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历史的两大源头_风闻

越是遥远的历史越是模糊，这是必然，不论在人文领域还是科学领域都如此。人类历史上很长时期没有文字，那时所有历史都是口传。虽然现在有人强调口传文化中对于口传准确性的严格要求，但口传历史从细微走样到逐级放大，形成量变到质变的效应，几乎无一例外。近代以来凭借一些考古发现或科学证据，从而勾勒或描述远古历史的完整面貌，基本上都只是假说或猜测，未必就是真相。本文简单分析自文字产生后伪造历史的两大意识形态，它们的影响从古至今没有消失。

第一个伪造历史的主力就是宗教，它不分东方、西方，一神、多神，凡是宗教都会造假，伪造历史只是造假的内容之一。因为宗教总是在有限的知识基础上解释全部世界，也就是说全部时间、空间以及真实和虚幻中没有一个角落是宗教不能解释的，因此，宗教必然造假，或者器物造假，或者解释造假。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宗教造假并非全是刻意伪造，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基础薄弱，硬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无奈。古代宗教造假有时因为没有旁证而不易分辨，现代宗教以及很多新兴宗教的造假往往昭然若揭地“一眼假”，例如米国摩门教的伪造历史，以及一些与所谓外星人挂钩的新兴宗教。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因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护身符，使得人们懒得与之争辩而已。

宗教造假有一部分与没有文字的口传历史是重合的，自文字产生后，宗教得以长足发展，一些文字基础不够充实的小宗教，例如没有成文经典的原始宗教，往往被称为迷信，在宗教战争或宗教对抗中失势，因而即便造假，由于其地位不再重要，造假的危害被忽视或比较容易控制。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文字基础强大的大宗教就不会造假，例如那些有明确成文经典和大型教会系统的大宗教。而应该说，有成文经典的大宗教的造假更不容易被识破，因为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教育是宗教最主要的功能，很多地方至今仍如此。宗教造假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教义的绝对正确，同时维护宗教的统治地位，成熟的宗教完全有能力将包含伪造历史在内的各种造假，通过教育灌输给信众，并且保证无人敢质疑，宗教造假因而维护了毋庸置疑的所谓宗教真理和宗教权威。

举例来说，佛教经历了从口传到成文经典的过程，在此期间，佛教造假比比皆是，恕不一一举例。只不过在近代中国，佛教地位不高，人们懒得深究佛教的造假，例如观音究竟是男是女，佛祖舍利究竟是真是假。佛教在中国大都是祥林嫂那样没文化的底层民众的慰藉，造假危害有限，甚至还有点益处，所以，只要不涉及国家的根本决策，佛教造假被允许在有限范围内自娱自乐。

最近关于西史辩伪或西方伪史论有很大争议，这就不得不说一神教。事实上，一神教的造假同样罄竹难书。例如耶稣复活，五鱼二饼、水面行走、都灵裹尸布，玛利亚奶水等等。基督教统治欧洲的中世纪，各种造假远比今天的基督教更为猖獗。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耶路撒冷返回欧洲的十字军们带回的很多物件都涉嫌造假，例如造成耶稣死亡的长矛、钉住耶稣手脚的铁钉，钉住耶稣身体的十字架的木质碎片、碎块等，后来还有在欧洲各地流传的最后晚餐上耶稣用过的圣杯等等，每一样在欧洲都价值连城。尤其是那些铁钉、木块，如果再添油加醋地说上面还沾着耶稣的血迹，很多基督徒甚至愿意用生命交换，而且，它们比长矛、圣杯之类复制更容易、检验更困难，数量还不受限，成本低廉而价值巨大，造假动机难以遏制。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所谓圣徒，英格兰宗教改革、摆脱梵蒂冈控制时期，新教便揭露了英格兰一些天主教教堂里所谓圣徒的圣血之类，都是造假产物。

基督教造假除了器物之外，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历史解释造假。在此有必要强调一下，宗教造假有些并非故意为之，即不是知假造假，而是宗教狂热、宗教虔诚拿着鸡毛当令箭，毫无质疑地盲目相信所致。例如将《霸伯》记载当成真实历史，至今仍在危害世界。除了所谓“应许之地”导致以色列不断扩张外，将诺亚方舟故事当成绝对真实历史，导致诺亚的三个儿子雅、闪、含成为当今全人类所有人群的源头（但从不解释或胡乱解释他们的配偶来自哪里），最终导致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巨大灾难，本质上都源自基督教或一神教伪造历史的强大传统。犹太人受此灾难后，当今部分犹太人不认真反思宗教造假，仍继续信奉宗教造假或试图增添新的造假，使我们隐约感到宗教造假导致的人类灾难，在西方社会仍没有彻底消除隐患，仍有可能重新发生。

从诺亚方舟的故事可以发现欧洲历史上第二个造假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重要产物，其首要特征是反对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反基督教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揭露天主教造假以及伪造历史，因此，在启蒙思想、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大潮下，天主教很多昔日的造假之物以及曾经伪造的历史都被清算。然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主张《霸伯》是真实历史，《霸伯》记载的都是耶稣的真实言行，因而《霸伯》绝对正确，唯独《霸伯》等观点，导致对中世纪天主教历史造假的清算并不彻底，它与兴起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新一轮造假狂潮。

民族主义简单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说是“民族自决”理论。从历史发展看，绝大多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是在不断融合、分化的动态中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过去到未来永不停歇的变化过程。而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要求一个“民族”自古以来便永久不变地存在，以便使他们当下的主权要求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理由。这个要求事实上使得很多民族极为被动。以欧洲很多民族为例，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他们大都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语言及民族文字，是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标配之一，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民族的文字都是在反宗教的文艺复兴前后才刚刚形成或成熟，而反宗教的另一大使命就是一定要将自己的民族历史塑造得比基督教更为长久。民族文字的形成这一点很难造假，因为欧洲很难找到现代民族文字的古代文献，只能从民族历史中想办法。

例如，古希腊特洛伊传说中有一个人物叫布鲁图斯，据说是埃涅阿斯的后代。英格兰学者曾编造说，特洛伊覆灭后，布鲁图斯带着一群人来到了英国，不列颠的称呼就来自布鲁图斯，他也成为不列颠的第一个国王。这个编造满足了民族主义的一个需求，即超越基督教会的历史跨度，英国历史时间线因此比梵蒂冈更久远，英国摆脱罗马教会而拥有主权便顺理成章。只可惜这个编造严重缺乏实证，被后人不得不放弃。然而，将英国历史或者欧洲其他民族历史延伸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文明，仍然成为反宗教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常规操作。古希腊事实上也是宗教统治，只不过不是基督教而是以宙斯为核心的诸神体系，于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将古希腊宗教改称为“古希腊神话”，契合了反宗教的要求，并且由于“神话”似乎属于文学创作，因而使得编造历史被认可。直至今天，一些历史学家认定古希腊人属于雅利安人，就是这种伪造历史的延续和实例。

法国在埃及寻找文明源头，理由同英国一样，也是要找一个比基督教更古老的文明源头，只不过民族主义导致法国要寻找的文明源头不能同英国一样。由于拿破仑战败，如何将埃及文明源头与法国文明相结合，没有成功实现，成为民族主义伪造历史的烂尾工程。相对而言，德意志民族要找一个比基督教更古老、又不同于英法文明源头的努力，在某个时期似乎更成功。诺亚方舟的故事对于欧洲民族主义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这个故事并非《霸伯》原创，而是来自比一神教更古老的拜火教，犹太教的《旧霸伯》对它作了修改而纳为己有。地中海周边地区曾有人寻找诺亚方舟的停靠地点，如今亚美尼亚的高加索山脉被认为是诺亚方舟停靠的实际位置，由此衍生出很多以高加索为源头的各种理论，此处不做分析。之所以认定诺亚方舟停靠高加索山脉，是因为在当时欧洲人视野中，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加索主峰是最高的，诺亚方舟当然只能停在那里。然而，到了德意志民族崛起时，欧洲人已经知道世界最高峰在喜马拉雅，于是，结合更古老的拜火教，到喜马拉雅地区寻找诺亚方舟的停靠点以及雅利安人的起源地，就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这其中有多少历史造假的细节，本文不想一一展开。

总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欧洲各个主要民族都不遗余力地寻找自己比基督教更古老的文明起源，而且力图证明自己是古已有之的一以贯之，成为历史造假的主导思想和底层逻辑。由于缺乏本民族文字的远古证据，这种造假大多集中在考古和文物领域。当然，我们也很难说在此潮流中的所有考古、文物都是造假，但有假的成分是必然的，毋庸置疑。如同基督教以及所有宗教的造假，民族主义造假也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器物造假和解释造假，即有的是知假造假，有的是对真实器物的虚假解释。

在欧洲民族主义伪造历史的历史潮流中，俄罗斯民族比较悲催，他们的历史在西元988年东正教进入基辅罗斯之前，几乎不值一提，而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要求摆脱宗教，使得很多俄罗斯思想家，包括索尔仁尼琴，都对此苦恼不已。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文明源头究竟在哪里？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叫福缅科的学者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造假工程：既然自己不能比别人历史更悠久，那就把别人的历史都缩短。事实上，在中国周边，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民族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伪造历史的国家文化工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离中国较远的土耳其同样是伪造历史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欧洲民族主义伪造历史的徒子徒孙。只不过不管从财力还是时间上，他们伪造本民族文明历史的成果，至少到目前为止远不如欧洲伪造历史那么成功。事实上，即便是欧洲，法国、德国伪造历史的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已经被部分抛弃，例如德国的雅利安文明论，硕果仅存似乎只有以英国为代表的泛欧主义的古希腊文明。而像埃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当年欧洲伪造历史的烂尾工程如何阴错阳差地被捡漏，为自己所用，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

必须强调的是，各国民族主义伪造历史像宗教伪造历史一样都是必然的，但不等于说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伪造，这是西史辩伪与西方伪史论的内在差别。真正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该理解西方造假的背后逻辑，并且分辨哪些是关键性的造假。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盘否定并不可取。

在宗教造假和民族主义造假的历史潮流中，中国显得非常特别，甚至是一个例外。在皇权大一统的氛围中，皇权笼罩之下，凡是优秀物产、人物理论上都归皇权所有和支配。因此，要想吸引皇权注意，将本国产出伪造成外邦贡物是一个秘而不宣的做法，例如中国历史上所谓外部传入的佛经实际上有很多是中国僧人自行创作而假托来自天竺。万国来朝、奉献贡品是中国皇帝们乐此不彼的政治荣耀。而一神教与中国皇权正好相反。由于唯一神排斥其他一切神，因此，世间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产出都必然只能属于唯一神的创造，绝不可能属于异神、异教。因此，当一神教发现异神、异教的好东西，总是想尽办法将其说成是属于自己的，决不能属于别人。这种窃取历史同样属于伪造历史，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的构建中，目前很难准确细分。但这种窃取他人历史的做法，在一神教中实属必然。

在宗教造假的氛围中，由于中国历史本身就超出了一神教历史的长度（牛顿为此曾精确计算后拉长上帝创世的时间），因而，否定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在很长时间里是西方宗教伪造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结果是导致中国至今仍存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中国人自己在相当长时间里缺乏清晰透彻的认识，而是跟着强势的西方，稀里糊涂地走了一路。在欧洲带头展开民族主义伪造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特别在于，中国确切可靠的历史不是像欧洲列强那样太少，而是太多。因此，欧洲民族主义伪造历史需要做加法，而西方中心论促使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对本国历史大做减法。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导致一些中国人忍无可忍，反其道而行之，以较为极端的情绪，对西方历史大作减法，对中国历史则尽情做加法。感情上可以理解，但在理智上仍需要冷静，需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

​近十多年来，中国明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反对西方中心论，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伪史论似乎在呼应这两个重要理念，但确实有用力过大，矫枉过正的嫌疑。即便欧洲历史上民族主义大力揭露宗教的伪造历史，也没有彻底否定宗教，毕竟，宗教无论如何造假，毕竟还是有点真东西。对于欧洲民族主义的造假和伪造历史，也很难认定全部都假。除了无中生有外，欧洲以及各国民族主义造假还有很多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而反驳西方伪史论的人，虽然能抓住对方的一些漏洞，但如果仍在拼命维护西方中心论，客观上仍在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显然也值得警惕。西史辩伪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它很难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更为扎实的研究工作。

来源 | 刘仰   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