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从九个生命的失去谈起_风闻

三个悲剧，一种人性

最近发生了三则刺痛社会神经的新闻：

19岁河南农村青年因910元车费纠纷饮恨离世；

广东2岁与7岁的幼童在继奶奶决绝的逃生背影中窒息而去；

东北大学6名实习生坠入60℃矿浆池永远沉默……

九条鲜活的生命，在看似孤立的事件里，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脊背发凉的图景：

当平庸之恶成为日常肌理，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祭品。这些悲剧撕开的不仅是制度的裂缝，更是当代社会最严峻的危机：道德重力的集体失重。

第一则，一个19岁的河南农村青年，初到上海，因误将和司机谈好的100元车费误转成1010元，多次联系司机退款无果，司法程序无果，最终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他的哥哥说，弟弟生前反复给司机发信息，却始终未得到回应。910元，对许多人而言不过是一顿饭钱，但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却是半年的积蓄、家人的期盼，甚至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吞下毒药时，他不是死于金钱本身，而是死于他感受到的一个冰冷信号：你的苦难，轻如鸿毛。

这是个体对个体的原子化冷漠。我们生活在一个精于计算的时代，却常常忘记计算良心的代价。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生存智慧，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帮助他人的机会，更是作为人的温度。在这个被算法定义、价值利益交换的世界里，保持对人性温度的敏感，或许是我们最后的抵抗。

第二则，广东揭西县的一个住宅锂电池着火，两个年幼的孩子（2岁和7岁）被困着火的家中，而与他们同住的34岁继奶奶却独自逃生，毫发无伤。孩子的父亲悲愤地质问：“哪怕是一个女人，一只手也能拎出一个孩子，她为什么见死不救？”这事发生在4月8日，7月21日，据红星新闻记者报道，针对此事揭西县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

这是“家庭关系中的责任冷漠”。34岁的继奶奶在火灾中的选择，撕开了重组家庭的情感裂缝。法律可以豁免她的刑事责任，但道德永远会诘问：当两个幼童的生命握在你手中时，血缘真的应该成为救助的先决条件吗？这场火灾烧掉的不仅是房屋，更是社会对“监护”二字的基本想象——当“事不关己”的逻辑侵入家庭空间，最脆弱的生命便成了最先被牺牲的筹码。

第三则，东北大学6名学生在中国黄金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选矿厂参观学习浮选工艺过程中，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失去年轻的生命，令人吃惊的是事故公司刚刚召开过安全生产会议。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24年9月，在中国黄金-东北大学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班暨东北大学黄金学院“黄金班”开班式上，遇难者小刘同学曾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表示感谢中国黄金集团和东北大学的联合培养。人生开始绽放的年纪，生命却戛然而止，当父母的不知该如何度过不堪设想的余生？

这是“企业制度性冷漠”的残酷。60℃的矿浆池没有防护措施，六个青年学子瞬间沦为工业齿轮中的牺牲品。涉事企业的事故通报中使用“溺亡”而非“责任事故”的措辞，展现了体制推诿的娴熟技艺。

三个悲剧事件看似无关，却共同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人性的冷漠，往往以轻飘飘的姿态，落在他人身上时，却成了无法承受的重量，禁不住想问：这个世界难道真的到处是草台班子吗？

轻与重，当冷漠成为日常

古人的训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如今的社会，却遭遇了认知陷阱。司机觉得“不退钱只是小事”，继奶奶认为“自保是本能”，安全员想着“偶尔疏忽没关系”——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最终都酿成了人命关天的悲剧。

恶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此：它往往以轻如羽毛的姿态降临，却能压碎泰山般的生命。

这些悲剧本可以在无数节点被阻止，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善意，都能改写结局！但现实是，每个参与者都选择了不作为，共同将受害者推向深渊！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揭示的困境正在上演：当道德失去重量，生命便会飘向荒诞的深渊。

那个服毒的年轻人，死于对人性的信仰崩塌；那两个焚于火海的幼童，死于成人世界的责任逃逸；那六个沉入矿浆的学生，死于制度对生命的习惯性轻慢。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个真理：当社会默许“事不关己”的逻辑横行，每个人都在搭建自己的坟墓。

法律可以界定行为的边界，却无法称量良知的重量。这个时代最危险的倾向，是把“不违法”当作道德上限——当人们对着他人的苦难默念“与我无关”时，其实正在集体浇筑一座冷漠的巴别塔。

法律之外，良知之上

司机不退钱属民事纠纷，继奶奶见死不救无法律追责，矿企事故多以“疏忽”定论——法律的灰色地带，恰是良知应当发光的地方。真正的文明刻度，从来不是看监狱关了多少罪犯，而是看人心能自发抵制多少冷漠。

法国《好撒玛利亚人法》规定见死不救可判五年监禁，而我们的法律至今对“消极不作为”保持沉默。

当社会只剩下“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冰冷逻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今天是他因910元求助无门，明天就可能是你在急诊室门口因手续不全被拒之门外；今天是幼童在火场无人施救，明天就可能是独居老人跌倒在楼道无人搀扶。

这些悲剧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作恶者或许从未意识到自己在作恶。

司机不作为不会想到一条年轻的生命会因此自杀；继奶奶不会因为骨肉相连有悲伤感和责任感；涉事企业也不会想到一次安全疏忽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人命损失……

这恰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她说，艾希曼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

鲁迅在《呐喊》中刻画的“看客”群体，一个世纪后仍在繁衍：他们是围观跳楼却起哄“快点跳”的路人，是对着车祸现场拍视频发朋友圈的旁观者，是对求助信息习惯性划走的网民。

加缪在《鼠疫》中警示的“唯一罪过”——冷漠，正在成为社会的流行病。

三重维度，一个救赎

要打破这场冷漠的循环，需要在个体、关系与制度层面重建道德重力。

首先在个体层面，培养“微小的勇气”。日本“儿童110之家”制度值得借鉴：便利店、药店等场所自愿成为儿童紧急求助点，店员一句“进来等警察吧”就能编织起安全网。

我们亟需推广“第一接触人责任”：任何接到求助的个体或机构，都有义务引导至正确渠道而非简单拒绝。

“910元事件”中，若接警员多一句“我帮你转接经侦”，悲剧就可能避免。温暖社会的基石，从来不是英雄主义的爆发，而是普通人对他人困境保持敏感的日常。

其次在关系层面，重构“道德连带责任”。针对揭西火灾暴露的漏洞，应立法确立“特殊关系救助义务”：同居一室的成年人对无自救能力者负有法定救助责任，如同《好撒玛利亚人法》既保护施救者，也约束见死不救者。

社区可建立“邻里互助积分制”，将道德行为转化为可见的激励；学校需开设“非血亲伦理课”，让孩子懂得人与人的责任纽带，不仅系于血缘，更系于共同的人性。

再其次，在制度层面，打破“无问责闭环”，不要让安全标准形同虚设。

必须引入三重机制：一是“吹哨人保护制度”，对举报安全隐患者给予重奖并全程保护；二是“实习安全连带责任制”，高校对合作单位的安全事故承担连带责任；三是“安全黑名单”制度，让漠视生命的企业在市场中寸步难行。

挪威的“全员安全停工权”更具启示：任何员工发现危险可立即停工，薪资照发——这才是对“生命至上”最硬核的诠释。

平庸之恶，有没有解药？

汉娜·阿伦特在观察纳粹战犯艾希曼时发现：最可怕的恶往往来自普通人的“机械服从”。那个不退钱的司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觉得“规则没强制我必须退”；那个独自逃生的继奶奶并非天生残忍，而是被“自保优先”的本能裹挟；那个忽视安全的矿企经理未必嗜血，只是在“成本控制”的KPI中忘记了生命的重量。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道：“如果一个人能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正在消解这种共情能力——当我们刷着短视频里的灾难新闻，却连点赞都嫌麻烦时，其实正在丧失作为人的基本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示“每个人都对所有人负有责任”，应当成为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在超市看到老人不会用自助结账时多一句“我帮您”，在地铁遇到争执时多一句“别激动”，在发现安全隐患时多一次举报——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正是抵抗冷漠的疫苗。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被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今天的我们不必承受那样的酷刑，只需点燃心中那簇良知的火苗：司机的指尖多一次退款操作，继奶奶的脚步多一次回头，安全员的目光多一次停留，就能让八个家庭免于破碎。

这些悲剧最终拷问的是每个幸存者：当910元关乎一个青年的生死，当火场哭喊声刺破耳膜，当矿浆池冒着致命热气——我们选择做冷漠的看客，还是做伸手的救赎者？

答案藏在我们每天的选择里，藏在“多管闲事”的勇气里，藏在对他人苦难保持敏感的善意里。

让我们记住这三组数字：910元、2与7岁、6条“青春”——它们不该只是新闻里的数字，而应成为刻在社会良知上的警示碑。从今天起，不让自己的轻，成为他人的重——这或许是我们对那些逝去生命，最郑重的告慰。

—— · END · ——

No.6467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