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陈金英：为什么说莫迪和印右翼势力正给印国家发展“埋大坑”？_风闻

编者按

自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经过11年的“狂飙式”发展已成为印度政治的主导力量，并渗透到普通印度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主张将印度建设成一个印度教国家。2017年，莫迪提出“新印度”愿景，此后经不断完善，提出到2047年将印度建成发达国家的目标。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主张的悖论之处在于，他们理想中的国家状态是其宣称历史上存在的“罗摩之治”，而非21世纪现实秩序。那么，印人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究竟将给印度带来什么？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印度首都新德里街景。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自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上台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已迅速发展为印度政治中的主导力量，不仅改变了国家正式权力结构，还渗透到普通印度人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认为印度教应该成为印度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并主张将印度建设成一个“印度教优先”的国家。支持者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促进了印度的民族意识觉醒，带来了经济增长、国家团结和文明自豪感；而批评人士则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加剧了印度的宗教分裂，破坏了世俗民主，给印度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狂飙11年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究竟为印度国家发展带来了什么？

一、印人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带来了什么

2014年大选后，曾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打着“发展与治理”的旗帜上台，印度人希望他将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古吉拉特模式”复制到全国。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下均按以2015年为基准的不变价美元计算）为1.95万亿美元，2024年增长至3.48万亿美元，增长78.5%；人均GDP也从2014年的约1484美元升至2022年的2098美元，增长约41%。此外，就在今年5月，莫迪政府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宣布印度2025～2026财年名义GDP将达4.187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印人党将其归功于莫迪政府的领导，莫迪本人也曾称2004～2014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政府执政的十年为“失去的十年”。然而实际上，在国大党执政的这十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约为7.56%，GDP总量从1.01万亿美元增长至1.95万亿美元，增幅达93%。相比之下，印人党执政的2014～2024年，印度年均GDP增长率为6.81%。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迪政府领导下的印度，并没有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奇迹。更重要的是，莫迪执政的这十一年始终将发展制造业作为其经济改革的重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尽管印度国内外舆论一直鼓吹“印度制造”替代“中国制造”的潜力，但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仍主要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占GDP比重不仅离原本设定的“到2025年达到25%”的目标差距显著，甚至相比国大党执政期间还出现小幅下降。到目前为止，“印度制造”的奇迹还未出现，印度经济“无就业增长”的困境依然存在。

相比较而言，莫迪政府对印度政治生态的改造远超过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从推广印地语、禁止食用牛肉、修改带穆斯林特征的地名，到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宪政地位、修改《公民身份法》（CAA）、修建罗摩神庙等，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渗透到语言、饮食、媒体舆论等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社会生活，而且经由正式的宪政制度、法律在政治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确立下来。而且，由于政治生态的改变，印度的其他主流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部分主张，推行柔性“印度教特性”（Hindutva）。印度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的“世俗主义”已被印人党政府污名化为一种反印度教、反印度教徒、为谋求选票对国内穆斯林群体实行“绥靖政策”的意识形态，并逐渐在公共政治话语中消失。如今，即使像国大党这样自诩为“世俗主义守护者”的政党，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世俗主义”这样的字眼，转而用“包容”和“多元”这样的词来形容印度的政教关系。不仅如此，在莫迪统治下，印人党政府还以国家安全和反腐败的名义，利用联邦执法机构来削弱并威胁反对党以及民间社会力量，媒体和公共舆论遭到压制。西方学者将印度视作“全球民主衰退”的典型，并认为印度已成为融合了“竞争性选举”和“专制统治”的混合政体。

在社会发展层面，印人党政府执政的十一年，印度社会分裂结构不断加剧。这种分裂首先表现在族群之间。自2014年以来，印度社会反穆情绪急剧上升，穆斯林群体面临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的歧视和暴力。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中，穆斯林群体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沦为印度政治上的“二等公民”。而在印度教社会内部，要求普查种姓、确认印度人种姓身份、明确种姓社会结构的呼声正愈演愈烈。今年4月，莫迪政府宣布将种姓普查纳入未来的人口普查统计中，但这也意味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以宗教团结和统一印度教社会没有成功。其次，这种分裂还表现在地域之间。印度教民族主义向印度南部地区的渗透，伴随着对地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压制、中央权力的扩张和对联邦制的破坏，再加上南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权力中的不对称关系，使印度南北部之间关系日益紧张。

2017年8月15日，在印度独立7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上，莫迪提出“新印度”愿景，呼吁印度人在独立75周年即2022年之际，将印度打造成一个清洁并免于贫困、腐败、恐怖主义、教派主义、种姓等级制度的“新印度”。但目前看来，“新印度”的藏红花成色有余，底色不足。

2024年3月12日，印度加尔各答民众抗议莫迪政府实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二、追求“罗摩之治”带来的悖论

从国家的发展目标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从根本上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推崇一个民族（印度教徒）、一种文化（印度教文化）、一种语言（印地语）的统治。但是，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长期的世俗、多元主义实践，也制约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限度——印度不太可能成为类似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民选并行”体制国家。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或许希望通过强制方式，将非印度教徒尤其是穆斯林融入印度教主流，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民主制度框架将制约其走极端强硬路线的空间。未来印度仍将保持“民主国家”框架，但其性质有可能持续在印度教特性和多元主义之间摇摆。前者意味着国家赋予印度教徒以特殊地位，非印度教徒将被迫以尊重印度教文化习俗的方式融入印度教社会；后者意味着宗教少数派的公民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两者都是对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原则的抛弃，区别仅在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将以一种更加强硬还是温和的方式生存和扩张。

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已不满足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而是企图寻求在宪政框架内改写“世俗主义”。印人党盟党、极右翼政党湿婆军早就提出要重新讨论宪法中的世俗原则。今年6月，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秘书长霍萨巴勒重提是否应保留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和“世俗”字眼。这些观点在印人党内获得不少支持。由于世俗主义势力的脆弱，反对党阵营的分散，在全印有着强大社会基础的RSS的支持下，印人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恐怕仍将是印度的主导政党，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将是决定未来印度国家发展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印人党最终是否能修改宪法，将印度变成一个由宪法所保障的“印度教国家”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同时建立在宗教政治基础上的国家正在形成。

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主张的悖论之处在于，他们理想中的国家状态是其宣称历史上存在的“罗摩之治”，而非21世纪的现实秩序。在他们看来，“吠陀黄金时代”的文明蕴含了一切现代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与歧视和压迫相联系的种姓制度只是各司其职的职业分工；宗教是宽容和平等的；妇女的地位也得到了尊重。他们认为，印度若要重现“罗摩盛世”，最好的方式不是开拓未来，而是彻底摆脱包括伊斯兰教势力和西方国家在内的外来统治的影响，回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使他们本能地消极对待所有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而这显然与印度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印人党“新印度”愿景提出后，莫迪政府多次对其进行了完善，最终提出了到独立一百周年即2047年之际将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印度储备银行（即央行）前行长、知名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明确表示，印度必须在未来连续维持年均8%～8.5%的GDP增长率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这对于像印度这样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人口数量庞大的大型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拉詹认为，若印度仍维持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不进行实质性改革，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将只是一个梦想。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或许对建设发达国家的政治安排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即“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以印度教作为立国之基”，但在如何发展经济以实现增长、提升就业上，印度教民族主义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和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理论奠基人萨瓦卡尔在其著作中从未提供清晰的经济愿景或发展模式。在同盟家族内部，只有RSS附属经济组织“民族觉醒论坛”（SJM）在大多数经济问题上持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但这主要体现了一种经济保护主义方针，缺乏与产业战略相结合的系统性经济理念，因此无法使印度经济真正实现系统性结构变革。而且，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些文化与社会议程，如“护牛运动”、排斥穆斯林等，更是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印人党在历史上曾推崇甘地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从未将其付诸实践。在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时期，印人党延续了国大党执政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2014～2024年莫迪执政的十年中，印人党推行了一套融合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前者亲资本、私有化并放松市场管制，后者主张保护主义和本土经济，其结果是政府扶植和补贴少数大型企业，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财团。同时，印人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福利体系，为其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提供基础。用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知名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的话来说，这种“新福利主义”不是聚焦于医疗卫生和初等教育等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产品，而是由政府补贴提供通常由私营部门提供的如银行账户、烹饪用煤气、厕所、电力、住房、饮用水、甚至现金等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些福利给选民提供了即时好处，能为执政党带来直接选举红利。

三、“国族再造”仍是未来印度政治的主题

在印人党理想的印度教国家，一个印度人之所以成为印度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更是基于他们对印度教文化的认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一项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的“国族再造”工程，即以印度教文化认同将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团结起来，增强印度教社会内部凝聚力，打造一个新的国族，实现国家整合。过去11年，莫迪领导下的印人党正用一种新的行动策略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改革，来实践这一理念。2024年大选后，由于印人党并未像2014年与2019年大选那样以显著优势赢得选举并实现单独组阁，一些人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但事实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未因印人党选举失利而退潮。伴随着莫迪个人魅力下降的是印人党与其母体组织RSS之间关系的再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族再造”工程在印度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得到蓬勃发展。以RSS为例，该组织已成为印度最庞大的机构，拥有73117个支部，覆盖4.56万个地区，成员约600万人，其附属组织涵盖了妇女、学生、青年、工人、公民、部落民乃至穆斯林等各社会群体，在律师、文官、退役军人等新社会阶层中也广泛存在。RSS广泛渗透至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发展成为其创始人海德格瓦所设想的“印度教国家的缩影”。RSS在诸多议题上的立场曾有所变化，但其核心意识形态宗旨始终未变，即“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印度教国家，印度的本质和文化是印度教”。该组织改造印度社会的规划不是以一年、五年或十年计，而是着眼于未来25年，这使其政策及行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韧性和适应性。

而在经历了2024年大选挫败后，印人党也进行了策略性调整，不再依赖莫迪的个人魅力，而是重新回到依靠组织特别是RSS的传统模式。到目前为止，印人党仍是印度最有实力的政党和选举机器。在RSS的支持下，印人党仍将在未来的印度政坛维持其一党独大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其不断拓展的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推进“国族再造”工程，仍是未来印度政治的主题。

**作者简介：**陈金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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