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娟律师团队｜广东强奸案，再审改判无罪_风闻
PINK小白-32分钟前
强奸罪，为什么容易办错案？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我们办理的广东高院强奸再审案，检察员认可辩方意见，当庭建议依法改判无罪，被告人泪洒法庭。今天，案件宣判无罪。从一审定罪、二审维持、申诉驳回，到如今再审无罪，4年了，他终于重获清白。
能无罪，除了律师的竭力辩护外，负责的检察官、敢于纠错的法官、说出实情的证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公开能查询到的强奸案再审无罪案例，自2000年至今，仅十余起，而强奸罪一年的立案量有近三万起。
“刚被抓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一旦立案了，再想给我改判无罪，或者把我放了，那就证明前面工作有失误，谁也不愿意承认，这个案子是证据确凿也好、是模模糊糊也罢，都要给我定下来”，王龙双目含泪。一路走来，他坐了大牢，丢了工作，靠自己坚持写信申诉，其中艰辛难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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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反悔”
王龙是厨师，有一位好友曹江，杨雪是曹江的女友。经曹江介绍，杨雪来到王龙所在的饭店工作。两人是老乡，一来二去，关系愈发亲密，一个月后的一天凌晨，二人发生关系。聊天记录显示，几个小时后，杨雪问王龙“到了吗”，撒娇说自己“还没收拾好嘞”“好累”。三天后的凌晨三点，杨雪邀请王龙来自己宿舍喝酒****，两人再次发生关系。不巧的是，这次被曹江视频查岗，看到王龙在杨雪宿舍。杨雪遂提出不再继续地下情，自己辞职。
又过了几天，杨雪打电话说愿意为王龙留下。虽不道德，但王龙也还想保持这段关系。次日凌晨下班后，王龙来到杨雪宿舍，他摸着杨雪的手，试探着说想留下来，但杨雪拒绝了王龙。王龙觉得自讨没趣，吵了两句后离开。
噩梦自此开始。第二天下午，曹江和一名陌生男子孟华来到饭店，孟华自称是杨雪表哥，质问王龙：“你去杨雪房间骚扰她了，给三千块钱这个事就过去了，不然就报警！”
王龙觉得自己啥也没干，拒绝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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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看重名誉
仅凭孟华这位案外人报警称“一男厨师对朋友进行骚扰”，警察立马过来抓人，直接以“强制猥亵罪”立案，报捕时改为“强奸罪”。
强奸案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多发生在密闭空间，往往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多是靠被害人、被告人两张嘴来还原经过。**两人各执一词时，办案人员天然会倾向于采信女方说法，证明标准远低于普通刑事案件。**即便证据链完全无法闭合，案件还是一步步推动着。
是什么让亲密情人反目成仇？我想到任卫华大法官在《刑事证据判断》一书中的论述“人在生活中不会都看重操守，但是都会看重名誉。一个有伴侣的女人可以与其他男人有肉体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激发炽烈的情欲。可是，这样的女人却丝毫没有勇气对人坦承这种关系。当面临这种关系暴露的危机时，因为顾忌强大的道德压力，为了保全名声，她们通常只会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牺牲情人的利益，不论情人因此会沦落到何种境地。这是一个规律性原因。”
这段话概括了大量“事后反悔型”强奸案的诱因。我们办理过的案件中，有因与网友深夜酒店见面，被父母发现后被带去报案的（驻马店案）、有因发生关系后男方拒绝恋爱，女方反悔报案的（南昌案）……根本上的出发点都是女方要保护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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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的疑问
我相信，面对被害人处处撒谎的陈述，相互矛盾的证言，显示二人实为情人关系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是想过纠错的。
开过一次庭后，法院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检察院发出《补充侦查建议函》，要求核实几个问题：1是，需质被害人为何在公安机关做笔录中不提及双方自愿发生过性关系；2是，将完整聊天记录给被害人辨认……并提醒检察院根据补充侦查结果，决定是否撤回起诉。
办案人员将完整聊天记录给杨雪看，杨雪才不得不承认，二人之前发生过两次关系，并继续谎称第一次是王龙强迫她，第二次是趁她醉酒发生关系。办案人员问，为什么之前做笔录闭口不提？杨雪实在编不出来，只好敷衍说“我想不起来之前为什么没说了”。
可惜，即便是被害人如此敷衍的谎言，检方仍要为之前的错误背书，坚持不撤诉。法院只好第二次开庭，仍没放弃努力，通知了杨雪、孟华出庭。
杨雪一如既往嘴硬，审判长发问直指其笔录的不合理：“第一次发生关系几小时后，你给王龙发了消息，包括让王龙给你手机刷钱、买鞋等，这与你所说的他趁你醉酒发生关系，是否互相冲突？”
杨雪答：“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归是要解决的。”
审判长再问：“你说第二次发生关系也是被迫的，但是为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天凌晨3点，你主动邀请王龙到你宿舍喝酒？”
杨雪答：“我是要和王龙谈离职的事情”。
而孟华，或许是出于良心发现，或许是不想背负诬告陷害的风险，选择向法庭讲出真相。
时间拉回案发当天，曹江得知王龙深夜到访杨雪后，萌生要钱心思，才找到孟华，强调“我们是去闹事的，讹到钱，不是讲道理”。因为没要到钱，曹江教孟华报警，并提前串了证词。
庭开成这样，错案总该得到纠正了吧？遗憾的是，检方仍认为，曹江、孟华要钱属于被害人私力救济；被害人虽自愿多次与被告人发生关系，但最后一次是强奸未遂，且凌晨5点到被害人房间去，从时间上看就意图不轨。
一审判决王龙强奸未遂，实刑10个月。二审书面审维持原判。王龙继续向中院申诉，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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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是神
苦心人、天不负，随着王龙一封封申诉信寄出，广东高院最终决定再审。我们审查案卷后，认为王龙冤得明显，不可能构成强奸罪。
我们并非认为，只要前两次自愿，最后一次就一定自愿。但对被害人陈述不能割裂判断，面对前两次性关系，杨雪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看到聊天记录铁证才承认发生过，又为了自己的名誉肆意撒谎，坚称非自愿。原审判决没有采信杨雪关于前两次也是被强迫的说法，认定自愿发生关系，为何单独采信其对最后一次的陈述？
不管是杨雪案发时给曹江发的消息，还是曹江、孟华去找王龙要钱的借口，王龙行为只有一个“凌晨去杨雪宿舍”，可以直接指向没有强奸行为。至于凌晨5点的时间点，更是完全忽视了两人工作日常就是凌晨下班，此前发生关系也都是凌晨2点、3点，刻板地考虑时间问题。
再审庭审中，我们还原了杨雪陈述的姿势、过程，按照杨雪陈述，王龙的每一个动作都严重违背人体生理常识。
从杨雪的笔录展开，我们用PPT展示了她的十大谎言，用聊天记录还原了两人从相识到屡次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以及曹江、魏某联合被害人串供的真相。
“我们充分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同意无罪意见，建议改判王龙无罪”，检察员宣读公诉意见的那一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王龙也为迟到的正义流下眼泪。
庭后，我们与法官、检察官闲聊。法官好奇当事人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说我们名气大，“听说你去年有6起无罪啊”。王龙说是从南昌强奸案了解到的，之前一审的本地律师也很负责，但开庭时明显感觉到法官不尊重律师，经常不让律师说话，他决心找个敢于对抗的外地律师。
王龙越说越委屈：“从我被抓的那一刻，很多人告诉我，我不可能无罪了，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搞错了。但是我不想放弃，我的申诉状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我逼着自己学习。”
法官解释：“之前的司法机关也是根据证据办案的，在证据面前，都是普通人，谁也不是神，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判断。”
我问：“申诉很难，法院为什么决定对本案启动再审？”
法官说：“没什么特别原因，就是法官助理审查案卷后，认为确实有问题。”
我说：“法官助理很负责，王龙要感谢她。”
助理谦虚道：“法院对每一份申诉状都是认真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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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办错案？
比起其他案件中存在的趋利执法、权力寻租，强奸案形成错案更多是观念上的误差。同一份证据，辩方和控方的解读可能出现巨大偏差。且这类案件，办案人员往往要承担来自被害人方的巨大压力，比如有的案件中，被害人要死要活，办案人员基于这种压力，就更容易倾向采信被害人方说法，有再多瑕疵、矛盾，都可以闭着眼睛办。
“事后反悔”是强奸冤案重灾区。此前，我们办理的南昌强奸案、驻马店强奸案曾引发热议，有人提出实践中审查“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女方说”——指经常出现女方说啥是啥的证据采信标准。
甚至不需要有显著暴力、不需要形成伤情、不考察女方是否有呼救条件、不审查女方是否有能力反抗、不考虑女方事后表现，只要女方笔录说“他强制我，我没办法”，就足以认定“强迫”。
不考虑一般人的生活逻辑，机械适用法律，也是强奸案冤案高发的原因之一。比如，即便是情侣、夫妻，在发生性关系时，也可能会出于情趣、害羞等原因，说出“不要”二字。“不要”既不能直接认定违背意志，也不能直接认定同意，要结合前后文、场景、语气等综合判断。办强奸案，即考验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专业性，更考验办案人员能不能运用生活经验判断证据的合理性。
比如，南昌强奸案，一审法官坦言，因被害人有抑郁症、闹自杀，才重判6年，二审我们介入后，改判缓刑。两人发生性关系时的录音，足以证明毫无暴力行为，同样冤得明显，但仍未能改判无罪。我始终坚信，总有一天，南昌案也会启动再审，还他清白。
（再审案中，辩方对被害人伤情的分析）
（再审案中，法官对被害人伤情的分析）
“女方说”的现状非朝夕可以改变，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我们只能在个案中尽力还原真相，祈祷有些运气。
附本案法院说理全文：
第一，证明王龙具有违背杨雪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这一“强奸故意”的证据不足。
首先，微信聊天记录、原审被害人陈述与原审被告人供述证实案发前一周内，杨雪与王龙曾两次偷情发生性关系，时间都是在凌晨2、3点之后，其中一次还是杨雪在凌晨3点多主动叫王龙捎带啤酒开瓶器到自己住处，在发生性关系后又删除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还交代王龙如何应付其男友曹江的质疑，两人之间关系暧昧，交往密切；其次，7月19日发生性关系后杨雪虽然发微信告知王龙“这是最后一次”，但此后杨雪并未断绝与王龙来往，证人李某证实7月22日王龙告诉其杨雪要辞职，7月23日即案发当天凌晨杨雪与王龙及其三人一同喝酒到凌晨2时许先行离开，5时许王龙说喜欢杨雪、要去找杨雪把她留下来；最后，证人刘某证实杨雪7月22日晚提出要辞工，理由是她与王龙关系没处理好，需要马上走。综上，王龙辩称案发当天其只是基于与杨雪此前的暧昧关系且杨雪态度存在反复，其为了挽留杨雪而前往杨雪住处，虽想要与杨雪再次发生性关系，但杨雪表示拒绝后其就离开了杨雪住处的辩解具有合理性，与上述证据相印证。而杨雪所称王龙进入房间后就赤裸全身上床对其实施暴力试图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没有确切证据印证。故原审认定王龙具有“强奸故意”的证据不足。
第二，证明王龙对杨雪实施了暴力行为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1.关于杨雪右腿膝盖处的淤青形成原因，并无相关鉴定，且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王龙提供的微信记录证实杨雪在案发多日之前右腿膝盖确有摔伤，而案发后拍摄的杨雪右腿膝盖处淤青照片显示该淤青很小且颜色已很浅淡，故不能排除该淤青系杨雪之前摔伤所致的合理怀疑，也无法据此得出该淤青是案发时王龙造成的唯一结论。即使推定该淤青是案发时王龙造成，也只能证明王龙实施的所谓“暴力”十分轻微，符合两人存在暧昧关系的求爱行为方式。
2.现场勘验笔录证明侦查机关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时未见异常也未提取任何物品痕迹。杨雪提交的五个避孕套（其中一个经杨雪确认是其与男友自用）也均未使用过。因此，案发现场并不存在暴力痕迹。
3.住在同宿舍隔壁房间的阿姨许某证明案发当天其睡到下午，中途并未起床洗漱或上厕所，也没有听到杨雪房间有什么异常。杨雪关于王龙因为听到阿姨起床声音才放弃犯罪行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不符。
4.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案发时王龙离开后，杨雪第一时间给曹江发的微信是“算了，没事了。睡吧”，这与杨雪此前打过电话给曹江但未接通的情况相衔接，可见当时其对王龙的行为并不十分介意，打算继续睡觉。一分钟后，其接到王龙微信“雪雪自己想清楚，我跟曹江之间”，随后其与王龙就三人关系行为等发生争论。两人聊天结束后，其就将聊天记录和避孕套照片发给曹江，以表明王龙进入其住处想要发生性关系，但未提到王龙对其使用暴力，只说“自己看王龙趁我睡觉上楼的，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一直问我那天给他打电话怎么回事”“他在楼下睡觉，我把门反锁了”“他估计是喝酒了”。证人孟华则证明听杨雪说王龙进入其房间讲了一大堆话，在床上留下两个避孕套，其很害怕，但未提到王龙实施了暴力行为。上述证据不仅不能证明王龙使用了暴力，反之能对王龙称其当晚是想找杨雪聊聊天挽留她的辩解形成印证。即使是杨雪男友曹江的证言也只是证明听杨雪说其睡觉时被王龙压住，其以隔壁阿姨作威胁，王龙遂离开，并无进一步行为。
5.微信聊天记录、原审被害人陈述、原审被告人供述证实，案发期间杨雪给其男友曹江拨打了两次语音电话，足以证实王龙并未阻断杨雪与外界的联系和限制杨雪的自由，在确认杨雪不接受其之后便离开了房间，未再实施进一步行为，杨雪随后也打算继续睡觉。可见，王龙行为给杨雪造成的侵害较小，又是基于两人此前已有过暧昧关系而试图再次求爱，不具有强奸的暴力行为特征，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6.王龙虽然在案发当天下午曾给杨雪发微信“是我的错，喝了酒人就有点犯浑，对不起”，但结合当日凌晨王龙离开后不久两人聊天记录内容是就三人关系行为等发生争论来看，王龙前后给杨雪发了较多道歉，称不应该破坏杨雪和曹江的关系，祝杨雪和曹江幸福等。因此，王龙关于其是为了哄哄女孩子以及对其破坏了杨雪和曹江之间的关系而道歉的辩解具有合理性。鉴于王龙与杨雪之间的暧昧关系，对该句认错不能排他性地理解为“王龙有强迫杨雪的暴力行为，所以对其道歉”。综上，在案证据仅有原审被害人杨雪陈述直接证明王龙使用了暴力行为试图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均不能对其陈述形成强有力的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得出王龙实施了暴力强奸未遂行为的唯一性结论。
第三，杨雪案发后的态度、行为不符合被强奸女性的普遍表现。
案发时王龙离开后，杨雪第一时间给曹江发的微信内容是“算了，没事了。睡吧”，并没有报警的意思表示，事后也不是其主动报警，而是曹江及孟华向王龙索要钱财未果后才由孟华报警，且报警时并未称杨雪被强奸，而是称被骚扰。杨雪在一审庭审时也表示，其本不想报警，不想追究王龙的刑事责任。综上，杨雪案发后的态度、行为并不符合一般女性遭受强奸后的普遍表现。
第四，本案不能排除存在勒索王龙钱财的合理怀疑。
从现有证据来看，曹江和孟华的聊天记录显示，案发后当天下午两人商谈如何找王龙讹钱；孟华一审庭审时称其和杨雪认识仅几天，是曹江让其冒充杨雪表哥一起去找王龙讹钱；杨雪在第一次询问中也陈述“我给我哥（孟华）打电话”，有配合谎称孟华是其表哥的行为；杨雪与王龙姨妈韩某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在王龙被羁押后，杨雪与韩某微信聊天时有让韩转给其十万元、其便撤案的意思表示。故本案不能排除存在勒索王龙钱财的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