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认识跨越半个世纪的中欧关系（五十·晤实系列）_风闻

Club 提要：2025年7月24日举行的中欧领导人第25次会晤，恰逢中欧建交50周年，背景特殊、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纪念性的高层互动，更被视为地缘动荡与全球秩序重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在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征关税、重新界定对欧政策的大背景下，欧洲加快推进战略自主，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中国则希望借助高层沟通机制，稳定中欧经贸与政治合作大局。尽管双方在电动车关税、“去风险”政策等问题上分歧仍存，但更大的共识在于避免阵营对抗、推进务实协作。

此次峰会聚焦全球贸易体系稳定、多边机制效能以及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既体现中欧双方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在当前全球治理深度重构的背景下，释放出多边主义有望企稳回升的重要信号。

 Club Briefing: The China-EU Leaders’ Summit held on July 24, 2025, coincides with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making it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event is not only a commemorative high-level interaction but also seen as a key juncture in China-EU relations amidst geo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global reshap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ly imposing tariffs and reshaping its policy towards Europe, Europe is accelerating its strategic autonomy and reevaluat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n turn, hopes to stabilize bilateral economic, trade,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high-level communication. Despite differences on issue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 tariffs and “de-risking” policies, the greater consensus lies in avoiding confrontations between blocs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is summit focuse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both China and the EU attach to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rofound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landscape, it sends a significant signal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expected to regain stability.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图源：CFP）

一、如何看待2025年中欧峰会？不宜期待“破局”，更应聚焦“稳局”

中欧领导人第25次会晤于2025年7月24日在北京举行，适逢中欧建交50周年，这为双方提供了在重要历史节点上深化战略沟通与合作的契机。峰会召开本身具有明显的纪念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在当前全球格局不断重构、中欧关系承压加剧的大背景下，提供了一次高层直接沟通的机制性场合。就成果而言，此次峰会既无战略突破，也未形成新架构；但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它依旧是一场具有现实意义的“止跌”外交，其核心在于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边关系滑入不可控状态。

在当前大国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的战略定位正在发生显著调整。从强调“互为发展伙伴”到更加重视“沟通协调、管控分歧”，中欧关系正在朝着更加成熟、稳定和务实的方向演进。这一转变，源自几项关键判断：其一，欧盟对华认知的变化已具有持续性，“去风险化”已成为制度性政策方向，而非短期应急；其二，随着中欧经济结构日益趋同，双方在电动车、光伏、医疗设备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竞争日益凸显，合作空间相应收缩；其三，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分歧持续外溢，正深刻动摇彼此的战略互信基础。

尽管如此，中国并未放弃对欧战略空间的维护。彭博社指出，此次峰会由原定的布鲁塞尔改至北京举行，并将议程压缩为一天，显示出中方在会议安排上的主动性，同时也表明在当前复杂局势下，双方仍重视高层沟通的持续性。此次高层会晤传递出中国希望稳定中欧关系、推动务实合作的明确信号，也反映出中方在美欧战略错位加深之际，依然视欧盟为重要的战略接触对象。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亦不容忽视。尽管中方持续强调“合作共赢”“坚持多边主义”，但欧方重点施压的议题仍围绕两大核心：一是贸易结构失衡，特别是对中国“产能过剩”“倾销”“市场准入不对等”的持续批评；二是俄乌冲突中中国对俄罗斯“实际支持”的担忧。这些问题并非政策层面可以调和的分歧，而是深嵌于双方战略结构与制度认知中的矛盾。当前，欧盟越来越倾向于以地缘政治视角定义对华关系，而忽视了中国面临的复杂外部安全环境，以及其在多重战略压力下寻求稳定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内在逻辑。换言之，中欧对问题“根源”的认知存在系统性错位。

（图源：彭博社）

在贸易议题上，中国不可能接受西方对其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否定。从中国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对外拓展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欧方若试图通过反补贴调查、设置技术壁垒，倒逼中国放缓产业升级步伐，不仅缺乏现实性，也触及中国经济安全底线。因此，尽管本次峰会在稀土出口管控方面达成了临时缓解协议，但这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战术性的“阶段性让利”，并不代表中国在核心问题上的妥协。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双方认识存在差异，尚未形成共识。中国的立场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呼吁遵守《联合国宪章》，主张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止战，反对外部煽动或持续军援加剧冲突。中方坚持“不选边站队”，强调自己“不是冲突当事方”，并反对制裁施压。欧洲方面则视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为对欧安全秩序的挑战。这种相互指责式的外交互动，造成双方在动机理解上的长期误解，进而演化为结构性战略互疑。中国近年来与匈牙利、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密切往来，在中方看来是正常的双边外交互动，在欧盟内部却被广泛视为“分化瓦解欧洲团结”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中欧关系的敏感性。

因此，从中国战略层面而言，继续以稳定中欧关系为目标，但期望仅通过外交“破局”已不现实。中方充分认识到，中欧关系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互动频率持续提升，但在互信水平和合作效益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次峰会的意义不在于解决全部分歧，而在于防止风险扩散、维持基本接触、管控结构性矛盾。可以说，这是一场“打破幻想”的会谈，但也是一次“确认底线”的交流。

未来，中欧关系可能仍将呈现出“区域合作推进、宏观战略拉锯”的双轨格局。中国将继续推动与部分欧盟国家的双边合作，突出互利潜力与市场吸引力，强调稳定性与确定性；同时在制度层面适度回应欧方合理关切，以保持合作窗口的可用性。同时，中方将继续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欧盟对华政策的演变，不寄望于一蹴而就，而是着眼于稳步推动互信与合作。正如一些战略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当欧洲以政治安全逻辑重新定义对华政策时，中国只能以战略耐心和制度自洽予以回应。”中欧关系如何从高接触走向高信任，仍有赖于机制化、持续性的战略对话和危机管控安排，与其只期待“破局”，不如在复杂现实中聚焦“稳局”，这才是当前中欧真正的战略成熟。

二、结构性认知分歧正成为中欧关系的根本障碍

中欧关系步入第五个十年，外部环境早已剧变，而彼此对对方的战略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9年，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对华“三重定位”：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者，还是制度性对手。这一表述虽然保留了“合作”的空间，但其战略重心实际上已经向“防范”倾斜。近年来，欧方在经贸政策上频频启动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将中国视为制度环境不同、市场规则不对称的对手。此种认知反映的，不是战术层面的经贸摩擦，而是结构层面的制度不信任。冯德莱恩在本届峰会的演讲中表示：“随着中欧合作的加深，不平衡也在加剧。”

从2019年至2025年2月，欧盟已对华发起51项贸易救济调查，其中仅反倾销调查就有42起。这不仅反映出欧方政策工具的频繁使用，更折射出其对华经贸模式可持续性的系统性怀疑。在贸易失衡的舆论压力下，冯德莱恩反复强调“不能容忍长期不对称”，实际上是在为贸易干预政策寻找正当性。

自2023年“去风险”成为欧盟对华政策关键词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更为审慎的阶段。欧方强调不寻求“脱钩”，但实质上正在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加强出口管制、筛查对外投资、限制技术合作，并尝试通过新贸易协定寻找替代市场。这套机制的核心逻辑，是将中国定位为潜在风险源，从而将“合作”嵌入“防范”的逻辑框架中。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图源：美联社）

2023年出台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明确将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列为对华“去风险”的重点领域。这一定位虽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其政策路径、优先行业和审查机制显然对中欧技术合作构成制约。眼下，荷兰限制阿斯麦（ASML）对华出口高端光刻机、德国加强对在华投资审查，都说明“去风险”已从口号转化为执行体系。

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将地缘政治与经济政策捆绑的倾向。尽管中国未直接介入冲突，但欧盟多次以所谓“援俄”为由，对中国企业和个人施加制裁，进一步削弱了中欧之间的政治信任基础。2024年12月，欧盟首次将中国企业列入“全面制裁”名单，标志着欧方不再将制裁工具局限于俄乌冲突本身，而是扩大到其认定的“支持链条”。本月18日，欧盟宣布在第18轮对俄制裁中将部分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列入清单，引发中方强烈反应。冯德莱恩近期在欧洲议会直接指出，中国在多个战略行业“通过非市场手段形成产能优势，削弱欧洲制造基础”，已构成“系统性风险”。中国商务部21日明确要求欧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直言欧盟行为“违背领导人共识，重创金融合作”。本次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俄罗斯尊重《联合国宪章》，并结束其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更为复杂的是外部不确定因素。无论是拜登时期推动的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还是特朗普政府再度执政后对欧洲施加的经济压力，都在从外部持续影响欧洲对华政策。欧盟虽有“战略自主”之愿，但在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结构性前提下，往往难以独立推进对华政策调整。某种程度上，欧洲在对华政策上的犹豫与收紧，是自身战略空间受限的外化反应。

近年来欧洲内部政治右倾趋势明显。法国、德国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声势渐强，一些传统政党不得不通过强硬对外立场来争取民意支持。这导致对华政策日益工具化，被用于内政服务。例如，德国政府近期将“选择党”定性为极右组织，法国也对国民联盟加强限制。这种内部政治极化趋势，使对华立场更易受到民粹化、情绪化主张干扰，难以保持延续性与专业性。

此外，欧洲企业界正面临中美博弈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加征关税迫使中国制造转向欧洲，2025年一季度中欧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产业也承受中国出口竞争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呼吁“制度公平”与“市场准入”，但政策制定层面往往难以平衡保护主义与市场开放的博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延斯·埃斯克伦德（Jens Eskelund）上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人对达成任何重大协议过于乐观，我也不认为这真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他说，建交50周年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思考如何“确保我们未来的关系能够继续为双方带来利益”。“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尤其是在欧洲，人们认为两国关系的利益不再公平分配。”

三、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中欧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震荡与全球治理失序交织叠加。值此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恰逢国际格局深刻重塑，中欧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贸易摩擦、战略误判与制度性分歧在不断考验双方互信的底线，而与此同时，绿色转型、全球安全、多边合作等议题又亟需中欧共同发声、携手应对。在这一关键节点，回避分歧不是出路，重启务实合作、明确战略定位才是方向。中国应如何在变局中重新定义与欧洲的关系？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中欧关系，才能支撑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全球战略稳定？这正是当前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外部环境、缓冲中美博弈冲击的中欧关系。**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外部不确定性，仍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经贸、科技和地缘等领域推动“脱钩断链”的单边做法。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市场互补和投资合作层面，更在于其为中国拓展多边合作空间、维护外部战略稳定提供了关键支点。欧洲虽在政治制度上更趋西方盟友体系，但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以及对地缘战略风险的审慎，使得中欧具备制度间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2024年以来，欧盟在“去风险”战略中逐步回调，并未跟随美方走向“全面脱钩”；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积极寻求与中方加强绿色转型、制造业本地化等合作。这也表明，若中欧关系能够持续发挥战略稳定作用，将有助于在当前全球格局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为中国营造更加可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欧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中方拓展外交回旋空间，也有助于缓解国际体系分裂风险，避免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为维护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合作注入更多稳定力量。

2025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与欧盟委员会负责廉洁、公正和竞争性转型的执行副主席特雷莎·里贝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晤（图源：路透社）

我们需要一个能拓展全球经济布局、增强高质量发展韧性的中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外部市场、高端产业合作与先进技术引进。欧盟长期是中国技术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亦是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舞台。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背景下，中国需要一个“可以对话、能合作、可落地”的经济伙伴，而欧盟的技术优势、制度规范和庞大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价值。当前，比亚迪在匈牙利、宁德时代在德国的投资并非单一企业决策，而是中国推进“走出去”与“嵌入式本地化”战略的体现。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制度化平台深化这种合作，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等关键领域扩大产业链合作，就能稳住出口增长、提升产业韧性，缓解内需压力。这种产业合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依附，而是一种全球化再平衡条件下的新型战略协作。

我们需要一个能共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议程的中欧关系。当前国际多边机制普遍面临“功能弱化、信任崩塌、规则真空”的危机，要实现从深度参与到积极引领的转变，中国需要同具备制度影响力的重要伙伴加强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欧盟作为联合国、世贸组织、气候协定等多边平台的核心成员，其在规则议程设置、国际谈判机制中仍具话语权。从峰会前夕欧盟声称将推迟与中国签署气候行动联合声明，到峰会后中欧共同承诺在推动“全球公正转型”方面展现联合领导力，并表示双方合作的“主色调”将是绿色，环境与气候合作已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的新亮点、新支柱、新引擎。从中欧在碳关税、绿色投资、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等议题的对话实践看，虽然存在立场差异，但欧洲对规则程序的尊重和对多边主义的依赖，为中国争取制度化合作提供了现实路径。这使中欧具备联合应对气候危机、数字主权、技术治理等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基础。如果能够以中欧机制为平台，共同推动新一轮全球治理改革，不仅可重构全球秩序信任基础，也有助于打破美式单边主义对规则制定的垄断。

一份声明显示，在本月的一次会议上，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并结束包括限制稀土出口在内的“扭曲做法”非常重要

（图源：彭博社）

我们需要一个具备政治弹性、能对冲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中欧关系。俄乌冲突及特朗普政府再次执政正将全球推入新的政治断层带。当前，中国将继续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反对阵营对抗，致力于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架构。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具备政治弹性、可以管控分歧的中欧关系，尤为关键。尽管欧方在俄乌冲突、涉疆涉港、人权议题上时常对华提出无依据的不当指责，但当前欧洲政治内部的民粹化、不确定化趋势也迫使其对外政策更加趋于务实。我们不必期待价值观一致，但应通过高层沟通机制确保政治分歧不被放大、经贸合作不被政治化。截至本月，中国已明确表达对欧洲一体化、战略自主的支持，提出“三年一万”青少年交流倡议，并继续推动单方面免签政策。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愿意通过“人文—经济—战略”三层体系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结构，以抵御地缘政治风浪。

**结语：**此次峰会的现实功能，并不在于解决具体争议，而在于确认双方仍有意愿维持稳定关系。这种“战略对视”固然节制，但在当前多边体系碎片化、贸易格局重组的背景下，具有某种必要性。尽管中欧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普遍认识到，维护开放合作的经贸关系符合共同利益，“脱钩断链”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可持续。真正的挑战，不在会议桌上，而在未来数年：如何在有限信任中保持政策协调的最低限度，在制度竞争中避免误判与激化，并在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寻求建设性交集。这种状态未必理想，但可能是当下可达成的“现实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