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平等是性别平等的前提_风闻

中国古代最早诞生女权主义的城市是苏州，早在明清时代，苏州就有很多追求人格独立的女子，她们像男人一样去学习琴棋书画，并大量阅读诗赋和文章。在择偶方面，部分苏州女性拥有一定自主权，不必过度顺从父兄的意愿。

在更南方的珠三角，也逐渐诞生了一群逃避封建婚俗的女性，她们被称作“自梳女”。所谓自梳女，就是自行盘起头发，以示终身不嫁。因为在明清时期，封建礼法对女性的束缚可谓是罄竹难书，清朝规定女子必须在14岁以前出嫁，否则就要重罚。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嫁人方面没有自主权，完全任由父兄做主，幸运点的，嫁给又老又丑的地主，好歹还能当个姨太太；悲惨点的，可能会被许配给生理有缺陷的穷苦人家，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正是因为这种残酷的婚嫁制度，珠三角地区的很多未婚女性联合起来，组成了“自梳女”群体，她们拒绝依附于男人，与众姐妹共同居住，生活上互相扶持，并约定共同养老。

终身不嫁的自梳女：

为什么苏州和珠三角能在明清时期诞生女权主义思想呢？根本原因在于经济。

明朝时期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了大量纺织产业。女性虽然体力不如男性，但比男性更加心灵手巧，因此对于纺织业这种需要耐心与细心的工作，女性反而更加胜任，伴随纺织业的崛起大量女纺织工登上历史舞台。如果按照西方标准，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开启城市化进程，一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

在农业社会，由于耕种是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因此女性的生产效率完全不如男性，因为男女天生存在体力差距，耕种则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宗法社会，村民之间经常因为土地和水源爆发械斗，男性更擅长暴力，因此很多农村家庭都希望生男孩。一方面是因为男丁更多的家庭种地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男丁多的家庭更不容易被欺负。因此古代的农村，有些家庭会选择性地溺杀女婴，以增加男性占比，这种行为不能完全被解读为愚昧，而是乡村社会的理性选择，只有更多的男丁，才有机会占更多的田地，扩大家族势力。

根据历史，生育率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存在关联。在奴隶制社会，由于农作物收成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们对生孩子缺乏积极性。罗马帝国后期很多奴隶拒绝繁衍后代，大量庄园因此荒废，奴隶制经济走向瓦解。作为对比，唐朝中后期均田制崩溃，之后的王朝逐渐放开耕地买卖，生产资料允许私人占有。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农村地区时常出现耕地强买强卖的现象，很多家庭被迫卷入生男孩的“军备竞赛”，防止老了以后被其它村民“吃绝户”。

但在苏州和珠三角则是另一种情形。苏州是明清时期中国最繁华的城市，珠三角则是明清时期制造业基地，这两个区域拥有大量从事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人群，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女性。通过纺织业，部分女性可以靠合法劳动赚取收入，不必像在农村那样依附于男人，能够脱离宗族独自生活。虽然收入无法支撑大富大贵，但相比于嫁给对自己不好的男人，沦为只会干家务的生育机器，很多理性的女子宁可选择终身不嫁，倒也过得自在。

但在古代的农村地区，一个普通女子，想终身不嫁，基本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不仅仅是观念和文化的问题，更多也是经济的问题。如果一个农村女子打算独居，她会面临温饱问题。因为单靠自己一个人去耕地，以古代的粮食亩产很难养活自己。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古代一个精壮的男子，即便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也仅能勉强维生，更不用说力气较小的女子。因此在古代的农村地区，结婚对女性来说，不仅是伦理的问题，更是生存的问题。反抗世俗事小，饿肚子事大。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在远古时代，人类还是母系社会，那时候女性的地位普遍比男性高。因为女性更多担任采集野果、缝制衣物、照顾老幼等职责，男性更多承担打猎、捕鱼、战争等职责。从生产力来看，通过采集野果获取食物的效率更高、来源更稳定；狩猎和捕鱼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面临有上顿没下顿的问题，如遇大型猛兽，甚至有伤亡风险。因此生产力更高的女性，比男性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族长通常是女性，孩子也随母不随男。

那么母系社会是什么时候瓦解的呢？是农业革命诞生之后。随着耕种技术被发明，人类可以不再依靠狩猎来获取食物，耕种成为稳定的粮食来源。耕种属于体力活，因此体力更占优势的男性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率，也逐渐掌控了话语权。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农耕文明，古代的女性地位普遍比男性更低。

哪怕到了现代，经济依然是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大多数家庭，谁掌握了经济大权，谁就更有话语权。很多女性悲剧的诞生，往往是从失去经济权开始的。有些女性，年轻的时候接受了“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的观念，早早辞掉工作成为家庭妇女。等人老珠黄后，有可能被丈夫嫌弃。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中年妇女，在面对丈夫嘲讽的时候，要么为了生存忍气吞声，捏着鼻子过日子，哪怕丈夫出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选择离婚，但离婚后仍可能面临缺钱的问题。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失去经济能力的中年妇女，在离婚后往往选择再嫁，如果一直没能找到对自己好又能挣钱的男人，那只能在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的轮回中不断徘徊，悲剧而无奈。

相反，如果女性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那就有了对抗世俗的勇气，既可以选择不结婚，也可以在婚姻不顺的时候主动离婚。一份稳定的事业，是最可靠的威慑武器，能保证自己不必过度依赖别人。这不仅对夫妻关系适用，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适用。

如果沿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可以发现：

1、农业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妇女地位往往就越低，比如印度、非洲；

2、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妇女地位越高，比如西欧、北美；

3、制造业占比高的国家，妇女地位比农业国高，但比服务业国家低。

不难理解这种原因，因为在农业领域，男女生产效率差距非常大；在制造业领域，男女生产效率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服务业领域，男女几乎不存在生产效率差距。无论是办公室白领还是餐厅服务业，男女干活效率没有显著差别。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女性地位改善的根本原因，很多西方国家的女性在一战或二战时期获得投票权，因为当时男人都被征集到前线打仗，后方需要女性参与武器弹药生产，职责范围的扩大带来了权力的提升。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很低，因为生育不仅会影响妇女的身材，也会损耗妇女的经济效率。如果一个女性大量生育，那势必会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大多数人职业发展最重要的10年是25-35岁，如果这10年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生育，之后再想把事业干起来会很难。由于不愿意在经济上落后男性太多，东亚社会很多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甚至可以说，不生孩子，被部分女性当作对旧秩序的反抗。

参考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平民撤离运动”，罗马贵族之所以愿意让渡权力，设立保民官制度，是因为需要平民参军打仗，统战价值是倒逼出来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笃定：“当越来越多女性选择不婚不育时，一定会出更多政策保障妇女权益，性别不平等问题也能得到缓解。”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女权意识加速崛起，然而女性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显著提升，在企业招聘时所面临的隐性歧视丝毫不减。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光靠吵架并不能解决问题。近几年网络上男女对立的情绪越来越重，甚至从语言上升到行动。然而煽动男女对立并不能让女性地位真正提高，性别矛盾的最终受益者是资本和媒体，男性和女性吵得越激烈，它们赚的钱就越多。

不仅如此，就算能在舆论场上获得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不可持续。一个负面的例子是伊朗的女权运动，伊朗曾被世俗政府统治，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伊朗女权主义逐渐崛起。为向西方看齐，女士优先一度成为伊朗“政治正确”。然而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宗教政府成为伊朗新的统治者，保守势力迅速反扑，对女权主义实施清算，从女权运动高涨到女权被彻底摧毁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其根源就在于：女权虽然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并不掌握暴力机器，因此想推广女权主义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想消灭女权主义只需要几十天。

除了这些问题外，女权主义内部也出现路线分歧。

一部分女性更看重机会平等，特别是高学历女白领，她们大多自食其力，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比较低，因此更在意就业公平，对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深恶痛绝，希望在求职时拥有和男性相同的起跑线。

另一部分女性更重视结果平等。由于对自身收入不满意，亦或是其它原因，她们在谈婚论嫁时较为务实，要求男方提供丰厚彩礼，亦或是全款买房。站在理性人的角度，彩礼和婚房能带更高的安全感，这些物质条件如果不在婚前谈好，婚后再谈可就太难了。

作为庞大的群体，女性内部也存在阶级划分，各群体面临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富婆通常不关心女权的问题，因为她们在现实中能获得足够尊重。另一方面，更看重机会平等的女性往往追求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把婚育当作人生必选项。然而对于更看重结果平等的女性，她们倾向于在结婚前争取更多经济利益，试图在婚后和男方实现对等，因此会提出较高的物质要求。

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并不一样：

追求机会平等的女性和追求结果平等的女性不仅存在观念分歧，甚至会产生利益冲突。后者要求更高的结婚费用、更多的生育补贴、更高的女权标准，可能会损害后者的求职竞争力。企业会更加慎重考虑招聘女性，以避免增加人力成本。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女性，利用性别优势，对男同事或男上司进行敲诈勒索，如果男方不就范，就诬告男方性骚扰，让对方社死。如果类似事件经常发生，那企业可能会大幅缩减对女性的招聘，最终受害的是所有女性。

如果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前提是经济平等，只有经济效率平等了，男女的社会地位才会最终平等。理性的女权运动，应该将舆论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从源头和制度上解决问题，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就业平等机会，并扩大适用于女性的就业岗位，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

比较合理的政策包括：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因为在服务业领域男女经济效率差距最小，服务业占GDP比重越高，女性就业岗位越多。

2、当女性因为生育而带薪休假时，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产假成本。因为女性生育对社会存在正贡献（延缓老龄化），但对企业却有负面影响（增加用人成本），企业会因为生育问题缩减对女性的招聘。因此政策可以考虑将女性产假成本由企业支付改为财政支付，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能促进生育率。

要解决性别对立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受重视，这在客观上抬高了女性的就业门槛。另一方面，随着去地产化的推进，买房虽然不再成为指定选项，但对彩礼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在客观上加重了年轻男性的负担，代际矛盾日益加剧。正如之前所说的，大部分问题背后都是经济问题，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