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写在毕业季_风闻

   这一篇谈一谈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大学”。

   毕业季，QQ上收到了不少即将离校的同学的留言。大部分当然是礼貌性的，或者是为了处理毕业论文相关问题，但也有几段涉及到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的。

   其中一段是来自思政专业的C同学：

    “非常感谢您对我毕业论文的指导和建议。我从您西哲和演讲与口才的课程中也学习到了很多，从您在观网发的文章也受到了启发，指导我解决了一些问题，给我看事情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的帮助很大。特别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启发，真的让我受益终身。”

   还有一段是来自其它专业的Y同学：

   “老师，我是之前在西方哲学史课后跟您散步聊天的学生。我听了老师您的意见去看了李泽厚先生的书。《美的历程》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最近在图书馆看完了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感觉填补了初高中历史课本上几页纸匆匆带过的极大空缺。书中提到的几句话让我醍醐灌顶，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进程在近代发展并不彻底，封建主义依旧没有被根除，以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甚至渗透到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里面，仔细想来真的是振聋发聩。要是没有老师您的推荐，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接触到这样的书籍和这些敏锐的思想。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老师分享，不知道能否在毕业前跟老师再见一面。能够跟老师面对面聊十分钟二十分钟对我来说都会是莫大的荣幸，也还想让老师再推荐一些书籍。”

   看到这两段留言，我努力回忆C同学和Y同学是谁，却只想得起C同学是女生，而Y同学是男生。Y同学有一次来旁听我的西方哲学课，下课后对我说他对艺术与美学感兴趣，好像还在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随口说李泽厚的《美学三书》（包括《美的历程》《美学四讲》《华夏美学》）很好，我大学时非常喜欢，曾被同班一位同学借去，良久不还，担心他要赖账，遂强硬索回，所以也推荐Y同学看一看。至于C同学，我参加了她的论文答辩（但我不是她的指导教师），评了几句，似乎再无别的什么交往了。但她说我给了她很大启发，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上过她们的专业课，要是一丁点儿启发都给不了她，那我这个老师不如不当了，毕竟，“无论怎么讲，我和她是博士生对本科生，优势在我”。她那么认真地听我那些讲得并不好的课，还来我在观网的空间吸收她所需要的东西，说明她对自我成长有追求，有想法。这非常好——其实，听课也好，与老师交流也好，你能收获什么，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态度。只是C同学才20出头，“真的让我受益终身”未免说得太早，加一个“会”字，改成“真的会让我受益终身”，才真的让老师既开心，又放心。可见要驾驭好语言文字并不那么容易，说话作文，不但要有内容、有逻辑，还要措辞得体。

    所以后来我去上课，顺便又与Y同学见面聊了一次。

   在讨论他说的李泽厚对“中国没有根除封建主义”的批评之前，我先讲了自己的经历。

   我上本科以及读研、读博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至少就我感受到的那部分而言），“考编”“考公”“上岸”还远远不是学生们关心的唯一主题。各种思想还在高校里进行着认真而激烈的交锋，也会引起许多同学的关注和参予。

    比如我读研是在某985大学的外国哲学专业，我们的政治公共课则是由公共管理学院开的，而我们同学至少三次在课堂上当面“呛”过给我们上政治课的公管院老师。

    有一次，公管院W老师上课讲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时说：“有些人开讲座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真是奇谈怪论。中国人怎么没有信仰呢？没有信仰，怎么会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呢？又怎么会抛头颅洒热血地闹革命呢？”

   这时我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您批评的是我们哲学院G老师的观点。但您恐怕误解了他。G老师认为信仰和信念是有区别的。信仰是形而上的，是超现实的；信念则不一定，只要确信现实生活中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是好的，一定值得追求，那就是信念。G老师当然不否认中国人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那不是出于真正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信仰’，而是出于信念，即对现实目的的追求比如‘让国家繁荣昌盛’‘让子孙后代生活幸福’。中国人只有信念，没有信仰，并不会导致没有牺牲精神，但它会导致个体缺乏精神上的独立性，因为当你的信念仅仅指向国家、民族、人民的现实利益时，那么这种信念的最终解释权就不在你自己手里，而在国家、人民特别是自称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某种政治力量比如君主、领袖、党派等的手里，你就需要这些外在于你的现实政治力量来定义你，评价你，最终为你裁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值得你牺牲一切包括牺牲你的自由去追求的。这样你就很容易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而有了超越性的形而上的信仰，你的思想就指向一个无限高于现实的精神世界（比如康德的三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也就拥有了一个完全独立于任何群体、任何现实政治力量的视角，从而以你自己的理性对现实中的一切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有了这种超越性，你当然还是可以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奉献牺牲，但这将是你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别人灌输的结果。而有了这种信仰的支撑，你加入任何集体去共同奋斗，或者服从任何人的领导，本质上也是建立一种自愿委托与合作的契约，而不是完全丧失个体独立性的依附与盲从。您当然可以批评G老师的这些观点，但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理解他的基础上，而不能无的放矢，打稻草人。”

    W老师回应：“哈哈，你一定就是G老师的学生吧？你别误会，我和你们G老师认识，我说这些也不是要针对他个人，而是学术争鸣。你说的‘信仰’与‘信念’的区别，的确是G老师的观点，你解释得也非常到位，不愧是你们老师的好学生。这个区别，我们姑且承认吧，但你也要想一想：它们有区别，是不是就代表它们可以割裂开来呢？所谓超越性的信仰就不从现实中来吗？就不会被某种力量所操控吗？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不就垄断了对上帝信仰的解释权吗？反过来说，现实性的信念就没有超越现实的层面吗？中国人的确讲忠君爱国，但真的就没有独立思考，就不去批判君主和朝廷吗？孟子云：‘闻诛一夫纣矣，不闻弑君’‘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又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请问这不是个体的独立精神又是什么？而且中国人连老天爷都不迷信，都要‘人定胜天’，治水的治水，移山的移山，真的会那么迷信皇帝佬儿？你说我误解了你们G老师，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们G老师误解了中国文化呢？”

    我对Y同学说：当时我当然信服我们G老师的观点，但又感到W老师讲的也不无道理。今天想来：的确，区分不等于割裂，而一套听上去逻辑完全自洽乃至自洽得“过了头”的话语，往往是“割裂”的产物，尤其是对一个五千年历史十多亿人口的共同体的文化下一个简单论断，往往割裂了许多背景关联与有机结构。

   我们那一代很多大学生总是这样积极地参予思想碰撞。哪怕对方是老师，手里掌握着评价我们的权力，该碰撞时我们也碰撞。在这种积极主动的交互中，书上的观点、不同老师的观点，经过辨析、提炼与重构，都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各个环节。

   一个人的大学有没有白上，或者说你上的那个能不能叫做“大”学，或许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自觉地思考过一些“大”问题、阅读过一些“大”师，并由此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大大”地提升了心智，并让“心智的持续成长”成为你的一种内在渴求。回想起来，我做一件事情，或者与一个人打交道，本能地首先会考虑这件事、这个人会令我“升智”还是“降智”以及“升智”的点在哪里。所以我不但在课堂上经常讲起我被这些人和事“升智”的经历，也经常把这些写出来分享，这是我在尽一个“大”学老师的责任（当然我尽任何责任都是首先出于自身兴趣），大概也是令C、Y两同学感到有启发的地方。

   因而也就是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思想激荡中，我上大学时读了相当数量的思想史著作，也包括李泽厚的思想史论三部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Y同学之前说的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令他感到“醍醐灌顶”的几段话，应该是如下几段：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无论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或邹容呐喊的平等博爱，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此外，从洪秀全到章太炎的种种小生产者的空想和民粹主义，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享有广泛市场和长久影响。康有为基于大工业生产的《大同书》雄大理想倒如同他这本收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书一样，淡漠地消失在数千年农业小生产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规律对近代中国作了无情的讽刺。农民革命的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封建剥削和统治，章太炎的半宗法半牧歌式的主张可变而为梁漱溟‘以乡村为本位’之类的民粹主义实践，并为毛泽东所注意。经济基础不改变，自由民主将成为空谈；而要改变小生产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又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方面，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不断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

     如前所指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在纯粹理论部门（哲学或社会、政治、文化的理论学说上）内是缺乏深度的，没能提出一个比较系统、深刻、完整的哲学体系。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内部蕴藏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具有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和贯彻着一种讲求实际、主张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包含着十分浓厚的夸张主观心知和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其中由经验论走向主观唯心论和主观地运用辩证法，是最值得注意的哲学迷途。与此同时，缺乏与近代科学的内在必然联系，低估、轻视理论思辨，带来了日后实用主义大举入侵和主观主义与权力意志恶性泛滥的严重后果。

    从洪秀全到鲁迅，本书论述的是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近代正统派的思想。它们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其现实根源是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其思渊源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中国封建儒家思想。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它或者以封建生产方式这样一个共同体作为基础，从而渗进农民阶级的思想观念中，使农民革命创造出一个异化的实体，从精神和物质上统治、奴役压迫和剥削自己，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反而创造出无所顾惜和无所不为的特权集团和阶级。它或者随着近代气候而转换衣裳，穿一件‘中体西用’的新装来抵挡资本主义；它最终则以素有传统极为发达的中国帝王的统治权术，来破坏不可阻挡的近代民主潮流。虽然心劳力拙，每况愈下，但近代中国这种种封建主义的妖魔鬼怪却并不可轻估，详尽研究它的来龙去脉，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

    ……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竟至如此地捉弄人，野心、阴谋和权术居然又附在‘新’一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出现了。刚刚批过‘窃国大盗’的人，自己又想做做窃国大盗了。‘称天才’、‘设国家主席’、‘当女皇’、‘按既定方针办’，不断上演的竟仍是这样一幕幕令人作呕的封建丑剧，一百年前的先进中国人已经在要求开议院重民权，一百年后的今天，封建主义的阴魂却仍然如此不散，并且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似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正是值得深思和总结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严重教训么？”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489—491、498页）

    李泽厚此书初版于1979年。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此书中对中国近代“反封建不彻底”的批判是一直延伸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的。而这位被“醍醐灌顶”的Y同学所不知道的是：李泽厚这种“中国近代反封建不彻底”说，就是他后来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以及“告别革命”说的雏形。换言之，李泽厚之后沿着这条思路一径到底，实际上否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也同样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他还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到了2011年，他就认为“马克思讲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这是个乌托邦理想，实现不了”，毛泽东“是以农民革命的民粹主义来接受和实践马列上述乌托邦。”（《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6—57页）我还读过李泽厚的一本借着谈马克思主义而更露骨地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书（现在恐怕已经不能再版了）。

     所以我在谈话中提醒Y同学：读李泽厚的书，不要看到几段话就“醍醐灌顶”“拍案叫绝”，最好将他前前后后的书和文章都看一看，并且要有一个批判的头脑，多问几个“真是这样吗？”“为什么？”

    李泽厚作为“中国近代反封建不彻底”的证据而大张挞伐的“特权集团和阶级”等现象，本质上是一切私有制社会共有的剥削与压迫的体现，而并不是封建社会更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独有的。资产阶级在它向封建主阶级举行革命的时期，当然会冲击和粉碎封建地主权贵的“特权”，这个时候，“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然十分动人。但一旦政权到手大局已定，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形成自己的比封建贵族强大得多的“特权集团”，即那些属于亿万富翁及其豪富家族的特权集团——看看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至于中国，中国近代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样的反动权贵集团，并不是被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的，而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铁拳砸碎的。这一革命是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得多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它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与特权的根源——私有制。资产阶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喊出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反封建。例如哈利·沃勒普（Harry Wallop）（其祖父是第九代Portsmouth伯爵）2013年出版的《购物如何定义英国阶级》一书中提到：“目前英国还有1000名左右的世袭贵族，真正仍然有钱有地的贵族已寥寥无几。”但贵族仍然是英国的大地主。据2010年Country Life Magazine发布的数据，英国仍有超过1/3的土地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中（转引自北京新东方雅思2018年3月13日译载的《金融时报》文章《英国尚存的一千多名贵族，过着怎样的生活？》）。不同的剥削阶级之间总是同病相怜兔死狐悲的，因为资产阶级不能不担心彻底反封建的逻辑延伸下去会威胁到私有制本身的存在。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友善”，但这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有本质区别，也决不是为了什么“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贯彻到底”。今天中国己经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反对特权并扫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最佳武器，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那一套意识形态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也反不了特权了，用在中国更是只能造成混乱与倒退。今天的中国如果像李泽厚等人所鼓吹或暗示的那样“全盘西化”把资本主义的“课”再补一遍，那么不但资本主义要复辟，封建主义也会复辟，而且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也将无法保证。

    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我在之前的文幸几次提到，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如果一定要搞资本主义反而会是畸形病态的，首先毁灭的不是封建贵族，而是村社等仍有生命力的前资本主义公有制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本来是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的——但必然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包括这样那样的失误。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写于改革开放的起始时期。那时刚刚打开国门，看到西方国家如此发达而我们还相当清贫拮据，一部分中国人会产生一种“我们事事不如人”的感觉并怀疑我们几十年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甚至“搞错了”。一部分“精英”（其中有不少是建国以前的剥削阶级的后代）就将我们国家凡是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其中很多东西比如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带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文化体系，等等，其实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都叫做“封建残余”“反封建不彻底”，鼓吹要把我们“跳过去”的资本主义阶段按照西方的样子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再走一遍。联系这一背景，李泽厚等人写出这样的书，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一直到将共产主义说成“乌托邦”，可以说是一部分人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心理的集中体现。

    谈话结尾，我向Y同学推荐了几本德国古典哲学书，并建议他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在上大学时面临那么多思潮但仍然保持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它们进行辩证的、历史的考察，就是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相当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以之分析各种问题。

    我的大学时代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如果独立思考这些大问题并不断在互动中打开新的认知就是“上大学”，那我现在也仍然在“上大学”。

    毕业不是离开“大学”，而是走向新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