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考古学难掩殖民色彩_风闻

作者：裴世东 罗碧晴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

考古学的本质是历史学，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息息相关。把考古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或是将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奉为不可动摇的“圭臬”，都违背考古学本身的特性。

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长期以来，由于这种“物质性”以及科技手段介入程度的加深，不少人把考古学视为所谓“纯粹的科学”，甚至借此贬低历史学的学术价值。事实上，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与西方殖民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它一度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方面，为了反抗殖民压迫，被殖民地人民通过建立本土考古学来抵御殖民侵略。回顾并揭示这一问题，既可以深化对考古学的认知，也有助于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服务于民族复兴事业。

掠夺历史遗产

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学术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古物学，而这些“古物”则多是殖民者掠夺的文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欧洲贵族、宗教领袖热衷于收藏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品，这些文物被主教们带至罗马、佛罗伦萨，并自18世纪起流散到欧洲各地。英国人也不甘落后，查理一世、白金汉公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等纷纷遣人赴爱琴海等地搜集奇珍异宝，加之英国古物研究之风扩散，刺激一部分探险者、学者甚至政府都加入“发掘”和“研究”地中海沿岸古物的行列。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近代以来便令英法等列强垂涎。1798年，拿破仑远征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军队中就有包括历史学家、古物学家在内的167名学者随行。1801年法军被英军击败后，两国签订的《亚历山大协约》规定英军接收所有法军在占领时期收集到的古埃及文物。包括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在内的众多埃及文物，作为殖民战争的战利品被运往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

罗塞塔石碑由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祭司制作，碑文以古埃及象形文、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对照的形式记录国王托勒密的功德。三种文字的碑文为破译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重要材料。尽管埃及方面多次发起抗议和请愿，但英国至今仍未归还该碑。图为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  视觉中国/供图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进一步引发欧洲人对古埃及文明的强烈兴趣，西方几个主要殖民国家迅速扩大在埃及的盗掘活动，掀起“埃及学”热潮。这股抢夺古代文明遗产的歪风邪气随着殖民帝国版图扩张，逐步延伸到东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伊朗等地。在巴勒斯坦地区，西方国家相继成立所谓“考古”团体，诸如“英国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德国巴勒斯坦研究会”等，开展与所谓“圣经考古”相关的一系列“发掘”。在两河流域，西方国家派遣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充任外交官，利用领事身份在当地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走私，尼尼微、尼姆鲁德等重要遗址相继被发现。在伊朗，英国人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作为破译楔形文字锁钥的贝希斯敦铭文。

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国力、地缘政治等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欺骗，帝国当局对殖民者的发掘掠夺行为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加剧文物流散。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大使托马斯·布鲁斯费尽心机将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像拆下运往英国，出售给大英博物馆。19世纪末，随着殖民活动进一步深入，殖民者的文物盗抢活动更加嚣张。1897年，英国殖民者洗劫非洲贝宁王国的王宫，将青铜器运往英国。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欧洲探险家、学者跟随殖民扩张脚步，以商业贸易、旅行考察等名义，采取非法交易、盗掘的方式，对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文化遗产展开破坏性掠夺。

推行文化殖民

除了掠夺文明遗产，19世纪后半叶盛行的进化考古学也为殖民活动制造“合理依据”。在北美，殖民者通过考古学解释，将美洲原生文明定义为停滞和濒临灭绝的文明，为驱逐和奴役印第安人提供“借口”。1784年，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在他位于弗吉尼亚的庄园里，采用探沟法发掘一座土墩墓，这次发掘被称为“考古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讽刺的是，这个由英国殖民者命名，意为“处女地”的弗吉尼亚州，正是印第安人世代生活的地方，而这座土墩墓是密西西比河东岸数千座北美印第安人的墓葬之一。在非洲，德国探险者卡尔·毛奇于1871年发现大津巴布韦遗址后，欧洲考古学家否认大津巴布韦遗址宏伟的石构建筑是当地人建造的，而将它们视为史前白人在非洲南部地区殖民的证据。欧美考古学者一度坚信，非洲人“生物性的低劣”，不可能创造出重大文化成就，即便有也是从环地中海地区引入。

殖民者进行文化侵略的另一个常用伎俩，是通过考古发掘材料掌握解释文明的话语权，越是历史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越深受其害。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直言不讳地提出：西方考古学家凭借科学权威和学术支配，将考古发掘作为西方国家向中东扩张、实施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他们劫掠古代文明地区的文化遗产并带回欧美，以此确认欧洲国家在现代世界的领导地位。为巩固对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殖民者通过考古发掘成果编织一个历史谎言：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在历史演进中，中东古代文明地区陷入长期的停滞与混乱，文明中心逐步向欧洲转移，文明的火种在欧洲得以保留。这一谎言形塑了近代殖民主义的文明叙事——中东早期文明影响了早期欧洲，现代欧洲文明之光将指引中东步入现代文明。

上述手段也普遍运用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英属印度为例，其考古机构完全被殖民当局把持。1860年，英国政府授命印度总督坎宁勋爵组建“北印度考古部”，后改称“印度考古局”，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特殊直属部门。马克思指出英国统治印度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殖民者一方面通过发掘印度河流域遗址、早期佛教文化遗址，展现古代印度文明的辉煌盛景，另一方面教化印度奉“西方中心”为圭臬，宣传殖民印度的“合理性”，形成具有殖民色彩的英国“印度学”。中国亦是如此。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诚然，这一发现打破了中国没有史前文明的断言，但安特生等西方学者在解读发掘材料时，却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中东地区，与流传已久的谬论——“中国文明西来”说合流。

西方列强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结合破译的古代文字，将西方话语体系应用于各文明古国的历史叙事中，开创了“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赫梯学”等“东方学”学科。在建构这些学科的过程中，西方人按照“西方=文明进步”、“东方=野蛮落后”的逻辑框架，解释东方地区的考古发现，并重构相关历史叙事，为殖民统治创造意识形态工具。

激起民族反抗

殖民者的文化入侵，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生文化，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客观上为思想和文化启蒙创造了条件。考古学亦是如此。

在西方近代考古学刺激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分子，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借助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结合自身历史文化，创建自主的考古学科，力图打破西方话语权，重新阐释自身文明的历史。其一，出台法律条文、成立文物管理部门，任命具有本地区背景的官员担任领导工作，逐步构建起本国考古学的话语体系。如1922—1926年，伊拉克先后成立文物部、制定《文物法》，萨提·胡斯里担任文物总监。其二，以研究机构和博物馆为依托，开展自主考古发掘活动，抵制殖民势力对考古发掘工作的控制，掌握考古发掘材料，出版学术刊物，进而掌握本国文明的解释权，逐步构建起本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如萨阿德·扎格鲁尔领导下的埃及考古发掘与图坦卡蒙墓遗物归属的争夺。其三，在教育机构建立考古学专业，开设考古学课程，派遣留学生，逐步构建起本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如埃及大学考古系建立，出国留学的塞利姆·哈桑、塔哈·巴基尔、马宗达和瓦茨等人，归国后成为领导埃及、伊拉克等国自主开展考古工作的中流砥柱。这些举措激发民众的身份认同，成为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文化支撑。

相较于其他地区，历史悠久且未曾断绝的中华文明对文化殖民有着更加自觉的抵抗意识。“西方中心论”的传播激发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追溯民族起源，塑造现代国家认同和凝聚爱国热情的努力。晚清民国时期，本土知识界掀起通过出土文献研究古史的热潮。陈寅恪等开创“敦煌学”，他与陈垣、向达等将利用历劫幸存的敦煌文物“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付诸实践。甲骨文被发现后，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学者展开系统整理和研究，依托“二重证据法”，证实商代历史，重构中华文明信史。其中以鼎堂贡献为甚：一方面，郭沫若突破窠臼，提出“断片缀合法”，在甲骨文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等领域多有创见，实现甲骨文研究系统化；另一方面，他“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考古资料，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夏鼐语）。

与此同时，当时的有识之士建立一批考古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首任主任马衡提出“欲改造旧史，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坚信中国考古学“若能急起直追……于世界人类史上有相当的贡献”。中国考古学社、陕西考古学会等考古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蔡元培任会长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将考古作为“中国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途径写入研究会的使命。考古学人凝心聚力，开展多项考古发掘活动，取得空前成果，梁思永“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古史发展的延续性，傅斯年继而提出“夷夏东西”说，有力回击了安特生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考古学者如李济、梁思永、徐旭生等人担任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考古部门负责人，并兼任清华大学等高校考古学相关专业教师，他们主持殷墟发掘，培养了一批卓越的考古学者，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科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

考古学的根本目标是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考古学的本质是历史学，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在近代中国遭遇深重民族危机之时，“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梁启超语），成为彼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因此，把考古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或是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奉为不可动摇的“圭臬”，都违背考古学本身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