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事实不谈，武大肖同学就0.1点错都没有吗？_风闻

文 | 佘宗明

容我先做出回答——

抛开事实不谈，肖同学是一错再错接连错，一切责任在于他。

用“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为什么欺负你不欺负别人”的中式逻辑思考，他免不了要遭遇一连串反问：你没性骚扰，干嘛要写道歉信？你没性骚扰，干嘛不回应网帖？你没性骚扰，干嘛不第一时间跳出来抗议学校偏颇处理？

若秉持“没茬找茬”的原则死磕，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谁让你当着女生面挠痒呢？

但若以事实为依据，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他既是杨某逼写道歉信进行现场羞辱的受害者，也是杨某用“点名曝光”小作文完成道德凌迟的受害者，还是武汉大学校方为了给舆情降温而采取不当“应急处理措施”的受害者，更是舆论网暴一点就燃一燃就不让人社死不罢休的受害者。

逼着受害者认错，是可耻的。

▲一审宣判宣告了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的反转。

Ps：标题是对某些反智人士常用句式的讽刺性化用。

目前看，如果以“女大学生+性骚扰+反转”为关键词，那清华学姐误指学弟摸臀事件、川大女研究生污蔑农民工地铁偷拍事件和被一审判决宣告反转的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无疑是三起标志性公共事件。

从这三起事件中，不难窥见辐辏在男权/女权议题上的社会情绪洪流的复杂流向。

01若要用一句话概括这起聚讼纷纭的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那兴许就是：

一个“自信”到堪称霸道的女生，遇上一个无辜却有些怯懦的男生，又碰到一个怕事所以想息事宁人的校方，以至于一起乌龙变成一桩公案，之后又碰到一个公允地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法院，这起事件由此迎来“反转”。

有些人说：这事与其说是错在个人，不如说是病在社会。所以没必要盯着个体的过错，更重要的是反思社会的病症。

但将个人从社会结构性问题中抽离出来，也会落入“社会不单纯，简单的是人”的抽象归因窠臼。

在某些鹅毛大雪在雪崩时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还想让疾风来得更猛烈些的情况下，指出TA的过错，不仅妥当，而且必要。

▲一审判决出来后，涉事女生杨某仍在发帖叫嚣。

在这事上，杨某就是那片超大雪花。

在看到肖某有连续抚摸下体的动作后，拿出手机拍照取证，要求对方道歉，找到校方维权。

事情到这，她还不应被苛责：整体上看，这并未超出“防狼手册”里的合理防备尺度。

（注：逼着肖某写道歉信的确欠妥，可考虑到当时情景——她笃定男生肖某是性骚扰，性格内向的肖某也认了，这无可厚责）。

但事后直接挂人，直接将肖某推向被社死境地，无疑是她的错。

考过了法考，却在没有实质性证据（如视频还原）的情况下，直接祭出性骚扰指控+实名曝光，变相煽动人肉网暴，这相当于借“网络法庭”法外行刑了。

在一审判决用证据推翻了她的“莫须有”指控后，她还炫耀保研成功、扬言继续举报肖某，则是坏。

让男生遭遇多重打击后深陷PTSD、几度欲自杀，让肖某爷爷不堪刺激当场晕倒不久后离世，竟然还这样，究其性质，远甚于清华学姐在监控还了学弟清白后要求“相互道歉”，不逊于川大女研究生在检查了农民工大叔手机发现是自己错怪后还警告大叔一番并上网发图曝光。

有句话说“冤枉你的人比你都知道你有多冤”，她也许此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冤枉了肖某，可此后知情了依旧要将冤枉进行到底，这就不是“维权意识强”所能概括的了。

被杨某召唤出的道德飞镖最终变成回旋镖射向她自己，有其咎由自取成分。

说这些，并非主张要反过来对杨某进行网暴，也不是呼吁香港浸会大学要顺着舆情发酵节奏对杨某做出开除处理，只是想厘清这里面的是非对错。

02那，作为另一名当事人的肖某有错吗？

没有。他确实弱，但弱不是错。

无错却对着女生认错，在很多人看来不合理。

但若是考虑到不善言谈的内向性格+缺乏社会化训练的慌张无措+造成女生观感不适后的自责感+不想将湿疹隐私曝光的潜在心态+希望早些了事不要影响学习的隐性诉求+未必料到杨某会将事情闹大的始料未及等因素，这未尝不能被理解。

“屈打成招”之外，也可能有“威慑成招”。

有冤却不在网络伸冤，在许多人眼中也不合情。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成熟的网络发言习惯和充裕的舆情应对经验，遭遇委屈和网暴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多了去了。

被川大女硕士冤枉的那位农民工，要不是其儿子会上网，他大概率也只能一身委屈自个忍着。

退一步讲，那时候，就算肖某出来澄清，也会被视作狡辩吧。

▲肖同学被逼着写下道歉信。

就像在部分女性遭遇性骚扰后指责她们不站出来维权那样，在肖某蒙冤后指责他不站出来辩诬是过分的。

在《让子弹飞》里，六子被胡万污蔑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粉的钱后，被迫剖腹自证。

但如果他不是剖腹自证，而是被逼低头认错——“我不该吃两碗粉”，那也不是他的错。

说到底，湿疹发错抓挠腿部，不是他的错。

被女生杨某揪着不放、被一群网民大骂“下流”、被所在学校记过处分，也不是他的错。

杨某强不代表“她强她有理”。

肖某弱也不等于“他弱他有错”。

03在这事上，值得称道的有两方：肖某母亲，涉事法院。

若不是肖某母亲提供了多年病历和问医记录（包括2020年后与医护人员、药店询问湿疹治疗的聊天记录，还有事发当天委托友人购买药物的记录和付款证明）作为证据，若不是她据理为儿子力争，恐怕肖某已百口莫辩、一生被毁。

▲幸亏肖某母亲留下了这些聊天记录，否则肖某可能永远都得蒙受不白之冤。

法院方面能顶住压力坚持证据原则，驳回杨某请求，还肖某清白，没有顺着舆情节奏和稀泥，也没有循着校方处理捣糨糊，也很难得。

该被痛批的也有两方：部分网民，武大校方。

小作文是网络时代的大字报，不该盲信，很多网民信了；很多单方面讲述可能存在选择性遮蔽，不能偏听，很多网民听了；网暴在任何时候都通往不了正义，不可为，很多网民做了。

当下网络上糟糕的舆论生态，让村上春树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地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是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

病没有消，药不能停。

更让人失望的，是不唯事实唯舆情的武大校方。

在杨某举报后，校方曾在3个月内未作出处理。据肖某母亲称，武大相关负责人多次明确表示可以排除性骚扰；视频监控也显示，双方数小时无语言交流、眼神接触，肖某动作部位与节奏跟抓挠皮肤吻合，不符合自慰特征。

▲肖某母亲表示，学校相关负责人曾多次表示，排除性骚扰可能。

既然如此，为了平息舆情而罔顾事实的处理就是有辱校格。

“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的人设下落网，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便是不义。

很显然，武大欠肖某的，不只是一个道歉。

04毋庸讳言，此事又成了王小波那句话的极佳注脚：道德的制高点上总是站满了蠢人。

杨某写小作文挂人时，一群人跟着网暴肖某；一审判决出来宣告肖某清白时，一堆人又转去网暴杨某。

这起事件的反思价值，最终又在“臭蝈蝻PK小仙女”的相互手撕攻讦中被挥霍掉了。

这些人也许不是同一拨人，而是各执男权与女权一端的两类人，但本质上，他们是同路人——都是“正义感爆棚但脑子不够用”，都很极端。

杨某从对性骚扰的警惕滑向对他人的伤害，中间隔着一个“权利意识觉醒”。但这类权利意识觉醒随意越过法律的矮墙时，她的行为就会从维权变成另一种侵权。

需要看到的是，无论是武大的杨某，还是那位清华学姐、川大女研究生，她们的战斗式行为本身都跟时下的激进女权话语相呼应。

而她们的支持者基本盘，也是那群随时准备出拳的人，其惯有行为模式就是“眼里揉不进沙子”，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她们脑中都有个“直男癌假想敌”或“大男子主义潜在对手”。三起事件中的男性——清华学弟、农民工大叔和肖某，都无意中被推上靶场，成了她们眼中的沙子、心中的钉子。

本质上，这类伪女权驱动的行为行动，裹着些许泛身份政治化的运动色彩。

▲肖某母亲称，经受多重打击的肖某多次欲自杀，被家人救回。

在国内，女权话语分布在现实中呈现出了颇为畸形的倒挂局面——

两性权利结构性失衡的重灾区，原本是重男轻女“传统印记”仍有残留跟老光棍性资源严重匮乏的农村地区，可那些人却隐入尘烟，缺乏发声意识跟表达渠道，也罕有真正代言人。

在这方面最有发声意识跟表达渠道的城市女性，并没有被这些“深层结构”嵌套住，所以只能在相对外围的话题上摸索。此类话题，进则为偏实的性骚扰，退则为偏虚的冠姓权。但这些问题的发生几率与严重程度，撑不起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高举高打的权利伸张声势，变形之下，就容易从“反厌女”滑向“超厌男”的一侧。

这些人或许应该听听美国作家、女性主义倡导者贝尔•胡克斯的观点——

“女性主义绝对不是反对男性，乃是审视人类被暴力支配的一种普遍不平等的状况，而性别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如果不以此为原则，一旦一些女性能够在女性主义中获得好处，成为自己阶层和肤色的平等者，也会抛弃女性主义真正追求的普遍性平等。”

与之相反的，是某些以男权捍卫男权者。他们经常是以极端对极端，手里的60米大刀随时准备向“小仙女”砍去。清华学姐、川大女研究生、武大杨某的越位举动，也成了他们趁势发难的兴奋源。

他们跟极端女权其实是并蒂毒花式的共生关系。他们对杨某的网暴，跟杨某煽动的极端人士对肖某的网暴一样，都不存在太多正当性。

美国Hidden Tribes曾做过调研：美国舆论场上，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与极右两拨实力，分别占美国人口不到10%，却是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两个群体。

国内极端男权-正常人（包括温和的男权或女权主义者）-极端女权占比兴许也是“1-8-1”结构，但这两拨人的相互攻讦，却让性别战争的硝烟四处蔓延，什么事件都能成为其导火索，尤其是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这种易燃易爆炸的。

随之而来的多发情形便是：本该围绕权利争取的抗争，动辄堕落成回避真实困境却总能由细微擦碰无限升级的撕裂，演变为打着政治正确旗号召唤无形大手的手段。

多么不幸，何其悲哀。

现在看，作家娜奥米·阿尔德曼的警示，远未到已经过时的时候——

“用一种性别去压倒另一种性别的战争，既没有尽头，也没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