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谈李某莳的选择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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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了一点关于大连工业大学女生李某莳的文字，主要从个人视角展开论述。【点击阅读】

但是，类似这样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仅从个人的自由、权利、责任的角度切入，还不能完全揭示问题的本质。

所以，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直截了当地说，必须从阶级视角切入，才能看清全部真相。

李某莳事件，为什么激起广泛的社会焦虑？

关键就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自由掩盖下的不自由，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

并且，这种不自由，不平等，已经到了一种令人绝望的程度。

在《李某某的选择》一文中，我提出，李某某的价值观，即“我的身体我做主”，是一种偏进步的价值观。【点击阅读】

有读者不同意，质问我，“你居然把这称为进步？”

当然，这是一种进步。

相对于用公主来和亲，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决定一个女性的一生，这不仅是一种进步，而且是一种显著进步。

试问，我的身体，如果我不能做主，那么应该由谁来做主呢？

女性获得了自由，像李某莳那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这非常好！

但，且慢！

还必须追问一句：这种自由，会导致平等吗？

答案是：不会。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了。

在社会已极不平等，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在自由的名义下，在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名义下，性资源会自动地朝精英阶层方向——富人、明星、高知、上市公司、跨国公司的高管，等等——流动，并且集中。

底层男——无论底层的劳动者，甚至小资——是很难得到同龄女性青睐的，她们宁愿让自己闲置也不愿意下嫁。

这就形成了一幅分裂的画面：

一方面是阶级不平等，一方面是性别不平等（主要是精英男性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两个不平等叠加、共振，使精英男性垄断了大量性资源。

对精英男性来说，他们的欲望不仅被充分满足，甚至被过度满足，他们获得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的确比获得一块“巴西牛排”更容易。

请看，在李某莳事件中，哪怕相对小众的电竞明星，也会被女大学生送上门来，何况其他？

在社会的另一端，则是大批孤寂的底层男性。

尽管在名义上，他们也拥有同等的权利与自由，但由于性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他们长期地、大面积地处于性压抑、性饥渴的状态。

前几年被披露的吴亦凡事件，这几天刚刚爆出的宗庆后妻妾成群事件，以及正在发酵的李某莳事件，都令公众痛切地意识到，这个社会真是如靳开来吐槽的那样：“旱的旱死了，涝的涝死了”。

这种状况，难道是正常的吗？

这种状况，难道是一句“我的身体我做主”就可以被合理化的吗？

02

必须指出，这种状况不是女性造成的

所以，对李某莳这样的女生进行道德谴责毫无意义。

中国有一首著名的红歌，曾经人人耳熟能详，原曲是陕北民歌《白马调》，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待到打进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这句今天会让一些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歌词，折射了近代中国这样一种现实：

随着西风东渐，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式学堂和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但社会并没有适合她们的工作及舆论氛围。这些年轻活泼的新女性反而成了军阀、土豪劣绅、黑社会流氓头子等觊觎的对象，毕业后做军阀姨太太或乡绅小老婆，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事实上，《白马调》从一个独特角度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难道那些强壮、朴实的青年农民和战士就应该永远打光棍吗？难道女学生就只能留给戴瓜皮帽留着小辫的乡绅及满脸横肉的军阀吗？

革命，当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女学生，但女学生被军阀、乡绅们垄断，却成了革命的诱因之一。

今天，后冷战时代人类的基本困境就在于：革命做为根本消除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已经被预先排除了。

不仅如此，哪怕非常温和地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平等方向的努力，也会被贴上“极左”标签，陷入到政治不正确的境地。

既然如此，李某某事件所揭示的问题，在我看来，基本是无解的。

没有平等，自由就会成为精英的独享。

吴亦凡们、宗庆后们，永远不会为性资源的匮乏而发愁，因为有无数的李某莳们，会如过江之鲫一样涌向他们，令他们应接不暇。

精英阶层，为了掩盖他们垄断性资源的事实，蓄意把怒火引向李某莳这样“送上门的女生”，这才是李某莳遭遇网爆的根本原因。

而底层男性——由于他们被排斥、被贬低（“下头男”）、被剥夺——的愤怒与焦虑是和合理的，但把矛头指向李某莳这样“堕落的女性”，则是盲目的，完全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困境。

一切都会过去。热点会降温，会变成冰点，人们会照旧按照各自的轨道生活，喧嚣也会归于沉默……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