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落幕前对中国未来的思考_风闻

俄乌战争接近落幕了，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做的是鲁迅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总结一下我们自己在其中曾经的所思所想。事实上，俄乌战争期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认识中对这场战争的过程及其结局都同步有过心理预演。

看看泽连斯基这几年的表演及有些跟帖说他“英雄”的高赞，再看中国政府的高度且正确的外交选择和定力，我更理解毛主席当年让我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深谋远虑。

俄乌战争期间中国网络领域其实也以“口水战”的形式将其在中国同步预演的一遍，现在回看这一二年的“网络战略家”的长于技术性缺少战略性以至最后打脸、打脸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再继续的表演，真让人为一二十年后的中国担忧。当时不少教授级的“战略分析家”建议“弃俄”并借此加入西方“文明”阵营，或借机从北方得点“荆州”小利，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他们的“战略”，那今天在美国迅速转向拥抱俄罗斯的时刻，中国就会随拜登下台就瞬间成了最大的“乌克兰笑柄”。那些喋喋不休“弃俄入美”的专家们——如果是真诚而不是成心害中国的话——的结局，还不如现在被人嘲笑的泽连斯基。

最具戏剧性的反转是，特朗普上台后，这些人瞬间失忆，迅速加入嘲笑泽连斯基的行列。这些人不愿意想他昨天的“建议”对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太远的北宋、不太远的苏联就不说了，近的看看目下的乌克兰、再看敘利亚和二十年前的伊拉克、阿富汗，他们难道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失败的政治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刚进入小康的国家又会“一夜回到解放前”。明明发生在眼前，他们宁说这样的分析是“阴谋论”，不信西方文明人会搞“阴谋”。当年布哈林等也是这样，列宁说他们这是政治幼稚病，毛主席就曾要求一位真诚的高级干部读读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来今天我们，尤其那些真诚的“网络战略家”们，就更要读读列宁这本书。

乌克兰战争接近落幕，中国由于有了成熟的国家战略能力才使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但问题是再过一二十年，那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且有较成熟的马列主义修养的这代人已垂垂老矣，而后继者中又会有大批带有司马迁高赞的李陵式“国士之风”而不是毛主席要求的“少文厚重”的人参与中国政治，其政治幼稚病若不改遑论病入骨髓的话，昨天北宋的靖康之耻，苏联的自残国脉，以及今天乌克兰——北宋如斯！——戏子亡国的悲剧，就有可能落在明天的中国。毛主席晚年曾担忧过这事，有幸经过上山下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的这代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托，将中国带入接近世界中心的地方。

这几天网络又开始了汹汹而来的对欧洲尤其对英国、法国集体支持乌克兰抗美的分析，这些分析不谈或不知道近现代史中的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冷战体系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开始放弃雅尔塔体系试图建立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努力，我们的“网略战略家”们怎么说得清目下特朗普的“反常”外交的底层逻辑呢？（要了解这层逻辑的脉略，建议读读世界近现代史及张文木写的近一百五十万字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该书目前已断版，但被收入《张文木战略文集》第五、六卷。）

我说过：知道五千年历史的人说得清五十年的事；知道五十年历史的人就能说清五年的事；如果只知道五年事的人，那五天的事也说不清。目前我们的许多“网络战略家”的问题就在于对历史不甚了解、不甚通透或基本无知。关于战略事今天说说也就罢了，可明天这些人若像泽连斯基一样被一群群粉丝推上领导岗位尤其是高级领导岗位，那今天乌克兰的悲剧离中国还会远吗？

我真担心一二十年后中国也会步当年苏联布哈林、戈尔巴乔夫等和今天乌克兰泽连斯基及当年口若悬河的王明等的后尘。这些人不是坏，而是得了“政治幼稚病”。避免政治幼稚病的关键还是深入工农兵，深入实践并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学习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要学好和掌握列宁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敌人——类似今天的“自由主义”——不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是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此列宁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他说：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源头在英国，后来经德国伯恩斯坦在欧洲推进。其方式就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再正面死磕，而是钻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或借力打力，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及用对手的语言和偏好麻痹和捧杀对手。比如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回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手法，只是抽象地说中国人有很强的合作精神，说“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民主社会主义曾横扫北半球：打倒了巴黎公社、打倒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后，又打倒苏联的社会主义，它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毛主席晚年强调反修防修主要对象，就是列宁与之终生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党反复强调我们今后“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页。]现在再重温这些思想，是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