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舆论治理_风闻

就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中国国家层面对舆论监督权力是乐见还是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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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舆论监督的“中国式困局”

悖论本质：治理的两难困境

乐见舆论监督 → 有助改进决策，但存在“失控”风险

• 舆论可以暴露官僚体系的弊端，补充信息渠道；

• 但若舆情主导议程设置，政府可能被迫跟风，甚至丧失政策主导权；

• 在极端情况下，民粹、谣言、集体情绪可能放大，造成“舆论裹挟”。

防范舆论监督 → 保障政策稳定，但易脱离现实

• 可以稳住节奏，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 但信息被阻断后，权力失去反馈机制，决策可能盲目自信、闭门造车；

• 官僚体系也容易滋生形式主义、数据造假、只报喜不报忧。

在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中，舆论监督扮演着一种尴尬而微妙的角色：它既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权力制衡工具，也不是完全被封锁的禁忌领域，而是一个游走于“策略性开放”与“实时性管控”之间的灰色带。政府一方面需要舆论来补充信息、纠偏治理，另一方面又深惧舆情失控引发“次生危机”。这种“既乐见、又防范”的双重态度，使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始终停留在政策调控层面，而非制度保障的层面。

看似是一种高明的“治理平衡术”，但实际上，这种不制度化的双向拉扯正逐渐演化成一种危险的动态机制：一方面，官员愈发依赖网络舆论作为政策风向标，变得情绪化、敏感化；另一方面，民众也越来越倾向于以“舆论施压”替代制度申诉渠道。治理被舆论牵动，社会被情绪推着走，国家被裹挟在一种看似可控、实则高压的舆情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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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格局：三方困在“平衡表演”中

（1）民众：舆论即权力，成为“唯一维权路径”

由于信访、申诉、问责等正式制度路径的低效与不透明，普通民众往往不得不借助网络曝光来推动问题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全网转发”逐渐成为对抗地方不公的最直接甚至唯一有效路径。这种路径固然能够暂时性促成个别问题的解决，但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外抗争”。当公众集体习惯于用“网络情绪”施压政府，社会治理便被推向以“流量”替代法理、程序的危险之中。

（2）官员：高压应激，治理陷入“神经质状态”

在这套机制下，地方官员对舆情的反应往往呈现出强烈的“应激性”：极度紧张、极度防守、极度迅速——哪怕是以牺牲程序为代价。这一方面使得治理节奏变得短期化和表演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官员对上不对下、对压不对理的倾向。“稳控高于是非”成为潜规则，导致治理质量无法真正提升。

（3）中央政府：乐见与防范之间的脆弱平衡

中央政府始终试图在“接受民意反馈”与“维持政治稳定”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它通过引导性舆论、算法干预、关键词过滤等方式来维持一种“可控开放”。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化调控并未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一旦外部事件强烈冲击舆论系统（如群体性事件、灾害危机等），整个“情绪防火墙”极可能迅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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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性风险：治理反被舆论牵制的结构性隐忧

这种看似高效的“实时治理 + 网络纠偏”模式，其实存在三大结构性风险：

1. 治理逻辑短期化

舆论倒逼使政策越来越呈现“热点应对”模式，缺乏中长期制度设计能力。长效机制难以建立，反复靠“曝光—处理—表扬”这一舆情闭环维持秩序，治理陷入应激循环。

2. 合法性来源扭曲

当群众不再相信程序正义，而转向舆论正义，那么权力合法性便不再来源于制度安排，而来源于“是否能回应舆情”。这种变化会进一步削弱政府系统内部的合法性建构基础。

3. 社会心理滑向“曝光依赖症”

公众越是依赖曝光，越是远离制度化参与。久而久之，“不曝光就不解决”将变成社会心理惯性，反过来削弱体制的公信力与修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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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个典型的当代舆情裹挟治理链条的实景再现。

1.“亮证姐”事件

关于事情经过

2025年7月22日17时30分许，李某某驾驶白色哈弗SUV，经过防城区江山镇某一狭窄村道时，与驾驶黑色奔驰SUV的侯某某因会车问题发生争议。在李某某拒绝要求其退行的不合理让道要求后，侯某某从车上拿出一本印有“行政执法”字样的证件，向李某某亮证，并有随车人员说出李某某的姓氏和住址。事后，李某某曾向有关单位反映问题但未获满意答复，于7月31日将其行车记录仪上的视频上传互联网。

2.“甘肃毁林种葡萄事件”指的是敦煌阳关林场遭“剃头式”砍伐事件。

2021年年初，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拥有约2万亩三北防护林带的敦煌阳关林场遭遇严重破坏。被砍伐的防护林地被用来种植葡萄，为阻止防护林与葡萄争夺水分和养分，种植者对防护林进行了大规模砍伐。

据调查，阳关林场的葡萄园面积约为1.3万亩，而成型防护林面积不足5000亩。原本作为敦煌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沙阻沙绿色屏障的阳关林场，其林带整体防护功能几近于无。为制造生态林木枯死、病死假象，不少粗壮的胡杨被剥掉树皮，甚至树干底部惨遭放火焚烧，待其死亡后伐倒，干枯后再焚烧以“毁尸灭迹” 。

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甘肃随即成立调查组，于1月20日下午赶赴敦煌市阳关林场，对照反映的问题，会同酒泉市和敦煌市全面开展调查核实。

具体不在这里过多论述，想仔细了解可自行去找。

这两件事情一件源于一起偶然的交通争议本来只是普通的民间纠纷。

都因为处置不够妥当，加上舆论持续发酵，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社会误解。

3.未来的选择

A. 制度化建设路径

建立明确的舆论反馈与回应机制，如“舆论听证制度”、权威回应标准、常态化下访制度

需要改革勇气，短期不讨好

B. 全面收紧路径

舆论进一步压制，平台审查更严，公共话语空间萎缩

短期稳定，长期累积不满

C. 情绪溃散路径

舆论彻底失控，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疲于控场

极端情况，需防范系统性冲击

D.保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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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结语：不能制度化的“舆论监督”，终将沦为危机机制

舆论对于民众过度依赖舆论压力，官员过于敏感舆论压力。或许说，目前中国对舆论的态度，还是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开放容忍程度，对于舆论并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舆论监督和舆论发酵的“地盘”，有的只是在平衡。民众，政府，国家层面都在平衡乐见与防范。如果有一天乐见与防范的平衡被打破，舆论监督还是否还是会回到“乐见”、“防范”的二必选一的状态上？

舆论监督如果不能成为一种制度内的反馈机制，就注定只能成为一种非常态危机工具。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中，最危险的不是没有舆论监督，而是所有舆论监督都需要“事件化”才能奏效。这不仅损耗公众的信任感，也让治理体系逐渐变成一个高压、失衡、充满不确定性的系统。

要避免治理体系被情绪所裹挟，中国必须在乐见与防范之间，构建起制度化的“第三路径”：建立可预期的回应机制、降低社会对曝光的依赖、提升制度吸纳民意的能力——这才是走出困局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