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MBA两年亲历记：一场资本主义骗局_风闻

笔者原籍四川，本科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工作五年后重回校园，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

序幕

在踏入商学院之前，官方宣传犹如一场堂皇仪式：这是“培养未来领袖”的摇篮，是世界精英云集之地，是用智慧与奉献名正言顺地“将世界变得更好”的神圣使命。我当时深信不疑，如同被赐予世间至高真理一般。

那时我在摩根士丹利打工，我身边的几位中国女同事被西方女权理论灌输得七荤八素，每日讨论的主题沦为两件事：

其一，“所有男人都是原罪”，替男人贴上“男蛆”标签；

其二，消磨于八卦、刷微博。

他们口中标榜的“尊重”与“仁爱”，却全然忽视我作为男性整日被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所环绕，西方企业的意识形态布道和他们手下流水线螺丝钉们的郑重道貌耿耿不过是一幅幅遮盖人性大恶的假面具。

那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则新闻：贵州一名少女，父母早亡，独自打工养弟，因营养不良体重只有五十斤，最终凄惨辞世。我当时抑制不住情绪。那一刻暗自发誓：从这些整日叫骂的废物中脱身，进入最好的商学院，与全球声称的“未来领袖”一起，用能力与善意，为这个世界铺设真正的希望之路。

然而，等我踏入那传说中的商学殿堂，一切幻象迅速破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彻底颠覆了我人生的所有信仰。

师资与教学

本科在英美念大学时，经历的师生关系充满着类似中华传统意味的浓厚：教授们饱学历经、倾囊相授。除了传道授业，也塑造人格与品德。在伦敦时，曾带我的英国导师去唐人街吃火锅、畅饮夜谈；当我遭遇家庭困顿与人生起伏，老教授们亦不吝倾听我的境遇和感受，给予诚挚慰藉与激励——那些温暖时刻，至今铭记在心。

然而，当迈进商学院，立即撞入截然相反的幻境：在这里，一个个顶着“教授”头衔的并非学术大匠，而是华尔街和硅谷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他们被聘来顶替教席，充其量支撑起一节90分钟专题研讨的能力，却被用来填补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的教学空档。这种安排无异于对学生时间与每年九万美金学费的公然践踏。讲得无非是粗浅皮毛、空洞重复，既无深度，也不堪入耳。

低劣的教学质量不仅令人昏昏入睡，更具有结构性的危害。这些讲师往往背负着显明的意识形态议程。他们或有意、或无意，通过精心设计的课件与言语，施加系统性洗脑。在精英培养、未来领导者的幌子下，把商学院培育成华尔街及硅谷资本联合体的一颗颗合格螺丝钉。抛去一切为人的情感，而将毕生之使命为资本的持久运转和压榨机器而服务。

一个例子便可说明：某次课堂，一位硅谷中层印度裔管理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英伟达，称其市值高达数万亿美元”，超越耐克、可口可乐等巨擘。他说得热情洋溢，仿佛这些财富与他同气相求。我忍不住提问：“请问，英伟达是芯片制造商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他们做芯片。”我当即指出这一事实性错误：英伟达根本没有制造能力，他们只是芯片设计商，真正制造流程全由台积电等厂商代工，其本质与建筑设计或时装设计工作室无异。这类荒谬至极的案例，竟是商学院从上至下的浅薄常态。

造神运动

攻读MBA期间，曾选修一门气候变化课程。该课程的讲师被校方大力宣传为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标杆，甚至在校内营造出近乎神化的舆论氛围。课前我一度以为，能从他那里获得对环境政策、能源转型，以及气候经济的系统性理解。事实却令人失望至极。这位教师本身只是有过能源行业的投资背景，其讲授内容既缺乏理论深度也欠缺结构逻辑，可谓空洞和无聊至极。更为荒谬的是，此人在课堂上将个人生活细节大加渲染，诸如“每日骑自行车上下班”之类微不足道的行为，被反复当作道德优越感的证明，就像中世纪的牧师像台下学生兼信徒布道，而恰好商学院存在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听众，既蠢又坏。这种表演式的环保姿态，不过是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下的浮夸表征，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也无法对寻求真理者产生真正的启发。

我不禁反思：若环保理念的贯彻仅止于骑自行车这种象征性姿态，而对校园中资源的滥用、学生的通勤成本、城市的基础设施等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那么这样的课堂究竟是在培养环保意识和探讨实践路径，还是在塑造一种廉价的道德自恋？

在这类现象背后，是商学院越来越普遍的造神机制。学校通过传播某些标签化人物形象，为其赋予某种时代先驱的光环，试图借此吸引资源、打造自身叙事。然而当我真正接触这些被神化的人物，往往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内容空洞、修辞浮夸、认知单薄的符号工具人。这种文化氛围，非但不能推动学术进步，反而成为制度性媚俗的温床。

现任商学院院长彻底打破了我对高等教育治理人选的基本认知。这位来自希腊或葡萄牙，连英文都讲得磕磕绊绊，夹杂着浓重的口音，语言表达尚且不流畅，更遑论处理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和产业协同。他的学术背景是统计学，而非管理、经济或国际事务。这放在一个标榜多学科融合精神的商学院中，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一个学统计学出身的人，不可能驾驭跨学科合作、无法理解政策与产业的互动逻辑，更不具备带领一个顶尖教育机构的能力。

这样一位资质平庸者的崛起，与当前华尔街推行的DEI（多元、公平、包容）政策密切相关。表面看似推动公平，实则往往变成身份政治配额游戏，其结果是以身份取代能力，以象征正义替代实质治理水平。

这位院长在各种所谓全球交流场合频繁亮相，访问中国、接待企业高管，但实质对行业发展、包括中国社会的理解几近于零。从他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认知深度来看，这样的交流不过是鸡同鸭讲，一场场没有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罢了。他对行业没有真正的理解，对各国社会也缺乏起码文化感知能力。此类院长存在本身就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一个巨大讽刺。这类全球化表演显然无法达成真正的交流，最后只剩空洞的仪式感和自我感动。

在一门称谓“商业向善，改良社会”的课程中，本以为内容会从制度设计、市场机制、产业升级等角度切入，探讨企业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出于自身在国际关系与政策研究上的背景，我对公共政策和宏观治理结构有着天然的兴趣。

然而现实令人愕然。整节课竟成了一场可笑的身份政治控诉舞台。课堂上，老师并未围绕商业策略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展开探讨，而是突然邀请几位身分不明，夹杂着洋泾浜英文的女学生上台，要求她们公开讲述自己作为女性在社会中所遭遇的臆想式的“压迫与不公”。言辞激烈，充满对男性的指责，课堂逐渐演变为一场以性别对立为主轴的情绪宣泄，而非知识探讨。

我在场听得心生困惑，每年缴纳九万美元的学费，竟是被强迫成为观众和指责对象，参加这样一场针对男性群体的猎巫式审判？更重要的是，这种拙劣的表演与现实世界的严酷毫无关系。这些人高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口号，却从不面对最真实的社会图景。商学院坐落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仅仅一街区之内，尽是贫困、毒品、暴力的重灾区，而课堂上这些一丘之貉的教授和学生，满嘴社会关怀，仁义道德，不过是为自己谋利、博取身份政治资本，以及向华尔街和硅谷利益联合体的主子们俯首称臣的伎俩，既看不见眼前的贫穷，也走不出虚幻的象牙塔，触碰极端资本主义垄断给社会带来的真实苦难。

当然，商学院的老师也不尽是如上述之流，即没有能力和水平，又唯利是图，缺乏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基本责任感。有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中年女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传统美国人。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也总是认真观察并跟进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我时常想对她说，像你这样的老师，我个人非常尊重。然而，在整个商学院的大环境中，如此情操为凤毛麟角。诚然是真心实意为学生着想，也仍会有一部分人对此种付出丝毫无感，甚至是抵触。

强制多元背景融合带来的价值观紊乱

表面上，学校将来自不同教育和职业背景的学生放在同一体系中，宣称这种组合有助于激发更大的协同效应与跨界交流，听起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思维结构与意识形态逻辑。他们之间不仅难以有效沟通，反而在强行并置之下更容易激发冲突。

有的学生来自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专业，有的曾在军中服役，有的是前中小学教师，有的是画家或音乐人，还有的是传统金融、会计或统计背景出身。这样的人群强行置于同一教学环境，所呈现的不过是极其肤浅的交流与形式化互动，其本质极为短视及交易化。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课程设计中尤为突出。例如，会计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对那些曾有金融或会计背景的职场老油条而言不过是轻车熟路，甚至过于浅显；而对于一些原本出身于社会人文背景的学生，或来自部队退役的同学来说，由于缺乏基础知识，课程难以真正发挥启发与教育的功能。归根结底，这种大杂烩式的配置，不但未能激发个体潜力，反而掩盖、甚至抹杀了不同学生在其原生领域中本可发挥的独特优势。

从我个人角度看，那些来自会计、金融和统计专业背景的学生，并不具备真正的领袖潜质。他们适应商学院这种浅显、标准化、缺乏切实创新的学习结构，也表露出某种对复杂性与创造力的回避。他们不具备颠覆常规的能力，也缺乏作为领导者所需的气质与视野。他们的存在，只会加剧商学院趋向集体性平庸。

这种问题也同样体现在所谓种族裔多样性上。学校通过设置各种种族配额制度，对不同族群进行数量上的人为调配，尤其是对拉丁美洲裔学生的招收数量格外可观。就实际观察而言，这类学生的整体能力欠佳。他们最显著的社交活动便是组织饮酒派对，而在校内课堂上也常以西班牙语为群体交流的主要媒介，甚至在公共场合故意成群结队地用西语交谈，形成排外气氛。我从高中起便在美国求学，寄宿家庭是传统美国人，他们早在我十几岁时就教导过：在公共环境中使用他人听不懂的语言，是一种极其不礼貌的行为。

商学院对于此类行为非但不加引导，反而在制度上给予默许甚至鼓励。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很可能与美国深层政府及华尔街长期以来的后花园战略相关联。他们试图通过商学院这一渠道，将拉美地区的年轻人纳入其话语体系，通过教育包装与意识形态训练，培养出在本国政治与经济体系中能够被美国利益操控的代理人，进而达到长期掌控拉丁美洲的地缘和经济目标。

这样的生态，不仅在认知上制造割裂，在民族关系上亦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倾向，甚至演化为对本民族身份的全面打压和否定。

我们班有一位白人女同学，曾向我提起另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事情。那位中国女学生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因遇到些许不如意，便在现场情绪失控，喧闹、哭泣，引发整个场面失控。在场所有人不得不中断原本的交流，对她进行安抚。令人震惊的是，这位竟然在向白人女同学解释时说：大吵大闹的失态行为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听到这番言论深感羞辱与愤怒。这是对我国民族形象的恶意伤害。因此，我直接向那位白人女同学指出：这是你自己的国家，你不应容忍这种人在你的土地上撒野，更不能因为她口称“自己是中国人”，就为其失控行为背书。这是对文明和谐与交流的破坏。

然而，让我更感悲哀的是，这位白人女同学已经深受商学院所灌输的那套白左意识形态洗脑。在听完我的话后，她只是机械地回答：但我不想变得那么民族主义，我想更包容一些。

这种所谓的“包容”，本质上是一种对文化底线的放弃和对全球金融资本试图构建的无国界秩序的妥协。关怀他国文化、尊重外来者，并无可非议；但当包容被误解为对任何行为的不设限与不批判，甚至默认外来者可以不受约束地挑战本土规则与社会秩序时，它就已经不再是德行，而是懦弱，是对自身主权的背叛。

讽刺的是，这位白人女同学在展现对那位中国女同学的“包容”时，却在面对自己本国同胞时，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据我所知，我们班上一位男同学曾对她表达好感，并计划了一次正式约会。这位男同学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曾服役于陆军特种部队，是柔道高手，外表高大英俊。在安排约会时，提前预定好高级餐厅，并为整晚行程做了周密规划。照理说，这样的绅士行为本应得到尊重。

但事后，这位白人女同学却公然嘲讽这位男同学处事认真的态度，称他的行为非常奇怪。这一反差耐人寻味：她可以无限宽容一个在公共场合撒泼打滚的外来者，却对自己同胞中一个真诚、体面的退伍军人冷嘲热讽。这种双重标准，恰恰体现了商学院所倡导那套“去民族化”意识形态对人心的深层腐蚀。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是一场人为叙事下的既定战略：商学院及其背后的华尔街产业链，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种去民族、去国家、去文化边界的价值逻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一个没有民族认同、没有主权意识、没有文化忠诚的群体。这样一来，全球金融资本便可在无障碍、无国界、无代价的状态下渗透、操控，并彻底重构世界秩序。

美国作为这一战略的原始发动者，实际上也早已沦为被该系统控制的对象。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再到传媒与教育，美国本土社会早已被这一整套体系如寄生虫般蚕食至中枢神经。而这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受过名校教育的所谓精英阶层，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有序塑造为这一体系的协作者、工具人，和话语掌控者。

学生与选拔培养机制

商学院的学生群体，与其宣传中所描绘的“全球未来领袖”形象，存在极大反差。在我亲历的两年中，最大的震撼莫过于此。这是我人生中首次在同一空间内，见到如此高密度地聚集着一群素质低下和道德沦丧之人。他们中许多人的言行举止，不仅缺乏最基本的教养与修养，更充斥着赤裸的利己主义与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唯利是图，操作规则，漠视原则与公义，仿佛置身的不是一所高等学府，而是零和博弈的豺狼场。

当然，经过进一步反思，我认识到：所谓坏人未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实际上，商学院中仍有相当比例（或许一半以上）的学生，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人际修养。他们谦和、有礼、愿意帮助他人。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坏人是否占多数，而在于只要一个组织中有30%到40%的搅局者，即那些主动制造摩擦、倾向破坏和谐的人存在，他们就足以破坏整个环境的风气，并将健康的群体推向边缘。

更严重的是，这类人格结构畸形的搅屎棍往往格外活跃。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学校社团、活动组织和公共平台上高频露面，占据话语权与资源配置的优势位置。于是，一种恶性的制度性淘汰便悄然形成：原本背景优秀、品行端正的学生群体，反而被挤压、边缘化、沉默失语，制止彻底退出社交活动。而这种道德的溃败正是由制度精心设计出来的。

以下两个例子说明商学院的逆淘汰机制如何边缘化好人和能人的。

其一，班上一位美国同学，本科曾就读于乔治城大学，为人极为友善与谦和。在我求职之初，曾向他请教相关经验，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毫无架子，行为端庄且谈吐有度。然而，自商学院第二学年起，我便再未在学校任何公开活动或课堂上见过他。他显然已选择主动抽身，避免自己继续被这一庸俗而混乱的环境所消耗。

其二，是另一位同班同学，来自西雅图的同学，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本科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是标准意义上的学术轿子。同样地，此人为人和善，不张扬，也从不参与那些充满操弄与浅薄社交的校内活动。毫无疑问，他一早就识破商学院的本质，而选择保持清醒与距离。

他们都具备高教育水平和高人格修养，但却不约而同远离商学院的所谓主流文化与活动圈子。整个商学院生态的荒谬性由此得以凸显：那些真正具备道德、知识与能力的人，被排斥在权力和影响力之外；那些靠无底线竞争、权谋操控上位的个体，却反复被制度选中、被平台放大、被风气鼓励。这正是典型的“逆向淘汰”机制，一种把教育空间推向内卷化、空心化、犬儒化的病毒。

以下描述种种，至多为我所经历及发生过的冰山一角：

商学院内部的种种败象，最根本的问题，并非仅仅出在人身品格层面，而在于其背后有一整套制度性的养恶机制。这些人性中的恶，其实是与学校的运行逻辑、利益依附，以及整个全球金融资本秩序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商学院早已不再是学术机构或教育共同体，而是成为“华尔街—硅谷—达沃斯”轴心下全球金融资本统治机器的重要环节。

商学院的招生、培训与输送体系，构成了一个逻辑缜密、结构完整的闭环机制：它首先有选择性地招入一批高度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小人，然后通过制度性扶持和资源倾斜，刻意培养其在校内的生存优势。借以“竞争力”“领导力”“赋能”之名，这些人被系统性鼓励去蔑视集体利益、破坏规则与道德边界，把任何一个群体关系转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而更可怕的是，这套行为模式将在他们毕业后原样输入由金融资本操控的大企业、咨询公司与投资机构中，完成从校园到职场再到社会的全面接轨。

我在商学院亲眼见到不少这样的例子，甚至包括一些来自本国中国的学生。他们无论从能力、见识还是人格修养上，都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本国精英，却往往成为最容易被洗脑、最积极被利用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建立起了对职场晋升的极端崇拜，对祖国、人民、社会毫无认同，唯有对华尔街和全球金融资本等体制的入场券马首是瞻。

其中有一位中国女学生，刚进学校便高调宣称自己拥有家族企业背景，对外极尽吹嘘；在校内则习惯性地使唤他人、指派任务，甚至对其他同学进行霸凌、掠夺资源。令人错愕的是，原本以为这种人会因行为粗鄙德行而被普遍唾弃，结果却在学校的制度支持与部分教师纵容之下节节高升，甚至被推上了学生社团主席的位置。这正是最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构性逆淘汰。背后的真相是商学院内部早已没有价值判断与德性标准，某些教师本身不过是趋炎附势之辈，见利忘义者居多，哪怕只是一点利益、一丝好处，也足以让他们罔顾良知与底线。

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之间自然也难以建立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情谊或合作基础。彼此关系中不见信任与理想，更多的是警惕与算计。在各类社交场合上，弥漫着的是一种病态的“交易型人格”：每一次寒暄背后，都藏着信息获取与自我推销的精明算计；每一轮聚会之间，都潜伏着对资源与平台的竞逐。

我曾多次在中国学生组织的聚会中目睹这种荒诞场景：某些同学会主动与每一位陌生人攀谈一两句，然后迅速要求加微信留联系方式。他们单纯地相信，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未来的棋子”、下一段职业跳跃的“踏脚石”。然而，这种肤浅的互动不仅毫无意义，反而折射出一种对人性的异化与工具化。他们已不再把人看作可以交往、共事、协作的对象，而是彻头彻尾地将人变为资源、节点与利用对象。这种病态心理，正是被商学院价值体系有意识强化与制度性复制的。

学院活动

观察下来无外乎三种：

第一种，便是完全以无意义享乐为导向的各类饮酒派对。尤以所谓“拉丁美洲饮酒Party”为代表，场面之喧哗、行为之放纵，几近于集体失控。而学校非但不加以引导与克制，反而打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旗号，大力支各类社团高频举办此种活动。所谓融合之名，不过是纵容之实。而如此风气盛行，参与者众，自然也从反面映照出该群体整体素质的低下。

第二种活动则体现出极强的意识形态导向，甚至可以说已带有强加迫害的性质。学校所全力支持与主推的，正是那套女权与同性恋权益的话语体系。在华尔街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集团的直接或间接操控下，这些原本应基于自由平等原则探讨的问题，早已异化为一场场政治仪式、话语洗脑乃至舆论审判。

譬如“女性商业论坛”，凡有活动，必然高频强调“女性”身份，事事贴上“女性领导力”标签，其背后逻辑从来都不是为真正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争取公正，而是为那部分早已拥有特权地位的既得利益女性开辟一条额外晋升通道，将原本属于全社会的资源、机会与空间，转化为她们进一步攫取利益的筹码。这其中的多数人漠视现实中那些真正受苦的底层妇女，更不曾思考性别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她们之所以高呼女权，不过是为了自身谋利，便于进入华尔街、便于在DEI（多元、公平、包容）体制下脱颖而出，获得那本不属于她们的席位与报酬。

而这一类强行构建的意识形态场域，极大地撕裂了学生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信任与和谐关系。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乡的中国女同学约吃晚饭，原是一次轻松的交流聚餐，气氛尚可。然而当谈到另一位中国女生进入某家投资银行实习时，我随口问了一句：“现在市场环境不好，她是怎么拿到这个机会的？”她回答说，因为对方是“Diversity Candidate”，即多元人群。我出于自然的好奇，又追问一句：“她是属于哪一类 diversity？我们中国人不是多数情况下不算在多元类别里的吗？”她答曰：“因为她是女性。” 我略感诧异，又问：“全球男女比例大致是1:1，怎么女性就成了多元群体？”

原本是一次轻松闲谈中的逻辑追问，却瞬间激怒了这位女同学。她情绪激动，当场提高音量反驳道：“女性怎么不是多元群体？你知道女性在职场中有多大的压力和不公吗？” 坦率讲，我当时一脸愕然。原本和谐的饭局顷刻间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对垒。而这位女生，此前从未有西方学习背景，仅仅在商学院短短一年时间，便被洗脑至此程度，可见这套意识形态渗透之深，对人际关系与基本沟通环境腐蚀之巨。

正如印度裔美国新兴富豪Vivek在《Woke Inc.》书中所言，华尔街与硅谷利益联合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选择全面押注极左思潮，并非出于道义觉醒，而是出于对资本统治的战略维护。他们深知，唯有转移焦点，将舆论引导至 “性别” “种族” “身份” 这些虚浮而激烈的议题上，方能掩盖 “1%对99%” 的真实阶级矛盾。在这场转移中的最大牺牲品，就是我们——生活在日常裂痕与信任崩塌之中的普通人。

更甚的是，学校在同性恋等边缘性群体议题上的态度，也早已超出尊重与保护的范畴，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制度性推崇与灌输。我个人对同性恋并无偏见，也有不少同性恋好友。但我所反对的，是学校以制度之力推动一种性别转化鼓励政策，不再仅是允许存在，而是有意地引导与诱导更多原本未有此倾向的正常人改变自身认同，加入这类群体，以换取制度红利与职场上的特殊通道。

这根本不是自由或包容，而是一种深具操控意图的意识形态压迫。在资本力量的加持下，假借进步之名行统治之实，将所有不服从于它的声音边缘化和污名化。表面上是尊重差异，实则是建立一套全新的等级制度。

第三种就是一整套由学校，华尔街，与硅谷联手打造的造神运动。学校频繁将诸如黄仁勋之流请至校园，以演讲嘉宾之名行意识麻醉之实。黄氏不过是一家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按理说不过是资本运作体系的中层管理人。然而经由商学院的刻意包装与无休止渲染，他被塑造成宛若神祇的存在，仿佛一位技术与资本完美结合的未来先知。许多学生在长期耳濡目染与集体仰望之下，失去独立判断，对其顶礼膜拜，俨然如同中世纪盲信教主者一般。

而这一切的背后，清晰可见的是一套政治经济操作逻辑。美国当前的经济早已脱实向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面对无法自洽的债务泡沫与资产虚高，华尔街与硅谷需要借助特定的人设。于是，制造出黄仁勋这类具有技术崇拜色彩的代言人，以个人神化来为股市注入信仰红利。

我始终强调，英伟达不过是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其模式与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时尚设计本质无异，皆不掌握制造能力，所有产品最终依赖外包。英伟达自身并不具备产业链的完整控制权，其估值远超合理范围，本质上乃人为抬升、资本炒作的结果，是当下金融市场炒作现象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之一。

人工智能与管理资本主义

讲到AI人工智能浪潮，商学院再一次摈弃理性，鼓吹一系列背叛人类价值本源的政策。

2023年，当ChatGPT-3初入市场之际，商学院即迅速跟风追捧，态度之狂热，颇有一哄而上的盲动气象。我亲眼所见：某堂课上，老师提出一道浅显问题，仅需一两分钟即能作答，而我身边一位中国籍学生却不假思索地将问题原文输入ChatGPT，坐等机器输出答案。此种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当一个人开始习惯性地将自身思考能力完全外包给算法工具，他的内核尚余几何？他作为人的独立价值，还剩几何？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深层图谋：剥夺个体的认知主权，异化所有形式的劳动，使人类不仅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权，更失去曾经赖以为傲的脑力劳动价值。当连思考都成为可以弃用的能力，个体便沦为无经济价值的存在，进而滑向无社会价值和无生存权利的终点。

令人震惊的是，在如此背景严峻之际，仍有商学院教师公开鼓励学生以ChatGPT完成作业，理由竟是更快适应新的职场环境。此言乍听合理，实则深具祸心。这种做法的长期后果，必将导致教育体系的系统崩坏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松动。一旦所谓“AGI”（通用人工智能）真正实现，则全人类的劳动与思考都将沦为技术奴役的附庸，届时人类可被全面代替。

硅谷牵头的人工智能本质，在于对劳动价值的异化和再定义。在这一逻辑下，绝大多数普通人所具备的作用价值被逐步剥离，直到被系统性否定，最终连最基本的作为人存在的权利也被吞噬。

在商学院求学期间，我反复思考“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内部机制的悖论。西方所鼓吹的客户至上，投资人至上, 效率为王，看似进步、理性，本质是一套将员工持续边缘化的剥夺体系，与德国和日本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企业的每一项战略决策都围绕降本增效展开，系统性压迫了员工权益。该群体非但无法保障长期生计，甚至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此举不仅摧毁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也破坏了整个经济循环的根基。员工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他们被排除出生产链条，自然丧失了消费能力。而当消费主体枯竭，客户何在？市场何存？

申请和求职

我进商学院和求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段个人屈辱史。回顾整个读商学院的过程，从最初动念至正式入学，耗费我整整四年时间，以及无数心血与隐忍。背后所倚仗的，是一个主体性的人渴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意志。

时间回到2018年，正值虚拟泡沫经济与消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之时，金融魔术堂而皇之取代了实质价值创造。“新消费”“区块链”“Web3”“元宇宙”等口号如瘟疫般从华尔街、硅谷蔓延至全球，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叙事，重复着几百年前荷兰郁金香狂热的历史闹剧，体现的不过是人性最原始的贪婪与愚蠢。而彼时，我是一个需要靠劳动来维持面包和生存的普通青年，希望在浮夸的时代潮水中寻求生存的保障。

我在本科毕业一年后开始认真审视周遭局势。身边一些昔日同窗，已在各类所谓高端行业，主要是金融与管理咨询中崭露头角，收入颇丰。然而这一切并非源于其工作为社会贡献的真实价值，而是由美联储在全球肆意释放的廉价货币所虚构出来的幻象。我起初亦怀抱希望，试图走入这一领域。限于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背景，偏重外交、地缘、安全等宏观议题，对于企业金融与管理理论知之甚少，完全可以说是门外汉。

于是便开启了自学之路，刻苦学习金融知识，报考各类投资资格考试。仍终究无法与那些早已在大学期间就接受过系统化培训和实习经验的竞争者抗衡。同时，在深入理解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对金融这一行业本身缺乏真正的兴趣与热情。与其强行融入一条偏离本心的轨道，不如厘清方向：宏观框架和战略分析，这才是我的强项。因此，我将职业转型的目标锁定在管理咨询行业这类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

可惜现实再度给予迎头一击。我向上述所有公司投递简历，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甚至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未得到。此时才得知自己的教育背景与实习经历，根本未触及它们设定的门槛。由此我得出一个唯一可行的策略：报考世界顶级商学院，获取MBA学位，作为通往理想职业的跳板。在这个看似公平竞争、实则充满结构性排他机制的游戏中，只有通过所谓的系统认证，才有资格敲开紧闭的大门。

我自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计划与部署。这其中光是GMAT考试就花掉了整整半年，切断了除工作之外所有不必要的外在联系，全神贯注投入其中。最终取得750分的成绩，位列全球前2%；文科综合得分44分，同样处于前2%；写作部分则获得了满分。

此后，又是一系列辛苦而细致的筹备工作：每天在完成本职工作后继续伏案修改个人申请文书，同时协调推荐信事宜。在最后冲刺阶段，2021年的夏天，彼时因长期疲惫而身染疾病，却仍决定强行接种COVID疫苗，只为最大限度压缩副作用的恢复时间，以将有限精力用于申请。然而，疫苗与本身发烧的虚弱状态叠加，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周多，期间高烧不止。症状略有缓解后，又留下了持续性偏头痛与低烧后遗症。即便如此，仍咬牙坚持：每天带病完成本职工作，夜间继续准备申请材料与面试内容，靠着止痛药强行支撑。这一切苦楚，皆为一张通往希望的入场券。最终，顺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当时内心的欣喜，无异于相信自己多年付出终获应有的回报。

在正式入学前，我便开始全面准备与管理咨询相关的内容，认真研读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并报名参加贝恩公司组织的入学前咨询项目实战演练，以切身方式理解该行业运作逻辑与实际操作。入学后，第一时间投入各条咨询招聘通道，全力发挥个人优势，以期贴合行业需求。学习方面，我专注参与战略、市场等与咨询密切相关的课程，积极在课堂讨论。社团方面，加入管理咨询俱乐部，借由每一次的行业分享环节，将咨询技能逐一内化。

在公司面试准备方面，我几乎报名参加了所有知名咨询公司的招募活动——从大规模学习环节，到各种聚会，再到一对一的聊天，严格遵循他们给予的“Playbook”游戏玩法，在每一次互动中虚心请教，以笑容和积极乐观的姿态去打动每一位招聘官。这一切，我都一丝不苟地贯彻实施，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达到的程度，远超许多人。尤其作为一名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自然面临更甚的文化壁垒与沟通挑战。在每一次与咨询公司员工结束交流之后，我都会进行反思并认真撰写感谢邮件，以表达对工作的热忱。

管理咨询求职过程最核心的一环即案例面试，我自2022年十月起，也即入学后不到两个月，便已着手准备，比绝大多数同学都提早了相当一段时间。其间，通过广泛阅读案例面试书籍，并借助校内外资源展开密集训练。无论是由企业组织、由商学院管理咨询俱乐部发起，还是通过自身渠道所安排的模拟练习，都积极参与，迅速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在案例面试方面的能力与天赋。以下数事，可为明证：

其一，在一次由麦肯锡组织的大型案例面试活动中，我从参与者中脱颖而出，迅速而自信地提出对案例问题的系统分析与解决方案。表达清晰与逻辑缜密赢得麦肯锡员工的高度评价，引发在场近百名参与者的集体鼓掌。

其二，到2022年十一月，一位担任案例辅导的学长，在多轮练习后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你现在已经不需要训练案例面试了。你的案例能力已臻于行业顶尖水准，接下来要将重心转向行为面试。”这一反馈，更加坚定了继续深耕咨询路线的信心。

其三，在同期参与咨询行业申请的同学中，亦获得了广泛认可。他们普遍认为，我在案例面试中不仅展现出出色的逻辑与分析能力，同时做到不怯场，思路开放，敢于在复杂问题面前明确提出看法，具备咨询行业拔尖人选的典型素养。

职场邪教化

然而，后续的一系列遭遇，令我对商学院、对这类企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有了彻底而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的获得是在一次次残酷现实打击之中的顿悟。2022年12月，各大咨询公司公布面试名单之际，我收获了全数的拒绝——近十家咨询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我排除在外，唯独一家将我列入了所谓的“候补名单”，意味着只有在他们未能招到合适人选的前提下，才给一次面试机会。

这一现实无异于晴天霹雳。回望过去四年，为了职业转型，步步为营，付出巨大精力，从考试准备、文书撰写、面试演练到社交应酬，无一不按这整套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玩法去执行。从华尔街到跨国企业，从导师口中的行业黄金法则到商学院讲师的成功逻辑，从未有丝毫懈怠，自问已将规则践行至极致。然而现实这冷酷的耳光击碎了我对努力与回报之间正比关系的信念，同时也怀疑人生本身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与此同时，目睹那些在平日表现平平、专业能力远不如人的同学竟纷纷拿到面试邀请，当下心理落差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这种来自系统内部的否定，是对人格、奋斗，与价值观的一次彻底挫败。可以说，这种打击，足以令寻常之人心智崩塌，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所幸，我的人生早已历经风浪，在失落与迷茫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毅然飞往西海岸的西雅图和洛杉矶，投奔昔日旧友，休整身心，反思路径，静待转机。

2023年1月，我从纽约独自启程南下，前往弗吉尼亚。在蓝岭山脉的静谧群岭中思考人生去向时，忽然接到一封邮件，来自那家将我列入“候补名单”的咨询公司。他们表示，因未能如愿招募到理想候选人——据我后来获知，原本录取者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offer——遂决定给我一次面试机会。即便在如此近乎绝望的境况下，我依然选择迅速调整心态，随即启程返回纽约，并联系友人一同进行面试训练。深知机会来得偶然，能否把握，全凭自己最后的坚持。

初面安排为线上形式。而由于所住的学校公寓紧邻哈莱姆区，治安环境极差，警笛声、消防车呼啸、救护车穿梭从不间断，难以享有片刻安宁。为了确保面试的安静环境，我辗转前往长岛，入住一间酒店，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完成了这场重要的面试。过程总体顺利，成功进入下一轮，地点在该咨询公司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办公大楼。

面试当日，我提前抵达。依照他们所谓的“咨询顾问行为规范”，在候场时主动与其他候选人交流，营造轻松氛围，并同企业员工进行交谈，表现出熟练的社交技巧与得体举止，而这本是他们反复强调的软实力一环。

此次面试共分三轮：首轮由一位合伙人主持，后两轮由两位经理分别进行。整体过程颇为顺畅。第一位合伙人曾在华盛顿特区长期任职，涉猎政府项目与官员事务较多，而我又恰好是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出身，遂在短暂交谈中迅速找到话题切入点，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若干独特经历，力求呈现不同于众的视野与深度。后续两轮面试同样进展顺利。针对所出案例，皆以创造性思维提出解决方案；体现站在客户视角解决问题的姿态。尽管彼时内心困顿，现实处境堪称身陷囹圄，仍强作镇定，在面试全程展现出乐观与自信的外在表现。

面试结束，走出位于时代广场的高楼，置身于寒风凛冽的街头，不禁陷入沉思。这一条路，我已走了如此之久，步步维艰、日日精进；可当下所面对的，依旧是一片迷雾缭绕的茫茫前路。这一刻，想起佛家喻世之语：人生如火宅，纵使一时自得，终将被烈焰吞噬。人世间，并无恒久的岁月静好可言。

归家不久，接到这家咨询公司来电。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是我们面试过的候选人中最聪明、能力最强的一位。此话非虚言，而是今天三位面试官在会后达成的一致共识。尤其你在处理案例时所采用的逻辑与思路，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兼具创新与实操价值，令人印象深刻。

坏消息则是：鉴于当前整体经济环境收缩、岗位名额极其有限，我们不得不将你放入候补名单，若日后有名额释放，将第一时间通知。就这样，又开始了长达两周的焦灼等待。待我发出询问邮件时，得到的却依旧是“继续等待”的模糊回应。直至一个月后，结果尘埃落定。我再次失去了任何实习或工作的机会。希望之门从未真正敞开，留下又一记冰冷现实。

反思

在后来的反思，以及与不同背景人士的交流之后，我得出以下几点基于事实的结论：

首先，2022–2023年是美国经济极度震荡的时期。疫情爆发之后，美联储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信贷泛滥，造成资产价格虚高、就业泡沫堆积。2021年各类企业过度乐观，大肆扩张，盲目招人，而至2022–2023年，经济骤然下行，市场泡沫破裂，科技行业裁员潮此起彼伏，银行危机接连爆发，甚至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面临流动性枯竭风险。而向来依附于这些产业链的咨询行业，自然也遭受重创，不得不收缩招募规模，裁员之势愈演愈烈。令人讽刺的是，最初来到我们学校进行宣传与招募的那位咨询公司HR，最后都被其所在公司裁员，亲自为系统搭桥布线之人，也未能逃过制度的绞杀。

第二点，也是更为深层的不公之处在于，这些曾经高举“merit-based（能力为上）”旗帜的企业，早已抛弃了公平竞争，转而以身份政治为核心判断标准，建立起一种类似中世纪神权的等级体系。是否为非裔？是否为拉丁裔？是否来自拉丁美洲？是不是女性？是不是同性恋？所有的评判标准都必须首先屈从于这些定义好的标签。能力、素养、专业性，统统让位于政治正确的招募原则。

这一机制的运行在商学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亲眼目睹那些对咨询行业毫无意愿，甚至连面试都应对吃力的人，仅凭一纸身份标签，便得以在完全忽视其能力短板的情况下，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顶尖咨询公司。有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同学，英文表达极为有限，几乎无法完整叙述一个基本概念，但也顺利被顶尖咨询公司录取，并赢得来自校方的喝彩。

还有一位中国女同学，性格偏内向，坦白讲，我认为她人品不错，也算友善，但毫无疑问，并不适合做管理咨询。她本人在准备案例面试时坦言，自己的导师曾劝她重新评估是否适合这一职业路径。她自己也承认，在用结构化方法解决商业问题这件事情上并不擅长。然而，最终她却成功进入麦肯锡纽约办公室，全美竞争最严苛的的咨询岗位，而且是在2022–2023年行业全面收缩的背景下。

再举一例，一位来自非洲的男同学，行为举止粗鲁，毫无社交礼仪。在开学初期，某家咨询公司的欢迎晚宴，当时我们一群人正围绕一位合伙人进行交谈，他突然强行挤入谈话圈，不断摩擦、碰撞大家，毫无分寸和教养。我当时极力压制内心的愤怒，几乎想开口要他滚回自己应该呆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位连基本社交礼节都欠缺的人，最终顺利进入麦肯锡纽约办公室。对这样的人给予青睐，也正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所推崇的，并非能力、操守与适配性，而仅仅是一纸身份和多元化标签。这种制度性的资源偏斜，正是管理资本主义在其衰败晚期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目。

结语

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到难以一一列举。所有现象背后所揭示的主线已然明确，那就是这些企业在人才筛选上的本质逻辑，是一种彻底的逆向淘汰。它们不再以人的能力、水平、品格与潜质为准绳，而是首先考察应试者是否符合由华尔街和全球资本集团设定的多元基准，所谓的多元、公平、包容（DEI）。这套标准的实质，是以性别、种族等表面身份标签入手，刻意制造群体撕裂，播撒仇恨与分裂的种子，瓦解社会的基本共识，扭曲劳动价值的评判体系与分配逻辑。于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志向、愿意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奋斗的人，反而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而那些缺乏基本人文素养、没有理想、没有激情、甚至没有起码道德底线的人，却在制度的庇护下，一步步占据社会的上层结构，反客为主，掌握话语权与资源分配权。

在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招募实践中，这样的逻辑尤为明显。这些机构之所以大肆扩充所谓的“DEI多元化名额”，本质上是执行其上游主子，华尔街资本财团的政治命令。这些财团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利益集团，更像是一个结构完整、教义严密、目标统一的全球邪教网络；华尔街就是魔教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商学院，不过是魔教在全球各地设立的分坛口与洗脑基地。所谓教育、所谓学术，都是披着文明与理性的外衣进行的教义传播与人格改造。他们为这些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被调教好的信徒，以便更有效地推行魔教纲领。

综上所述，商学院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大骗局，是全球资本主义、华尔街、硅谷联合体主导的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它处于整个链条中的下游，虽然不掌控决策核心，但却肩负起意识形态塑造与信徒培养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听命于以上集团。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教书育人，而是为这个资本驱动的体制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螺丝钉。而这套体制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吸血、垄断资源、封锁上升通道，把世界变成一个被他们少数人垄断与编排的舞台，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的命运，最终都只能困囿在他们早已拟定的剧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