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事件启示：如何强化宗教神职人员的监管_风闻

2025年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发布《情况通报》，确认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寺院项目资金及资产）及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这一事件再次以深刻的事实表明：宗教神职人员并非超越世俗法律的存在，他们同样可能触犯国法，对其行为进行依法监管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此类问题绝非佛教所独有，而是具有跨宗教的普遍性。

以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群体为例，近年来公开的司法文书显示，其犯罪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挪用宗教场所资金、组织非法朝觐牟取暴利和滥用宗教影响力煽动信众实施违法犯罪等。

挪用宗教场所资金：

（2020）青28刑终16号《韩成军、马占俊等与白生勃二审刑事判决书》显示，时任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主任马占俊、副主任冶小青、委员马乙索与出纳韩成军竟集体商议决定，将信教群众捐赠的、本应由清真寺管理的450万元巨额资金，挪用借贷给马乙索个人经营的星龙投资有限公司用于营利活动，并约定收取50万元“好处费”给清真寺。

担任会计的白生勃利用职务之便，在2019年6月至8月间，分27次将清真寺对公账户内的近136万元资金挪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这些行为不仅是对信众善意的严重亵渎，更构成了《刑法》中的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暴露出部分宗教场所财务管理的巨大漏洞和监管缺失。

组织非法朝觐牟取暴利：

《马某1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二审刑事裁定书》显示，被告人马某1于2019年5月，假借办理旅游签证之名，组织来自青海化隆、循化、门源、民和等地的32名人员，以赴沙特阿拉伯“旅游”为幌子，实际是参加朝觐活动。

马某1向每名参与者收取高达5.5万至6.8万元不等的费用，总额超过200万元。

这种行为本质是利用宗教活动进行非法经营和欺诈，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宗教事务管理秩序，也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法律和安全风险。

滥用宗教影响力煽动信众实施违法犯罪：

（2020）皖1623刑初87号《洪家川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一审刑事判决书》和（2020）皖16刑终346号《洪家川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12年，洪家川之子洪高峰（事故主要责任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后，洪家川寻求阿訇沙启民的“支持”。

沙启民并非依法提供帮助或调解，而是系统性地策划、指挥了后续的违法行为：

他先是指使洪家川等人佩戴具有宗教标识的白色礼拜帽，聚众到交警支队缠闹施压；

在索赔未果后，又直接指使洪家川组织亲属几十人到涉事运输公司（捷运公司）威胁索要高额赔偿。

当捷运公司未能满足其要求时，沙启民进一步授意洪家川组织上百人，头戴礼拜帽，抬着死者尸体、冰棺、花圈等物品，公然堵住捷运公司大门，并在公司院内支锅做饭，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沙启民本人还亲自到场参与“谈判”，最终迫使捷运公司支付30万元“赔偿”。

在整个过程中，沙启民利用其宗教身份和影响力，将信众的宗教情感转化为违法犯罪的工具，煽动并组织大规模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严重挑战了法律权威和社会稳定。

加强对宗教神职人员的监管，可以从下列措施入手：

一、为切实防范宗教场所资金滥用风险，必须构建系统化监管机制。

首要举措是强制所有宗教团体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要求其定期（如每季度）向信众公示及向宗教事务部门报备收支明细，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独立审计，确保账目真实可查。

配套措施包括严格资金管控——所有宗教捐赠、场所经营收入等资金必须纳入对公账户统一管理，严禁通过个人账户周转大额款项，从源头上阻断挪用通道。

在此基础上，审计结果需形成年度报告，上传至省级民宗部门官方网站公开披露，便于信徒与社会公众实时监督。

二、为激活社会监督力量，应设立分层举报激励体系。

在宗教事务部门开通加密投诉渠道，严格保护举报人身份信息；

对内部人员揭发财务舞弊等重大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按涉案金额比例给予奖励，以此破解宗教组织的封闭性。

同时强化信徒维权能力建设，通过在宗教场所张贴法治公告、举办普法讲座等形式，明确告知信众对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的举报途径及民事诉讼索赔流程。

三、监管落地离不开执法协同机制。

宗教事务部门需牵头建立跨部门核查专班，联合公安、民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实施“双随机”抽查与突击检查：

公安部门重点核查大额资金流向是否涉及洗钱或非法经营；税务部门稽查偷逃税款及关联交易；审计机关穿透审查资产真实性；最终形成“检查-问责-整改”闭环，尤其对境外资金流入、商业投资等高风险环节实施动态监控。

此类协同治理可将个案惩处升级为系统性风险防控，例如对连续三年审计异常的宗教团体启动资格重审，切实筑牢法治防线。

依法监管宗教神职人员已刻不容缓。 少林寺释永信案及近年曝光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违法犯罪案例无不揭示神职人员违法形态的多样性与危害的严重性：他们或侵占宗教财产亵渎信众信仰，或操纵宗教活动破坏国家秩序，或滥用宗教权威践踏法律尊严。

监管目的不是限制信仰自由，而是防止神职人员违法犯罪。通过法治化、透明化、社会化的监管手段，既保护信众的宗教情感与财产安全，也维护宗教自身的纯洁性与公信力，最终实现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 的治理目标。（作者：神奇的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