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 | 差序格局与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_风闻

陈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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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教授

我国正在加速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或者说正在形成“城市中国”。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在深层结构上，是否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乡土社会?我国城市社会的文明特质何在？如何认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关系？反思历史、观察现实、比较全球，我国城市社会既具有世界城市型社会的一般特征，符合世界文明生成与运行的一般规律；更具有深刻的本土特点，其生成与运行都具有自身的具体规律和文明特质。我国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存在诸多共性，城市性与乡土性都是中国文明性的重要构成。探究我国城市社会的文明特质，可以从人文地理与空间结构、历史传统与文化根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与心理特点等诸多维度展开。本文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具有中国鲜明本土特色及世界文明一般性规律的概念切入，反思我国城市社会的文明特质、文明机理、文明更新。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会议现场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明的深层结构

文明演进和历史变迁是传承与更新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作者布洛克看来，历史研究既需要关注当下现实，把握对象的新特点，也要关注过去，把握对象的传承与连续性。“真正的时间本质上是连续的。但它也处于永恒的变动中。这两种特质之间的对立关系催生了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各个时代之间具有很强的共性，对于不同时代的理解就具有双向关系。不了解现在肯定是因为对过去的无知。但是，如果对现在一无所知的话，要透彻地理解过去也可能同样是空想。”方法论上，文明研究尤其需要超越非弹性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具体把握不同文明体变迁中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相互统一的个性与特质。

在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视野中，研究城市中国，尤其需要具体理解传承与更新的关系，以及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关系。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乡土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今天，我国仍具有深刻的乡土性，城市中国是乡土中国的传承与更新。方法论上，把握城市中国内涵的乡土基因，与把握乡土中国内涵的城市基因，同样重要。用城市的眼光反思乡土中国，与用乡土的眼光反思城市中国，是一种双向开启、双向深化的关系。把握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其重要内容是反思乡土中国的文明特质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传承和具体更新。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费孝通认为，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差序格局同恩格斯、伯吉斯等所描绘的城市与文明的同心圆格局有相通之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其所观察的那个时代的曼彻斯特的空间格局进行了揭示。城市中心是商业区，围绕商业区的一圈是工人区，再外圈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区域。在所有区域中，工人区的条件最差。“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以芝加哥为例，认为“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树木的成长方式在成长，即以同心圆的模式向外逐渐扩张”。城市的第一环是中央商务区，围绕它的第二环是过渡性区域，往往是商业和产业工人的区域，第三环是产业工人的居住区，第四环是高级住宅区，第五环是通勤者的区域。在日本历史学家上田信看来，以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可能是一种具有世界文明意义的世界历史性现象。“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

费孝通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既具有世界文明一般性，是对人类文明的现实结构、深层结构的一种揭示；又具有鲜明的文明独特性，是对中国文明、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重要揭示。恩格斯的同心圆结构注重阶级关系的空间呈现，伯吉斯的同心圆结构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划，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则更为注重中国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生态与生命律动。差序格局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方式。差序格局的核心特点与核心法则，是以持续存在为底线的文明弹性。具体而言，差序格局的弹性律动、弹性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弹性的自我。“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这种以己为中心，其本质是一种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存在原则、生命原则、现实原则。一方面，每个自我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离开了个体性无自我可言，离开了社会性也无自我可言，只有找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合理张力，所谓的自我才可能持续存在；另一方面，每个自我都是有限的存在，既不具有无限的体力，也不具有无限的智力，其所关注的其他自我、其他主体往往呈现出“近厚远薄”的特点。这就使中国社会中的自我与整体都成为一种弹性的存在。

其二，弹性的边界。中国社会结构中的自我是弹性自我，这种弹性自我的重要原因是自我、自家人的范围具有弹性，其边界可以根据需要、根据条件相对自由地伸缩，既可以由大变小，也可以由小变大。大可以包括天下，小到只有家庭甚至个体。“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这种根据生存、利益、发展、尊严等需要，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将边界进行调整、伸缩的能力，使中国社会中的自我、单元、共同体都成为一种非固化、非固定的存在，也使边界、标准本身成为一种非固化、非固定的语境性的存在。一方面，确有边界存在，另一方面，所有的边界又都是可变的。边界如何确定要看需要与语境，而需要与语境又是多样的、变化的。

其三，弹性的公私。“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是相对的、变化的，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可通约的弹性交织关系。一方面，从自我出发、自我主义，不等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只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支点而已，自我一定存在于某一个边界的团体、共同体之中；追求自我利益、私人性的最大化，只是使某个边界的团体、整体、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共性、团队、共同体也确实存在，只是所有大小类似的公域、团队、共同体都会以某种自我为代表，这种自我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法人”概念。在中国社会心理语境中，什么是私人领域，什么是公共领域，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需要与条件具体确认的。 

其四，弹性的标准。在差序格局中，所有的价值，诸如好坏、善恶、美丑、正邪，都有标准，但标准是可变的，会根据边界所划定的范围而变化。“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同自我的亲疏远近一样，自我根据需要与语境所划定的边界决定一切。道德与价值标准由此决定，边界内的就是可接受的、符合正向价值的，边界外的则是负向价值的、不可接受的。“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其五，弹性的网络。差序格局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每个自我都同时处于多个网络之中，这些网络既相互区别，又复杂交织。“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样，个人所处以及构成的社会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网络，每个网络都只具有相对固定性，其核心特点是以存在为核心的弹性与可变性。中国文明、中国社会就是一张由无数复杂交织的弹性网络所构成的巨型弹性网络。

差序格局与城市中国的现实机理

反思历史与现实，中国文明虽有起伏与波折，但总体延绵不断，差序格局的生成与变迁似乎贯穿其中。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文明特质和深层结构，是多样文明主体在具体人文地理等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磨合，所沉淀下来的重要文化心理和行为机制。

差序格局是差异与秩序、“延异”与“延同”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它对多元要素的整合与协调中：既注重差异中的秩序与秩序中的差异，也注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同时兼顾差异的可延续性与秩序的可延续性。差序格局注重秩序性，注重将有差异的多元自我、共同体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生命体，注重多样、多层主体的有序共生；同时，差序格局注重对差异性的保存，而不是消灭差异性，注重差异基础上的重叠共性，而不是取消差异性而形成的无差别共性。在注重自我与共同体相对稳定的同时，差序格局关注条件和语境的变化，并根据语境的变化对边界、标准等进行具体调整，而不将自我与共同体机械地设定为固化、只具确定性的存在。

差序格局是一种有弹性的同心圆格局，其核心特点是弹性，其内涵的原则主要有三个：存在主义、长期主义、语境主义。存在主义就是注重自我及共同体的生命存在；长期主义就是注重从长时段考察、权衡自我与共同体的存在策略；语境主义即注重语境、条件等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差序格局所内涵的原则与智慧，可能是中国文明能够实现持续长存、没有中断，并具有超强发展韧性与更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差序格局主要原生于乡土社会，但在步入城市社会的今天，差序格局仍是中国的重要文明特质，仍深刻影响、形塑着今日与未来的城市中国。

差序格局作为原则与实践，并不一定完全统一，也会存在知行之间的脱节；差序格局的具体实现方式、实现形态也会根据内外部条件而变化。对差序格局本身，对差序格局同中国文明起伏波折的关系，对差序格局的优势与问题、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可以进行多维分析、多维评价。观察、反思仍在进程中的城市中国，可以发现差序格局的诸多特征。可以说，差序格局是城市中国的一个重要机理和文明特质。

首先，从空间生态与空间形制看，我国大部分当代城市呈现出一种以中心为节点的弹性同心圆格局，这种格局深刻体现了差序格局的特点。市中心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核心节点，这里不仅是中央商务区，也往往是政务核心区，有最高、最密集的建筑，最复杂、密集的交通，最多样、精致的设施。沿这个中心区向外，建筑的高度、密度、精致度往往会梯次下降。虽然同心圆的形状可能不规则，但以一个极点为中心，高度、密度、精致度梯次下降往往是我国诸多城市及其区域的结构性特征。在多中心、多极点的城市比如上海，其陆家嘴、徐家汇、五角场、真如等副中心，也大多是这种格局，每个副中心基本上是以一个中心为极点展开，高度、密度、精致度逐渐下降的同心圆。

在每个时代的技术与资源条件下，社会权力与人的行为等都有其效力半径。当权力与行为的效力能够到达其边界时，城市往往是单一中心的。当权力与行为的效力无法到达其边界时，更合理的方式就是生成另一个区域中心。之所以大型城市往往有多极点、多中心，正是效力作用范围、效力半径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同心圆结构可能是世界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

但与其他城市不同，当代中国城市形制的同心圆结构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伯吉斯所认为的同心圆往往是市场自发生成的结构，而我国城市的弹性同心圆结构则大多是政府自觉设计与市场自发生成相结合的产物。我国城市的同心圆结构不是一种严格的功能分区，而是城市资源的分布生态与配置生态，以及一种多重功能叠加的社会行为结构，治理、贸易、消费、社交、娱乐、休闲等各种行为弹性交织，甚至难分彼此。我国当代城市的同心圆结构，其表层是空间结构、空间展开方式，其深层则是文明结构、社会权力、社会生活的展开与实现方式。

其次，从秩序生态与秩序结构看，当代中国的城市秩序既不是典型的法理社会秩序，也不是典型的礼俗社会秩序，而是礼俗与法理弹性交织的社会秩序，体现了深刻的差序格局特点。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也就是大量而多样的人口、知识、技术、资源等文明要素聚集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城市化的推进以秩序为基础，没有秩序就不会有安全、丰裕、意义。对于文明与城市而言，秩序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一般而言，城市秩序的生成路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社会主体间的互动，自发生成调节人们活动的规则。多元主体通过博弈、碰撞，逐渐形成惯例等非正式行为规范，以实现交易、交换的低成本运行。一是通过政府部门等公共机制制定法律、条例等正式行为规范，解决冲突与纠纷，调节人们的活动，使交易、交往、生活顺利进行。

当代中国城市化，既是一个新的市场化、社会化过程，通过市场与社会生成诸多非正式规则与秩序；也是一个新的法治化、制度化过程，通过政府等主体制定、完善各类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们日益呼吁正式规则的生成与完善，越来越多的城市主体开始熟悉并运用正式规则，依靠各类正式机构维护权益、防范侵害。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城市化是一个法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城市中大量的问题与矛盾并不是通过正式的公共领域、公共机构，依靠法律、条例等正式规则来解决，习俗、道德、舆论、礼俗等仍是中国城市秩序的重要实现方式，且相当数量的主体会首先选择以礼俗的方式沟通、交往、解决纠纷。中国城市社会处于法理秩序与礼俗秩序之间。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中的城市社会、社会主体而言，虽然法治化在推进，但道德、习惯、人情、礼俗仍是重要的社会秩序基础。当礼俗与法律有冲突时，诸多主体往往会首先选择诉诸礼俗而不是法律。这时常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但这毕竟是我国城市秩序的重要现实。

这可能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布洛克看来：“起支配作用的不止是法律：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始终服从道德、职业和人际规范，它们通常像明确的法典一样具有强制性。另外，法律的界限始终在摇摆；另一方面，不管社会认可的义务是否进入法律条文，这种义务显然没有发生性质上的改变。”也正如《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的作者埃里克森所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实体规范常常取代了实体法。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早就了解到，在许多语境下，人们主要指望规范——而不是法律——来确定实体性权利”。

再次，从互动生态与社会关系看，我国当代城市社会既不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也不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而是一种相互聚集、守望相助的“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悉人”社会，其具有深刻的差序格局特点。由于地理、人文等原因，中国人自古就爱群居、聚集。同一或不同姓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守望相助，营建起村落、城镇。在村落或较小的城镇，人们往往相互熟悉，是一种熟人社会。但这种熟人社会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由亲缘、职业、文化、消费、娱乐等诸多具有弹性的同心圆构成。一方面，人们同时归属或依附于若干个同心圆，进行生产、生活、社交等活动；另一方面，每个同心圆的大小、边界都是有弹性的，核心圈的人们关系紧密，外围圈的人们关系相对松散。这与人们的需要有关，也与人们的体力、智能的限度有关。在现实性上，任何个体的反应、应对能力都是有限的，面对迎面走来的人群，即使同每人打招呼也难以实现。内圈紧密、外圈松散是一种基于生理及科学基础的必然现象，符合人性规律及集体行动逻辑。

由此可见，即使是当代中国城市乃至大都市，其互动生态仍不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而是一种由不同圈子构成的差序格局互动生态。城市中国仍是一种具有一定标准与边界弹性的圈子社会、圈层社会。比如，人们往往将亲情关系与职业关系互通，将职场中关系较为和谐、密切的同事，或希望与其有和谐、密切关系的同事以兄弟、姐妹等长幼关系相称呼。在分析的意义上，这种称谓背后的逻辑是，将经济关系与亲缘关系相贯通，以实现职业关系的和谐、长存、高效、低交易成本。这种弹性圈子及不同圈子相交织的差序格局，是当代城市中国的重要特点。

以当代中国城市的居住样态为例，我国城市的各单位、小区，往往是有围墙的。每个围墙内就是一个小村落，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普通城市还是大都市，都是由诸多这类“小村落”构成。也就是说，上海、北京也都是由若干“现代小村落”组成的“上海村”“北京村”。村落单元内的人们可能并不相互认识，但又彼此面熟，在需要时会相互帮扶。再以当今中国的大学为例，通常认为，大学是体现现代性关系的场域，应该更具有现代契约的特点。但现实是，我国大学中的诸多机构、学院往往由学科带头人及其诸多弟子组成，他们之间既是学术传承关系，又类似准父子关系。其在表层上呈现出现代性关系，而实际上却是差序格局，这是我国某些单位、机构的现实情况。

综合而论，城市中国的深层结构，仍是差序格局式的。或者说，差序格局作为一种文明结构、文化心理、行为心理，对我国城市社会的生成与运行，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忽视城市中国的差序格局特质，对城市中国的把握可能会有问题。对于城市中国研究而言，尤其需要具体分析差序格局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具体分析差序格局的传统优势与可能缺点，以推进城市中国的更合理建构和文明更新。

差序格局与城市中国的文明更新

从世界文明、文明比较、文明批评的角度看，差序格局对城市中国具有辩证作用。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中国文明的重要底层行为与心理逻辑之一，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行为与心理之中。差序格局较为有效地辩证处理了个体与整体、传承与更新、短期与长期、边界与语境等问题，其蕴含的长期主义、存在主义、语境主义以及弹性原则和生存智慧，使我国共同体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在秩序与发展、稳定与更新之间保持平衡。不断更新的差序格局可能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如今世界文明、中国文明已都进入新阶段，差序格局如果不能进行新的调适、与时俱进，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生成阻碍我国城市社会与整体文明进步的因素。

从秩序与稳定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导致某些公共领域的恶人化。弹性的差序格局在具体运行中，有可能使原则、底线走向无原则、无底线，使公共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私人领域，使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恶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涂层工具、涂层口号，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恶人领域。如何完善公共领域的实现方式，防止公共领域的恶人化、涂层化，是我国城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效率与财富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成为阻碍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差序格局主要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生成，在现代高新技术、智能化、市场化、城市化语境下，差序格局需要与新的历史语境、时代条件相适应，不断寻找、营建与市场化、智能化、城市化相契合的新的实现方式。若不能及时更新，差序格局可能会阻碍我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影响高新技术发展速度，成为制约社会财富增长和城市可持续繁荣的因素。

从公平与正义的角度看，差序格局有可能生成妨害城市公平、正义的因素。差序格局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尽管理论上自我是与整体相贯通的，但在现实运行中，如果机制与流程不完善，自我有可能演变为纯粹的个体中心，整体则成为个体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涂层式、伪善的借口。不断探索、完善社会运行的合理机制、合理流程，是差序格局成为城市社会正向力量的重要条件。在布洛克看来，文明范畴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更具总体性、一般性的范畴，以反映并应对历史与现实变迁中多样因素的复杂交织与互动关系。“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还有各种微妙的心态因素。”“‘如何称呼’这一综合体呢？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个术语（或曰一个概念），而吕西安·费弗尔已阐述了它的历史，这就是文明。”面向未来，以中国文明优质基因为基础，发展、优化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尤其需要以经过反思的文明观为视域，处理好差序格局的传承与更新问题；尤其需要结合时代重大问题、关键领域，具体传承差序格局的优质基因，调适差序格局的可能问题，推进差序格局的时代更新。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关注市场与政府、科技与人文、规则与流程的文明弹性关系。

首先，市场与政府的弹性关系。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社会也就是市场社会，即市场机制日益完善的社会。大量的异质性人口、技术、资源、知识等聚集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会自发地生成一种以价值、价格、信息为重要轴心的秩序，即市场机制。但反思现实，对城市运行而言，市场机制虽是基础机制，但不是全能机制。《城市的隐秩序》的作者贝尔托虽然更为注重市场机制，但也认为：“市场机制在增加城市土地供应、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设定土地消耗量、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方面是有效的。市场通过土地价格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来塑造城市。因此，市场只有在定期进行土地和建筑交易时才有效。然而，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物品的街道和公共开放空间所占用的土地从来不受制于市场交易。因此，自上而下的设计是将土地配置给街道和公共开放空间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城市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两大基础。

但问题在于，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技术、文化等条件存在差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的公式化模式，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推进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初期（1978年至2000年左右）特征是政府因为各种原因释放市场力量；中期（2000年左右至2020年左右）特征是市场力量逐渐成长，政府保持关注与调适；后期（2020年以来）特征是市场与政府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反思这个进程，可以说，市场机制的规范化与政府机制的灵活化相结合，适合中国特点与国情的、市场与政府的新型弹性关系正在形成。我们认为，对中国城市社会而言，政府与市场都是重要的经济主体、治理主体，都各自承担着重要的维持财富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等职能，其关系不是西方语境下的二元或多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弹性和谐关系。不断探索、完善政府与市场之和谐生态、差序生态的具体实现方式，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科技与人文的弹性关系。在任何时代，城市往往是新科技、新人文的汇集地。也正是以新科技、新人文为基础，城市的体量、质量等不断提升，成为人们创造、共享幸福生活的核心场域。科技能力与人文能力的平衡，是城市提升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所面对与急需解决的难题与重大问题不同，人们往往或侧重科技，或侧重人文。在具体的阶段，这种选择有其合理性。但从长期主义的角度看，科技与人文的失衡往往会造成诸多城市问题，或是妨碍城市效率的提升，或是妨碍城市正义的实现。如何根据条件与语境，实现科技城市与人文城市的有机协同、弹性协调，是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建构中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之一。

反思中国城市史可以发现，科技城市与人文城市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唐宋元明时期，我国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比较优势，当时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与质量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那个时代的诸多先进科技成就与先进人文成就，是那个时代的科技城市与人文城市的统一体，是世界诸多区域人们向往的繁华丰裕之地。西方工业革命后，以新科技、新人文为基础，西方文明逐渐占据强势地位，其城市成为现代科技城市与现代人文城市的结合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我国大力发展新科技、新人文，实现了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深入推进，新人文虽在崛起但仍需时日，科技城市与人文城市的推进与平衡，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没有新的科技，城市无以发展；没有新的人文，城市将失去根基。在新语境下实现科技城市与人文城市的新的弹性平衡，将深刻决定城市中国的未来。

再次，规则与流程的弹性关系。城市是复杂性存在，现代城市是超复杂系统、超复杂有机体。大量异质文明要素聚集在一起，必然要求城市制度、城市规则的生成、明晰、完善与正义化。而规则的合理运行需要程序正义，尤其是流程的完备。流程是程序的具体化，没有具有弹性的流程，所谓的程序正义、规则正义将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涂层的正义、空转的程序。规则是流程的基础，相对于流程而言，规则更具有原则性、确定性，没有规则基础的流程将失去目标与方向；反之，流程是规则的实现，没有流程的完善、优化，所谓的城市规则、城市制度将失去效力。城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制度与规则流程的调整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方面，城市的运行需要相对确定的规则、程序、流程；另一方面，过于固化、缺乏弹性的规则、程序与流程，又会妨碍城市的合理运行。流程优化，是防止程序空转、规则空置的重要基础。

对当代城市中国而言，一方面需要树立更自觉的规则意识，自觉以制度、规则规范城市整体及各领域、各环节的运行秩序。城市制度、城市规则不断完备，是城市中国良性可持续运行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树立更自觉的流程意识，自觉优化城市各领域、各环节的具体工作流程，使城市制度、城市规则真正获得合理的实现方式、落地方式。既要防止有规则无流程，也要防止有流程无规则。流程的规则化，是将工作及行为过程文字化、制度化、标准化；规则的流程化，则是将规则细化为具体工作及行为的各个环节与步骤。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规则化、制度化的阶段，城市社会的诸多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渐体系化。未来，我国城市社会建构将进入流程分解与流程细化的阶段，日益注重将已形成的城市规则细化为人们的行为流程，在流程中落地规则、检验规则、完善规则。规则流程化与流程规则化的统一，将使城市中国进入新阶段，不断生成新的文明成就。

总之，差序格局具有重要的世界文明史、文明批评史意义。差序格局既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特质，也是城市中国的重要特质。注重差序格局中的优质基因，克服差序格局中的可能问题，根据时代新要求、新语境，探索差序格局的新的实现方式，对城市中国建构、文明更新意义重大。对差序格局与城市中国、中国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