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岳：时代的转向往往需要一个极端事件_风闻

作者：连岳

傅抱石 关山月

武汉大学杨景媛诬告事件非常极端。

极端事件需要一个极端的受害者，大一男生肖同学就是如此：软弱，毫无斗争精神与能力，可轻易承认对自己极为不利的诬告，受害代价惨重，被学校处分、精神出现问题，家人被人肉、被网暴，有长辈在这气氛中离世。

极端事件需要一个极端的施害者，杨景媛就是如此，她是肖同学的反面：强悍，极具斗争精神与能力，绝不承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包括法院的最终判决。她施害的获利极大，不仅操控了武汉大学与舆论，不学无术的她（体现为论文错漏百出）还一路保送，要读博士了。

杨景媛诬告肖同学的证据，就是其在图书馆对肖同学长时间的裆部偷拍，声称其自慰（法院最终不认定这个事实）。其实她的偷拍才是变态下流。哪一个正常人、哪一个有廉耻、有尊严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长时间偷拍一个陌生人的裆部？普通流氓也做不出来，只有极端偏执、变态的流氓才做得出来。

极端事件有好处，能够唤醒社会。法院的判决一出，绝大多数人才会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被一个极端偏执变态的女流氓控制呢？这不是为诬告大开方便之门吗？杨景媛的诬告术，只要你是女流氓，就可以轻易复制：长时间拍一个男性的裆部，指控其某个动作是自慰，就行了。然后被舆论支持，被学校保送。就是法院还肖同学清白后，武汉大学也是迟迟不修正错误，与当时迅速处分肖同学形成鲜明对比。她的诬告，获利快且容易，受罚慢且艰难，这将极大地鼓励同类。

时代的转向往往需要一个极端事件。武汉大学杨景媛诬告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事件。一些自由派媒体与大V，也批判武汉大学及杨景媛，就是风向。他们往往是保护恶人作恶的自由的（号称不违法都可行），基本都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反对公序良俗。这次，也不敢站队杨景媛。

武汉大学杨景媛诬告事件，就是极端女权走得最极端的一次。它让人知道什么是极端女权（也就是网友戏称的“女拳”），就是女流氓为所欲为的特权。它绑架了女性追求正当权利的诉求，不停将其推向极端，最后将全体中国男性视为仇敌。

极端女权发展到了武汉大学杨景媛诬告事件，仅凭其个人恶意与能力，是无法调动那么大的社会资源的，她甚至绑架了武汉大学。杨景媛有其社会基础。

一是反体制的力量。有人想推翻共产党，改变中国的体制，只要国家还存在，这些人就会存在。这些力量会动员一切可动员的议题去冲击体制。安全的议题可操作空间最大，环保、动保、女权，这些议题安全、受众广、动员能力强、可缓慢向体制内渗透，政府找不到由头反击与下决心治理，似乎非得等到极端事件发生不可，而等到了极端事件，反体制的力量就有了胜算。试想一下，如果这次法院站杨景媛，那整个社会的崩塌就会加速。

二是女性的生活确有其独特的难处。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条件下，女性的恋爱、婚姻与生育，与其工作处于冲突之中。完成大学教育再恋爱，年纪大了，更难了。生育孩子，必然要花一大段时间，对其找工作、保有工作又带来不利。为了保有学历与工作上的竞争力，不少女性付出丧失了恋爱权、婚姻权与生育权的惨重代价。这为极端化女权提供了潜在支持。一个人想爱而得不到爱，想要关怀却不得不孤单，则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大增，完全不能排除一些极端的女权者是因为得不到想得到的，则索性拉女性与世界一起毁灭。

为了消除极端女权，只有一条路，就是避免女性原子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整个社会都要去帮助女性，让她们更容易工作、恋爱、成家、生娃、享受爱与被爱的温暖。工、青、妇要活跃起来，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要把原子化的个人们重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战胜极端女权。而我们，恰好有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