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少林寺，自古以来就不是“佛门清净地”_风闻

在今天次条补档的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要区分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个

人的思想问题，是属于个人的自由；而宗教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更是一个伦理道德制定机构，还有相当一部分暴力机器的作用，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个人信仰无从置喙，你就是信飞天大面条都可以；但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不是用“信仰自由”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少林寺能有今天的话题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金庸小说和八十年代那部电影的美化与吹捧。其实任何宗教场所自古以来都是压迫本地老百姓的大地主，什么男女问题这都是最轻的。

以少林寺为例，抗日战争期间勾结日本人——1938年春，日军就在少林寺附近设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站，来往的都是寺庙中的和尚。他们不仅仅限于眉来眼去明暗交易，甚至谋划绑架八路军指战员乃至皮定均将军交给日本人。以下内容出自皮定均将军的回忆录《铁流千里·革命斗争回忆录》：

知客和尚把我们接进了客堂，明显地流露出戒备和敌意。我们知道寺内有五六十个和尚，人人都会使枪舞刀。他们拥有大片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差不多全是少林寺的佃户。这个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佛教禅地，实质上已成为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势力，失去了佛门的圣洁。

不过，我们现在只想观光这座名胜古迹，并不想同和尚们打交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没有把部队一起带来。我们谢绝了招待，想去寺内游览一下。可是知客和尚却故意用敬茶、递毛巾把我们缠住不放。

不一会，我瞥见外面和尚们在鬼鬼祟祟地来回走动，手里握有长短武器，知道我们已经被监视在客堂里了！ 我正色责问知客和尚：“你们这是干什么？” “没啥，没啥，请喝茶啊！”

我说：“我们不是来这里喝茶的，我们是来参观宝刹，你们让参观就参观，不让参观我们就走！你们这样做太不漂亮，不像是佛教禅地，简直是个强盗窝。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不吃你们这一套！这也吓不了我们！”

“哪里，哪里，官长多心了。”知客和尚见我生气，咯咯咯地假笑着。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是看中了我们身上的手枪，还是防备我们来缴他们的械？这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既然是拔刀相见，我们也绝不能示弱。

我故意提高嗓门说：“你们前面的大雄殿是谁放火烧掉的？国民党四十万军队一枪不放就逃走了，你们是亲眼看见的，日本人也相信菩萨，和你们一样信仰佛教，可日本人对你们怎么样？日本人公开在少林寺大门前强奸妇女，用刺刀捅死中国人，用皮鞋底打你们和尚的耳光，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你们拿了枪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来抗日的。只要你们愿意抗日，我们欢迎你们和我们联合起来！不错，我们不相信菩萨，反对迷信，但是只有我们才真正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一提起日本鬼子在少林寺的兽行，知客和尚满面通红、又羞又愧又气愤，外面的和尚也在交头接耳，偷偷地退走了。

最后，知客和尚向我们合掌打拱说：“我们拥护八路军抗日，八路军打掉飞机场，我们也知道。官长，请吧！” 于是，他领我们在寺内浏览了一遍……

几年来的连年灾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多少农民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没有立锥之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恶霸和富农手里。这里的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上剥削着农民，并且在人格上、肉体上污辱着农民。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

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六根清净”的和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 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

再补充一段来自《皮定均日记》的史料：1943年秋天，皮定均将军的部队在嵩山脚下扎营时就被少林寺和尚偷偷报告给了日本人，要不是炊事员眼尖，部队必将遭受巨大损失。

而皮定均将军所说的“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恰恰就是旧社会宗教组织压迫人民的典型例证。

我最近写明末的历史比较多《阳光开朗李自成》《不忘初心李自成》，正好看到了很多农民起义的史料，自嘉靖年间以来，少林寺的僧兵武装就频繁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作战：

嘉靖元年，山东清州地区的矿工王堂起义，少林僧兵奉朝廷征调前往镇压，虽然多次出击未能彻底平息，但体现出少林寺作为官方武力储备的角色。

嘉靖三十二年，柘城县爆发了盐徒师尚诏起义，起义者反抗盐政压榨、盐课苛捐，甚嚣尘上。少林寺的僧兵以竺方和尚、周参和尚为首响应官方号召，深入柘城参加剿灭行动。至十月，师尚诏被捕并处决，起义被镇压，少林寺因此获得朝廷嘉奖与实质利益（更多的土地免税）。

少林寺武僧还参与对地方小规模暴乱和矿工抗议的镇压行动，据《少林寺历史简要年表》记载：还有刘姓矿匪、王姓政变者等骚动，当时少林武僧被调征镇压，频繁介入武力冲突，甚至可视为一种准军事组织被中央和地方动用。

到了明末崇祯十一年，河南登封矿工李际遇发起起义，占据少室山并设御寨，建立根据地。他善于武术，吸纳当地农民及失业劳工反抗官府。为扶持明廷控制局势，源源不断的少林僧兵接受命令参与围剿李际遇的武装基地。据说这些僧兵调往登封地区，与李际遇军队交锋，虽一度压制，但亦造成双方重大伤亡。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走出商洛山席卷河南，与李际遇军合流，共同攻占登封县城，并进逼少林寺所在地。少林寺僧队因支持朝廷，成为起义军重点攻击目标。僧兵被击溃，寺院遭洗劫，多处建筑毁损，僧人死伤惨重，少林陷入长时间荒废状态，直至清代才逐步恢复。

为什么少林寺鲜明地站在了农民起义的对立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它就是嵩山地区最大的地主啊。

明嘉靖年间，因僧兵抗倭和镇压矿工起义有功，朝廷正式免除少林寺所有田产的粮税和徭役。这一特权使寺院成为“域内巨刹”，坐拥万亩良田（唐宋遗留及明廷赏赐），年收租粮超万石，且无需向官府缴纳任何赋税。

寺院垄断周边水利资源（如水碾）、山林及矿场，并经营香火、法事等商业活动，积累巨额财富。明代碑文记载，寺院库房存有“万斤炒菜铁锅”，侧面反映其庞大经济规模。

最关键的是，寺院享有独立司法权，僧侣犯罪由寺内戒律院自行审判，地方官府无权干涉。明人笔记称“嵩岳僧讼，皆决于少林”。这里边有多少冤假错案大家想吧。

明廷正式承认少林寺僧兵为“乡兵”（预备役军队），允许其保留千人规模武装，配备铁棍、弓箭甚至火器。

所以我开头就强调，宗教组织从来不单纯，它们是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拥有庞大的军事组织。

民国期间，少林寺也深入参与到军阀混战之中，最初投靠的事直系军阀吴佩孚，弟子释妙兴带领僧兵组成一旅第一团加入吴佩孚军，与其他武装力量一道参与战争行动。后来在北伐期间倒向冯玉祥阵营。1927 年春，释妙兴在与任应岐部的战斗中阵亡。

1928 年，军阀樊钟秀进军巩县与偃师，以少林寺作为司令部驻地（樊钟秀少年时曾在少林寺习武）。不过樊钟秀仗着少林寺武僧护持，以及当地乡武力量支撑，在河南形成一定影响力。其控制区域被冯玉祥视为不稳定因素，并怀疑樊钟秀准备独立行动，于是冯玉祥命石友三进攻樊钟秀势力，在1928年3月调兵进入登封地区。

军队进驻后，石友三发现樊钟秀在少林寺构筑了层层防线，遂率军交锋，导致约两百名僧侣兵团死伤。少林寺的诸多建筑被樊钟秀用来存放军火弹药，最终被石友三洗劫一空后一把火烧光。

虽然这是少林寺深度参与军阀战争的报应，但是大量佛经、文物、古建筑一同被烧毁，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

所以历史上的少林寺在经济上是大地主，在政治上是投机分子。从宗教制度的层面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孤立于佛教。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也呈现出极度相似的结构：修道院兼并土地，教会征收什一税，教士参与王国议会，甚至组织十字军远征，完全将宗教权威转化为世俗资本与军政势力。

伊斯兰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中东地区还是世界恐怖主义最大的温床，也是众多国家最不安定因素。藏传佛教的寺政体制（如拉萨贵族寺院合一）亦然。这说明，宗教一旦制度化，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经济化与政治化（甚至军事化）的双重蜕变。它的“神圣性”并不是一个恒定的伦理状态，而是通过掌握土地、武力、文化解释权来维护和再生产的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不能将宗教简单理解为一套理念体系，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形式、一种治理机制。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组织与个人信仰是两码事，看似神圣的僧侣、教士、伊玛目，往往沉溺于尘世权力争夺，只是另一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统治者。

经济上，它可能是地主；政治上，它可能是权臣；文化上，它可能仍讲因果、诵经礼佛、做礼拜，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在结构上早已成为统治秩序的一环。现代人对“信仰神圣”浪漫的认知，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具体到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宗教政治化是很好地遏制了，军事化更是没有，唯独有这样一个问题——宗教资本化。其中伊斯兰教、基督教，一直想做政治化的美梦；而佛教比较好，毕竟本土宗教嘛，就往经济方向努力了。

宗教场所，尤其是寺庙，在这一背景下逐步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资本——不再仅仅传教修行、扶危济困，而是主动嵌入商业逻辑、权力逻辑、文化消费逻辑之中，从而造就了大量“信仰生意”的乱象。这些现象表面上冠以弘法利生、慈悲度人的名义，实则运作的是门票、功德、香火、招商、版权、代言等资本机制，最终掏空了信仰的伦理价值与公共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经济时，将古寺庙、道观、宗教遗迹列为招商引资项目，由企业出资修缮、运营，以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旅游经济为名，大搞“门票经济”。少林寺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将武僧表演、景区经营、影视版权、全球分院系统打造成宗教品牌矩阵，形成数亿元资产规模，释永信甚至被称为“千万方丈”“CEO僧人”。功德箱变成收益口，法物流通等同商品买卖，一炷高香动辄千元，烧香如同“直播打赏”，功德如同“拍卖竞价”。佛像不再是慈悲的象征，而是被利益围绕的工具。

许多名山古刹的住持，不仅是宗教教职，更是“文化名片”“旅游开发顾问”“政协委员”“佛教协会高管”，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象征性人物。他们在寺庙中接待官员、企业家，参与剪彩、招商、座谈，甚至通过宗教资源分配土地、搞项目、安排职位。于是，庙宇的扩张不再是信仰的自发聚集，而是地方利益集团权力意志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宗教场所难免“涉黑”“涉贪”。

于是，越来越多的寺庙开始鼓吹功利化、等价交换式的“因果报应观”，开始搞基督教“赎罪券”那一套。他们鼓励信众“捐款积德”“功德消灾”，灌输“送钱越多，福报越快”“烧香越粗，家业越旺”等观念，用伪宗教语言包装市场逻辑，将佛法简化为“愿望达成术”，这本质上是以宗教外壳操纵心理，兜售焦虑，扭曲信仰。

这样的信仰，已经与佛家诸多璀璨夺目的思想宝库越行越远，已经不再是对人生、觉悟、终极意义的追问，而是一种“超市型信仰”：消费—祈愿—交换—满足，其底层逻辑已经完全世俗化、商业化。

传统佛教讲“戒贪、除执、出世”，但现在的寺庙里却往往充斥着欲望、标签与身份攀比。从高香、大殿、功德碑，到捐款排名、黄金佛像、定制法会，一切围绕“我”的欲望展开。于是，佛教不再是对“苦空无常”的体认，而是成为一种世俗的“精神外包”：有人把它当成风水工具，有人当成财富加持，还有人把它当成上流社会的隐性社交场域。这种庸俗化的“宗教消费”不仅败坏了信仰的庄严，也腐蚀了人们对真诚精神价值的追求。

它们借信仰之名，行资本扩张之实，既抬高了信众的焦虑门槛，也稀释了佛家思想本应承担的教化、觉悟、启迪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