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早就开始“灵活就业”了_风闻

看理想

2025年07月18日 13:01:41 来自安徽省

《东京奏鸣曲》

“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职业选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餐饮服务、生产制造、骑手/配送、超市零售、市场推广的岗位数量位居前列。

邻国日本近年也兴起零工热。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零工时薪，常常达到几十到一百多人民币。主角们不仅可以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还有余裕发展个人兴趣。

打零工真的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吗？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到底有没有穷人？如果有，这些穷人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讲述 | 潘妮妮

01.

发达国家有穷人吗？

世界银行2022年制定的贫困标准为日消费2.15美元，用于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低于这个标准线，就是一般概念中的“穷人”。

这里的“穷人”一般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遭到了破坏，但是没有或还未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比如印度、巴西的贫民窟，普通自耕农的土地被工厂征用，或者被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农场拿走。

这些失地农民来到大城市，从事零散的底层工作，在城市的边缘自发搭建住所，形成聚居的贫民窟。他们收入低，居住环境狭小，卫生状况恶劣，治安环境也通常由黑帮组织而不是国家来维护。这是我们更熟悉的“穷人”的状况。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日本的确不存在“穷人”。日本人均GDP有三万多美元，按照目前的汇率，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为300多日元，无法负担在日本一天的衣食住行。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城镇化水平就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即使是山里的农村，给人的感觉也是环境清洁，交通发达，居民安居乐业。

哪怕是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中国游客来到东京、大阪等城市，还是会感叹日本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线下商业繁荣兴旺，一副井然有序的样子。“失去的三十年”仿佛没有改变日本的发达状况，日本没有“穷人”。

然而，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关键问题，是“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发达国家的“穷人”则是完全融入了发达国家的发展体系中，既享受了发达带来的成果，也遵守体系里的规则，承担体系里的义务。

但是，当国家发展停滞甚至衰退以后，一些人渐渐享受不到成果，却仍然要遵守规则、承担义务，于是生活就陷入窘迫，成为了既不被社会关心，又要受社会规则约束的“穷人”。

《东京奏鸣曲》

“网吧难民”是其中的代表，这个群体在全体人口中占比不算大，但是他们身上反映的问题特别有典型性，引发了很强的社会共鸣。

日本的“网吧”，字面上通常叫网络咖啡馆或者漫画咖啡馆，通常分成若干个带电脑的单人小隔间。价格是一个小时300-500日元，通宵的价位在1000到4000日元。网吧附带提供免费的饮料、简餐和淋浴间，隔间谈不上隔音，躺卧的时候身体不能完全伸直，免费饮料餐食的水平也可想而知。

2007年，也就是日本遭遇“失去的十五年”的时候，出现了一群长期居住在“网吧”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法稳定地租房。

日本人的房租，和日本人的收入数据相比，似乎不算高，而这些人大多数是“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日本政治家和民众固定的思维方式，还有僵化的社会体系，都没能适应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巨大变化。

在曾经繁荣发展的日子里，日本的房屋出租形成了很多“规矩”。除了需要预付订金和提前缴纳数个月的房租，房东和中介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审查租房者的背景，如果没有明确的工作单位，或者曾经有多次搬家的记录，都可能会被婉言谢绝。

在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社会似乎默认，一个日本人“有稳定工作”是正常的，应该终身在同一家企业稳定地熬年资升迁，对同一家企业不离不弃。“终身雇佣”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

不过实际上，即使在日本经济最好的时候，也只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才有实力搞“终身雇佣”制度。只不过经济发展得好，失业比较少，在很多小企业也能干一辈子。

总之，经济发展繁荣时期，稳定的雇佣状态让社会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豪感，认为终身雇佣是日本人自带的出厂设置，员工忠于企业，企业保护员工，一辈子安心工作。在这种社会自豪感下，日本人的品格和稳定工作挂钩，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会在人格上受到质疑。

而具体到租房问题上，各种对职业和收入的严格审查，既是为了确认租房者的经济实力，也是在审视租房者的人格。接纳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入住，可能会让其他居民感到“不安”，影响公寓的评价。

这些在日本就业状况稳定的时代定下来的规矩，本意也许是维护日本社会的稳定，但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却成为了很多劳动者的枷锁。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企业难以维持庞大的用人成本，很多中小企业破产或选择裁员，而大企业虽然碍于终身雇佣制度无法直接裁员，但是可以采用内部调动的方式，逼迫员工主动选择辞职。

《东京奏鸣曲》

于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放弃终身雇佣正式员工，选择“劳务派遣”的非正式员工。

所谓“劳务派遣”制度，是劳务中介公司一边和劳动者签约，一边再和用人单位签约，向对方派遣劳务人员。劳务人员与中介公司和用人单位之间是三角关系，会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

劳务派遣的直接好处是提升用人效率和就业的灵活度，潜在弊端是中介和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在涉及派遣员工福利的时候推卸责任。这就需要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出面进行有效地监管。

日本国内对这方面问题的批评很多，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会认为派遣员工并非“自己人”，中介公司经常和派遣员工签短期合同，导致派遣员工经济和福利待遇显著低于正式员工，在用人单位里的地位也比较低。

在“网吧难民”一词流行的同时期，日本还拍了电视剧《派遣的品格》，主角是一位能力超群的女性劳务派遣员工。

该剧主要有三种爽点，第一是看劳务派遣超人解决正式员工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是看主角整顿职场，帮助下层员工反击上层员工的霸凌和性骚扰，痛击职场等级制度；第三是看女主角和其他派遣员工痛快反击来自正式员工的歧视，为派遣员工正名。

电视剧的收视率非常高，媒体讨论热烈，却不够针砭时弊。一边替观众批评日本的职场文化落后，另一边鼓励派遣员工要有自信。

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社会摆脱对“终身雇佣”的追求，接受劳务派遣越来越多、就业不稳定的事实。

02.

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政治家都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想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方式来活跃市场经济，国家政策也进一步支持劳务派遣和打零工的工作方式。这类劳动者被统称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历年数据，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占全体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从1989年的19.1%，到2015年突破40%，之后就在这个数字上下徘徊。此外，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和正式雇佣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同工不同酬问题。

以2020年为例，正式雇佣劳动者收入中位数为32.42万日元/月，非正式雇佣只有21.48万日元/月，其中女性更是只有19.33万日元/月。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收入水平必须努力节俭才能勉强有所盈余。

《东京难民》

2008年，日本媒体采访了“网吧难民”。受访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出生在东京之外的小地方，本身学历普通，只能从事零工或者派遣。除去交通费、吃饭和社交，剩下的钱用来付房租和必须的水电、网络、公共设施使用费，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何况房子也不好租。居住条件和环境好一点的地方，需要预付的现金多，对租户的工作状况审查比较严格，而且一般要求长租，但是非正式雇佣经常换工作地点，如果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换的工作地点太远，交通费吃不消。

条件不苛刻的地方又不够方便和安全，不如干脆在网吧里将就，反正年轻熬得起。结果网吧住久了，有长期无固定住房的记录，再想租房就更难租了，陷入了恶性循环。

除了年轻人，媒体还采访到了一些中年人。有一个从事IT相关工作的男性，先后经历了公司不景气、裁员和离婚，随后就一直从事劳务派遣工作。虽然他收入尚可，但要付离婚后的赡养费，加上工作场所不稳定，就在网吧里住下了。

白天，这位男士穿着干净的衬衣和西裤，拿着公文包出门，轻易地融入了清晨的人流中，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上班族，体面的“中流”。但在网吧生活，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成为了社会无视的“下流”人群。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也许仍然很发达，但是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穷人”，他出生在发达的城市，也成长在发达的城市，没有离开城市的选项，那就需要一直遵守发达国家的城市生存规则。但是这些生存规则，是“一亿总中流”的时代设计的。

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把很多原本是“享受”的东西变成每个人必须消费的必需品。而当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和收入不再属于“中流”时，却还是要遵守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则，继续为体面的中流生活买单，就会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产生同样艰难的感觉。他们都在努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

日本媒体现在大力宣传“地方移住”，就是搬到小城镇或者农村去住，类似于中国的“逃离北上广”。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能够“逃离北上广”有几个条件。

《日落日出》

首先，中国有大量的城市环境建设得不错，和北上广生活的落差不是太大。其次，很多年轻人本身在北上广打拼，逃离其实是回家。最后，国家政策还是在追求平衡发展，希望就业的资源不要过于集中在北上广。这个过程虽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还在努力。

而日本的情况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资源已经高度集中在东京和大阪两个巨大都市圈，和这两个地方公共设施建设水平接近的城市非常少。日常生活便利性的差距，让很多习惯了东京生活的人望而却步。更何况很多家庭就是几代人生在东京长在东京，无法逃离。

发达国家穷人的特征不止于此。“网吧难民”租不到房，说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不但得不到社会和政府的关心，反而被边缘化了。实际上，日本“终身雇佣”观念的背后，也有法律的因素。

1947年日本制定《职业安定法》，其中第44条就明确禁止有偿的职业中介，也就是今天的“劳务派遣”。这个法律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战后初期社会混乱，黑社会势力很大，劳动力中介市场被黑社会控制，需要维护社会稳定。

在1986年日本正式制定《劳务派遣法》之前，“劳动派遣”在理论上都是非法的。这就导致民众对“劳务派遣”和其它的非正规雇佣形式，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排斥和歧视心理。

而且，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劳务派遣”没有得到国家的充分承认，国家在制定针对劳动者的福利政策时，基本也是针对“企业员工”或者“行业工会”这类有明确身份的正规雇佣劳动者群体。

而到了“失去的三十年”，国家大力鼓励非正式雇佣，目的是削减企业成本，缓解国家的财政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会认真思考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福利吗？

很多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享受不到企业内部的福利，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保险也需要自行缴纳。收入越低越不稳定的人越是如此，保险负担比正式员工高，未来能领到多少退休金却很难说。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日本老年人都拿着很高的退休金，过着悠闲的生活，日本也经常有网民骂老年人把国家的钱吸走了，没有钱给年轻人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媒体采访过许多退休金非常微薄、必须省吃俭用的老年人，不少人还在租房子住，担心因为年纪太大被房东赶走，退休金租不起别的房子。

《事件之泪》

这样的老人，大多数过去也是“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看着他们，现在的中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也会担忧自己的未来。

很少有人会乐观地相信日本政府能够积极增加国民福利，毕竟帮助弱势群体这种事情，既要靠良心，更要看实力。而现在日本的状况令人怀疑。

尾声.

被抛弃的“中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基本算是被认证的“发达国家”或者被认为有潜力的“准发达国家”。

据该组织2022年的“相对贫困率”调查，日本在38个国家中排在第八位，达到15.7%，前面的是哥斯达黎加、罗马尼亚、以色列、墨西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著名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这个排名让日本非常挫败，毕竟在过去，日本一直相信自己的社会是非常平等的，并为此感到骄傲。日本国内因此更加地关注贫困问题，并定位了三个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

除了前面提到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和领退休金的老人，还有一个群体是单亲母子家庭。这些群体的共同点，就是在日本经济繁荣的时代，他们不是主流社会和政府关心的对象。

那时候人们认为日本会一直终身雇佣，也没有出现这么多老人，主流社会和政府默认日本人的家庭关系很稳定，很单纯，男性上班，女性在家带小孩。所以福利直接给到有稳定工作的户主男性，很少去考虑女性一个人带孩子且女性自己很可能是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情况。

到了“失去的三十年”，这些问题都浮现了出来，但是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可能也缺乏意愿去关心他们了。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穷人”。他们是曾经的“一亿总中流”，又从“一亿总中流”里面被扔出来，但是已经没有别的生活选择。他们继续生活在昂贵的大城市里，没有逃离的选项，也无法期待政府会突然有钱有精力来关心他们。

《事件之泪》

因为教育、金钱和精力的限制，他们也没有什么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他们走出家门，外表可能仍然是干净，漂亮的。因为这是发达国家大都市的生存规则，即使手头没什么钱也必须这么做。

发达地区的“贫穷”问题和发展中地区的“贫穷”问题截然不同。

发展中地区的贫困是缺乏发展，因此对发展中地区的“扶贫”，是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地区的扶贫，其实也是一场对未来的投资，只是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也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发展，逐渐缩小了农村和城市、小地方和东京之间的差距。

而对发达地区的“扶贫”是另一种挑战，因为发达地区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远高于发展中地区。

这不是说发达地区民众好高骛远，而是发达地区往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所有的基本需求都需要付出金钱去购买。而为了获得金钱，又必须提升和打扮自己，付出学习和社交的成本。

发达城市里的需求太多，收入和消费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从而陷入“贫困”。这也是很多学术研究会反思“过度城市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