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欧美学界多学派, 中国学界多“学阀”？从芝加哥学派的自我更新谈起_风闻

【导读】近年来，“文科无用论”不时泛起，公众对建制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保有质疑（点击查阅作者另一文章：《博士培养正沦为“庞氏骗局”》）。反观西方世界，无论是欧陆哲学传统，还是技术与社会理论，人文社科却能凭借一股“学派”风潮焕发新生，甚至凭借理论的洞察力，在中文世界收获“高引用率”。本文聚焦的正是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经典派别“芝加哥学派”的自我更新历程。尽管存在研究语境和历史脉络上的区别，但他们的思考路径或许能帮助我们探索中国学派的建设路径。

本文作者安德鲁·阿伯特教授是第三代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面对这一学派谱系中的定位，他自认是“被迫的学派传人”，他认为在早期研究中显露的学派特征是被同行“发现”而非自觉选择，这种后知后觉反而印证了学派的深层影响。在他看来，从大众心理的变化、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到城市生态中的张力，“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理论敏锐把握了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大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知识诉求。

阿伯特教授作为最早警示AI对学术写作的异化的学者之一，他主张回归“细密描述”（close reading）传统，这一立场使其在方法论争论中持续保有影响力。而在本文中，他认为当下互联网行为、社交媒体的演化已成为社会理论研究的新前提。人格的碎片化、群体的模糊性、虚拟与现实的交织……理论界不得不面对这些新的命题，而其背后的症结在于，经济学成为一种宗教、对经济增长的推崇，以及竞争性经济成就的文化生态。面对社会科学的倾向性，他认为应严肃对待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道德，拒绝简单化的政治正确。

在文章的最后，他将理论创新的使命寄托于年轻学者，并重申了细致入微的思考和对理论材料反思的重要性。芝加哥学派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方法论弹性，即通过代际学者的持续重构，保持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本文为阿伯特教授在“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和贡献”——北大—芝大联合论坛(2024)上的开幕演讲，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 安德鲁·阿伯特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 杨宇熙 (译)

✪ 王利平、张正涛 (校)

北京大学

过去与未来的芝加哥学派

**▍**一

三十二年前，我写作了“芝加哥学派的持续意义”（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一文。刚回到芝加哥大学成为一名教师，这篇论文似乎成为我宣告就任（read myself in）新职位的有效方式（Reading oneself in这个十九世纪的短语指的是某位专业人士通过阅读某种正式文件来接手一个既定的职位。它的起源是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在被任命到某个教区后，通过发表第一次讲道来“融入”这个职位。这篇论文最初在199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修订后在1997年发表于Social Forces，1999年作为《院系与学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书的终章出版，2015年发表于Raisons Politiques）。当时社会学的主流是威斯康星风格（Wisconsin-style）的社会人口学，而我的这篇文章从方法论根基对研究的主流取向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定量方法忽视了根本性的空间与时间情境。这种定量方法忽视了空间情境，将各个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独立开来；也忽视了时间情境，在赋予变量意义时仅仅考虑分析单元的当前尺度。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一直很关注时空情境，他们将称为“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必然依赖于周围环境的空间单元——的空间情境纳入考量，也将称为“自然史”（natural histories）——某一案例中的典型事件序列——的时间情境纳入考量。对时空情境的关注达到极致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将自然区域与自然史融合入我所说的“互动场”（interactional fields），这些“互动场”拥抱时间和空间的全面情境化。比如，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学者哈维·佐尔博（Harvey Zorbaugh）的《金岸和陋街》（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和我自己1988年出版的《职业系统》（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就是例子。

不过，如此叙述过去夸大了我对于所做之事的自知。直到《职业系统》完稿，我才清晰意识到其芝加哥学派根源。我基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空缺链”（vacancy chains）概念提出了最初的论点，在四年的写作过程中加入了诸多更为灵活的想法，当我为撰写前言而重读手稿时才惊讶地发现，那些想法实际上来源于十二年前我对芝加哥学派的广泛阅读。

我在方法论领域的工作也有类似的经历。转向序列分析实际上是我对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的芝加哥风格的职业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professions）的回应。我在方法论领域的第一部作品“社会事件的序列”（Sequences of Social Events）是形式化的，同样间接受到哈里森·怀特的影响，这次是通过曾师从怀特的一位高中朋友。然而，随着对方法论的思考趋于深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于变量范式的哲学基础之批判也源自芝加哥学派。

在罗格斯大学任教期间取得的上述进展成为日后工作的铺垫。此后我搬到芝加哥居住，又恰巧在1992年受邀做索罗金讲座。受此激励，我将自己的职业生态理论（ecological theory of professions）以及情境主义职业观（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careers）编织入芝加哥学派的脉络，开篇提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持续意义”一文应运而生。尽管这篇论文具有富于争议性的清晰感，却将我置于严肃的智识怀疑中——也许可以由此宣告自己位列芝加哥学派，但我是否处于一个实际存在过的学派呢？

因此，既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又作为一个文化对象的芝加哥学派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此后十年始终萦绕我心。在《学系与学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书的经验研究部分，我事无巨细地考察了芝加哥学派、《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事物的本体论特征。实际上，这本书的索引包含了我时至二十五年后的今日才接近完成的理论方法用语的雏形。不过更重要的是，写作《学系与学科》让我知晓，大多数时候是我们在前行过程中塑造了芝加哥学派。当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时，从来不仅仅是论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面貌，也述及当下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芝加哥学派。

其实，事实从来都是如此。二战以后的芝加哥大学学生们基于老师们早些年的工作，创制了一个文化对象，称之为“芝加哥学派”。诚然，老师们对这个文化对象及其名称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怀疑却无关宏旨，因为战后学生们的主要志趣在于创造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新版本，以挑战战后盛行的调查研究和量化传统。于他们而言，创造“第一代芝加哥学派”是为“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诞生铺路。对这一施行性目的的佐证之一是，“芝加哥学派”这个语汇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对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学者而言，也并不明确。有些人将芝加哥学派与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是米德主义者（Meadean）；另一些人将其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是研究职业领域的学生；或者与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是城市民族志学者（urban ethnographers）。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赋予芝加哥学派些许反量化和微观社会学的倾向，忽视了像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和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这样的量化派芝加哥学者，尽管后者认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一部分。

相同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又一次小规模重现。1962年，莫里斯·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回到芝加哥，开创了他自己对于芝加哥学派的独特诠释。他主持了众多民族志研究，同时建立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学系，不仅再版了帕克（Robert Erza Park）、伯吉斯、休斯（Everett C. Hughes）和沃斯（Louis Wirth）的著作，还再版了像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这样的学者的作品，后者代表了与贾诺维茨及其第二代芝加哥同学们迥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贾诺维茨本人的追溯甚至越过了第一代芝加哥学派而落在第零代芝加哥学派（a Zeroth Chicago School）——一战以前的芝加哥学派，托马斯（W. I. Thomas）是他所推崇的核心人物。与其他书写芝加哥学派的人一样，贾诺维茨也有自己的期许。他希望回归到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时代那种公开进步的（openly progressive）、充满社会批判且视野宏大的情境主义。因此，其职业生涯后期的集大成之作是三卷直指现代社会症结的社会政治批判著作。

当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树起芝加哥学派这面大旗时，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期许。我希望首先写出一个形式理论方案，以捕捉芝加哥学派对时空情境的迷恋；其次是将这个方案普遍化，以弥合因果分析与叙事之间的方法论鸿沟，倘若引入学科的范畴，那便是弥合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方法论鸿沟。

此刻，我大概已经处于这项终身事业的尾声了，我关于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的作品即将完成；考虑到我的年龄，关于规范性过程（normative processes）的续作也许难以完成了。因此，我将转向关于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问题：芝加哥学派往何处去？

对此给出一个言简意赅的回答并不困难，新的芝加哥学派将由年轻一代来定义，将诞生于他们而非我的期许与计划之中。不过，我希望在此短暂地沉醉于指出一些触手可及的答案。

▍二

对今天的社会生活稍加关注便不难意识到，随着社会变迁，社会理论的词汇本身已然过时。在传统的理论课程中，被视作经典（canon）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此外，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法农（Frantz Fanon）等也以各种原因被纳入其中。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重大社会议题，诸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自由、现代性、阶级斗争等。因此，他们以如下方式看待世界：稳定的个体，彼此间存在冲突但本体稳定的社会群体——阶级、种族、职业、民族、国家公民等。他们的宏大关切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大众社会，那时的新兴媒体是报纸或收音机。在他们看来，宗教行将消亡，而技术进步意味着体力劳动的自动化。

但那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如今的我们置身于一个个人身份不稳定、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充斥着流动且难以界定的群体的世界。我们的宏大关切是技术对于社会关系的重塑、网络犯罪与冲突及类似问题，更不必说非市场化生产甚至非市场化休闲的彻底消失。今天的新兴媒体可能是仅仅面世一周的事物，宗教正蓬勃激增——无论以传统形式还是以“灵性”（spirituality）和“健康”（wellness）为名的各种形式，技术进步意味着专业技能的自动化和高科技的外包——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是交给人工智能处理。

这样的世界呼唤从根本上重新构建社会理论，旧理论的根基已不复存在。究竟何为人格（personality）？十九世纪意义上那种可辨别的群体是否还存在？当下世界的社会因果关系可能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若想一窥芝加哥学派可能会如何看待上述问题，不妨参考帕克在与伯吉斯、麦肯齐（McKenzie）合著的《城市》（The City）一书中的贡献，这本书恰好出版于一个世纪以前。其中帕克的文章有如下标题：“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报纸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社区组织和青少年犯罪”（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社区组织和浪漫情绪”（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Romantic Temper）、“魔法、心智和城市生活”（Magic, Mentality, and City Life），最后还有“流动工人的心灵：有关心智与迁移之关系的思考”（The Mind of the Hobo: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tality and Locomotion）。这些文章仅仅涉及了芝加哥学派三大主题的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在帕克看来，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内部或其自身，而在于它重塑了交流、经验与观念。伯吉斯和麦肯齐代表了芝加哥学派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态学。

进而，若我们自问：如果帕克生活在今天，他会研究什么？答案并不是“城市”，帕克在今天会研究互联网，尝试厘清微信、Reddit和Facebook上社会过程的本质，他会研究三岁就接触手机、六岁就通过Outlook安排生活的孩子们。可以轻松地将帕克的文章标题重新命名以展现这些关切：“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变为“互联网上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报纸的自然史”变为“社交媒体网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Social Media Site），“社区组织和青少年犯罪”变为“跨越生命历程的黑客行为”（Hacking across the Life Course），“社区组织和浪漫情绪”变为“交友网站上的另类自我”（Alternative Selves on Dating Sites），“魔法、心智和城市生活”变为“日内交易员的意识形态和信仰”（Ideologies and Beliefs of Day Traders），“流动工人的心灵:有关心智与迁移之关系的思考”变为“临时工的心灵：有关心智与阶段性就业之关系的思考”（The Mind of the Temporary Worker: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tality and Episodic Employment），等等。

上述重命名练习揭示出，确有一个有待理论化的全新世界。无可否认，变迁之中不乏延续性，但当下的社会进程已然蕴含了太多新兴要素，以至于如今仍在讲授的多数社会理论应被宣告过时。

新的理论也会在数据中孕育，就像芝加哥学派最初的理论一样。大多数杰出的芝加哥学派学者都是数据派，诸如亨德森（Charles R.Henderson）、托马斯、伯吉斯、沃纳（William Lloyd Warner）、休斯、邓肯、贾诺维茨甚至戈夫曼（Erving Goffman）。真正意义上属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作品的实际上是那个时期学生的论文和学位论文，这些作品也同样充满了数据，如《出租舞厅》（The Taxi Dance Hall）、《等待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its）、《金岸和陋街》、《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连锁商店》（The Chain Store）等等。因此可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未来伟大的芝加哥学派作品也同样会扎根于数据及对数据的反思。

那么，接下来有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将按照上文提及的三个主题——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态学——展开讨论。

设想米德、托马斯和帕克面对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大约会有三种变化使他们兴味盎然：人格（personality）、社会互动理想形态（ideals of interaction）及关于人的意识形态的变化（ideologies of the person）。

首先是人格方面的变化。今天，一种全新的个体已然显现——一方面是破碎分裂的，另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像是一个主权国家。破碎和分裂源于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各种新兴的或既有的不稳定性——个人、经济或是家庭层面的，也源于快速但常常非必要的技术和结构性变革。除此以外，互联网又在诱使人们趋于破碎分裂：它诱使人们在交友网站及言论版上展示多重且往往虚构的自我，或是在Instagram上将自己包装成潜在的名人。最后，破碎和分裂也源于互联网激发的自我实现所遭遇的尖锐挑战——内外两方面的严密监视与控制。

在我教过的精英年轻人身上，对上述这一切——以及业已显露的一定程度上“受监控”（policed）的公共环境——的回应之一是：自我被逐渐重新概念化为一种主权。我的学生们主张有权规范他人如何称呼他们，周围使用何种语言风格，哪些形式的“亵渎”（lèse-majesté）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以及哪些政治观点在他们面前不能提及；但是在今天，他们实际上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年轻人都更依赖父母与各类机构。其他社会阶层的回应可能相当不同，比如可能会转向民粹主义。对于许多出身精英阶层的学生来说，社会解体直接导向了这种补偿性的且多少脱离现实的自我观念。

由于这种新型自我以全新的方式定位自身，关于社会互动理想形态的问题便接踵而来，其中两种理想形态尤为有趣，即对偶然性及对变化的迷恋。今天，对偶然性的迷恋弥漫于整个社会。我不仅仅指电子游戏或类似事物，在科学研究中也同样如此——概率性真理（probabilistic truth）取代决定论思维（deterministic thinking）成为主导。在运动领域，规则被不断重塑——时间控制变得更加精确、优秀的选手被安排到实力较弱的队伍中，凡此种种都旨在强化结果的不确定性。再如赌博的盛行，据说过去一年里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参与了赌博，仅在合法场所的总支出就超过2000亿美元；非法赌博的规模据估计至少与合法赌博相当，甚至更大。股市也同样繁荣，在那里，他人福祉成为富人的赌注。

对变化的迷恋略有不同，它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强加的，因而诸多形式的变化都不免彻底流于程式化。一个例子是，学校里基于年龄而非能力分班的学生们在一起缓慢进步。女装与其他零售商品中被制造出来的时尚也是鲜活的事例。甚至学术生涯也被桎梏于各种流行的方法论与理论之中，就像五十年甚至更早之前，商业意识形态也被如此炮制出来。今天对“创新”的痴迷——无论就企业还是个人而言，正是现代社会生活偶然性、变化与程式化于矛盾中交融的表征。

对偶然性与变化的痴迷将我们带回托马斯提出的“四大愿景”——对于新体验、安全、回应及认同的期许。新兴通信技术极大程度上兑现了对新体验的期许，同时也使人们困于信息茧房中领受孤独。对认同的期许在交友网站、Instagram及其他类似平台上得到了极大满足——其结果几近虚幻；相反，对回应的期许——获得和接受关爱的渴望，在这个新世界能否实现似乎显得相当暧昧不明，正值盛年的群体独居比例上升便是佐证。自我至高无上，却孤独一人。

我要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的第三个议题是关于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由两件大事可一窥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是十九世纪那种连贯、统一的理想个体形象似乎终于走向了终结——那是一种健康的个体，能够扮演多种角色而不迷失其本质人格，并且根植于一个由公认价值观主导的基本社会世界。这一方面是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bourgeois）形象，另一方面也是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笔下艺术世界中艺术家的形象。它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心目中的自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细致刻画的自我，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百万计死去的自我。我们也许会是这种人格理想的最后承托者，我所熟知的年轻人已难以理解这种理想。

第二个事件也是渐进发生的。过去四十年见证了各种事物的货币化，甚至像知识这样显然是普遍共享的事物。这意味着经济学作为全世界上层阶级的宗教被确立起来，职业体育成为其主要仪式体系以及所谓的跨社会阶层的主要团结形式。这个新体系强大到足以让大学这样看似自主的机构发生转变，我们回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918年所批评的大学。经济和体育都是芝加哥学派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下述事实切入：每年大约有300亿美元用于向美国年轻人灌输这一反直觉的观念，即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及其众多功能失调不过是理论经济学抽象结论的逻辑后果。这是我想交给未来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挑战——厘清当今新世界的社会心理学。

第二个挑战在社会组织领域，我们必须明确今天存在的新型群体以及行将消失的旧有群体。芝加哥学派在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有老一代的亨德森、中间一代的伯吉斯，还有休斯、斯雷舍（Frederic Milton Thrasher）、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莫勒（Ernst Mowrer）以及其他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学生们。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四个重要议题。

第一个议题源于一个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多重身份及计算机化的自我生成使辨别和描述目前的群体成为一个几近不可解的问题。信息经纪巨头或许能在他们庞大的数据库中发现群体结构的重要方面，但他们对利润的追求会扭曲他们的观点，当然，他们也会将这些观点保密。而且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行为的干预，因为信息经纪人在发现群体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群体。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群体和生态学分析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一方面，行动者周围的群体聚落将数量众多且极其分散；另一方面，大部分社会经验正变得完全虚构，但尽管虚构，这些经验仍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问题至少可以算是方法论层面的挑战。

第二，社会生活中更具可研究性但变化迅速的一个领域是人口学。大多数社会将趋向低生育率、高人均寿命、小规模家庭以及人口老龄化，并很可能受高强度管控。死亡将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议题，因为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生阶段，这对于社会心理学和宗教有着重大影响，后者究其历史正源于人们对死亡的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也将重塑伴侣关系（coupling）——“婚姻”这个词已不再能覆盖亲密关系的多样性。家庭也不再是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所说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收音机、电视、电话、电子邮件、手机已经彻底重塑——在许多情况下是摧毁了——家庭内的互动，家庭在经济层面的重要性却在上升。这一切都令人倍感困惑。

上述变化将我们引向社会组织领域的第三个议题——年龄分级（age-grading）的强化。代际正成为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社会单元。这一变化部分源于死亡率下降以及现代学校体系的僵化，也与资本主义需要将代际作为消费单位密切相关——在服装、技术、娱乐方式等方面都不难观察到这一点。

将年龄划分为阶段的做法在职场中同样有所体现，工作生涯呈现一种新的结构或者说是无结构状态。在二十世纪多数时间里，精英的制造业工人、手工业及专业领域人员可以期待几近实现终身就业。当然，断言这种就业形式彻底不复存在未免夸大其辞，且此前它也未必具有普遍性；但不可否认它正遭受严重威胁，即使是在咨询和金融这样的精英行业。尤其是今天的专业人员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知识库的掌控，这些知识库已经被组织所接管，并转化为商品。我的《职业系统》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在描绘一个业已逝去的世界，休斯式的（Hughesian）工作社会学（sociology of work）呼唤一种彻底的更新——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新的例证。职业生涯也许已成为过去式。

群体的性质、人口学变化以及消费和工作中年龄模式的动态变化这三个议题引出了社会组织领域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只能简略阐述。一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休闲与工作的议题。生产力的提高已经超过其预期，凯恩斯所预见的休闲转向却被限制在生命历程的某些部分，或是因上文提及的诸多变化而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形式。帕克的学生曾花大量时间研究酒馆、妓院、出租舞厅等场所，新的芝加哥学派必须追踪全新的休闲领域，如旅行、赌博、乘船旅行、幻想团体、登山、瑜伽、烹饪等等。

第二个广泛的问题域涉及暴力、犯罪及自杀。一个世纪前，恩斯特·莫勒、鲁斯·卡文（Ruth Cavan）、弗雷德里克·斯雷舍和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曾在芝加哥探索过这些领域，随着互联网和电子记录保存技术的普及，他们的分析对象已然发生了变化，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了全新的犯罪秩序。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传统犯罪形式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愈加猖獗，如腐败、挪用公款、诈骗等等。是时候出现一位新的萨瑟兰了。

三是知识社会学领域的问题。这并非芝加哥学派的强势领域，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有助于阐释知识向图像及口头表达、简短摘要和商品化的转变。身处今天的世界，我们只能希望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研究智识生活是如何彻底脱离大学的。

上述三个更广泛的问题都与经济学成为一种宗教、对经济增长的推崇以及竞争性经济成就的文化有关。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会揭示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难以捕捉的，更不用说传统的变量研究路径了。发现那些常规研究所忽视的方面是我交给年轻一代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属于社会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的杰出芝加哥学派学者有欧内斯特·伯吉斯和维维恩·帕尔默（Vivian Palmer）——他们共同创建了芝加哥的基础地图，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克雷西（Paul Cressey）、弗雷泽、雷克利斯（Walter Reckless）、多诺万（Frances R. Donovan）和他们的同学——他们使用了这张地图以及从中衍生出的生态学概念。

但生态总是迅速变化的。我们知道“身体的近”（physical proximity）的意义较之过去已然改变，却不清楚今天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互联网似乎削弱了“身体的近”的力量，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身体的近”的意义却强势回归。此外，当今普遍的身体流动可能会因过度旅行带来的污染问题而受制约。至于“社会的近”（social proximity），涉及上文提及的诸多变化，随着我们趋向一种多元且分散个体的社会心理学，随着群体变得更加彼此交叠而模糊不清，“靠近”（nearness）在社会世界中的含义不再明确。家庭成员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太多互动，而对彼此知之甚少的网友却能在某个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当紧密的关系。再如，我的同事马尔科·加里多（Marco Garrido）发现马尼拉的贵族在物理意义上散居在贫民之中，贫民充当贵族不可或缺的仆人、工匠、服务提供者等等。在今天的世界，生态学呈现新的形式，接近与分离交织共存。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职业领域，四十年前我所描绘的简单生态系统如今已被编织进庞大的劳动分工中，并与组织控制及高度商业化的产品相互渗透。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审视生态学的观点。

**▍**三

最后，我还有两个总体性的要点，都关乎我们如何进行和书写研究。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抛弃所谓的“小文章学术”（scholarship of mini-articles）、引文索引、自动检索等。无可否认，在AI和ChatGPT出现之前，学术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脚注早已从对晦涩来源的详细考察转变为一种机械的方式，用以展示实际并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必须放弃这种机械化的知识，给予学术研究其所需要的持续多年的关注。重新阅读芝加哥学派的作品吧，其中不会有很多脚注，却有许多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思考以及与材料深刻而富于反思性的互动，而非一味追随理论潮流。

第二， 必须避免不加反思的政治化。我认为我们不能像帕克——甚至艾迪斯·阿伯特（Edith Abbott）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认为的那样，假装可能存在一种纯科学主义。从曼海姆（Karl Mannheim）至今，一个世纪以来的反思都表明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因此需要创建一个子学科，以使我们的道德化更能植根于严肃的反思；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这一事实，即社会本体论的新基础可能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对社会进程作出规范性思考。我们必须转向一种研究过程——其中能整合入随时间不断生长变化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学、至少是美国的社会学所做的那样，背负过于简单化的道德形式。

以上是我自己对于新芝加哥学派的小小设想。鉴于年龄，我可能无法亲历其中的大部分，但我相信年轻一代将完成伟大的事业。

编辑 | 鲁方裕、陈蕊、渡波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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