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商業兩維度 謀劃教育樞紐_风闻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綜合來看，在打造國際教育樞紐的過程中，政府應該做更多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從而把香港謀劃成真正的國際教育樞紐。

不久前，總部位於英國的國際高等教育諮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發布了最新的「2026年世界大學排名」，香港繼續保持5間院校（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及城大）躋身前100名的佳績。其中，港大、中大、科大和理大排名都有上升，特別是港大繼去年躍升9位後，今年再高6位，獲得創新高的全球第11名。

恰逢香港正在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提升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地位，是次大學世界排名的提升無異於為院校品牌背書。香港各界對最新排名都很興奮，傳媒也在大力宣傳這成績。

不過，正如本專欄過去文章中所講，大學排名本質上是教育產業化的產物，排名高低受指標選取影響，不同機構選擇不同指標所進行的排名，只能反映大學一部分的表現，排行榜並不能反映大學的全部情況。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其實並不算長，始於1911年香港大學的建立，至今不過百年出頭。在港大之後，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又成立了中文大學。直到八十年代，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

1989年，隨着港英政府宣布將原於1995年為適齡學生人數提供13%學士學位的計劃調高至18%，香港高等教育開始從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九十年代，香港先後有4所院校由學院升格為大學。回歸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0年《施政報告》提出擴充大專學額，提高香港專上教育普及率至60%，此後香港逐漸發展出8間公立大學和若干所私立高校為主的高等教育格局。

現在香港積極推動教育樞紐建設，但教育樞紐背後整體的策略設計究竟如何，其實需要有宏觀思考。實際上，建設國際教育樞紐需要有兩個維度的策略目標，第一個是從學術角度，香港要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高等教育中心。第二個是商業上的目標，即要做大教育產業這盤生意，並通過教育產業來輻射其他產業的發展。因此，香港如果想要做好教育樞紐，就有必要明晰通過何種路線圖來實現這兩個策略性目標。

世界格局  東升西降

就第一個學術目標而言，香港各間大學的排名上升是不爭事實。雖然QS、U.S. News及泰晤士高等教育（THE）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是基於不同指標，但從變化趨勢看，過去20年呈現出的共同特徵，是亞洲大學排名整體上升，包括香港能有5間大學躋身世界大學百強，也是最近10年的事。

這個趨勢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世界的經濟重心在遷移；相應的，世界高等教育整個重心也在發生變化。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前，歐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今天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的模式，都是學習跟隨當年柏林洪堡大學（HU Berlin）。美國真正確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地位是在三十年代之後，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後，一方面，這與戰後德國科學家大量流失至美國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美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霸主有重要關係。

今天，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但整個大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如同世界大學排名所反映的，亞洲大學排名在持續上揚。其中最明顯和突出的就是中國內地、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學排名上升，印度也有幾間大學的排名擠進世界前200。這些折射的其實是整個亞洲區域的經濟實力在提高，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所以從大趨勢看，本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升是必然現象。

而且，從近期美國高等教育界混亂的局面，也可以開始看出一些「東升西降」的端倪。一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頂尖高校哈佛大學激烈鬥爭，宣布凍結哈佛數十億美元的政府撥款，威脅剝奪哈佛的免稅地位。二是特朗普大幅削減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國家衞生院（NIH）、太空總署（NASA）等研究機構的撥款經費。表面上，這些是特朗普的個人行為所致，但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美國社會深刻撕裂，本質上是「左翼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鎮」和「保守派右翼總統」的鬥爭。

另一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其製造業空心化。麻省理工學院曾經在香港設立其全球首個創新中心（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當時MIT校長在解釋為何選址香港時指出，由於美國國內缺乏製造業配套，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出的專利成果，90%以上只能停留在圖紙，連樣品都造不出來，更不用提中試。所以MIT選擇香港設立創新中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中大灣區製造業的優勢，希望在此推動完成成果轉化。從這角度看，製造業空心化的問題，將來也會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形成制約。

兩大要點  港仍遜色

相較之下，中國現在將高等教育和科技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而且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戰略下，國家對以科技產業為導向的高等教育投入非常大。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能否把握這個機會，利用整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也提升自己為國際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之一。

其實拋開主要供社會大眾參考的大學排名，從學術的角度看，真正評判一間大學是不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主要有兩點。一是看在核心學科中有沒有世界公認的頂尖學者，二是看這間大學培養的博士畢業生，能否在世界公認的一流研究型大學任教。

關於第一點，香港近年在一些學科已經開始擁有世界公認的頂尖學者，但與美國真正的頂級大學還有些距離。而且現在內地城市也在投放大量資源吸引全球頂尖學者，香港與之比較並不具備絕對優勢。近期美國知名納米科學家、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李柏（Charles Lieber）因參與中國的科技人才計劃被美國政府打壓，本港知名大學曾與其接觸，並一度有傳他將受聘來港。但最終，利伯在今年5月份全職加入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並受聘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另一個關於著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的例子，也如出一轍。顏寧曾受聘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雪莉．蒂爾曼終身講席教授，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藝術與科學院的雙料院士。在其決定回國後，本港知名大學亦曾力邀顏寧出任該校理學院院長一職，但她最終選擇前往深圳出任新建的醫學科學院創始院長。

至於第二點，香港的差距仍比較明顯。香港本地大學培養的博士畢業生，真正能夠在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任教的數量還很少。當然，這也與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有關。畢竟香港幾間大學躍升至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學也並不是太久，仍需要一定時間積澱。所以香港在建設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過程中，其實還需要下大工夫提升。

港大校長張翔曾在探討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時提出，能否將香港最好的幾所精英大學集合，在北都創造類似「西南聯大」模式的頂級大學。西南聯大是抗日戰爭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為避日軍而遷移至昆明，聯合組成的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打通了教授及學生處於不同學校的邊界，創造出高度融合、資源共享的教學體系，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鄧稼先等一批傑出人才，堪稱中國教育的奇蹟。當然，這個構想可能只是張校長個人的良好願望，從目前看實際操作性並不強。但這背後的思考核心是，香港需要用好本地資源，同時在目前國家大力投入科技的背景下，結合好國家的資源，在香港建設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這需要香港在下一步建設教育樞紐時有更全面的策略謀劃。

就建設教育樞紐的商業目標而言，教育產業是一盤很大的生意。以教育產業發達的英國和澳洲為例，前者高等教育出口收入達2160億元（2021年），後者亦有約1640億元（2023年）。從2022年教育服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看，英國和澳洲分別是6.0%和4.7%，香港是1.3%，還有不小的提升空間。

其實教育產業不單自身能創造收入，還能通過學生和家長的消費、住宿及餐飲等相關產業增加效益。政府最近公布計劃，將容許酒店及商廈毋須經任何規劃程序改裝成學生宿舍，這是很好的例子，能清晰看出香港教育產業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發展的作用。

過去香港8所公立大學（八大）的主要收入依賴政府撥款及小量捐款，現在教育產業化已經成為香港各大學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在2023/24學年，八大綜合盈餘合計近百億元，大部分原因就是靠教育產業化所帶來的收益，而且除了經濟效益的增加，發展教育產業也是輸入人才的手段，有助於為香港補充人才。

土地有限  缺寄宿校

在發展教育產業的過程中，香港也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是要注重人才培養質素，不能做成純粹買賣文憑的「學店」。其次是有必要考慮補充完善教育產業的鏈條。

政府現時的目標還停留在做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其實中小學的教育產業也是一塊很可觀的蛋糕。未來香港要做的教育樞紐應該不局限於專上教育，而是成為覆蓋全產業鏈的教育樞紐。內地許多較為富裕的中產以上家庭，會在孩子處於中小學階段時就把他們送出國外讀書。但是孩子太小出國，會導致他們很難受到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的熏陶，從而令其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和對國家的認同感變淡。

如果是在香港，由於我們的國際學校絕大部分有中文課程和中國文化教育，這些內地孩子來港上學一方面能接受國際課程教育，另方面也能繼續接觸到中國語言和文化，加強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這對國家是有益的。

然而，香港現在缺少寄宿制學校。因此未來在北部都會區規劃時，對教育樞紐的布局需有通盤考慮。按照現有的規劃，「北都大學教育城」分別分布於牛潭尾（約46公頃）、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約5公頃），及新界北新市鎮（約40公頃），3塊地加起來不到100公頃。

相比之下，北京清華大學的面積就超過480公頃。即使不與清華大學比較，在橫琴的澳門大學校區面積也超過100公頃，比香港北都大學城3塊地加起來的面積都大。

如果只拿出這麼小面積的地，很可能就只能做「學店式」的教育產業，很難做成與產業園區配合的真正研究型大學，更不用說做成多間大學設施共享的「超級大學城」。北都雖然號稱300平方公里，實際新發展用地僅有30多平方公里。在新發展區中，以公營房屋建設為主的粉嶺北（約1.65平方公里）、古洞北（約4.47平方公里）及元朗南（約1.85平方公里），合計面積近8平方公里。這些區域是早年規劃好的，那時尚沒有都會區和大學城的概念。

除去這8平方公里後，新發展餘地只有20多平方公里，而且還要預留創科產業園區、物流用地、公私營住宅乃至會展、體育運動場地等，真正能分給教育產業的土地面積可謂捉襟見肘。

頂層設計  跳出框框

因此，北都現在就只能從餘下用地中擠出3塊土地給大學城建設，且每個區域面積也十分有限。這樣的空間規劃對構建真正意義的大學城都是很不理想，更不必提發展中小學教育所需的寄宿制學校用地。那麼，將來建設北都大學城時，能否跳出現有新發展用地面積的限制呢？

事實上，北部都會區還有不少屬於丘陵和山地的區域，因為當時沒有規劃在新市鎮範圍中，故並不在北都30多平方公里的新發展用地內。其實教育用地對地形的要求並不是特別高，將大學建設在山上也沒有太大問題，譬如現在的中大和科大，都是建在新界的山上。所以，在濕地、保育用地和郊野公園之外，北都仍有不少土地具備發展為教育樞紐用地的潛質。雖然有些山頭涉及墳地的問題，若政府能夠和村民協商，事情亦非不可解決的。舉例說，夾在河套園區和新田科技城之間的鐵坑山，就非常適合來做大學發展用途，且還可以和臨近的創科產業園區聯動。

綜合來看，在打造國際教育樞紐的過程中，政府應該做更多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從而把香港謀劃成真正的國際教育樞紐。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