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如何分析特朗普_风闻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716

　　目录

　　引子 

　　一，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特征

　　二，特朗普的职业经历对其影响

　　三，特朗普的价值体系

　　四，特朗普的政治追求

　　五，特朗普的政治诉求

　　六，特朗普之外的美国政治——寻找最大公约数

　　结论

　　引子 

　　特朗普上任以来，搅动美国，搅动全球。全球似乎都在围着特朗普转。各国政府最后发现，自己闹了半天都需要搞清楚：如何给特朗普提供“情绪价值”。同时，各国也不得不思考，

　　对于特朗普的人格、观念、价值、诉求等，到底应该如何分析？如何基于此预测特朗普的行为和政策——如果不能预测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可以理解他的行为，将其纳入到某种解释框架内。更重要的是，如何预判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为中长期做出规划？

　　这成了困扰所有人的“世纪难题”。特朗普素以难以预测、难以洞察、难以理解著称。他本人也将自己的不可预测性作为一大优势。特朗普的第二任政府开启不到半年，已经证明他比第一任政府时更难以预测和捉摸。

　　但许多人已经找到了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拿捏特朗普。譬如：

　　——送特朗普大飞机、红地毯高调迎接、吹捧特朗普的海湾阿拉伯国家；

　　——将特朗普引入以伊战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盛情称特朗普为“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

　　这些都是拿捏特朗普的高手。一边逢迎特朗普，引导特朗普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短期目标，一边不忘规划自己的中长期战略——当各欧洲国家同意将军费从GDP的2%提到5%时，他们不只是迎合特朗普，也在从长计议——美国是一个不可长期依赖的伙伴，欧洲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立，减少依赖美国的风险。 

　　而回到如何分析特朗普的问题，作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以下为正文。 

　　作者认为，与其每日跟踪特朗普的言行和政策，更重要的是总结规律，并试回答以下问题：

　　1）特朗普的心理特质到底是什么。通过分析心理特征，预判其行为；2）特朗普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是什么，与其个人经历有什么相关性？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回答：3）特朗普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诉求是什么——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和诉求，以及可能推出的政策。

　　但随后，我们很快又会发现，仅仅分析特朗普是不够的——无论是他的心理，还是他的言行，因为特朗普实在过于特殊，在美国政坛完全不具代表性，我们必须考虑排除了特朗普个人特质之后中长期的美国。要看到，特朗普的出现确实是划时代的，开启了美国乃至全球政治一个新的纪元。预判分析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政治至关重要。因此，作者建议，要在“大乱之中寻找逻辑”，研究特朗普之外美国真正的政治共识或“最大公约数”——因为各方的共识，更有可能最终转变为现实政策。

　　以下为对这个框架的导读，并伴以一些分析及评论。

　　一，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特征

　　首先要看特朗普的心理。一般来说，所谓的“心理分析”、“人格分析”不宜用于分析政治，但在特朗普身上却特别有效，是理解其行为的核心。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撰文《“病人”特朗普：认知立场、人格障碍、MBTI》，分析了特朗普独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指出特朗普不同于传统政客，其政治立场和决策深受其个人特质影响——包括心理特质。特朗普的行为模式主要体现在：在立场上反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将国际关系视为纯粹的交易，缺乏长期战略，且专挑弱者下手、无视道德与规则等等。这与他的心理特质有关，包括病态撒谎、极度自恋、缺乏同理心、缺乏愧疚感与责任感、情绪冲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在心理“诊断”层面，特朗普有典型的“精神变态”（psychopathy）特征，伴随一定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倾向”（ADHD）——如果我们要硬加标签的话——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他从不阅读，教育水平不高。 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复杂心理特质使其成为美国中长期战略的“干扰因素”，因其难以聚焦并破坏政策连贯性，并因此削弱美国的战略执行力。

　　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对特朗普行为特征及其背后心理机制的解读与分析。如果得出特朗普是认知和行为特异（“病人”）的结论，那么聚焦点也应该逐步从特朗普身上转移出去，聚焦更广泛的美国政治共识与中长期趋势。

　　二，特朗普的职业经历对其影响

　　就这个问题，作者主要看两块，一是特朗普的开发商经历，二是娱乐电视经历，因为这两个经历是他和一般政客最主要的经历差异。

　　《【深度独家】开发商治国：特朗普的房地产思维对其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很多人将特朗普视为“商人”，拟通过他的商人背景，分析、概括及预测他的行为。但这个分析“颗粒度”恐还不足够，要进一步分析他的房地产商人特质。这篇文章具体探讨了房地产商业背景是如何深刻影响特朗普政治决策与治理方式的。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房地产思维模式塑造了其独特的认知框架和行为逻辑，主要体现在：1）本地化思维导致其低估全球供应链复杂性，因此容易低估转移供应链/产业的难度，高估关税的作用；2）零和博弈观念主导其贸易政策与国际谈判；3）始终将土地视为可交易资产，影响其领土扩张主张（如格陵兰岛、加拿大、加沙计划）思维；4）产权边界感强化了他的排外移民政策（如业主驱逐“非法闯入者”思维）；5）“项目制”决策模式使其将国际关系碎片化为独立交易；6）对利率高度敏感（源于房地产融资特性），并因此左右他的经济政策选择（受制于美债市场）；7）习惯于高杠杆操作及高风险偏好，因此风险耐受能力高于常人；8）短期项目周期认知导致其轻视制造业复兴的长期性；9）将商业营销与品牌策略应用于政治传播。文章认为，理解这种行业背景，是解读特朗普非常规政治行为及特定的政策取向的关键。

　　《电视“真人秀”与特朗普政治的精髓》：这篇文章探讨了特朗普的娱乐电视经历（尤其是主持真人秀节目《学徒》）是如何深刻塑造其独特的政治风格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成功地将真人秀的底层逻辑系统应用于政治实践，并作为其治理思维和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关键内容包括：1）简化叙事与二元对立框架，将复杂议题标签化为“好人vs坏人”的冲突；2）主动制造争议和冲突以主导议程，追求“收视率”效应；3）构建“真实”人设与表演性政治，强调个人主角定位；4）依赖情绪动员与情感共鸣，而非理性说服，巩固选民支持；5）采用“交易的艺术”及所谓的“反套路”决策，偏好戏剧化的谈判，以及短期见效的政策；6）基于“上镜效果”选人用人，将选民转化为忠诚的“粉丝”，强化既有的民粹主义叙事。文章认为，特朗普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将政治娱乐化，并将模糊现实与表演的界限。这个特质当然也使得解读特朗普政策异常困难。 

　　但如果从美剧角度看特朗普政治，一下就容易理解得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国王特朗普”第二季，目前拍了不到四分之一。之前的剧情里，虽然内容紧张激烈，但主角特朗普没有什么斩获，还在寻找真正的“开张”，而最近剧情的唯一主线就是伊朗——主角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让观众颇为满意。如果美以伊冲突终结，他将探索新的剧情线。也由于中国“很难对付”，使得他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中国的剧情线（在最近一集里，没有我们的“剧情”）。

　　三，特朗普的价值体系

　　作为一个1940年代出生，在纽约富豪家庭长大，一辈子里大多从事房地产及电视娱乐行业的商人，特朗普到底有哪些价值理念？可以概括如下。

　　1.国内经济方面，相信“低税收、去监管、小政府”，相信原始资本主义的力量，相信“涓滴经济学”。这些都是老一代传统美国人，特别是商业精英阶层里常见的价值理念，从Ayn Rand的资本主义理念，到马斯克的商业实践。从政治政策角度看，这套理念在1980年代里根时期（即特朗普壮年时期）成为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显学。特朗普也深受其影响，一直将里根视为政治和政策上的楷模。他大力推行减税、去除监管、减少政府补贴的做法，和这套价值观有关，也是他在第二任竞选初期获得华尔街与工商业界青睐的原因。此外，他还信奉一些传统价值观，比如人人都应该工作，个人应为自己的贫困负责，社会不应“养懒汉”；国家要有自己的产业、实业才能振兴；相信传统行业的力量（能源、汽车等）。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实际上和一些中国传统观念也很接近。

　　2.国际经济方面，受到上个世纪末“镀金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认为理想的模式是对外征收关税（将成本转嫁给外国），对内免收所得税（刺激经济增长）——一种早于全球化时代的旧式重商主义思维。他非常关注贸易平衡，认为一国进口大于出口就是吃亏，就是失败，是被其他国家占了便宜。这套价值观在个别老一代人里存在，但无论在美国的政界、业界、知识界都没有广泛基础。

　　3.文化上，他不属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生活在纽约，对于多样性、多元化的熟悉度和“耐受度”高于美国人，更多相信政府不要过多干预个人的价值导向——无论是政府强力禁止某些行为，或者强力引导某些行为（例如性别多元化、DEI、政治正确）——都是他不喜欢的。由于他后来选择共和党作为平台，为了迎合选民，不得不在堕胎等话题上作一些的“顺应”，但这些并不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在文化问题上发声，主要集中在个别议题——例如批评变性人参加体育比赛等。综上，特朗普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观点，更接近所谓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ism），即认为政府不应该在经济和文化上扮演过多的角色。

　　4.国内政治与治理模式方面，特朗普崇尚权威主义和强人政治，不喜欢受到其他权力机构与部门的掣肘和限制；他强调绝对的政治忠诚，因此也倾向于委任家人和私人亲信。这里的管理方法，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家管理方式，他所推行的治理方式，实际上是所谓的“家产制”（patrimonialism）——即统治者将国家视为个人财产或家族企业，以个人忠诚和关系网络替代制度化治理，通过奖赏盟友、打压异己巩固权力，系统、全面、公开地进行公器私用及化公为私）

　　5.国际政治方面，特朗普可以被纳入“现实主义”（Realpolitik）范畴，即相信国家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国际秩序就是靠实力说话，不存在什么国际社会、国际法律、伦理规则。这是一个实然分析（即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也是一个应然分析（即世界应当是怎样的）。他相信的，本质上是“旧世界”（二战之前）的秩序和逻辑，与战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一套格格不入。有几个概念经常和特朗普联系起来，第一个是“孤立主义”，即美国不应该参与和干涉其他国家的事情——但实际上特朗普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他只是认为美国参与其他国家事情必须有明确的好处，有清晰的利益交换，有可控的成本和风险，只要“能算过账来”，他并不介意美国的参与。这在他袭击伊朗核设施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个概念往往又与第二个概念联系起来，即“美国优先”——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始终优先考虑美国而非其他国家的利益。但究竟什么事情符合美国的利益？短中长期利益如何权衡？物质与非物质利益如何权衡？个人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时如何处理？这时，特朗普有自己的见解：他膨胀的自我、专断、缺乏同理心、责任心和道德感占了上风（即前面心理分析的一段）。他认为自己的直觉优于所有人，而作为“美国优先”的提出者，只有他一个人有权定义何为“美国优先”，别人必须听从他。可以这么理解：在特朗普的世界里，不存在什么“美国优先”，只有“特朗普优先”，特朗普优先 = 美国优先。

　　6.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特朗普认为金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志。他之所以对马斯克仍然保持尊重，当然和马斯克全球首富的身份和暗藏的能力直接相关。特朗普认为追求财务回报是一个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不需要掩盖、大大方方的事情，是一个个人或家族维持长久安全的基本要素。因此，他乐见家人利用他的总统身份揽财，也容忍亲信跟着他利用职务和信息赚取财务回报。他崇尚物质生活，也标榜物质生活。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使得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成为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四，特朗普的政治追求

　　在分析了特朗普的人格、认知、价值体系之外，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的政治与政策诉求。这个问题，即“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特朗普不是一个由价值观和理想信念驱动的政治家。相反，特朗普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赤裸裸追求权、名、利的政客。一般来说，我们不宜对一个政客作出有如此之强主观道德判断的评价，但这个做法对于特朗普而言恰恰又是合适的：这是对他认知和行为的最准确描述，同时能够最准确的预测他的行为。如果要盖棺定论的话，则也是他个人政治的最大特点，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且对其他国家有溢出效应），并将使他因此载入史册。

　　——权：无限扩大自己在总统位置上的权力。权力本身就是目标，同时也是实现其他目标（名、利）的手段。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是不惜破坏美国的制度、传统、规范，不惜破坏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公序良俗的——可以说，他是不择手段的，没有底线的。

　　——名：特朗普非常关注外界他的评价，并且往往只是流于表面的肤浅评价——谁如何评价他、如何认可他、如何欣赏他。他异常喜欢被他人吹捧、逢迎，而熟悉他的人（包括盟友、目标、外国政府）也在利用这一条来操纵和拿捏他，通过投其所好，为其提供“情绪价值”，获得本国想要的东西。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标志性的事件留名，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这是通过各种最激进、最宏大的政策实现的，包括最激进的关税、最激进的减税、在海外占领领土、终结重大战争等。他为什么对格陵兰岛有执念，也是因为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里，扩大美国的领土更加具有标志性和历史。只要美国的代价足够小，风险足够可控，他甚至不会介意在摧毁伊朗核能力之外，进一步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将其作为自己的目标和成绩（这也解释了特朗普并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者，他只关心自己的功名）

　　——利：特朗普把总统位置作为给自己、家人和亲信揽财的机会，对此不加掩饰，并将此作

　　为笼络和控制他人的工具。特朗普有商业上的禀赋，但更多的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出色的企业家。但他比任何人都擅长把商场技能转化到政治领域。他认为，在政治目标之外，也要利用有限的总统任期为自己家族打造一个比自己政治生命周期更长的商业帝国——换言之，让政治资本和流量实现商业变现。

　　五，特朗普的政治和政策诉求

　　进行了前述分析后，我们可以更近一步，分析特朗普具体的政策诉求。就此问题，笔者写过两篇文章。

　　第一篇为《清晰梳理：哪些是特朗普“自己”的议题，哪些是别人的“私货”》：这篇文章写于去年12月，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国内政策的优先级，区分了其个人核心议程与政治盟友推动的议题。文章指出，特朗普真正关注并优先推动的国内议程包括：1）严格限制移民（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并收紧合法移民政策）；2）大力发展化石燃料、汽车等传统产业；3）推动本土产业发展（通过对外关税、对内减税、放松监管、积极招商引资等，实现更多产业回流美国，实现科技领先与自立、供应链安全、增加就业等目标）；4）解决芬太尼危机，将芬太尼作为重要政策议题，因其严重影响其核心支持者）。相比之下，“政府效率”改革（如马斯克主导）、医疗政策（如小罗伯特·肯尼迪关注的医疗问题）、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发展、反垄断、《2025计划》推动的政府重组、社会文化议题等，主要由其政治亲信和盟友推动，虽然也能获得特朗普不同程度的认可，但在优先度上，低于其个人核心议程，其推进效果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策与特朗普主要目标的契合度。

　　第二篇为《特朗普成了“最不反华”的政客——美国反华政治“卷”完的结果》，也写于去年12月，分析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文章指出，在美国政界普遍反华的背景下，特朗普对华政策反而展现出的相对的灵活性，为中国与美国“周旋”与博弈提供了额外空间。文章指出，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塑造并推动了美国反华共识，但其个人特质使其在实践中区别于其他美国政客：1）对抽象价值毫无兴趣；对意识形态输出即道德说教毫无兴趣；2）对中国政治（制度、治理、模式、领导人、核心价值）表示接受、认可乃至赞誉，3）不会将中国与美国盟友或其他第三方国家特别区别对待；4）无意干预中国内政及领土议题；5）明确拒绝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6）主张重置美对台关系，实际上的政策着力点是将半导体制造从台湾转回美国；7）对涉华技术安全担忧相对淡漠（例如针对TikTok及留学生等）；8）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持开放态度；9）具有高度的交易属性与政策灵活性；10）核心圈存在对华相对客观的声音（从马斯克到贝森特）。 文章认为，在当前美国极端政治环境里，特朗普灵活务实、“交易导向”特点，反而使他在对华政策较其他美国政客和决策精英更具可谈判性，为中国提供了额外的空间和可能性。

　　六，特朗普之外的美国政治——寻找最大公约数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特朗普具有极强的个人属性，在政策和行为上就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不能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分析和理解；2）特朗普与他的团队、幕僚、美国的决策精英（技术官僚、智库、知识界）、两党政客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不应把“美国研究”变成“特朗普研究”——把研究变成了每天追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言论，并据此不断调整我们的判断和对策。如果这样，我们将陷入被动和战略迷失，并丧失主动性和主导性——而这恰恰就是特朗普的策略。 

　　基于此，作者有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定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夯实自己的基本面，不断做大做强，增强应对美国的能力和韧性，不因特朗普一时个人喜好和政策调整（包括内部的博弈）而改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对于特朗普也要有一个相对清晰、准确、有“颗粒度”的分析，不能流于笼统，不能将其简单作为一种“未知”变数来看待。

　　第三，排除特朗普个人的干扰因素，找到美国真正的政治共识——包括特朗普之后，MAGA会如何演变；美国对世界格局及对华政策的中长期共识等等。

　　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写了三篇文章，所谓的“共识三部曲”：

　　第一篇《大乱之中寻找逻辑：美国的真正政治共识》，提出在特朗普个人决策的混乱表象下，美国两党及政策精英实际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务必区分特朗普个人（其反复无常的政策常干扰既定议程）与更广泛的执政团队及政治力，在剔除特朗普因素后，寻找各方“最大公约数”，以此把握美国中长期政治方向。

　　文章指出，美国政界和决策精英的核心共识包括：1）美国需要重振本土制造业，以解决产业过度“空心化”问题，以此兼顾就业、供应链安全、科技自立与领先等问题）；2）认定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将是大国博弈最终的决胜场，同时军事能力也建构在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基础之上；3）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需要构建一套长期遏制中国的策略，并推动与中国实现“战略性脱钩”；4）美国需要自己的盟友体系，不能像特朗普一样对盟友过度打击。但在此过程中，盟友也要为美国分担更多的责任与成本；5）尽管对“美国优先”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一个长期延续的政治遗产，将持续重塑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上述共识，构成了理解美国政策方向的稳定框架。

　　第二篇为《两个“太阳系”：后特朗普时代，美国视野下的全球秩序》（一个融合了MAGA、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改良版美国“全球主义”）。文章分析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全球秩序观的演变，提出了“新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美国治世 2.0）框架——这一框架融合了美国传统的“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特朗普MAGA的“美国优先”理念，核心内容包括：1）承认世界进入多极化格局，中美成为主导性“双极”（各自构建一个“太阳系”生态体系）；2）美国战略收缩，在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之际，聚焦经营自身“势力范围”；3）美国将维护盟友的分级体系，将盟友分为核心（英美加澳新）、重要（欧盟、日韩、以色列）、战略伙伴（如印度等）三个层级；4）美国将要求盟友分担更多的防务与经济责任，以“交易主义”思维重构联盟关系。盟友需要通过排他性合作、部分主权让渡，换取美国市场准入及安全保障等资源；5）美国对中国将采取“选择性竞争”策略，在核心领域遏制中国，但又避免全面对抗；6）美国将摒弃无条件的涉外干预，转向现实主义外交（利益优先、成本控制）。 文章指出，这个策略是冷战后美国秩序/体系的“改良版”，虽然能够短期维系美国的影响力，但无法解决美国国内根本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因此长期可持续性存疑。 

　　第三篇为《美国对中国的五大共识，以及“非共识”部分》。文章梳理了美国两党及朝野在对华政策上的核心“共识”与“非共识”部分。首先，美国对华存在五大共识：1）认定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综合实力空前接近美国；2）视中国崛起为对美国全球地位与制度模式的根本性挑战；3）美国需在关键战略产业（如芯片、AI、军工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推动系统性的“战略脱钩”；4）美国须限制中国在战略科技领域的发展与追赶（手段包括技术封锁、金融断链、学术交流限制等）；5）美国应仅在非敏感领域（如基础消费品、农产品等）维持对华经贸往来，并依据国家安全敏感度等风险因素，对行业脱钩进行“分级管理”。除此之外，美国也有许多针对中国的“非共识部分”，主要聚焦于中国的国家属性定位、对华遏制策略的强度、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借鉴中国模式的可行性、华裔人才政策等等争议性问题。这些共识构成了美国中长期对华政策的基础，分歧部分则带来不确定性。

　　综上，作者认为，由于特朗普过于强烈的个人特性、不稳定性、随机性、短暂性，不因为特朗普而“迷失”，找出特朗普之外的美国政治共识非常重要，毕竟特朗普只剩三年多时间，在特朗普之后，这些政治共识更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美国的对外及对华政策。

　　结论

　　我们虽然认为已经对特朗普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还要不断对其分析，根据更新的信息动态调整修正我们的分析框架，调整我们的判断。最理想的情况（“大目标”）是：我们可以大致预测特朗普的行为；最低限度（“小目标”）是：我们总体上要能解释特朗普的行为，避免出现“黑洞”、“黑箱”问题，即对特朗普某项主张或言论完全不明所以，甚至把特朗普作为一种完全“未知”和变数看待，放弃对特朗普的分析。不妨这样比喻：如果特朗普是“孙猴子”，那我们就要作“如来佛”——无论他如何“飞”，也飞不出我们的分析框架。 

　　在此之外，我们要充分吸收各种公开信息，洞悉特朗普团队与幕僚、华盛顿两党政客、技术官僚与决策界、知识界、舆论界、华尔街、科技界、MAGA阵营与更广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看法，以及特朗普之外真正的美国政治共识或“最大公约数”，提前对后特朗普时代做出预判。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