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险峰、王宛颍 | 人文城市建构的文学范式及其反思_风闻

涂险峰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宛颍｜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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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险峰教授

作为“文本”的城市

当我们考察人与城市交往方式时，可在两者之间填充各种动词来予以描述，例如人类可以建造、栖居、治理、游览、保卫城市，当然，还可以“解读”城市。今天，“解读城市”已成为表达人城关系的常见方式。这种关系表达式是如此熟悉，以至我们很少追问，城市何以能够被“解读”？

城市被视为解读对象，是文学模式在城市领域的征用。两个领域之间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既有“文学中的城市”，也有“城市中的文学”，而现有的跨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前者。尽管学界对“城市文学”和“文学中的城市”做过仔细区分， 但研讨的大都是“文学中的城市”或文学的城市书写，对“城市中的文学”却较少涉及。此处“城市中的文学”，并非指在一座城市中创作、发行、阅读的文学，而是指城市的各种叙事如何参与到人们对城市的理解、认知和感受中，以至于成为“城市本身”的一部分。例如，我们通常将文学中的上海和现实上海区别对待，并将前者归入“上海想象”。然而，什么是现实上海，它由什么构成？维特根斯坦尝言：“有些东西别人不问时我们明白，一旦要我们描述它时我们又不知道了。这正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东西。”同理，当我们需要描绘“上海本身”时，马上意识到：并没有纯粹真实而不包含着观念、想象、叙事、记忆的“现实上海”。究其实，作为考察对象的城市，是所有关于这座城市的物质存在、社会生活及其叙事、想象、历史积淀、话语建构的总和。这一点，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尤其重要。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综合载体，除了集中体现物质生产的规模与水平，还具有包含各种文化符号的融汇能力。城市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生生艺术形象，化有机的生命繁衍为社会创新”。人文城市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生活、文化和价值的综合性存在。在人文城市话语中，“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如硬币两面，构成城市的“共同文本”，它们不仅包含着对城市的文学叙事，也意味着将城市本身当作文本来解读。

文本解读不仅是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常见路径，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策略。例如，20世纪美国法学界倡导的文学教育运动，主张在法律人才培养中贯穿文学教育，理由有二：一是培养共情能力，二是提升司法文本的解读和表达技能。又如，叙事医学强调将叙事模式贯穿诊疗过程，认为病情描述、医疗问诊、病案记录等，都属叙事交流范畴。两例的共同之处显而易见，即文学模式之所以受法学和医学重视，除伦理意义外，还在于对文本的解读、书写和交流是法学和医学的基本职业活动。人类学领域也不例外，格尔茨等正是用文本阐释模式来建构其基本方法论的。⑥格尔茨强调了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主张用文本解读方式研究社会。前述叙事医学、法学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历史、宗教和经过“语言学转向”的哲学等，无不体现了文本模式的普遍存在。

与格尔茨的文化阐释相似，当城市被看作解读对象时，也具有了“文本”性质。对城市进行解读，强调城市的符号性、可阐释性和深度模式。它不仅关注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也不仅意味着将文本作为一个隐喻挪用到城市，还在于强调，城市本身是兼含各种想象、叙事和符号系统的复杂综合体。尤其是今天，当人文城市建设作为一个重要命题被提出时，文学模式不仅必然得到强化，而且成为实实在在理解“城市本身”的方式。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我们将这种考察称为城市的“文化研究”。但是，城市解读并不等于研究，而且，城市作为可阐释的符号体系，作为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亦非仅属后现代现象，或数字媒体时代的产物。古代遗址的历史积淀，时代沧桑的文脉承续，烟火饮食的文化底蕴，以及深入人心的城市观念和形象等，都是城市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维度，有待我们的深层解读。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会议现场

城市的深层解读

城市作为一个具有深度解读模式的功能符号系统，解读类型多种多样，可从以下几类入手。

（一）空间解读

在人文城市表述中，城市空间并非笛卡尔式的几何坐标系，对其进行解读还需伴随对城市空间的功能、意义以及人类活动、关系的符号化阐释。城市空间并非“无人之境”“无我之境”，而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凝聚着人的需求、愿望和情感，是充满功能意义的结构性存在。正是这些活动、功能和意义造就了城市空间的可解读性。梅洛－庞蒂指出：“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实在或逻辑）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空间依人的意向和感知进行建构和呈现，这几乎是所有文学叙事中空间最自然的呈现方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通过虚构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谈话，诗化地表述过这一观点。忽必烈自以为波罗讲述的城市无甚差别，只是改变了元素组合方式，他设想以棋局为本构造各种理想城市蓝图。波罗则指出：“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 他“所见到的和做过的每件事，都是在头脑的空间里具有意义的”。

卡尔维诺著：《看不见的城市》

当然，空间也不只是在情感和头脑中具有意义，还存在具身化的感知。客观物体的“透视性”依身体知觉而生，并获得意义。人以身体介入世界，以具身形式栖息行走于城市。城市空间区分都有人的身体参与其中，如“内外”“上下”“高低”等概念并非客观属性，而是我们所描述的方位暂时“与我们身体本身的那些稳定的结构——右与左、高与低——相吻合”。街道、商场、电影院、广场承载着无限丰富的日常活动，其建筑形态与局部设计必然与人的身体及行为有关。这些都体现于城市空间展开的细节之中，如广场绿化区与集会区的划分，商场购物区与休息区的分布，电影院的音效、座位设计，母婴室的配套等，都是人的具身化需求的体现。因此，城市空间解读的意义也是向着人的存在维度展开的。

空间景观体验也关涉解读者的位置、角度、视野及运动状态。人以不同角度、方向、路径在城市空间穿行，景观呈现也彼此各异。文学作品擅长捕捉这种具身性空间体验与人的视野和活动之间的关系：《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伽西莫多站在钟塔顶上，俯瞰着少女爱斯梅拉达被处刑之地全景； “乞丐王国”则通过诗人甘果瓦的逃窜路线得以呈现。文学的城市空间书写，不仅是人类城市体验的反映，也时常参与我们对城市空间的深度解读。近年来上海倡导的城市行走活动，正是以文化的眼光、移动的步履、变换的视角、探寻的期待，在外滩、南京路、外白渡桥等空间行走，对充满叙事积淀和文化内涵的各种建筑、街道及其内部细节进行深层品读。

（二）时间解读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dasein）最基本的结构是时间性，“此在的建构和它去存在的方式在存在论上只有根据时间性才是可能的”。城市并非仅仅作为此在的周遭世界而呈现，它与人在其中的活动相交融，城市空间必然也是以时间性的方式展开。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对这种时空一体模式进行了寓言式描述。构成扎伊拉城的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高度取决于被处绞刑的篡位者双脚与地面的距离，栅栏高度取决于黎明时幽会的汉子能爬过的位置，“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而城市的过去“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

如同人皆有记忆，时间维度体现在城市的每一处古迹遗址、每一种日常习惯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变迁。这些遗址和习俗并不只属于往昔，更属于当下。只有对当代人而言，它们才成为遗址和习俗。它们同各种故事传说、诗文歌赋、历史记忆、个人经历等一道，活在当代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文化肌理。时间既有长度也有重量。在人们心目中，有些城市过去的分量太重，例如雅典、罗马这些古城，往昔过于辉煌，使人们的解读总不免指向过去。即使是芒福德这样的城市学家，也乐于用古代雅典和罗马的模式来解读各种现代城市类型。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西安作为长安古城，或多或少也给人留下类似印象。再如广岛等城市，历史灾难成为挥之不去的标志，以至湮没了当下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现在真的不存在，而是造就了某种特殊的今昔关联。从根本上讲，所有的过往都带着历史重量融入当前，有待我们的深层解读。

南京

当然，时间维度也会指向未来，而这也是当下城市存在并持续变迁的方式。我们对于城市时间维度的解读，包含着文化积淀的厚重内容、城市命运的沧桑变幻和未来走向的潜在趋势。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大数据与互联网虽进一步抹平了时间的线性体验，体现出时空重组的奇异“共时性”，但连接今昔的变迁感和指向未来的趋势，也同样通过数字化系统的建构，成为解读城市时间维度的一部分。

（三）知觉解读

城市是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对其解读不仅依赖理性认知，也离不开感官知觉。作家对此尤为敏感，时常诉诸笔墨。如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与赖昂约会时所感知的城市，视觉上有工厂烟囱冒出的大团浓烟，听觉上有清越的钟声与冶铸厂的机器轰鸣，触觉上有劲风吹过，这种激越的景象与城市苏醒时的欢腾融为一体，与爱玛膨胀的爱情相得益彰。又如达洛维夫人在一个寻常早晨“遇见”城市，其感知更为细腻：花店里每一朵鲜花的颜色层次，带有泥土气息的花园馨香，汽车轮胎爆炸的声响，发动机的轰鸣，以及堵车后如细微余波般涌动的人流。城市作为人群、社会和文化高度聚集之地，知觉现象极为丰富，且总是与城市的整体文化印象紧密关联，成为解读人文城市的基本符码。

城市的视觉景观（landscape）、听觉景观（soundscape）、嗅觉景观（olfactory landscape），都是我们的解读对象。味觉和触觉虽不具有直接的空间展开性，但其在城市中的分布，同样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就听觉而言，胡同叫卖、机械轰响、街头演奏、喇叭噪鸣，均可成为富有文化意义的城市听觉景观。而城市花草的奇香异馥，闹市街巷的烟火气息，或汽车尾气的刺鼻异味，亦可构成城市的嗅觉景观。味觉方面，《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便是以食物为主线进行味觉解读的经典案例。我们对城市的印象，也常以美食为符号标志，如以火锅和小面闻名的重庆、以早茶著称的广州、以烧烤出圈的淄博等。

城市的知觉解读，还涉及触觉、温度等其他感知维度。城市人群的密度、摩肩接踵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开阔感或压迫感，均可成为解读城市的触觉维度。此外还有温度、湿度、舒适度、清洁度、通风度等体感指标。人们曾用“三大火炉”来形容长江流域部分城市的炎夏程度。我们行走在山城的劳累度等身体感觉，也可作为解读甚至界定某些城市特质的细腻标尺。

（四）社会解读

城市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社会阶层、劳动分工、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等，都会在城市不同维度中得到呈现，按照一定的结构分布，并发生交互关系。对城市社会的深度解读，意味着持续关注其社会结构及人群分布状态。当然，这种解读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而是以城市为“文本”个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城市及其细节进行意义阐释。

在城市的社会解读中，社会理论提供的视野与具象观察和体验通过特定方式融合。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现象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呈现出“物役性”；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解释了这种“物役性”如何被景观化；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进一步将人对物品的使用和占有关系转变为消费对人的控制。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则为这些理论模式提供了具象的城市解读范本。小说开篇就对人物生活环境进行“景观化”处理和阶层编码，伏盖公寓里的房客根据消费水准被归入不同阶层，而不再考虑出身、品德和教养。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物品区别划分了身份地位的层理：假如它不孤立，它就进行区分鉴别，它将消费者们集体地指派给一种编码……”小说中，暴发户高老头由于消费水准一降再降而搬进廉价房间，沦为众人嘲辱的对象；在逃苦役犯伏脱冷则由于能租住较好的房间而成为佼佼者。消费活动不露声色地分化着这些房客，其地位、分工和生活状态由此得以直接而全面地呈现。

城市中的社会群落和阶层并非静态分布，而是充满变化，且常与空间变迁密不可分，成为城市社会解读的重要视角。根据福柯的研究，1656年法国国王颁布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标志着古典时代大禁闭的开始。而早在1532年，巴黎最高法院就强迫乞丐们在城市下水道干活。城市的封闭空间和地下空间与精神病人、流浪汉和乞丐群体产生深刻关联，标志着他们被放逐、惩罚与压迫的处境。这些建筑意义上的空间被赋予了更强的社会政治属性，成为城市底层和边缘人群的专属领地。雨果描写冉阿让在巴黎下水道中屡次脱险，为读者展示了这个隐秘的城市空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卑微而分裂的主人公将灵魂“禁锢”于地下室，“慢慢地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

当今城市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以往大不相同，每座城市也情形各异，但都存在社会阶层和群落分布，并与城市结构形态紧密相关。这些社会阶层和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具体表现，形成特定的城市社会景观。例如当代中国的城中村、学区房和空巢屋等所关涉的社会阶层和群落，或地摊经济、快递经济背后的从业者分布及生存状态，或无人驾驶、智慧城市所影响的都市社群生活的新趋向，以及这些现象在城市中的呈现形态和活跃度等，均可成为城市社会解读的对象。

（五）文化解读

对城市的文化解读，类似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既需要把握抽象、本质层面，又不离具象和直觉。价值观、风俗传统、群体性格、文化精神等城市文化要素，隐藏在城市生活的细节之中，有待细致入微的品读。如易中天的《读城记》是对北京、上海、厦门、武汉等城市文化的直接品读，张钦楠的《阅读城市》则从建筑视角解读巴塞罗那、墨西哥城、芝加哥、中国香港等国际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结合文学、电影等解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赵园的《北京：城与人》通过京味文学解析北京的文化品格。文学创作本身也是城市文化解读的重要途径。如王安忆的《天香》在讲述刺绣工艺时，对晚明时期的上海文化品格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贾平凹从早年的《废都》到近年的《暂坐》，持续深入地展现了西安的文化特质。

对于上述城市解读类型，需做几点说明。其一，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叉重叠。例如空间与时间、社会阶层、知觉和文化深度等都密切相关，所涉问题都有一定重合。其二，它们并非浑然一体、和谐统一，而是构成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世界。对城市的多维深度解读，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城市理解方面会天然达成共识。其三，它们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对其分析，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地域文化背景，展现其变化走向和趋势。

城市表达

当城市作为文本被解读时，谁是城市文本的作者？城市如何表达？关于城市的表达问题，或可提出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一方面，存在即表达。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商业、媒体、交通、旅游等，时刻散发着城市信息；街区、道路、建筑和历史遗址，凝聚着文化底蕴和叙事内涵。当我们解读城市时，便默认城市“文本”已然存在。这样看待城市“文本”，类似于文学理论中“作品一诞生，作者便死亡”的观点，即文本的解读完全交由读者，见仁见智。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对“景观”的界定便与表达密不可分：“在具有独立表现的任何地方，景观就在那里重新形成。”作为构造景观的符号化、可阐释的综合体，城市本身就是它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它每一部分、每一时刻都在表达和再表达。在更微妙的层面，城市的精神气质、氛围和状态趋势，也表达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在帕慕克眼中，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浸染了没落底色，成为保存无用之物的博物馆，所有物品都诉说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辉煌。

但另一方面，存在非表达。若城市的存在即为表达，其发生的一切都是表达，那么我们讨论城市的表达便失去意义。至少可以认为，我们通常并非在“存在即表达”这个意义上谈论它。城市表达一定另有含义。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城市这种既表达又非表达的属性，又该如何处理城市表达的问题？根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当我们讨论“城市表达”时，需要明确的是，基于什么样的用法或语境在表达。当人文城市建设成为城市表达的基本用途时，城市表达便具有了相对明确的意义。在这一语境中，城市的规划者、治理者、研究者、书写者通常成为“城市内涵”的表达主体，使得城市表达不断趋于某种宏大叙事式的总体表达。通常情形是，人文城市建设越是努力，表达的总括性越强。

城市总体表达遵循如下逻辑：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隐藏在为人所忽视的角落里，建筑风格、街道样貌、历史遗迹、日常生活等，都是城市的文化符号；而将这些散落的文化符号集结起来，进行综合性表达，城市形象才得以最终塑造。这是对一座城市形象的反身观照，是浓缩性的“再书写”或话语建构。若仍以文学模式作比，这种表达与其说像原创文学，不如说更像文学批评，是表达主体对城市的反思性再解读。它往往以深度解读为基础，以总体表达为旨归。

城市总体表达的方式不止一种，有时体现于城市传记，有时体现于旅游简介，但都不断趋向城市的“宏大叙事”。其极简形式是城市“品牌”打造和城市精神提炼。而且，越是精心打造、全力推出，越具有总括性、简约性，甚至抽象性和单一性。中国当代人文城市建设的倡导者，高度重视城市品牌形象打造，常将城市表达视为重中之重。它既贯穿于文旅产业，也体现于理论表述。各地文旅策划本质上是城市的规划者、治理者对城市形象进行表达的方式。在操作层面，表达方式各具特色。如苏州着力打造“江南文化”的城市名片；重庆推出“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峡”等文旅名片；洛阳以牡丹产业为龙头，聚集汉服体验、文物修复等文化资源。这些具体表达个性迥异，但在打造城市品牌的表达中，总存在某种以其最突出特质作为城市总体表达的倾向。

在理论阐发中，学者更是凸显城市文化品牌和对外形象塑造的重要地位。有学者将“文化品牌效应”视作“人文城市理念的中国化要义”。问题在于，将一座鲜活城市的特征固化为品牌，在凸显特色的同时，是否也隐含着抽象化、标签化的倾向？人文城市表达的总括性、抽象性与城市人文内涵的多维性、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人文城市建设的诸多表述中。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矛盾与城市的某种基本属性相关。可从“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入手加以说明。相较于安德森描绘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城市或许更像现实物质存在，但作为共同体的城市仍是想象性的建构物。现代城市与村社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城市人习惯穿行于茫茫陌生人海。我们对于城市中多数成员、大部分结构、运行机制和每日状态，对于城市的过往历史和千万成员的人生悲欢，了解程度如沧海一粟，凭什么认为自己对栖居的城市有所确知？没有任何一个主体可以共时性地总体把握城市的全貌，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想象和话语构建而成的存在。

安德森强调想象的建构性而非虚构性。想象作为某种心理现实，参与到民族认同和建构之中。想象的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它通常正是我们栖身其间的世界，基于真切的日常体验和认知而存在。但是，由于个体直接经验的有限性，想象填补了其中大量的空白，这是其结构性的存在方式。城市作为集体想象物，不仅参与当下存在，还具有指向未来的实践引领性。城市想象可被赋予目的论意义，作为“理想之城”而影响现实。它还可调用和重塑过去记忆，推动当下的变革，指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总体而言，关于城市表达问题，有几对充满矛盾张力的关系，需辩证对待。

其一，总体表达与多维内涵。城市特色、精神的提炼，代表着主导性的总体倾向，无法强求其面面俱到。或者说，城市表达为了突出总体特色，往往容易忽视大量不明显甚至相悖的特征，从而遮蔽了丰富多元的其他特色。因此，需要兼顾总体表达的代表性和城市内涵的多维性。

其二，主动表达与被动表达。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与主动表达的从容与精心构造不同，被动表达常受舆论裹挟，尤其在突发事件中，其往往不受城市自身意志控制。短期内城市表达的起伏变化，体现了城市主动表达与被动表达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辩证关系。

其三，对内表达与对外表达。两者通常遵循不同的话语逻辑：对内表达往往于肯定中融入自省自查，对外表达则以美化与推广为主。两套话语并不总能明确区分。需要避免过于倚重城市品牌打造和对外形象塑造，而应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于自身条件改善及城市内涵建设，并通过对内表达推动自身建设，从而更加强劲而实在地支撑对外表达。

其四，认知性表达与建构性表达。表达兼具认知和建构功能，二者相辅相成，均可助力城市形象提升与批判改造。认知性表达需要客观、诊断式的把脉，包含对城市的批判和反思。建构性表达体现于城市精神的引领、倡导、示范、凝聚、认同等方面。正如文学兼具现实揭示功能和建构引领功能，二者并行不悖，都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与完善。

城市互鉴

城市文化特色需在比照中凸显，因而人文城市建设存在互鉴需求。较之传统的城市交流，城市互鉴处于人文城市建设和文明互鉴两大背景交汇之下，意义更加深远。城市互鉴与文明互鉴密切相关且各具特征。城市互鉴既可在国家民族之间展开，也可在本国本区域之内展开。这些自由度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可能性，但并不必然转化为现实，这还取决于城市互鉴的格局、境界、方式和态度。

在人文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当今中国的城市互鉴以多种形式、在不同主题下开展。它们融合了区域文明互鉴和城市文化交流，以及发掘本土文化底蕴、展现城市人文风貌的意识。例如，成都市博物馆以“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讲述区域文明的对话交流”为策展思路；还有跨国专题研究型互鉴，例如对中俄城市的生态文明进行比较，或“一带一路”主题下“丝路百城传”大型丛书项目等。

解析互鉴，需要对其特质有所认知。“鉴”本指以镜映照，引申为察看、鉴别、认知。“鉴”的隐喻强化了客观性，但作为跨界认知，其难以脱离主观想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对此的揭示最为直截了当。形象学研究文学中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其基本逻辑是：我们的跨界想象，与其说反映被想象者的客观属性，不如说反映想象者自身的特质。通过对跨界想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和反思想象者和被想象者对于自我和他者的想象性建构。城市互鉴道理亦然。

基于上述对城市互鉴特质的认知，在城市互鉴中，有几组关系需要合理应对，辩证看待。

其一，城市的求同与逐异。人文城市建设追求反同质化，而城市互鉴却并不能完全避免同质化和片面化。一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互鉴可能导致不顾特色、跟风模仿等问题。另一方面，求异本身也可导致丧失个性、偏狭扭曲。过度追新逐异，本质上是以否定和规避的方式被他者的特征和趋势所左右。城市互鉴不能片面求同或逐异，而应做到异同兼顾，相得益彰。

其二，城市的自我与他者。人文城市建设讲究对于自身文化个性特色的发掘，而自我发现需要参照他者。但他者眼光既有映鉴作用，也有异化功能，既能帮助又能妨碍城市的自我发现。在他者参照下，我们开启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过程。然而，若过于在意他者眼中的城市自我，便会偏重对外表达，将人文城市建设局限于城市形象塑造，而忽略对城市自身内涵的解读、发现和建设。更何况，我们眼中的所谓他者眼光，也可能只是我们的跨界想象，只是主观自我的向外投射。

其三，多重映射与主体间性。两镜互鉴时，会映现出无穷影像。城市互鉴亦然，固然可通过他者镜像反观自身，但得到的可能只是映像的再反映。互鉴的鲜明特质即主体间性。他者作为自我认知的参照，本身可能就是我们的主体投射，因而存在着镜像之镜像，想象之想象。镜鉴只是个简化隐喻，认知和想象更为复杂，而城市互鉴交织着自我和他者之间交互性和自反性的解读、表达和想象。复杂性还在于，互鉴还可在多个城市之间展开。当然，如此探讨互鉴问题，并非意在陷入无限复杂的镜像堆叠和模式迭代，而是为反思和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遮蔽提供一个视角。

结语:人文城市建构的文学资源和文学模式

文学对于人文城市建构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文学不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城市经验书写，而且塑造了解读和表达城市的基本模式。老舍的北京、王安忆的上海、狄更斯的伦敦、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以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虚构的五十五座不同城市等，几乎穷尽了人们与城市互动的各种模式。

文学模式的使用，意味着将诸多文学特质带入我们与城市打交道的方式之中，从而对人文城市建构发挥积极功能。首先，它有助于打破虚实真幻的机械划分，深化、完善我们对人文城市的认知。它促使我们同时关注“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学”，彰显出文学与城市互相含涉、构成共同文本的特质。城市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以这种与文本融为一体的方式存在。这是人文城市建构的基本设定，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文城市。其次，它促使我们把城市当作具有深度和厚度的意义系统，从空间、时间、知觉、社会和文化等角度进行全方位解读。这是对人文城市内涵的深度开掘。其三，它奠定了以人为本的城市感知、理解和建构模式。基于“文学即人学”的基本预设，形成以人为出发点的城市理解和感知方式，充分体现了人文城市的精神宗旨。其四，它促使我们把城市当作富有个性和生命力的鲜活存在，并关注其演化历程、命运遭际和叙事内涵，避免了同质化、无生命力的刻板城市认知模式。其五，它使我们摆脱抽象分析的局限，超越专业壁垒，对城市进行具身性的沉浸体验和综合把握。

当然，文学模式并不代表唯一可取的城市模式，也不意味着城市的解读、阐释、表达能够代替城市建设的实践行动，但这并不妨碍文学模式对于人文城市建构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对于城市的解读、表达和互鉴，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而是以特殊方式参与城市建构过程。正如文学的解读、书写和研究能塑造我们的经验结构，进而影响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文学模式对城市的解读、表达与互鉴，同样以特殊方式参与并推动着人文城市的建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