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美国的立法闹剧，以及美国制度的问题_风闻
芙宁娜-1小时前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50706
一、背景
二、从OBBB看美国立法体系存在的十个问题
1. 缺乏中心思想、背离初心使命
2. 没有整体规划、没有顶层设计，纯粹是“自下而上”的利益拼凑和权宜
3. 纯粹由党派政治驱动，不是社会共识导向
4. 以巨型法案的形式，压制讨论和监督
5．利益交换机制：高级“贿选”的制度化
6. 议员缺乏独立性：党派绑架与利益胁迫
7. 责任分散机制：集体决策下的个人免责
8. “代议制”的虚化：民众被排除在外
9. 立法门槛的两难困境：50%太少，60%太多
10. 恶性循环：立法只会削弱政治体制、加剧社会撕裂
三、一点反思：西方民主的“异化”与神话的破灭
1.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2. “美国的制度永远是好的，问题出在个人”
3. 制度自信的根源与逐渐的溃败
一、背景
2025年7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8票对214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H.R.1，“One Big Beautiful Bill”，简称OBBB），该通过版本为参议院修订版，7月1日在参议院以一票优势（JD·万斯投下的一票）通过。至此，在特朗普和共和党领袖的强推下，OBBB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特朗普已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将其签署成为法律，完成了他任内最重要，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大型立法活动。
所谓“大而美”，且不论其是否“美”，所有人都认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法案就像一个“筐“，共和党把各种政策都往里面装，内容涵盖税收减免、边境安全、医疗补助削减、新能源政策等广泛领域的大量具体法规和条款。
特朗普及共和党领袖称其为“美”；昔日盟友马斯克一早就尖锐地指出，一个法案，“大”是有可能的，“美”也是有可能的，但“大”和“美”不可能兼得。OBBB引发了巨大争议，尤其在财政赤字、社会福利影响及对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中长期影响方面。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增加约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知名投资家Ray Dalio指出OBBB因其大大加重美国政府的财政不可持续性，将在中长期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破坏；批评者认为法案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贫富差距、导致上千万人丧失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并对清洁能源等代表未来的产业构成致命打击。
去年在特朗普大选里豪掷3亿美元的共和党最大金主马斯克，也因为OBBB导致的财政赤字及对清洁能源和电动车产业的影响，公开反对这项法案，扬言要在OBBB成为法律后组建新党，基本上与特朗普彻底决裂。
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法案，仓促上马、在一个政党及背后不到美国一半人口的支持下，单兵突进，强行通过为法律，预计对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产生难以逆转的中长期影响，影响波及全世界（全球经济将一起为美国不负责任的联邦财政买单），不得不让人思考美国立法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以下是作者的分析。
二、从OBBB看美国立法体系存在的十个问题
1. 缺乏中心思想、背离初心使命
OBBB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的立法思想和灵魂，没有任何统一、自洽的意识形态和底层政策逻辑，而是一个把各种原则和效果完全相悖的政策强行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
背离了MAGA基本盘的经济利益：首先，法案只是讨巧地包含了一些特朗普面向工薪阶层的民粹承诺，例如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新生儿补贴等，都属于“小恩小惠”范畴，但主体政策是各种减税及供给侧政策，惠及的是富人和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同时削减了穷人所能获得的医疗补助、食品券等福利项目。特朗普的MAGA基本盘属于中低收入群体，反大企业、反大资本，他们投票支持特朗普，是相信特朗普能够推出政策，提升他们的经济福祉。但最终。特朗普没有带来民粹经济政策，反而在削减穷人福利的同时，用早已被证伪的“涓滴经济学”神话重新兜售共和党建制派的里根主义/保守主义/供给侧经济学的一套。批评者正确地指出，OBBB是美国立法史上“最大的财富由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极大加剧美国的贫富差距，再配合特朗普关税（也是不成比例的伤及穷人），“劫贫济富”是特朗普经济学的最大特征及最大遗产。
背离了共和党建制派的财政可持续性原则：传统上，共和党人属于“财政鹰派”，主张小政府、减少政府开支，控制政府赤字，并将民主党/左翼称为不负责任的“花钱者”。马斯克当时之所以支持特朗普，也因为特朗普表现出自己是财政保守主义者。特朗普第二任开始后，马斯克投入大量时间，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希望帮助减少联邦政府赤字，但DOGE最终影响有限，从号称减少两万亿美元开支，变成最多只减少了一千多亿美元开支。而OBBB法案的出台，将使美国未来增加3万亿美元以上的赤字，马斯克的DOGE努力完全变成了无用功和笑话。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如果美国破产，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不讲原则、逻辑混乱、背叛选举初心，体现在OBBB的方方面面。例如，MAGA的“美国优先”要求美国不要再被“深层政府”和“军工复合体”所影响，成天穷兵黩武，而应该把注意力转回到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特朗普却计划增加1,500亿美元国防开支，显然是为了迎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而为了抵消成本，削减了近万亿美元的Medicaid，上千万穷人将因此失去医疗保险。
2. 没有整体规划、没有顶层设计，“自下而上”的利益拼凑
OBBB没有思想，没有原则，没有灵魂，更没有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根本原因是，大部分内容是“自下而上”拼凑而成，条款内容往往来自于或为了迎合不同的细分政治群体、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其中越有组织化、提供政治献金能力越强的团体，话语权也就越大；各种企业减税条款为商业集团的推动；边境墙建设为反移民团体的要求；军费增加来自军工复合体的游说、对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来自于传统油气行业等。过程中，基层民众（没有实际话语权的大多数）则变成了牺牲品。
另外，为了在国会两院争取足够多的支持票，法案有很多针对特定议员选区的“私货”——所谓这么“大”的法案，里面“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典型的例子是为阿拉斯加原住民捕鲸船长提供5万美元税收减免的条款，完全是为了争取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的支持票。和一般美国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为一般人所知。这种“自下而上”，以局部政治利益交换为导向的立法方式，使得大多数条款和内容互不关联，没有政策逻辑关系，更没有共同价值基础。
此外，OBBB法案中的许多条款都设有“日落条款”，将在2029年特朗普离任时自动失效。这种设计不是出于政策考虑，只是为了利用参议院的预算协调规则——在此机制上，得票过半数，法案即可通过——而这也决定了，只有短期的权宜政策才有通过的可能性。从总统到立法者，没有人再考虑政策的长期效果和可持续性，因为美国的立法体系和政治环境实际上已经无法支持长期主义政策。
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治理与中国治理有着鲜明对比：中国的治理特点是有统一的思想、体系、原则、理念，坚持顶层规划、统筹协调、面向中长期发展，为不同的目标和节点设计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OBBB法案体现的是典型的美国治理方法论——没有顶层规划一说，更没有中长期规划，所有人只考虑当下和局部，进行各种利益上的交换、妥协和权宜，踩着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而且还能保持一万分的制度自信，举国上下实际上鲜有人能够或愿意对体制提出批评和反思。
3. 纯粹由党派政治驱动，不是社会共识导向
OBBB法案的通过，靠的不是美国全国或两党共识，而是靠两个对立政党之一的共和党取得的暂时性政治力量。共和党目前同时控制国会两院和总统职位（还有最高法院辅佐），他们也知道这个状态只是暂时的，未必能够持久。而在美国政治高度撕裂的环境下，构建共识已经不可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自然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将有限的政治优势最大化，全力推动己方阵营珍藏多年、各种“压箱底”的立法议程，借着OBBB这个平台，能推多少推多少。这个过程，当然完全无视民主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声音。
因此，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是平分天下，各占半数人口票仓的，甚至有超过半数美国民众反对OBBB（最近福克斯新闻和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中，反对意见比支持意见高出20多个百分点），但由于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票数不及共和党，因此，只要共和党全员团结，哪怕民主党全员反对，也不能阻碍OBBB变成法律。这一次，美国关于OBBB法案的讨论，民主党和舆论的批评充其量也只是背景音和杂音，可以被完全忽略，当作不存在——真正的讨论都在共和党内部进行——特朗普及共和党领袖通过软硬兼施、萝卜加大棒，说服本党议员团结一致，合力通过这个法律。
在今日美国政治里，对方政党的考虑是不重要的；社会/民众共识也是不重要的，甚至不需要花力气找寻和尝试影响——政治是生和死、正和邪的内战——因此只有己方政治阵营的想法是重要的，唯一要做好的是内部妥协、内部团结。政治的精髓就在于如何用好“政治杠杆”，把一部分人、少部分人的诉求强加给全国。
4. 以巨型法案的形式，压制讨论和监督
OBBB这个法案所谓“大”，首先就是内容极其的庞杂。如前所述，法案是拼凑而成，篇幅将近1,000页，夹带了各种毫不相关、涉及不同政策领域、专业知识的内容，但迟至5月19日才在众议院提出。特朗普要求国会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在两院迅速推动通过，以便他在7月4日签署成法律，成为国庆“献礼”。他几乎明示，共和党议员的工作就是做好“橡皮图章”，不要发表意见，更不要反对。
要看到，近1,000页的法案，涉及这么多的专业领域，有这么多的潜在争议事项，有如此复杂的中长期政治经济社会影响，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完，充分消化、权衡其中的利弊，形成观点，并展开讨论与协商。很显然，1,000页的巨型法案包，其“设计宗旨”就是为了让人望而却步，避免任何讨论。国会里所有立法者都知道，法案里面的任何一个政策内容被单拎出来，放在聚光灯下审视，征求各方意见，那大概率就推不动了，因为这时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评判这项法律，给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这些意见可能相左。
然而，一旦被“埋”到OBBB这样的巨型法案包里，每个具体法规和政策的相对重要性和所获关注度就会大幅下降。其一，议员们没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去仔细审视，其二，议员很难为了某个具体的法规或政策去阻挠法案包的推进，甚至推翻整个法案包，毕竟和整个法案包相比，个别法规或政策的重要性就要弱得多了。
这个做法与美国国会去年通过TikTok“非售即禁”法案的做法很相似。原本，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对TikTok“非售即禁”的做法有争议，立法推进不顺利，但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将TikTok禁令与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制裁伊朗与俄罗斯等一揽子地缘政治法案捆绑在一起，民主党建制派为了援助乌克兰，在裹挟之下，也就同意了TikTok禁令。
这种捆绑推动的方式成了美国立法博弈的一大特色。在设计法案时，最核心的内容变成了如何裹挟政治对手、压制讨论、最小化反对声音、最大化通过几率——这本质上已经破坏了民主程序的初衷，最终也不可能真正订立好的法律。
5．利益交换机制：高级“贿选”的制度化
前面已经提到，OBBB的本质是，“虽然你可能不喜欢法案的总体内容，但里面‘总有一款内容适合你’”——法案为不同议员们提供了他们所关注的特定的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基于此，争取议员们对法案的总体支持。换言之，你可能坚决反对里面70%的内容，非常反感打包裹挟的方式，但法案包里确实有5%的内容对于你的选区，对于你的支持者，对于你个人而言——非常重要；最终，你会为了得到这5%而放弃争取更多，选择“躺平”，支持整个法案。放心，你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通过承诺交换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换取立法者对法案的整体支持，本质上就是一种“贿选”。当时，众议员Thomas Massie反对在众议院内部推进这项法律。特朗普和他进行了沟通，大意是承诺不继续在公众场合攻击他，Massie就同意放行（虽然他仍然反对法案本身）。这种交易甚至和法案内容本身无关，只是政客个人层面的利益交换。可以说，特朗普在强压共和党议员快速通过法案，基本依靠个人施压——威胁“政治断粮”、砸掉反对者在共和党内的饭碗，以此逼迫他们就范。
有一种亲西方的自由派观点认为，“贿选”、“交易”也是好的——因为至少你需要去交易。但要看到，交易可能只在个人层面发生，针对非常局部的利益，最终形成的结果（OBBB法案）并不符合主流民意，并不建立在中长期共识基础上，而且可能负面影响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这就使得这种基于短期利益交换形成的法案特别的危险：其注定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顶层规划，没有长期主义，只是把本应旨在服务公共利益的立法流程变成了个别利益的交易市场。
6. 议员缺乏独立性：党派绑架与利益胁迫
美国国会议员很容易受到政治影响，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任期——众议员是两年一选的制度设计，使得他们必须不断为即将到来的下次选举做准备。参议院议员虽然任期较长（6年），但任期是交错的，每两年，就有三分之一的议员面临改选。一旦选举失败，议员就会丢掉政治饭碗——不仅个人的政治生涯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短期内还会处在失业状态。这使得他们工作重心始终是竞选。而要在竞选中获胜，就非常依赖政党平台提供的政治资源，包括竞选资金、宣传支持、组织动员、政治背书等。这种依赖关系使得议员们虽然在形式上代表着自己的选区、选民，但实际上很大程度受制于党派领袖和政治献金金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番负面言论，可能对一个议员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们都很清楚，与其和党派领袖对抗，不如先通过法案，再配合党派领袖一起忽悠不明真相、容易轻信的选民。
这个时候，政客当然也无法抵御资本的影响，金主可以长驱直入，干预和主导政治，把金钱变成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
7. 责任分散机制：集体决策下的个人免责
OBBB这样的法案内容极度庞杂，涉及大量专业和领域，已经远超任何个体议员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及政治判断，没有任何一个议员能够精通法案的所有内容，也没有一个议员需要为法案的所有内容负责。每个议员都可以声称自己只是支持其中的某些条款，而对其他条款不承担责任。议员们可以将不受欢迎的决策归咎于国会的“集体决定”，或归咎于总统（全国最大的选举政客）的决定，声称这不是自己的选择。这一机制带来的结果是，每一个参与投票的个体议员都可以最小化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责任感和问责性，选择“随大流”、顺从“群体思维”。德克萨斯州众议员Chip Roy曾经公开怒斥OBBB荒诞，但在和特朗普沟通后决定让步。他说，“我们获得了白宫的充分保证”——言下之意，成败都在特朗普，责任都在特朗普。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最终，国会共和党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将其通通让渡给特朗普，并且也能做到心安理得。
那么，特朗普会对此负责么？如果法案有了成绩，他当然会大包大揽；如果法案最终带来负面结果，他可以说，立法属于国会，议员有全部权力，总统最终只负责签署。这时，整个立法体系已经没有问责性可言，实践已经完全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8．“代议制”的虚化：民众被排除在外
有人说，共和党背叛了MAGA初心，为什么MAGA基本盘不出来反对？要知道，MAGA基本盘大多是高中及以下文凭的中低收入群体，而OBBB的内容如此庞杂，连全职从事立法工作的国会议员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消化，难以理清全貌并评估全面影响，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个任务更加是不可能的。本质上，他们处在不知情状态——没有知情的能力，也确实不了解情况。机制上，他们只能把这样的事情全权交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去代为处理，这个机制，正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精髓（“自由民主”又称“代议制民主”）。但我们看到，议员们自己对于流程已经失控，要么变为“橡皮图章”，要么变为局部利益交换工具。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解释自己的投票选择，配合忽悠民众，而不是为选民发声。胆敢直陈选民观点、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客都会遭到无情打击。
可以再次看到，实践早已背离了制度设计的美好初衷和构想。
9. 立法门槛的两难困境：50%太少，60%太多
OBBB的立法，是利用参议院“预算协调”机制通过的，即在参议院层面，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推动成为法律。但在美国这个完全对半撕裂的国家里，半数支持率实际上太少了。OBBB法案在众议院仅以218票对214票通过；在参议院里，最终50票对50票，需要副总统JD·万斯亲自下场投了一票才打破僵局，强推通过。这样获得勉强支持的法律，显然缺乏合法性。
但问题是，如果把60%票数作为通过门槛（即在非“预算协调”机制下、参议院的一般立法流程），在当前全国“对半撕裂”、票仓格局为50票对50票、两党互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国内政治处在“不带硝烟的内战”里——60%的门槛又显得太高——如果以60%为边界，则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法案可以获得通过，立法将陷入完全瘫痪。
这就很尴尬了：50%的门槛太低，立法缺乏充分的合法性，会削弱政治制度的可信性、加剧社会撕裂；60%的门槛又太高，会造成僵局，导致一事无成。这是一种典型的进退维谷困境，充分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在面对深度分化时的无力。
10. 恶性循环：立法只会削弱政治体制、加剧社会撕裂
既然美国政治如此撕裂，两党要推进议程，只能采用“预算协调”的方式，在符合这个机制的情况下，只要半数议员通过，法案就可以推进成为法律。这次特朗普得逞了，成功将OBBB变成法律，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谁知道几年后会怎么样？也许共和党会在明年中期选举及2028年大选遭遇溃败。当民主党重新获得权力时，他们很可能会采取和共和党同样的做法，推翻共和党的政策，力求把本党积压多年的立法议程集中通过，碾压政治对手。
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是“对半撕裂”的——民主党可以自认为代表真理，但也有接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代表放纵和毁灭。如果民主党如此推动立法，一样会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缺乏充分的政治合法性，立法只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分歧、政治撕裂及对手的政治报复决心。
结果，每一次打着“民主”精神和旗号推进的立法，都会摧毁仅有的共识和信任，进一步破坏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为撕裂美国“添砖加瓦”。
这样的制度，如何长期维系一个社会？如何长期治理一个社会？
三、一点反思：西方民主的“异化”与神话的破灭
1.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看待问题，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论上，西方“自由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机理：民众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代表们在充分讨论和辩论的基础上，为民众制定政策；而在经过信息共享、开放讨论、民主协商的机制，这样的制度能够识别并制定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同时，民主除了寻找共识，还有塑造共识、巩固共识的作用，可以帮助加深公民互信、互爱，提高政治体的凝聚力。但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政治现状与立法实践，已经与教科书上西方“自由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机理、原则、价值和精神相去极远，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反面教材。OBBB戏剧性的立法过程显示，现实中的“民主”本质上是一个寡头瓜分利益的表演秀。
这可能是民主思想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美国的开国之父们都想不到的。孟德斯鸠设想的三权分立、麦迪逊设计的制衡机制、杰斐逊倡导的民主理念，在当今的美国政治现实中都已经严重变形走样，不仅无法提供“善治”，反而成为撕裂国家的力量。
2. “美国的制度永远是好的，问题出在个人”
但有趣的是，这种关于制度失效、失能的分析，我们在美国主流媒体里基本是看不见的。美国人的主流思维是，美国的宪法和体制永远是好的——无条件的好，糟糕的永远只是个人——譬如特朗普，以及那些不负责任的共和党领袖和政客们。
基于此，他们所能提出的解决方式永远是“制度内”的——即主张选出另一帮政客去代替现有的政客。但问题来了：特朗普不就是你们选出来，用以替换华盛顿“沼泽”、“深层政府”的政坛外来者么？但他们看不出来，认为这只能说明特朗普本人是骗子，“不负责任的共和党政客们”软弱无能、与特朗普同流合污，同时“民主党领袖们没有发挥作用”。昔日盟友马斯克给出的方法：组建新的政党，通过新的平台，与现有的共和、民主两党竞争。
当马斯克宣布组建新党时，他当然认为，体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主流精英的看法。要上升到体制层面的批判非常难，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突破了政治禁忌。大多美国人不仅不敢在理论和认知层面触及这个问题，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缺乏制度反思。
当然，美国也不是无人反思和批判制度。副总统JD·万斯、一部分的科技右翼及极端保守派确实在反思制度。他们给出的处方是：美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体制，打造一个权威主义的准君主制国家。
只是这样的想法还非常外围、边缘，不入主流。
3. 制度自信的根源与逐渐的溃败
美国人很少反思自己的制度，倾向于将美国制度“神圣化”。相比之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反思中国的制度，凡事都是“体制问题”，没有制度自信，只有制度上的妄自菲薄。
那么，一个制度是如何做到神圣化的？制度自信从何而来的？恐怕最终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只要美国经济仍然强大，军事霸权还在，人们就会认为它的制度优越。
相反，如果人们认为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国内社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并且出现了其他的政治形态和治理模式（例如中国），人们对美国制度的信心就会削弱，有可能对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MAGA和右翼阵营里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实际上已经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已经衰落，帝国正在走向灭亡。而美国溃败论正是特朗普政治营销的精髓；马斯克当时戴上的“黑色MAGA”帽子，寓意也是采用超常规手段改造美国、拯救美国。
为了应对眼中的危机，他们愿意推选各种各样的极端人物上台，对美国制度进行重塑。
包括大规模的取消民主机制——如果民主不能带来进步，只会造成混乱僵局，那留着它有什么用呢？——没错，这部分人的思维，和1930年魏玛德国里支持纳粹的民众是一样的，思想也是同源的。
今天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