成的“何梅协定”。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史学界对是否有“何梅协定”一直存在争议。双方当时确实没有正式签订一个“何梅协定”，但事实是：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要求、中方以复函方式予以承诺。这实质就是法律上的要约与承诺，完全符合协定生效的要件，且中方也履行了日方备忘录中的全部要求。

目的明确：应当说，“何梅协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成立的，不能以没有签订形式上的协定而否定其存在。只能说是日本人在达到实质目的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中方颜面的一种形式“创新”吧。协定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和张廷谔（天津市长）一派及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等；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撤废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和励志社北平支部；东北军第51军、中央军第2、第25师和宪兵第3团撤出河北省；禁止排外排日活动。协定还有3个附带事项：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不利于中日关系的人员及机关不得重新进入河北，任命省市等职员应得到日本方面的认可；对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这样一来，前述日本1934年底《关于对华政策之件》中对华北的策略基调，即“在华北地区出现南京政权政令不达的情势”这一目的，通过“何梅协定”基本实现。日本挑起一系列事端的目的，这时就非常清楚了：就是要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势力从河北排除出去。同一时期，手段和内容极相似的《秦土协定》，已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势力逐出察哈尔。这为下一步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地区扶持亲日傀儡政权、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扫清了障碍。国民政府执行两份协定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只剩下非中央系的第29军。日本人不仅要挤走中央军，连不抵抗的东北军都要挤走，可为什么独独留下第29军？这与第29军特殊的背景有关（后面会专门解读）。在那个时代，非中央系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微妙，彼此长期心存猜忌。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根据培植亲日派的需要，拉一派、挤一派。在日本人眼里，非中央系实力派都是可以争取并为其所用的，长期不受蒋介石待见的第29军，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军长宋哲元是推行“华北自治”的最佳人选，成为日本人重点拉拢和争取的对象。在华北，日本吞并三步曲的第一步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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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山雨欲来：日本期望的华北自治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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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第29军源自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的中央军对阵冯玉祥和阎锡山反蒋联军。双方140万大军在中原地区摆开战场，杀得天昏地暗。战至9月，交战双方均成疲态之时，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反蒋联军顿时兵败如山倒，30多万西北军大部被策反或投降，余部6万多人在宋哲元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1931年1月，经奔走贿赂，该部被张学良收编，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辖冯治安的37师和张自忠的38师。张学良收编，实际只是给了一个番号和名份，也不管其粮饷。第29军寄食山西，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衣衫褴褛，移防中都不敢白天行军，怕被当作土匪。1932年8月，经张学良推荐，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地贫人稀，但第29军从此有了落脚之地。到1937年时，第29军已经扩编为4个师，新编的2个师为赵登禹的132师和刘汝明的143师，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由此可见，宋哲元等人的带兵能力是很强的。第29军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文峪方向，面对日军混成第14旅团的进攻，第29军作战积极，主动反击和夜袭，多次重创日军。后来日军派兵增援，步炮联合，并以20余架飞机助攻。激战多日，第29军防线和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并歼敌数千。长城抗战中，第29军伤亡逾万，是长城抗战中唯一守住阵地的部队。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日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更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大刀进行曲》至今仍在传唱。应该说，第29军上下有着比较强烈的反日情绪。读者可能奇怪：这样一支曾经与日军死战的部队，怎么会被日本人看中，准备将其培养成华北地区的代理人？笔者分析，除了驻军华北以及不受蒋介石待见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第29军10万之众，规模正合适，太大日本人不容易搞定，太小又控制不了华北局面；二是宋哲元和第29军出自西北军系统，历史上反蒋，中原大战后名义上被东北军收编，实际上自成体系；三是第29军当时只能算个小军阀，不像桂系、粤系、晋系那样有实力反抗中央，始终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寻找靠山。

华北自治：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动手推动“华北自治”。其工作重点就是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即第29军和宋哲元。日本人又打又拉，一方面挑起丰台、香河、冀东等事件和冲突，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频频抛出诱饵，拉拢争取29军高层。日军同时还采取种种手段，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策动阎锡山（山西省主席）、韩复榘（山东省主席）等，筹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哲元20日前宣布。其要点：一是在华北五省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宋出任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总顾问；二是最高委员会主持军事；三是截留中央税收，开发华北矿产，并脱离法币体系，建立与日币相联系的五省货币；四是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等。宋哲元无力抵抗日本，国民政府靠不住，孤立无援，又不想当汉奸。所以态度暧昧，犹豫不决，只好拖延。见宋哲元没有动静，日本人多项措施并举：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调集1个师团到长城一线，施加军事压力；策动各方说客，轮番向宋哲元施压……等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逼宋哲元宣布自治。12月18日，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妥协，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有很多亲日分子。这个得到日本人“大致同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日本所希望的半独立的地方自治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次日（12月9日），北平学生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并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人一方面认为华北自治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一方面从一二九运动中看到了中国民间反日情绪和力量，在华北政策上有所收敛：暂停了军事行动，不再制造事端，而是着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控制冀察当局。也就是说，日本在表面上暂时放下“打”的一手，采取“拉”的一手。本就不甘当汉奸傀儡的宋哲元，借助民众抗日情绪，也逐步采取一些措施，对日本人的行径进行抵制。这样一来，日本变华北为“张作霖时代东北”的企图一时难以得逞。

百般周旋：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处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35年6月6日，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第29军扣留，8小时后放行。此即所谓的察东事件（又称张北事件）。日本立即以其国民受到“非法拘禁”为由，同时向第29军和国民政府施压，提抗议、要道歉、处罚责任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声言“5日得不到答复，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随后土肥原贤二出面，要求国民政府宪兵、党政机构及第29军撤出察哈尔等。国民政府和第29军迫于压力，由秦德纯出面谈判，书面同意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即《秦土协定》。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于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宋哲元离开张家口（察哈尔省会）去天津休养，临行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说“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在天津期间，有传言说国民政府要调第29军南下“剿赤”。这使宋哲元更加相信蒋介石要对第29军开刀。日本人对这种微妙关系洞若观火，认为有机可乘，派出大批说客登门拜访，劝说其投靠日本。宋哲元此时身处两难，有所动摇，派人与土肥原贤二秘密接触，静观形势，做两手准备。当时风传：只要征调第29军南下的命令下达，宋哲元就准备公开投日。没想到7月6日“何梅协定”达成。这样，中央军和东北军被挤出河北，平津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只剩下第29军。南调传言自然平息，投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也说明：宋哲元虽然也有民族气节，在长城抗战中也毫不含糊。但毕竟是军阀本性，在团体利益（实质是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全小团体利益。历史有时候真的让人匪夷所思：日本人制造事端，千方百计排挤中央势力。其本意是想培植宋哲元为其代理人，结果却挽救了宋哲元和第29军名节。进入1937年，日本林铣十郎内阁上台，宣扬“不尚武”政策，提出对华新策略，做出“友好”姿态，华北局势相对稳定。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改善关系，还破天荒地赠送第29军10多门山炮，邀请宋哲元和张自忠等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自己不想去，便安排张自忠率团访日。宋周旋于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甚至在多种场合公开谈论中日友好，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这种周旋于两端、左右不讨好的境况，让宋哲元也苦恼万分，心生厌倦，于是离开北平回山东乐陵老家休养去了。就在宋哲元在家乡享受短暂的清静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山雨欲来：实际上，前述的日本对华“友好”是暂时的、虚假的。随着林铣十郎内阁在1937年5月垮台，日本对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转变。新首相近卫文麿一上台，就对大陆政策做最新阐释，提出“国际正义论”。他在6月4日的记者会上，宣称“日本属于没有资源的国家，我们不能不保障民族的生存权。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基于保障这一生存权的必要而制定的。现在国际正义尚未实现，这就是为我国提供实行大陆政策属于正当的依据 ”。没有资源竟然成为对外侵略的理由。这是继1890年山县有朋“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满蒙特殊论”之后，大陆政策的又一个重大理论纲领。1937年初，日本军部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对苏备战论”，以石原莞尔（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为代表，主张日本应改变对华高压态度，只要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应归还冀东，停止华北分离工作，加强对苏备战。这种意见曾一度在日本军部占上风，林铣内阁在4月曾决定停止分离华北工作。一种是“对华一击论”，以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为代表，其在6月9日《关东军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中指出：如果日本“武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近卫内阁上台后，“对华一击论”很快压倒“对苏备战论”。1937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大批调入关内，平津地区日军增加到3万多人。华北驻屯军开始频繁举行战斗演习。当时，北平已成孤岛，北、东、南三面均被日军控制，西边的宛平城和卢沟桥方向成了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日军如果占领宛平城，唯一通道被截断，冀察当局和第29军将被牢牢困住。而日军频频展开演习的进攻目标，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正在为一场重大行动做准备。在平津地区，第29军与日军对峙数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但最终都得以化解，与九一八之前的东北情况非常相似。第29军有10万之众，在长城抗战中与日军精锐交过手，官兵有些高估自己，没把平津地区3万多日军放在眼里。应当说，第29军高层患得患失，又轻敌麻痹，忽视日军的备战行动。根据《辛丑条约》和《塘沽协定》，日军在平津地区占据了很多要地，双方阵地犬牙交错。第29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华北上空黑云压城，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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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在京畿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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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宛平城：前文说过，在日本既定的战争计划面前，没有借口就制造借口，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无限放大，而且无论你如何忍让都无济于事。九一八事变如此，引发第一次淞沪战争的日僧事件如此，七七事变（日本称华北事变）的起因及其演化过程也是如此。1937年7月7日夜7时半，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在卢沟桥以北的龙王庙一带，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目标的夜间军事演习。约10时40分，第一阶段演习结束。清水节郎接报1名士兵失踪。对此，他一方面就地搜索，一面派传令兵向第3大队报告，随后逐级报告到第1联队、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据《清水节郎手记》载：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他离队大便去了，在20分钟后被发现了，无事归队”。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立即下令“驻丰台部队马上占领一文字山（宛平城城外中方阵地），天亮后与中国方面交涉”。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接报士兵失踪（此时已经找到）后，认为“机不可失”，立即派员与中方交涉，下令“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8日凌晨1时许，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情况下，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朗打电话给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日军进宛平城搜查。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派人与日方交涉，决定双方派人前往宛平城调查。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华北驻屯军在8日凌晨3时即制定了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城为目标的《宣传计划》，并准备“监禁”秦德纯、冯治安、宋哲元等冀察要人。日军要求中国驻军让出宛平城东门，由日军进驻，被中国守军拒绝。凌晨约4时23分，日军突然攻占城外的中国守军阵地，并在4时50分左右进攻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奋起应战，七七事变爆发。这个过程，当年在宛平城直接处理此事的日军第8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称“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如果就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然后再进行交涉”。一木清直的描述与上述过程完全相符。也就是说，虽然此时失踪的士兵早已归队，但为了“日本的脸面”，日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前文说到：日本近卫内阁在1937年6月上台后，“对华一击论”已经成为既定政策，大批关东军调入关内或长城沿线，华北驻屯军频繁举行战斗演习。日本战车再次启动，只在等一个借口。士兵失踪就是这个借口。日军当天3次进攻宛平城，均被中国守军击退。在随后几天里，战事规模不大，时断时续，各方在紧急应对和交涉。七七事变，日军以1个士兵失踪这样一件无中生有的小事，不是借口的借口，发动以吞并华北为目标的“对华一击”，最终引爆了中日全面战争。

各方应对：事变爆发后，宋哲元7月8日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七七事变真相。蒋介石当天即回电，“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国民政府外交部当天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口头抗议。中共中央当天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但这个“不扩大方针”，很快就被紧急开赴平津地区的日本战车所碾碎。此时的芦沟桥，成了中日两国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很多事件，日本也对外宣称“不扩大”。这一方面是日本内部不同派系争斗，对事变处理出现不同意见；更主要的，这是日本人的惯用伎俩：内阁和军部演双簧、放烟幕，欺骗世界舆论，麻痹中国方面，为增派兵力争取时间。后一点很快就得到印证：3天后（11日），日本召开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讨论事变应对，决定对事变采“不扩大”方针，同时决定增兵华北并在国内实施军事动员。会后还立即会见两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五相会议是日本讨论和决策对外军事、外交等重大事项的前置机制。此时，然卢沟桥战事激烈，北平城内的交涉也一刻没停。9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要“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同一天，冀察当局与日军达成以下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和中国军队分别撤至永定河东岸和西岸；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10日，中国军队按约定撤至永定河西岸，但日军不仅不撤退，反而从天津、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向卢沟桥一线大批增兵。11日，冀察当局与日军再次达成以下协议：第29军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不明白做错了什么？），取缔共产党和蓝衣社及其他团体的抗日活动，中国军队不得在永定河以东驻扎等。这种屈辱的忍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就在这一天，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派4个师团又2个旅团，并公开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称“这次事变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方为使中国方面进行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做出适当的保证。由此，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华北”。日本可以侵华，中国不可以抗日。侵略者奉行的就是这种逻辑。自11日起，日军不仅炮轰宛平城及附近地带，还四处出击，将战火扩大到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地。由于增援的日军尚未集结到位，此时的战斗规模仍不大。

不扩大方针：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日本“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及其演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本就派系对立，在如何处理事变上，立即形成了两派：以参谋总长闲院宫等为首（实际主导者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其实，不扩大派或扩大派，在侵略中国这个大目标上完全一致，差异只是缓与急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说？石原莞尔1936年6月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其核心思想是“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即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准备的各种基础工作。当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势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同月，日本第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并得到天皇批准。其中用兵纲领称“以中国为敌对，其作战要纲如下：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日军参谋本部于当年8月制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并明确：1、以8个师团“在华北5省作战，占领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2、对华中方面，以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另调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5个师团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3、以1个师团在华南作战占领福州、汕头、厦门。由此可见，日本侵华目标已经明确，作战计划也已制定。七七事变后日军的作战行动，与这个计划基本吻合。不扩大派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认为当时“持久战准备的各种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应当先“稳固（即占领）”华北，不急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后，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不是七七事变，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投降，并一直在事变发生的细节上纠缠。这其实毫无意义。当时在日本，上有既定的侵华政策和计划，下有立功心切的中下级军官，类似事变的发生，只是迟早问题。围绕对事变的处理，日本军部不扩大派和扩大派展开激烈争斗，派系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局势逐渐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