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埋葬血色青春的理想祭坛：巴基斯坦学生政治七十载浮沉录_风闻

作者 | 纳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

​编译 | 曹寅聪

​编者按 ：学生政治的兴衰史，本质是政治权力通过青年群体博弈的反映。本文系统梳理了巴学生政治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的演变脉络，以学生组织与政党政治的互动为主线，揭示了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学生组织的政治依附性，几乎所有巴国内重要学生组织均具明确政党背景，这使校园成为政治博弈的延伸战场。二是意识形态的拉锯与异化，学生运动经历了从学术诉求、教育权益到左翼社会主义议程、右翼伊斯兰化主张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转变。尤其在1979年后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时期，意识形态斗争进一步升级为武装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武器流入校园，催生萨拉姆拉·蒂普等极端分子，学生政治彻底暴力化。三是国家干预的转折性影响，1984年巴政府以“遏制暴力”为由取缔学生会，实则为打压反齐亚联盟的政治动员能力。此举导致传统学生政治衰微，新型宗教势力渗透。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等团体以“去政治化”名义进入私立院校，通过行为规训传播宗教保守思想，塑造了巴基斯坦新一代城市中产阶级青年的世界观。本文作者系巴基斯坦著名记者纳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帕拉查本人便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是投身学生政治的左翼活动者，曾加入巴基斯坦人民党学生分支“人民学生联合会”（PSF），因公开反对齐亚军政府、散发反政府文献多次被捕。这种“局内人”的视角使文章在客观梳理之外，更添一层对历史细节的深刻洞察。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真纳在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后不久与穆斯林学生联合会成员交谈。图源：《黎明报》

文中常用缩写

1.NSF (National Students Federation)：全国学生联合会

2.MSF (Muslim Students Federation)：穆斯林学生联合会

3.DSF (Democratic Students Federation)：民主学生联合会

4.PSF (Peoples Students Federation) 人民学生联合会

5.JI (Jamat-i-Islami)：伊斯兰大会党

6.IJT (Islami Jamiat Taleba)：伊斯兰学生联盟

7.NSO (National Students Organisation)：全国学生组织

8.USM (United Students Movement)：联合学生运动

9.AZO (Al-Zulfikar Organisation)：佐勒菲卡尔旅

10.APMSO（All Pakistan Mohajir Students Organisation）：全巴基斯坦穆哈吉尔学生组织

本文节选自作者2009年撰写的专题论文精简版。该论文常被西方及巴基斯坦本土学者用作研究巴基斯坦学生政治发展史的参考文献。

一、开端

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巴基斯坦首位民选总理）1966年作为深受民众拥戴的领袖和政治家崛起，而最初助推他崛起的力量正是巴国内各高校的学生群体。布托曾坦言，他深知这些学生在自己崭露头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并不希望自己创立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以下简称人民党）与任何学生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即便正是这些学生组织冲在最前线，将PPP打造成了对抗阿尤布·汗（Ayub Khan，1958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实行“军法统治”，组织新内阁，1958-1969年间任巴总统）独裁政权的一支强大反对力量。

布托发表此番言论时，正值人民党的一些同僚提议吸纳左翼全国学生联合会（NSF）的部分派别——这些派别在1968年巴基斯坦学生运动中，曾积极组织活动、带头反对阿尤布政权。布托认为，学生政治高度变幻莫测且易于动荡，学生政治组织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盟友转变为对手，完全难以预料。他说得一点不假。因为从1973年起，许多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站在人民党一边，与警方、右翼学生团体展开街头对抗的NSF派系，反倒成了布托最势不两立的对手之一。

笔者确信，大多数国家的学生政治都存在类似倾向，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学生政治蓬勃发展的阶段，以及自80年代起陷入急剧衰退之前，情况确是如此。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时，唯一已成立的学生组织是穆斯林学生联合会（MSF），该组织是执政党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以下简称穆盟）的学生分支。

MSF的成立，旨在协助穆盟在未分治的英属印度招募学生和年轻穆斯林，并帮助该党实现“为地区穆斯林群体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然而，到1950年，MSF的状况开始显露其“母党”穆盟的分裂特性——尽管该政党在1948年之前始终是一个团结有力的政治实体。穆盟作为巴基斯坦首个执政党，掌权后不久便因党内争夺政府部门分配权而分崩离析，形成多个利益派系。受此影响，MSF也随之分裂为不同派别。

巴基斯坦建国初期所面临的诸多基础设施、后勤问题，也反映在该国所继承的高校状况和性质上。因此，随着MSF这一学生表达新兴学术、政治诉求的平台走向瓦解，一个全新的学生组织应运而生。1950年，卡拉奇陶氏医学院的一群学生聚会并成立了民主学生联合会（DSF）。最初，DSF并无成文的正式纲领与议程，其唯一宗旨是解决学生的学术问题，并填补MSF分裂后留下的真空。DSF成立后，随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招新工作，在卡拉奇几乎所有高校中皆获得了认可与支持。到1951年，DSF已在旁遮普省拉合尔、拉瓦尔品第的高校中建立显著影响力，并通过组织示威游行开始支持各类进步事业。到1952年，DSF已发展成为一个专注的左翼学生组织。

随着影响力扩大，DSF开始采取更激进、大胆的措施，试图推动政府着手解决学生们的教育关切。1953年，卡拉奇陶氏医学院的DSF制定了一份《诉求章程》（Charter of Demands），其中涉及学费、图书馆设施、改善教室条件以及在卡拉奇兴建一所正规大学等议题。该联合会还宣布设立“诉求日”（Demands Day），积极分子在当天列队游行，欲前往面见时任巴教育部长法兹尔·雷赫曼（Fazlur Rehman）。 巴当局阻拦了此次抗议活动。部分学生在骚乱中丧生，多人受伤并被逮捕。  

局势已然失控，最终总理哈瓦贾·纳齐姆丁（Khawaja Nazimuddin）主动示意接触DSF领导层，并邀请其代表团会面。会谈气氛融洽，双方亦作出了明确承诺。尽管纳齐姆丁不久后便由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Mohammad Ali Bogra）接任总理，但相关磋商仍在继续。博格拉向学生们展示了在卡拉奇修建一所大学的规划，随后卡拉奇大学（KU）新校区的选址得以确定，工程也下令启动。这对DSF而言是一场胜利，只是这胜利的代价是该组织六名成员的牺牲。

一张报纸照片，描述了1953年在卡拉奇DJ科技学院，民主学生联合会成员参加示威。图源：《黎明报》

此时，DSF已开始对巴政府在支持西方对抗苏联方面日渐突出的角色表达不满，要求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独立的立场。因此，1954年，巴政府在取缔巴基斯坦共产党（CPP，简称巴共）的同时，也对DSF实施了禁令，指控DSF为巴共的外围组织与学生分支。早在1951年，巴共就因支持并协助阿克巴·汗少将（Akbar Khan）针对利亚卡特·阿里·汗（Liquat Ali Khan，巴独立后任首任总理兼国防、外交部长，1951年遇刺身亡）政府的未遂政变而受到牵连。禁令颁布后，许多DSF成员试图秘密维持组织运作，但政府随后实施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使这些学生无法继续以DSF名义开展活动。

为遏制校园中蔓延的左翼思潮，巴政府开始扶持一个名为“全国学生联合会”（NSF）的亲政府小型学生组织。该组织领导层由前MSF成员，以及持保守立场的独立学生共同构成。但到1955年，许多曾协助政府铲除DSF的官员，对NSF的意识形态倾向渐生忧虑。他们未曾察觉的是，拉合尔、卡拉奇的一些前DSF成员及持左翼立场的独立学生已开始加入NSF，以期改变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构成。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NSF在卡拉奇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声援左翼倾向的埃及民粹主义领导人纳赛尔（Gamal Abul Nasser）。当集会学生高呼反英、反以色列口号时，NSF的立场已然转变，这一点显而易见。

NSF由此悄然步入其后续存在期间所长期扮演的角色。与DSF相比，NSF开始构建更广泛的平台，吸引来自各类进步政治派别的学生聚集。到1957年，NSF在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的学生会选举中势如破竹，迅速夺回因DSF被禁而失去的选举优势与影响力。1958年，陆军元帅阿尤布·汗实施巴基斯坦首次军事管制，NSF随之被禁。当时，学生政治、工会以及政党均遭到取缔，针对激进学生的新一轮镇压也随即展开。此次军事管制的借口是，政客与官僚间常年的权谋博弈引发了“政治乱象”，且社会腐败程度日益加剧。1960年，军政府部分解除了对学生会的禁令，中断多时的学生会选举得以恢复。

进入新十年之初，宗教政党“伊斯兰大会党”（JI）的学生分支——“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开始从学生政治边缘走向台前，并在巴基斯坦校园内形成一股右翼势力（编者注：IJT至今依旧活跃在旁遮普大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巴各大高校，依然对学生事务拥有强大影响力）。IJT虽已存在超过十年，却始终被DSF、NSF的影响力所掩盖。IJT领导层不得不说服JI的核心人物、保守派伊斯兰学者阿布·阿勒·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编者注：又称毛拉毛杜迪，伊斯兰大会党创始人，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曾经在巴立宪过程中反对穆盟，坚持主张在巴实施伊斯兰教法），请求毛杜迪准许IJT在学生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毛杜迪原本希望IJT以传教、宣教工作为重心。

20世纪50年代末，IJT开始参与学生会选举，至1962年已发展为NSF所面临的最强劲、组织最严密的反对力量。尽管如此，IJT仍未能撼动NSF在选举中的主导地位。IJT也是首批与主流政党直接关联的学生组织之一——虽说MSF是这一关联模式的开创者，但到1962年，MSF已近乎消亡。

另一方面，NSF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但其影响力使之与卡拉奇颇具势力的劳工、记者工会产生联系，这些工会领导人开始对NSF组织内部事务施加影响。NSF领导层整体由亲苏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但在1962年中苏分裂之初，NSF内亦涌现出一个强大的亲华派系。亲华派开始利用（同时也被利用）有影响力的劳工、记者工会扩大影响力，试图取代NSF主要领导层，并指责后者“过于亲莫斯科”。NSF亲华派、亲苏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为伊斯兰学生联盟（IJT）的深入渗透创造了条件。

同年（1962年），穆斯林联盟（后更名为“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再次分裂，其中，较大的一派自称“大会穆斯林联盟”（PML-Convention），决定加入并支持阿尤布·汗独裁政权，阿尤布亲自担任PML-大会派的主席。加入政府为PML-大会派带来了足够的影响力和资金，得以重组其濒临式微的学生分支——穆斯林学生联合会（MSF）。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重创后，MSF重新涉足学生政治，并在旁遮普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选举实力无法与NSF相抗衡。在许多高校的学生会选举中，MSF甚至多次被IJT击败。然而，即便屡遭挫败，MSF仍维持着显著存在感。

NSF还与左翼的民族人民党（NAP）建立了紧密联系（编者注：NAP由多个少数民族<信德、普什图、俾路支、孟加拉>的民族主义政党合并而成。曾在1970年巴首次省级选举中赢下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但执政数月后两省政府即被布托解散，这一事件也是1973-1977年俾路支省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导火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鉴于阿尤布·汗政府外长阿里·布托与中国往来密切，NAP、NSF内部的亲华派系最终在1965年备受争议的总统选举中暗中支持阿尤布·汗的候选资格。阿尤布的竞选对手是巴基斯坦国父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妹妹法蒂玛·真纳（Fatima Jinnah）。法蒂玛得到了反阿尤布穆斯林联盟派系、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右翼伊斯兰大会党（JI），以及NAP党内由瓦利·汗（Wali Khan）领导的亲苏派系的共同支持。

二、塔什干一代

与1964-65年间美国、欧洲兴起的著名学生运动相呼应，巴基斯坦的同类运动导火索源于1965年印巴战争的后续影响。当时，巴官方媒体对战争进行了歪曲报道，宣称“巴武装力量给予印度决定性重创”。但当苏联斡旋印巴签署和平条约《塔什干宣言》时，巴国内反对党随即声称“巴军在战场上赢得的成果，在谈判桌上付诸东流”。此后，NSF、IJT乃至MSF等组织发起了反条约示威活动。这些学生行动者群体以“塔什干一代”（The Tashkent Generation）之名载入巴史册——他们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青年，对苏联在塔什干城促成的印巴停火协议深感愤慨。

在阿尤布·汗政府任职的年轻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也反对《塔什干宣言》，因此被逐出政府。他很快成为（西）巴基斯坦人的英雄，因坚持对印作战，且敢于对抗前上司阿尤布·汗，赢得了极高声誉。布托虽出身于信德省一个有权势的封建家族，但他极具智慧、才华横溢且受过高等教育。随着“塔什干一代”的激进化，以及布托在1966年获得西巴基斯坦的民众声望，他开始向左翼知识界靠拢。

由于无法接受民族人民党提供的职位，布托在贾·阿·拉希姆（J A. Rahim）、萨利姆·拉希德（S. Rashid）、穆巴希尔·哈桑博士（Dr. Mubashir Hassan）等资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哈尼夫·拉梅伊（Hanif Ramey）领导的一批知识分子协助下，决意组建新政党。前述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构建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理论，并将其命名为“伊斯兰社会主义”。

布托以关切平民疾苦的形象示人，尤其关注阿尤布·汗亲商经济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布托获得了NSF的广泛支持。更重要的是，1965年后，原本亲政府的MSF也脱离母党，转而支持布托。许多MSF领导人加入NSF，并助力在旁遮普省等地组建全新的左翼学生团体。NSF在卡拉奇的实力最为雄厚，同时在旁遮普省的各院校也拥有坚实支持基础。

1967年，布托（左二）在卡拉奇举行的NSF大会上，与NSF的两位领导人梅拉杰（左一）和拉希德（左三）在一起。图源：《黎明报》

NSF-梅拉杰派（NSF-Meraj）是最激进的毛主义团体，其次是NSF-拉希德派（NSF-Rasheed）和几个亲苏派系。但这些团体均决定支持布托。在拉合尔的大学中，NSF同样势力强大，能够在学生会选举中轻松击败对手。然而，由于旁遮普大学（PU）遭省级政府禁止成立学生会，NSF的势力有所削弱，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因此得以强势崛起。然而，在布托的民粹主义政党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成立后不久，凭借NSF给予的热烈支持，旁遮普大学的左翼分子成立了全国学生组织（NSO），旨在推动该校恢复学生会制度。1968年，在反对阿尤布·汗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达到顶峰之际，NSO成为拉合尔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该省其他地区，学生运动由NSF、MSF领导，而在卡拉奇则由NSF-梅拉杰派和NSF-拉希德派主导。作为当时主要的学生组织，NSF在1965年至1968年间的学生会选举中达到鼎盛，这并不令人意外。更重要的是，NSF-梅拉杰派事实上成为了新兴巴基斯坦人民党事实上的学生分支。

一本激进左翼乌尔都语杂志的封面，展示了NSF领导人拉希德在1968年被带出军事法庭的场景。图源：《黎明报》

一张1967年的NSF海报。图源：《黎明报》

另一方面，在1969年阿尤布·汗辞职下台，叶海亚·汗将军（Yahya Khan）开始实施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二次军事管制。之后，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开始响应其母党的“后阿尤布时代”口号，将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及其社会主义议程渲染为“比阿尤布的世俗主义更糟糕的存在”。

NSF于1969年达到了其力量和影响力的顶峰。其中一些成员，最著名的是梅拉杰·穆罕默德·汗（Meraj Muhammad Khan）和拉贾·安瓦尔（Raja Anwar），成功成为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正式成员，而NSF的一些主要派系也直接参与到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中，尤其是在卡拉奇。

三、黄金时代？

某些历史学家提出，巴基斯坦学生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反阿尤布·汗独裁政权运动期间，但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争议的。确实，与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范围内的学生运动一样，当时的巴基斯坦学生运动也备受瞩目。但如今看来，真正堪称巴学生政治“黄金时代”的，实则是20世纪70年代——这十年或许是该国学生政治史上最为民主的时期之一。

当时，巴政府实际上鼓励并支持高校中的学生政治活动，并颁布了一项专门法令——1974年《学生会法令》（the 1974 Student Union Ordinance），以促进校园内的学生政治活动。全国学生联合会（NSF）的所有派别均为人民党（PPP）在1970年大选中于西巴基斯坦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欢欣鼓舞（编者注：1970年大选是巴基斯坦首次大选，巴基斯坦人民党在西巴大获全胜，赢得了138个席位中的81席。然而在东巴，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获胜，赢得了162个席位中的160席<以及总共300个席位中的多数>。人民联盟理应成为执政党，但由于东西巴政治分歧严重，选举结果始终没有落实。1970年大选结果也是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的导火索之一）。NSF将布托和人民党的胜利视为反阿尤布·汗、叶海亚·汗独裁统治斗争的高潮，也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在巴基斯坦行将降临的象征。

然而，关于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Rehman）领导的人民联盟（Awami League）在东巴基斯坦的压倒性胜利，NSF各派系的态度各异。大多数NSF派系反对人民联盟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倾向。人民联盟的左翼势力与亲印团体关联密切，而大多数NSF派系当时已成为坚定的反印亲华力量。在大选前夕，NSF还协助PPP应对了IJT中的反布托势力。这些势力受伊斯兰大会党纵容，不仅袭击人民党集会，还大肆散播反布托言论，称布托为“无信仰者” “若人民党执政，其社会主义政权必将摧毁伊斯兰教”。

在1970年大选前，NSF与IJT因这类问题发生多次冲突。当伊斯兰大会党和IJT加大攻击和诽谤力度时，人民党组建了“人民卫队”（Peoples Guards）。该卫队由从NSF各派系中挑选的“街头斗士”组成。这些手持棍棒、刀具的年轻男子开始在选举活动中护卫布托及其他人民党领导人，作为坚实的屏障对抗暴乱的伊斯兰大会党、伊斯兰学生联盟成员。1969年至1970年初，两派之间的最激烈冲突发生在拉合尔的街头和大学校园内。

20世纪70年代，IJT最终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选举力量。随着NSF内部持续分裂，该组织到1971年已分裂为四个以上派系。IJT成功在1969年、1970年、1971年的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旁遮普省，尽管NSF在高校中仍保持选举实力，而全国学生组织（NSO）也奋力争取，与IJT共同占据旁遮普大学的重要学生会职位。IJT已成功转型为一个运转良好的选举机器。当NSF、NSO各自忙于内部小规模派系斗争时，IJT接过了NSF以往对初入高校的新生进行强势思想灌输的做法。

IJT开始举办“学习小组”（study circles），向新生提供帮助和书籍，随后向这些学生灌输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伊斯兰学者毛杜迪的演讲和著作内容。加入这些学习小组的大多数男女学生来自保守的农村地区，他们对NSF激进的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感到疏离。这一时期，越来越多巴基斯坦年轻人从乡镇奔赴城市攻读高等教育，这也帮助扩大了IJT的选民基础。

然而，NSF与IJT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72年初一度暂时缓和。当年，巴基斯坦对印战败。随后，得到印度支持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民族主义者在与西巴基斯坦军队进行残酷内战后宣布独立，建立孟加拉国。NSF与IJT都对这一连串事件导致的国家分裂感到痛惜。IJT成员还积极为巴军的反人民联盟运动输送青年力量（即“巴达尔旅”与“沙姆斯旅”<the Badar & Shams Brigades>，编者注：巴达尔旅、沙姆斯旅均为东巴基斯坦在巴军支持下成立的准军事组织。在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负责维持治安、抓捕孟加拉独立运动领导人、充当敢死队。由于涉嫌参与屠杀平民，在孟加拉国独立后，这两个组织被控犯下战争罪），以协助巴军队清除孟加拉国民族主义者。然而，当1972年阿里·布托政府开始实施改革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时，NSF仍对此持乐观态度。

1972年，NSF再度在卡拉奇各主要高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NSF各派系不得不与俾路支学生组织（BSO）及新成立的旁遮普学生协会（PSA）等左翼民族主义学生团体结盟。IJT则利用NSF内部分裂局面乘势而上，成功夺取旁遮普大学、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领导权；与此同时，拉瓦尔品第地区主要院校的学生会控制权仍由NSF掌握。

1972年赢得卡拉奇陶氏医学院学生会选举的候选人们。图源：《黎明报》

1972年也是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学生组织——人民学生联合会（PSF）开始进入主流校园政治的一年。PSF的成立被视为人民党政府减少对NSF依赖的方式之一，NSF领导人以及人民党党内激进派系一直在向布托施压，要求他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政策。最终，到1973年底，布托以党内激进派成员头脑发热、不切实际为由，对该派系领导层展开清洗行动。NSF的所有派系都谴责了这次清洗，并最终撤回了对人民党政府的支持。  

学生左派的逐渐分裂以及清洗行动的余波，使NSF遭遇成立以来最沉重的选举挫折。NSF再次在卡拉奇大学、旁遮普大学输给了IJT，甚至在其连续十年掌控学生会选举的院校中也渐失主导权。旁遮普大学的NSO也土崩瓦解。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是独立左派和自由派学生的联合，其中一些人加入了PSF，而另一些人则在卡拉奇大学组建了自由学生组织（LSO）。到1974年，LSO自诩为“反IJT联盟”（进步学生联盟）的主导力量，该联盟成员还包括 NSF 分支派系与 PSF。此外，信德省内陆地区的信德民族学生联合会（SNSF），如今正与新成立的分离主义信德民族主义学生组织——“信德万岁学生联合会”（JSSF）形成对峙。JSSF持反巴基斯坦人民党（PPP）立场，其学生派系已成为SNSF的主要竞争力量。

布托日渐凸显的威权倾向，不仅让“左倾”学生团体深感失望，更使伊斯兰主义者与保守派势力借机抬头——这些力量本在1970年大选中近乎销声匿迹。各高校的进步派选票开始在NSF的四个派系，以及人民学生联合会（PSF）、自由学生组织（LSO）、俾路支学生组织（BSO）、旁遮普学生协会（PSA）等进步团体之间分流。在此背景下，进步派组建选举联盟成为必然。例如，卡拉奇的“进步学生联盟”通常由LSO领导牵头。该联盟于1974年初成立，在1975年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选举中，成功终结了IJT的连胜纪录。同年，卡拉奇各大高校中NSF各派别与PSF的联盟，为进步派带来了自1972年以来最好的选举结果。

1973年，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选举期间的进步学生联盟支持者。图源：《黎明报》

前IJT主席，后来的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卡齐·胡塞因·艾哈迈德（Qazi Hussain Ahmed）。在他的影响力帮助下，IJT在20世纪70年代的学生会选举中收获颇丰。图源：《黎明报》

在旁遮普省，尽管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在当年的旁遮普大学学生会选举中保住了选举实力，但拉瓦尔品第、费萨拉巴德各学院中的进步派联盟发起反击，将IJT从主要学生会席位上投票罢免。同年，另一个右翼学生组织——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协会（JUP）的学生分支“伊斯兰学生协会”（ATI）也对IJT的选举失败起到了一定作用。与JI和IJT不同，JUP由巴雷维派逊尼派穆斯林组成并获得支持，该学派尽管同样保守，但教义更为宽容（编者注：巴雷维派，Barelvi school，是南亚的逊尼派教派之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的另一主流教派“迪欧班迪派”经常发生冲突。JI和IJT，以及巴基斯坦的多个伊斯兰教极端组织背后都有迪欧班迪教派的参与）。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举行学生会选举的高等院校数量翻了一番，进步学生联盟、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在主要城市高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伊斯兰学生联盟、伊斯兰学生协会、人民学生联合会则在半城市地区更具优势。拉瓦尔品第的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民主学生联合会（DSF）、全国学生联合会（NSF）和进步学生联盟的堡垒据点，但在1976年的学生会选举中，IJT首次成功夺得该学院学生会的多数席位。

1977年同样是大选之年，这是自1970年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选之后的首次选举。回想1970年选举前后，进步派及左翼学生团体——尤其是NSF——曾积极为人民党摇旗呐喊，然而这一次，NSF内部各派系却都不愿再支持人民党。究其缘由，自1973年布托从党内清除强硬左翼分子，继而又派军队镇压俾路支叛乱分子起，这些左翼力量便对布托积怨已久。

左翼力量还指责布托背弃了人民党最初的社会主义纲领：1974年后，他在组阁时大量吸纳显赫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此举明显疏远了左翼阵营。此外，布托还屈服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压力，于1974年正式宣布阿赫迈底亚教派为非穆斯林（编者注：阿赫迈底亚教派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少数派之一，由于在教义上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去甚远，许多穆斯林并不承认他们属于穆斯林<这也是JI等伊斯兰保守党派的一贯主张>，并常借此挑起教派冲突）。当时，唯一愿意支持人民党的进步学生团体，自然是该党自身的学生分支——人民学生联合会（PSF）。彼时PSF已在巴基斯坦各地的高校中扎下深厚根基：尽管它能在信德省内陆地区及拉瓦尔品第的部分学院中独自拿下学生会选举，但在卡拉奇和拉合尔，却不得不与其他进步主义、社会主义学生团体联手结盟。

1977年大选落幕之后，局势陷入一片动荡。由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牵头的九党反对联盟——巴基斯坦民族联盟（PNA）——公开指控布托政权操纵选举。紧接着，PNA便发起了针对人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在卡拉奇和拉合尔，多场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布托不得不调派军队进驻，并在动乱地区实施宵禁。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在卡拉奇大学被取缔前，曾在此组织过激烈的反人民党示威；而在旁遮普省，正是IJT在旁遮普大学与戈登学院的活跃分子，为当地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1977年4月由PNA举行的反布托运动期间，IJT在拉瓦尔品第的戈登学院外举行示威集会。图源：《黎明报》

布托亲手提拔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Muhammad Ziaul Haq）以骚乱为借口，于1977年7月5日宣布实施该国第三次军事管制。当齐亚邀请伊斯兰大会党成员组建首届内阁（以助其“使巴基斯坦伊斯兰化”）时，IJT臭名昭著的“雷霆小队”（Thunder Squad）开始肆意妄为——这支于20世纪60年代在卡拉奇、拉合尔高校组建的队伍，本就以对抗左翼学生活动家为宗旨，如今更是变本加厉地骚扰、殴打异见者。为应对进步学生面临的新挑战，1978年，NSF、PSF、LSO和DSF携手，在旁遮普大学、戈登学院，以及新落成的伊斯兰堡真纳大学（Quaid-e-Azam University）联合组建了旁遮普进步学生联盟（PPSA）。

由于齐亚对PSF、NSF的严厉镇压，以及IJT制造的暴力骚扰事件日益增多，PPSA赢得了广泛同情，在1978年拉瓦尔品第、伊斯兰堡以及拉合尔多所学院的学生会选举中大败IJT。这是自1972年IJT开始主导旁遮普省学生政治以来，在该省遭遇的最惨重失利。1978年，卡拉奇大学学生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成立了全巴基斯坦穆哈吉尔学生组织（APMSO）。该组织初期成员包括一小部分前IJT成员，后来又有几位进步派人士加入——他们是1977年NSF两个派系分裂后游离出来的成员。

APMSO自称持进步观点，并致力于为母语是乌尔都语的学生（Mohajirs，特指1947年印巴分治后，从印度迁徙到巴基斯坦的讲乌尔都语的穆斯林群体及其后裔）争取权益，并指责布托的配额制度和“旁遮普的政治经济霸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尽管暴力事件频发（通常涉及PSF、APMSO和NSF成员与IJT“雷霆小队”之间的冲突），卡拉奇大学仍设法在1979年举行了学生会选举。此次选举中，虽受齐亚政权打压但仍勉强存续的“进步学生联盟”在多个学生会职位上击败了IJT，但最重要的职位仍由IJT赢得。IJT也是巴基斯坦学生政治中最早引入现代化武器的组织——在1979年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选举期间，有人目睹“雷霆小队”成员携带AK-47步枪出现在校园内。

当齐亚以“涉嫌下令实施政治谋杀”为由处死布托时，巴基斯坦人民党指责齐亚通过一场走过场的不公正审判实施了“司法谋杀”。作为回应，齐亚军政府加大了对进步学生组织成员——尤其是人民学生联合会（PSF）——的迫害与惩罚力度。通过逮捕、监禁和酷刑等手段，军政府最终成功瓦解了卡拉奇大学的进步学生联盟。然而，在旁遮普省，旁遮普进步学生联盟（PPSA）在1979年真纳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中再次击败IJT，并随后为进步阵营夺回了戈登学院的控制权——该学院曾在1976年选举中被IJT占据。

至此，巴基斯坦学生会运动（student unionism）最蓬勃的十年落下帷幕。在1970年至1977年间，定期的学生会选举曾让学生们得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意识形态与行政事务。这七年中，校园暴力事件通常不涉及枪支使用，学生死亡人数也远少于1954年和1968年警方镇压造成的伤亡。然而，1977至1979年间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局面——精良武器首次现身大学校园，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斗争变得空前残酷。这一切为未来埋下伏笔：巴基斯坦学生政治即将步入其最艰难、也最具决定性的斗争阶段。

四、愤怒之日

随着布托的倒台和伊斯兰大会党在齐亚·哈克军政府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IJT愈加肆无忌惮，开始从一个民主的保守派学生团体，转变为一个威权倾向日益明显的组织。其威权倾向之甚，有时甚至连其母党伊斯兰大会党都难以掌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学生组织人民学生联合会（PSF）在齐亚独裁政权的逮捕和压制下承受巨大压力，也变得更加暴力——尽管原因与IJT截然不同。许多PSF成员仅仅因为喊出“布托万岁！”（Jeeay Bhutto！）的口号，就遭到监禁、酷刑甚至鞭笞。

在这种境况下，在卡拉奇，PSF涌现出了其最臭名昭著的领导人之一——萨拉姆拉·蒂普（Salamullah Tipu）。蒂普出身卡拉奇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1974-75年曾是NSF的成员。他于1977年左右转投PSF，并被卡拉奇的伊斯兰学生联盟（IJT）冠以“恐怖分子”的恶名。当时，每天都有数十名巴基斯坦人民党和PSF工作人员被捕，自1978年起，这两个组织的数百名成员被关押在巴全国各地拥挤不堪的监狱中。

蒂普的海报：怪物变成了浪漫的英雄？蒂普1984年在喀布尔去世。图源：《黎明报》

在信德省内陆和拉瓦尔品第的各大高校，伊斯兰堡的真纳大学以及白沙瓦大学。PSF的反齐亚政权活动最为活跃。PSF在白沙瓦大学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正是在这里，一些PSF领导人目睹了IJT成员从阿富汗军火商手中获取AK-47突击步枪的情景——这些商人在苏联军队占领阿富汗后，开始涌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现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

然后，这些IJT成员安排这些军火商人与从卡拉奇赶来的IJT干部见面。据悉，由于美国开始向驻扎在白沙瓦的所谓反苏“圣战者”组织大量输送武器，许多枪支被巴基斯坦、阿富汗两国的中间商以极低价格转卖给了前来采购的IJT成员（编者注：在当时，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巴合作训练“圣战者”对抗苏联，有大量武器在阿巴边境流转。著名的巴基斯坦“枪匠村”达拉·阿达姆·海勒<Darra Adam Khel>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中转站，接收了巴军、美军的大量订单，并拥有了自产现代化轻武器的能力，至今还因“白沙瓦手搓出品”闻名中国互联网）。而在卡拉奇大学，进步学生联盟已在政府镇压以及装备精良的IJT武装胁迫下土崩瓦解。

一群来自卡拉奇的PSF活动分子也联系上了那些一直向IJT成员供应武器的白沙瓦军火商，并为本组织购买了一批AK-47步枪。这支由萨拉姆拉·蒂普领导的激进派系，逐渐发展成PSF内部主张武装反抗齐亚统治的无政府主义军事翼。此时进步学生联盟已分崩离析，各成员党派在齐亚政府的镇压和IJT的暴力夹击下束手无策。蒂普率领这支武装力量重返卡拉奇大学，开启了更为激烈的对抗阶段。

蒂普和一群PSF武装分子现身校园，驾驶着一辆悬挂巴基斯坦人民党旗帜（这在当时已属大逆不道）的白色汽车四处游荡，高喊“布托万岁”口号。在一次针对IJT集会的袭击中，蒂普开枪击毙了该组织一名高层领袖。尽管早在1979年，IJT就率先将精良武器引入卡拉奇大学校园，但最终打响夺命第一枪的却是PSF成员——这名IJT领袖成为该校武装冲突中首位殒命的学生。

IJT立即对提普提起刑事诉讼。蒂普带领一队PSF成员潜逃至白沙瓦，随后秘密越境进入阿富汗。他们一路徒步搭车抵达喀布尔——当时这座城市正处于苏联军队和苏联扶植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共产主义政府控制之下。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遇害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儿子穆尔塔扎（Murtaza Bhutto）和沙纳瓦兹（Shahnawaz Bhutto）的迎接。这对兄弟在1979年齐亚独裁政权绞死布托后便流亡至阿富汗，并在亲苏阿富汗政府支持下组建了反齐亚游击组织“佐勒菲卡尔旅”（Al-Zulfikar Organisation，AZO）。主要由来自卡拉奇、信德内陆和旁遮普的PSF武装分子构成，这些成员同样为躲避齐亚镇压而潜逃至喀布尔。到1981年，AZO已成功实施多起银行劫案和暗杀行动，甚至企图刺杀访问卡拉奇的罗马教皇。

萨拉穆拉·蒂普和他的PSF武装分子团伙接受了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信息服务部（KHAD）的训练，之后他们潜回巴基斯坦，劫持了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PIA）的国内航班。该航班被首先劫持至喀布尔机场，蒂普和他的手下在此向齐亚政权提交了一份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其中包括：巴基斯坦人民党与PSF活动人士、部分NSF成员，以及某些左翼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政党成员。这些政治犯自1977-78年起便被关押在巴基斯坦各地监狱。

由于巴基斯坦政府最初拒绝妥协，蒂普误将机上一名巴外交官当作齐亚情报机构成员处决——而此人实际并非情报人员。作为报复，数百名反齐亚活动人士被齐亚军政府围捕并在军事法庭受审，其中包括多名PSF成员，最终有四人于1985年被处以绞刑。

在卡拉奇大学，随着进步联盟的解散，IJT再次对PSF、NSF实施暴力打压。面对这一局势，一位资深进步主义领袖扎法尔·阿里夫（Zafar Arif）呼吁各进步学生团体组建全新联盟，以对抗政府镇压和IJT的暴力行径。1981年初，各派代表在扎法尔·阿里夫家中召开会议，联合学生运动（United Students Movement，USM）正式成立。USM制定了一项双管齐下的战略：首先，该联盟将作为一个新的联合选举团体，在卡拉奇大学学生会选举中对抗IJT等右翼学生政党。其次，新联盟还决定在其他更具对抗性的领域正面迎击IJT，为此，USM计划武装自己。另一方面，PSF和NSF在同一所大学组建了“学生民主阵线”（Taliba Jamhoori Mahaz），并在学生会选举中支持USM。

1981年初，一些IJT成员在卡拉奇大学枪杀了一名USM活动人士。随后，正如预料的那样，1981年卡拉奇学生会选举当天，暴力事件爆发。为了对抗IJT的武装分支“雷霆小队”，一群由俾路支学生组织（BSO）的波罗·俾路支（Boro Baloch），以及PSF的希林·汗（Shireen Khan）领导的进步派武装分子从内德大学（NED University）进入卡拉奇大学。很快，两派之间爆发了枪战。武装的IJT成员据守学生会办公室，而波罗的队伍则占据了附近建筑屋顶。激烈交火持续约半小时，双方均有人员受伤，但IJT成员达尼什受重伤，后不治身亡。

IJT成员达尼什，1982年被USM激进分子杀害。图源：《黎明报》

1982年初，USM框架下的一个小党派——全巴基斯坦穆哈吉尔学生组织（APMSO）的成员遭到IJT阻拦，无法进入卡拉奇大学。APMSO由一批1974年退出IJT的前IJT成员于1978年建立，旨在为卡拉奇的乌尔都语学生（穆哈吉尔人）争取权益。APMSO在1981年加入USM时，自称具有进步性质，但在学生会选举中却无力为联盟提供有竞争力的候选人。由于担心无法承受IJT施加的压力，APMSO向USM内规模较大的盟友请求武器支援。PSF和NSF同意向APMSO出售少量防御性武器。至此，几乎所有巴基斯坦主要学生组织都已武装起来——有报道甚至称IJT获得了数具火箭筒，藏匿于该党控制的卡拉奇大学宿舍内。

1979年，APMSO创始人阿塔夫·胡塞因（Altaf Hussain）在卡拉奇对他的支持者演讲。图源：《黎明报》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卡拉奇、信德省、旁遮普北部和白沙瓦地区的进步学生党派，特别是左倾/进步学生联盟在选举中的复苏态势感到担忧。巴政府认为，这些联盟可能会被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的反齐亚联盟——“民主复原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MRD）——在其即将发起的抗议运动中利用，尽管像PSF、NSF这样的学生组织早已参与各类反齐亚活动。

在阿巴斯将军（Sadiq-ur-Rashid Ibrahim Abbasi）领导下的信德省政府警告巴中央政府：尽管伊斯兰大会党一直支持齐亚军政府，并利用其学生翼IJT压制教育机构中的反政治活动与思潮，但1981至1982年的学生会选举结果表明，IJT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退。信德省政府的顾问们还警告中央政府，这种情况不仅会加剧校园暴力，更可能导致暴力活动转向针对政府。他们同时指出，IJT正在迅速脱离伊斯兰大会党的控制范围。1983年学生会选举中，IJT在旁遮普大学（PU）遭遇进步派的猛烈攻击，而PSF则在旁遮普省半城市地区的高校选举中大获全胜。

旁遮普进步学生联盟（The Punjab Progressive Students Alliance）仍然由NSF、PSF以及DSF、独立学生联盟（Istaqlal Students Federation，ISF）和真纳学生联盟（Quaid-e-Azam Students Federation，QSF）旗下的自由派团体领导，再次在拉瓦尔品第各高校以及真纳大学（Quaid-e-Azam University）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而PSF则在白沙瓦大学的选举中斩获最多学生会席位。

IJT在全国多数高校的选举中遭遇全面挫败。1984年初，有消息称，蒂普已被阿富汗喀布尔当局处决。蒂普对穆尔塔扎·布托构成了威胁，据称这位布托之子已对蒂普日渐猜忌。蒂普至今仍埋葬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而当年协助他劫持巴航客机的PSF同僚则流亡利比亚定居。

1984年卡拉奇学生会选举前夕，巴政府突然宣布全面取缔学生会活动，理由是这些组织暴力事件频发。但实质动因在于情报显示：反政府学生联盟已形成强劲的选举势头和政治动能，极有可能掀起新一轮学生运动——就像20世纪60年代末那场最终推翻阿尤布·汗（Ayub Khan）统治的学生运动一样。

IJT在1983年巴基斯坦各地学生会选举中遭遇的全面溃败，已然清楚印证了上述局势评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禁令，IJT的反应出乎意料：它公然违抗母党伊斯兰大会党对禁令的支持立场，加入其他学生团体的抗议阵营，甚至要求母党撤回对齐亚政权的支持。在卡拉奇，抗议活动最为激烈——两个月内，IJT、PSF和NSF的成员焚烧了数十辆政府车辆，并与防暴警察展开街头冲突。

在来自学生翼IJT的压力下，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意识到支持齐亚已开始给本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收敛了对齐亚军政府的露骨支持。然而，该党与当局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并继续向政府提供间接支持——其中一项关键条件是政府必须允许IJT在大学校园继续自由活动。这项协议导致IJT突然宣布退出反禁令运动，因为当局开始对USM和旁遮普进步学生联盟进行新一轮镇压。1984年临近岁末之际，该年度学生会选举宣告取消。至此，1983年成为巴基斯坦举行全国性学生会选举的最后一年。

五、日渐式微

尽管学生组织在大多数公立高校依然活跃，并继续参与学生会选举，但这些选举被当局宣布无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学生政治的迅速式微，各类高校（尤其是私立院校）开始被某些难以捉摸的社会政治团体悄然渗透。不过，这些团体未能在公立校园立足，主要因为传统学生党派仍占据着这些阵地。

这些新兴团体的目标受众，是那些身处“腐败民主”与政治化的神职人员之间的城市中产阶级青年。根据他们的分析，新一代年轻人正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这些团体（至少在教育机构中）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学生组织截然不同——他们声称远离政治，表面上致力于帮助学生成为更优秀、更成功的穆斯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能够进入私立校园的两大主要团体均具有伊斯兰背景：一个是福音派的达瓦宣教团（Tableeghi Jamaat），另一个是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后者最初成立于英国，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现代哈里发国。

深知学生们对20世纪80年代公立校园传统学生团体暴力行径的厌恶，达瓦宣教团和伊斯兰解放党转而以更具社会性的议程渗透私立教育机构。这些团体不宣扬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强调“社会行为”改造——比如，指导学生如何通过言行举止成为“更合格的穆斯林”（better Muslims）。但这样的做法显然并非与政治完全绝缘，至少伊斯兰解放党本质上仍是一个以“统一乌玛”（unify the ummah，通过建立现代哈里发国实现这一目标）为纲领的政治组织。该组织目前在巴基斯坦属于非法团体。因此，伊斯兰解放党、达瓦宣教团在巴基斯坦私立院校的布道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使得许多巴学生趋近于许多后冷战时期右翼激进团体所兜售的世界观——这或许造就了巴基斯坦迄今为止最为保守、却也最为脆弱的城市中产阶级青年一代。

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年轻女性。图源：《黎明报》

作者简介：纳迪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巴基斯坦记者、文化评论家、作家及历史学家，长期为巴基斯坦主流英文媒体（如《黎明报》《国际新闻报》）及印度部分报纸撰稿，以反传统、讽刺风格闻名。

本文编译自巴基斯坦《黎明报》（Dawn）2014年7月3日文章，原标题为Student politics in Pakistan: A celebration, lament & history，原文链接为：https://www.dawn.com/news/111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