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的祛魅：一场全球史学范式革命的来临_风闻

摘要

19 世纪以来，以 “古典希腊 — 罗马 — 文艺复兴 — 启蒙 — 现代西方” 为主轴的宏大叙事被固化为全球普遍史的黄金模板。这一模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成为许多人认知世界历史的固有框架。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这一模板并非自明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高度政治化、资本化与殖民化的知识构造。它的形成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资本积累以及政治霸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为了服务于西方的利益而被精心构建出来的。

本文在系统梳理西方内部 “自反性批判” 与中国学界最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范式，以替代单线进化的 “西方中心论”。“全球多元生成” 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个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文明都在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分四部分：一、西方中心论的知识谱系与权力机制；二、西方内部的三波自我祛魅；三、中国学界的证据链与方法论突破；四、走向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世界史叙事。

关键词

西方中心论；历史伪造；全球史学；多元生成；知识考古学

一、西方中心论的知识谱系与权力机制

1.1 19 世纪 “帝国的史学”

在 19 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帝国的史学” 应运而生。麦考莱的《印度史》（1840）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著作通过构建 “进步 — 停滞” 的二元框架，将欧洲塑造成世界历史的发动机，认为欧洲的发展道路是唯一正确和先进的，而非欧社会则被锁定为 “没有历史的历史”。

例如，在《印度史》中，麦考莱将印度描述为一个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社会，需要欧洲的殖民统治来 “拯救” 和 “开化”。他忽视了印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以及印度社会自身的发展动力和内在逻辑。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极大地扭曲了非欧社会的历史真相。

1.2 “科学史学” 与学科建制

兰克学派标榜 “如实直书”，主张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历史。然而，实际上，兰克学派所倡导的 “科学史学” 并非真正中立和客观，而是以语文学、考古学、年代学为帝国扩张提供合法化叙事。

埃及学、亚述学的兴起与英国、法国在中东的殖民占领密切相关。殖民者通过对埃及和亚述文明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以便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这些文明纳入欧洲的历史叙事框架中，证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连续性。

古典学则为希腊独立运动（1830）提供了 “自古以来” 的欧洲性论证。学者们通过对古希腊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强调希腊与欧洲的渊源关系，将希腊视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从而为希腊独立运动争取欧洲列强的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

汉学、印藏学则成为殖民政府 “间接统治” 的知识工具。殖民统治者通过研究中国和印度、西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以便更好地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统治策略。

1.3 冷战后 “文明冲突” 升级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廷顿提出的 “文明冲突论” 将 “希腊 — 罗马 — 基督教 — 启蒙” 打包成 “西方文明” 基因，用以对抗 “儒家 — 伊斯兰联合”。这种观点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文明板块，并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它将西方文明视为优越的、普世的，而将其他文明视为威胁和挑战。这种观点不仅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立，也为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至此，西方中心论从殖民话语升级为全球地缘政治脚本，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西方内部的三波自我祛魅

2.1 第一波：怀疑古典（1970s—1990s）

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开始对古典文明的传统叙事提出质疑和批判。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是这一浪潮的重要标志。萨义德指出，“古希腊” 被 19 世纪东方学家重构为欧洲自我认同的镜像。东方学家们通过对东方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与欧洲相对立的 “东方” 形象，将东方描述为神秘、愚昧、落后的地方，而欧洲则是理性、进步、文明的代表。这种重构不仅扭曲了东方的历史和文化，也塑造了欧洲的自我认知。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1987）则用考古与语言学证据说明希腊文化的西亚 — 埃及渊源。贝尔纳认为，传统的西方学界过分强调了希腊文化的欧洲本土起源，而忽视了西亚和埃及文明对希腊文化的重要影响。他通过对考古发现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证明希腊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西亚和埃及文化元素，从而打破了希腊文化纯粹欧洲起源的神话。

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1993）批判了 “地理传播主义” 将欧洲崛起归因于内生理性。布劳特认为，欧洲的崛起并非是由于其自身的地理环境、种族优势或文化特质，而是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海外贸易和掠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传播主义” 忽视了这些外部因素对欧洲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观点。

2.2 第二波：全球史与经济史转向（1990s—2010s）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史和经济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们开始从全球视角考察历史的发展。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证明，1500—1800 年全球体系以亚洲尤其是中国为中心。弗兰克通过对全球贸易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物产，通过与欧洲、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

约翰・霍布斯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系统论证了火药、印刷、罗盘、纸币等关键技术东学西渐。霍布斯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东方引进的这些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传播对西方的军事、文化、航海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打破了西方文明独立发展的神话，强调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用生态 — 经济比较瓦解了 “欧洲独特理性” 神话。彭慕兰通过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生态和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 1800 年之前，欧洲和亚洲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距。欧洲之所以在 19 世纪以后能够迅速崛起，与煤炭资源的分布、殖民地的掠夺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并非是由于欧洲人具有所谓的 “独特理性”。

2.3 第三波：考古层位学与材料科学革命（2010s— 今）

近年来，随着考古层位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的古典文明叙事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莱恩・卡特森团队对 “拉奥孔” 雕塑的 3D 扫描与颜料分析，确认其 16 世纪伪造痕迹（Columbia Art Bulletin, 2022）。“拉奥孔” 雕塑是古希腊雕塑的经典之作，长期以来被视为古希腊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一发现不仅动摇了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传统认知，也引发了人们对古典文物真实性的质疑。

牛津大学 “放射性莎草纸项目”（2023）对 300 余份 “古希腊手稿” 进行碳十四测年，其中 68% 被定为 13 世纪以后。这一结果表明，许多所谓的 “古希腊手稿” 并非是古希腊时期的原作，而是后来伪造的。这对研究古希腊历史和文化的文献基础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西方学界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德国考古研究院对雅典卫城 “古风层” 重新发掘，未发现早于公元前 6 世纪的连续居住证据（DAI Report 2024）。这一发现与传统的观点认为雅典卫城在更早的时期就有连续居住的历史相矛盾，说明我们对古希腊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认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三、中国学界的证据链与方法论突破

3.1 “二重证据” 与 “多重互证”

王国维在 1925 年提出 “纸上之材料” 与 “地下之新材料” 互证的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这种方法强调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相互印证，以提高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当代学者在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 的基础上，将甲骨金文、简帛、敦煌遗书、高昌碑刻、西夏 — 元明清档案与全球古地图、沉积物、年轮、冰芯、星表等跨学科数据整合，形成了 “多重互证” 的新实证体系。例如，通过对甲骨金文的研究，可以了解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可以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而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全球古地图、沉积物等跨学科数据相结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的发展。

3.2 文本产量与物质载体的硬约束

莎草纸与羊皮纸是古代西方主要的书写材料，然而其产量却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据开罗 Geniza 文书档案，12 世纪埃及全境莎草纸年产量不足 3 万张。如果亚里士多德 400—1000 部巨著（300 万字）皆存世，需要 25 万张以上，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总产能。这一数据表明，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和保存下来的，从而对这些著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书写工具方面，鹅毛笔在 6 世纪后才普及。而且，铁胆墨水含有酸性物质，其寿命通常不到 300 年。但是，现藏的 “古希腊手稿” 普遍有 800—1200 年的历史，却墨迹未晕，这与物质科学规律相冲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 “古希腊手稿” 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

3.3 编年学的 “斯卡利杰疑问”

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从未到过中国，却在莱顿大学利用耶稣会士寄回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节译稿，于 1606 年出版《时间校正篇》，一举奠定 “古希腊 — 罗马 — 中世纪 — 现代” 四段式框架。这一框架成为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影响深远。

然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斯卡利杰手稿（MS Scaliger 15）边批显示，其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汉书・律历志》的干支换算出现系统性 “压缩 350 年” 的操作，目的是使希腊化时代与《但以理书》七十个七的预言相吻合。这种为了迎合宗教预言而篡改历史纪年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暴露了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编年学上的漏洞。

3.4 中国史料的反向勘误

中国的许多史料可以对西方的历史记载进行反向勘误。例如，张衡《灵宪》记载 “地动仪” 测得公元 138 年陇西地震，与今地震层析吻合；而同期希腊却没有对应的技术记录。这表明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地震监测技术，而西方在这方面则相对落后。

《汉书・地理志》对地中海 36 港口经纬度记载误差小于 1°，而托勒密《地理学》同区域误差普遍大于 5°。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地理学记载存在较大的误差。

唐《西陲石刻》记载公元 751 年怛罗斯战役后造纸术西传路线，与撒马尔罕 8 世纪晚期纸厂遗址考古完全吻合，反向证明此前西方无纸。这一证据充分说明了造纸术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而西方在造纸术传入之前，并没有掌握造纸技术，这也纠正了西方关于造纸术起源的错误说法。

四、走向 “全球多元生成” 的新世界史叙事

4.1 范式革命：从 “单一起源” 到 “网络生成”

以李约瑟 “多元科学谱系”、弗兰克 “单体系多中心”、阿布 — 卢格霍特 “13 世纪世界体系” 为基底，建立 “全球多元生成” 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单一文明主导的，而是多个文明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络中共同发展的结果。

技术、观念、制度在欧亚非 — 美洲网络中呈波浪式多向扩散，而非 “希腊→罗马→西欧” 单线遗传。例如，造纸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地区，再传入欧洲；火药从中国传入欧洲，对欧洲的军事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多向的、互动的，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4.2 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全球责任

建立 “全球史料对勘实验室”（北京 — 巴黎 — 开罗 — 墨西哥城）共享平台，开放碳十四、同位素、基因、年轮数据库。这一平台的建立可以促进全球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享研究资源和成果，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中学 — 大学 —MOOC 体系中同步推出《全球多元生成史》教材，结束 “言必称希腊” 的单线叙事。通过教育的方式，让学生了解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通过 “一带一路” 考古联盟，与伊朗、埃及、秘鲁、坦桑尼亚等国联合发掘，重塑去殖民化的全球公共史。“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联合考古，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重塑全球公共史，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垄断。

结语

“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殖民扩张、资本积累和政治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为了服务于西方的利益而被构建出来的。当西方内部与中国学界的双重祛魅汇聚成流，21 世纪正迎来全球史学范式的 “哥白尼时刻”。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地心说的垄断一样，全球史学范式的革命也将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垄断，建立一种更加多元、客观、公正的历史叙事方式。

中国学术唯有以开放的多语种史料、跨学科方法与平等互鉴的伦理立场，方能真正走出 “被表述” 的阴影，成为全球新史学的共同建构者而非新的中心论者。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全球史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史学的研究和交流，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全球史学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