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连斯基还有多久会被欧盟抛弃？_风闻

文 | 丁毅超

　　2025年7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剥夺乌克兰两个关键反腐败机构——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独立性，泽连斯基给出的理由非常具有战时色彩，即“通俄”。

　　然而令泽连斯基意想不到的是，此举迅速引发了乌克兰国内的强烈抗议，以及来自欧盟和国际伙伴的严厉谴责。不但乌克兰国内民众开始涌上街头，欧盟更是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在经济领域的援助。

　　一时之间，泽连斯基似乎有从民主斗士堕入独裁专制的风险。面对汹涌澎湃的舆论，泽连斯基充分展示了什么叫“从善如流”。在不到72小时内，他便提交了新立法，旨在恢复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并于7月31日迅速获得议会批准并签署生效。

　　可以说，泽连斯基“前倨后恭”的表现不仅直接折射出泽连斯基核心圈子在捍卫民主口号下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折射出外援型战争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泽连斯基愈发攻击性的举动则暴露出他日益神经质的事实，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步步紧逼和欧洲对泽连斯基核心圈子贪腐问题的调查，泽连斯基必然会以更极端的方式试图抓住自己如流沙般日益丧失的权力和威望。

　　反腐风暴与通俄门

　　一切问题要从2014年的那场“革命”说起。在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后，向西方靠拢成为了乌克兰政治精英和大城市民众的普遍选择。在今日看来，这被称之为对西方普世制度的迷信。但对当时很多乌克兰人而言，全面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是解决一切前苏联时代乌克兰问题的答案，这种迷信演变为今日称之为民主叙事的源动力。

　　在所有乌克兰的结构性问题中，腐败一直居于前列。有罪不罚，特别是对寡头和高级政客的有罪不罚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检察机关本身就受制于权力支配的影响，无法对权贵阶层展开调查。

　　在西方的主导下，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成立，作为专门调查和起诉高层腐败的独立机构。NABU和SAPO的负责人均按照西方标准，通过公开竞争独立选拔，免受政治干预（或者更准确地说，免受乌克兰国内政治干预）成为其关键原则。

　　这些独立的反腐败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腐败的范围，但乌克兰的制度性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非独立的检察机关所能解决的。甚至检察机关本身也会逐渐陷入腐败和政治障碍之中。

　　笔者以前的文章已指出，**泽连斯基正是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响应了民众对反腐败的朴素想象，成功以“圈外人”的身份当选总统。**泽连斯基同样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何他在俄乌2022年全面战争前夕支持率低迷的原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俄乌战争可能反而延长了泽连斯基的政治生命。

　　更为糟糕的是，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子同样充斥着严重的腐败问题。2023年NABU就启动了对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舒尔马的反腐败调查案。舒尔马涉嫌伙同其兄弟及其前下属收受3.2亿格里夫纳（当时约合87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这些资金用于俄罗斯占领区与乌克兰电网断开连接的太阳能发电厂生产的电力。舒尔马于2024年辞去职务，并移居德国。

　　泽连斯基的副总理兼民族团结部长奥列克西·切尔内绍夫是更大的政治炸弹。切尔内绍夫是在疫情封锁期间唯一受邀参加泽连斯基生日庆祝活动的内阁成员，泽连斯基更是为其单独创设民族团结部这一职务。

　　所以当今年年初NABU对其展开反腐败调查时，这位副总理以公务繁忙为由，直接在国外漂了几个月。直到今年六月，他才不得已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回国接受调查。随后在七月份的内阁改组中，民族团结部随着切尔内绍夫一起消失在内阁中。

　　除了切尔内绍夫外，NABU还在六月初因为哈尔科夫电力配送公司盗窃案逮捕了明迪奇的表弟。明迪奇是Kvartal95工作室娱乐制作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也是泽连斯基的密友。尽管他没有担任任何正式政府职务，但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2025年7月15日，移居德国的舒尔马遭到了NABU的调查人员与当地警方联合搜查。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深度报道，这无疑成为压倒泽连斯基的最后一根稻草。班科娃街（乌克兰总统府所在地）的暴怒转化为明确的指示，必须“竭尽全力摧毁NABU和SAPO的影响力”。

　　随即在7月21日，乌克兰安全局（SBU）在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外地出差的情况下，突击搜查了NABU和SAPO总部。其中两名员工因为“通俄”嫌疑被捕。三天后，乌克兰最高拉达就光速通过将NABU和SAPO置于总检察长控制下的12414号法案，泽连斯基于当晚光速签字通过成为法律。

　　泽连斯基这次失算了。当天乌克兰境内的大城市就爆发出激烈抗议，一贯避免公开批评泽连斯基的欧洲建制派也对泽连斯基发出了严重警告。包括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更是明确表示，政府的冒失行为将引发财政援助的中断。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酵，假装无事发生的泽连斯基不得不180度掉头，宣布将在7月24日向最高拉达提交新的法案，恢复检察机关的独立性。该法案随后于2025年7月31日通过，有效废除了先前法律中的大部分有害条款，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NABU和SAPO的独立性。

　　民主与规训

　　乌克兰的国际形象重塑堪称二十一世纪最成功的政治魔术。不同意识形态会对2014年的“迈丹革命”存在截然不同的解读，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意味乌克兰中央政权正式放弃在俄罗斯和西方间左右摇摆的政策，转向与西方全面靠拢。

　　西方世界自然展现出投桃报李的态度，开始对乌克兰身份的民主化改造。对乌克兰国际形象的重塑是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乌克兰依旧是那个乌克兰，但在西方舆论的包装下，走上西方道路的乌克兰不再是绝望的腐败国家，而是充满希望的民主国家。

　　**这种叙事策略在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后，产生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俄乌战争成为了民主与专制的正义对决。乌克兰是为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站在了抵抗俄罗斯“兽人”的第一线。对乌克兰的任何公开批评都会引起削弱乌克兰抵抗能力的指责。

　　用今日流行的话来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尤其是在2022年泽连斯基政府获得巨大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一切对乌克兰的公开批评都会被视为俄罗斯的同谋。这才是泽连斯基2022-2023年在西方建制派面前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结构性原因。那两年“球长”泽连斯基的风头一时无二。

　　另一方面，民主价值观也成为了泽连斯基政府的枷锁。政府至少需要在公开的场合下承诺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要求这，不仅包括接受由西方主导的各类标准，也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接受全面指导。

　　**问题是，所谓的民主热情与残酷的军事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尤其是在2023年全面反攻失败后，这一矛盾变得愈发突出。从军事的角度看，乌克兰必须通过大规模动员才能填补战线上的空缺；但从民主价值观的角度看，他们无法解决卢梭碰到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个体意志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强制个体意志保家卫国。公意或者说民主共识更接近空中楼阁，而不是现实的解决方案。

　　乌克兰和欧洲建制派都对乌克兰的结构性困境心知肚明。泽连斯基政府通过缓慢突破界限的做法，让欧洲建制派对其“侵犯人权”、“反民主”之类的行为奉行双重标准视而不见。

　　泽连斯基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些“冤枉”。事实上，就在上个月，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任命乌克兰经济安全局（BEB）负责人的行为就没有受到欧盟的任何公开批评。再往前，无论是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安插自己人担任董事长，还是拒绝任命亲欧派的乌克兰央行行长，也都没有引起欧洲舆论的指责。这一次废除独立反腐败机构的做法与之前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

　　那么为何欧洲建制派在容忍了那么久之后，这次选择不忍了呢？是欧洲人终于幡然醒悟不能搞双重标准了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欧洲建制派对民主价值观的使用一直是以敌我关系作为基础的。**被认定为敌人的国家，比如欧尔班治理下的匈牙利，那就是违背民主价值观的半专制国家。但一旦证券更迭，匈牙利反对派上台，那么匈牙利将重新回归民主国家。

　　**这种双重标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舆论根本不会在意所谓的新民主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政策。**所以右翼民粹执政的波兰前政府是欧盟法制的破坏者，而亲欧的波兰新政府即便违背《申根协定》和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却依旧是欧盟法制的捍卫者。甚至我们可以更毫不客气的说，已经成为欧盟国家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真的比还没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廉洁很多么？

　　欧洲建制派之所以对本次事件公开发声，**更多是因为他们担心泽连斯基脱离民主价值观的规训。**泽连斯基政府一直是由泛亲欧派系和乌克兰本土强硬民族派组成的古怪混合物。这些乌克兰本土强硬民族派对所谓的自由民主即便不是充满敌视，也是兴趣寥寥。

　　在俄乌战争日益不利于乌克兰的情况下，这些拥有高度作战意志的本土强硬派权力必然会不断扩张。毕竟没有外援的支持，乌克兰可能活不过半年，但失去了这些最精锐战士的支持，那泽连斯基可能就要考虑自己被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了。NABU在五月份对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皮夫年科准将的调查就已经引发了该派系的不满。

　　对欧洲建制派而言，在泽连斯基日益受到强硬本土派影响的情况下，他们被迫以公开批评的方式确认泽连斯基依旧走在（至少在表面上）民主规训的道路上。**泽连斯基的表态显然也说明，他依旧得罪不起自己两个基本盘中的任何一个。**这也是他为何在7月24日宣布提交新方案的同时，在7月29日宣布将乌克兰国内安全局（SBU）从27000人扩充到37000人。真就民主的合法性是我所欲也，强力机构的支持亦我所欲也。

　　权力流沙

　　从短期看，泽连斯基前后不一的举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他日益衰减的政治威望。无论西方建制派多么沉迷于民主韧性这样的感人童话，泽连斯基本人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命运问题。权力和力量关系的政治哲学难题是千年未解之答案。但霍布斯显然说过，没有力量的条约等于一纸空文。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力量，特别是强力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这意味泽连斯基最终只能日益依靠本土强硬派捍卫自己的权力基础。

　　刚才提到的扩军一万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严格而言，泽连斯基是将SBU的特战中心扩充一万人。这一特战中心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陆战、反恐、电子战和心理战各方面的部队。与之相反，同样属于特务机构的GUR，其旗下海妖特战旅则直接被乌克兰国防军刚刚收编。这种南辕北辙的做法就不得不值得令人玩味。总不能是因为国内安全局掌握在泽连斯基盟友手中，而GUR的负责人布达诺夫则是乌克兰总统的潜在竞争者？

　　泽连斯基恢复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13533号法律亦是如此。尽管立法上取得了重大逆转，但这份法律中保留某些有争议的条款（例如，强制测谎测试，某些SAPO检察官缺乏竞争性选拔）表明行政部门持续希望对反腐机构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加强监督。

　　这些具体条款的包含也暗示，行政部门最初的理由（例如，确保“工作纯洁性”、打击“俄罗斯干预”）仍在微妙地影响其对待反腐机构的方式。这突出表明，行政部门对控制的感知需求（可能因战时安全担忧而合理化），与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绝对机构独立性的坚定要求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内在张力。

　　或者说得更直白些，这份法律虽然在名义上恢复了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但泽连斯基政府可以利用各种程序性手段对机构的人员和调查事项施加更多的影响力。

　　但名义上的逆转至少为泽连斯基和欧洲建制派提供了继续进行民主规训游戏的暂时空间。颇为令人寻味的是，就在议会全票通过恢复反腐机构独立法案后不久，8月2日，刚刚“重获自由”的NABU和SAPO就高调宣布，破获了一起涉及国防采购的巨额腐败案。

　　涉案者包括现役议员、地方政府首长以及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被控在军用无人机和信号干扰系统的采购合同中，操纵价格并收取高达合同总额30%的回扣。这种其乐融融的表演，既满足了泽连斯基尊重NABU和SAPO的独立性，敢于对泽连斯基任命的官员及其政党成员开刀的反腐败叙事；又没有涉及到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子。这种双赢式的反腐败表演显然是为了弥合泽连斯基和欧洲建制派之前的分歧。

　　唯一的问题是，表演并不能解决问题。泽连斯基一边在西方压力下“从善如流”地恢复了反腐机构，一边又紧锣密鼓地扩编万人卫队。这些看似矛盾的举动，揭示了一个身处绝境的战时领袖最真实的生存逻辑：

　　当“外源规范”与“本土权力”形成无法调和的悖论，当西方援助附带的政治条件与维系国内统治稳定的刚性需求激烈冲突，他只能在这根细如发丝的钢丝上，进行一场危险的独舞。并且在可以预见到未来，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日益不利，他必然会进一步拥抱本土强硬派作为自己最后的安全保障。

　　只不过到那时，乌克兰已经不重要了。被开除的“民主斗士”将重新变成“腐败独裁者”。正如一切意识形态所自我标榜的一样，主义是好的，出错的只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