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最大失败, 是高估了技术, 却低估了人性_风闻

张康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近日，特朗普与马斯克的矛盾全面激化。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计划取消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这一政策直接冲击特斯拉的核心利益。随着特朗普扬言“驱逐马斯克”，而马斯克则威胁成立新政党“美国党”进行反击，这场政商大战看似是个人恩怨，实则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技术带来的财富增长，究竟谁在受益？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世纪，麦考密克收割机虽然提高了农业效率，却成为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工具；今天，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虽颠覆行业，却未能转化为广泛的就业机会，反而因政策变动加剧市场动荡。这两个案例跨越世纪，却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其经济价值取决于背后的社会规则。

本文作者指出，技术进步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也可能带来经济效益更广泛的分配不均。无论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砸钱搞计算机，还是生物医药研发大半靠公共资金，虽然财政的钱花出去了，好处却没有惠及大众。例如，苹果公司靠着政府支持的互联网、GPS等技术赚翻了，却没有在美国转化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只留下低薪的零售岗位。此外，大公司都是跨境避税高手，主要依靠股票市值敛财，高管则通过给自己发高薪变现，最终由纳税人承担创新风险。

当前，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技术引进的 “适配性陷阱”。发达国家的技术体系以高技能劳工为基础，而发展中国家引入的自动化技术因与本土劳动力素质脱节，反而削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当前的国际经贸格局下，技术要切实且可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就不能只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要与劳动和就业结合，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技术进步的经济价值取决于 “社会过程” 的建构——即技术投资是否与就业创造、福利分配、制度适配形成协同。对中国而言，破解技术决定论迷思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福利目标嵌入技术创新体系，而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也正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

202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技术进步一定推动经济发展吗？

19世纪中叶，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发明的机械收割机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带来了美国农业生产变革。机械收割机的发明，不仅解决了美国人口扩张带来的粮食紧缺，而且加速了北方美利坚合众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赛勒斯·麦考密克去世后，小赛勒斯·麦考密克继承了机械收割机制造厂。之后，原本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就业的收割机制造，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流水线。

小赛勒斯·麦考密克先是在工厂大幅盈利的1883年大幅降低工人薪酬，随后为了应对罢工带来的生产停滞，购置了气动成型机来替代手工制造收割机零件的技术工人。尽管气动成型机无法和技术工人一样，高质量地生产零配件，但是工厂可以雇用没有制造技术的一般性劳工来协助气动成型机运转。小赛勒斯·麦考密克还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支持削弱劳工权益保护。在1886年5月的秣市惨案中，芝加哥警署向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游行队伍开火，而小赛勒斯·麦考密克正是芝加哥警署背后的财囊。保护劳工权益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步确立。

技术从来都不是中性的。技术处在社会过程之中，受原有的经济生产模式、劳工与就业、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且，在技术的产生、引入、运用过程中，会产生经济上的分配后果。赛勒斯·麦考密克的机械收割机能取得成功，离不开美国血腥的西进运动中不断扩张的农场，以及西部地广人稀且地势平坦的自然条件。小赛勒斯·麦考密克之所以能用气动成型机取代技术工人，是因为美国的种族和移民制度确保了总是有大量接受更低薪酬的劳工涌入经济生产；小赛勒斯·麦考密克也通过与芝加哥政界联动，从法律层面削弱劳工权益保护、榨取剩余价值。气动成型机的使用，使得机械收割机得以大规模生产，却也加剧了对劳工的压榨、加速了资本家的资本积累。

本文在经济发展的语境下，分析技术的社会过程，祛魅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乐观主义。所谓技术的社会过程，是指产生和运用技术的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中不同行为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行为和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分配后果。以机械收割机和气动成型机为例，其社会过程是19世纪下半叶血腥的西进运动、残酷的种族和移民制度，赛勒斯·麦考密克与多个机械收割机发明人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小赛勒斯·麦考密克与芝加哥政界的勾连，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农业生产变革、资本剥削和贫富差距。下文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贸两个方面，分析这两种语境下技术的社会过程。

**▍**国内经济语境下的技术与发展

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提出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决定着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决定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技术具有自主性；因此，只有最大程度地弱化政府对技术的干预，给予技术自由的空间，才能获得技术进步。围绕技术决定论这一观点的争论持续至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技术决定论以及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的观点提出质疑。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皮奥雷认为技术决定论是一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沿着经济发展的历史倒推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然得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结论；而且，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技术创新这样一个在未知领域探索的过程的复杂性。换言之，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是存疑的。

皮奥雷进一步提出，技术并不具有自主性，并非由市场自主推动的；技术进步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以美国为例，一半以上的研究和发展基金都是政府基金，政府支持的技术发展领域与方向，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更多企业和个人的关注；当所有人都认为特定领域与方向是技术前进的方向时，大家也就共同参与到了自证预言的过程中。在皮奥雷看来，既然技术创新是由政府主导的，那么技术本身就应当被视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将推动社会福利纳入技术投资这一社会政策中，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

围绕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讨论，凸显了国内经济语境下技术与发展议题的两个核心问题：技术进步如何发生；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回归到国内经济语境下技术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过程中，可以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技术并非是自主发展的，公共财政支持是技术得以进步的绝对助力。以美国为例，在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制定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技术议题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了美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为美国在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在医药和科技生物领域，政府的财政支持也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因为医药和科技生物公司会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市场营销和扩大公司市场份额上。

甚至当我们仅关注私人科技公司的技术研发时，也会发现这些科技公司在早期发展阶段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科技创新设立的小型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和美国商务部的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累计在科技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提供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资金。可以说，对于技术进步所需的资金支持，公共财政往往更为可靠。

即使所谓的风险投资基金，也更倾向于投资增长潜力高、技术相对简单、资本密集度低的项目；而且，当风险投资加剧金融市场泡沫时，往往是由公共财政兜底救市。美国公共财政则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最具风险的技术创新予以支持，并带来了诸多开拓性的技术成果。

既然技术进步由公共财政主导，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带来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则关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分配。以苹果公司为例，它的成功与公共财政在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触摸屏、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和技术推动密不可分，美国还通过政府行为保护苹果的技术专利、拓展全球市场、提供税务优惠；但是，苹果公司的经济收益却没有在美国转化为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全球化，苹果公司在美国的保驾护航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地，使得就业机会往往在其他国家落地，仅给美国留下一些相对收入较低的零售业工作，美国也就无法通过税收的形式有效地获取技术投资带来的经济价值。

而且，大公司往往能够通过跨境税务的技术操作，最大限度地合法避税。此外，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往往到了大公司高管的腰包里。公司高管收入的增加，以及股市和股东投资获益，都不是因为他们承担了一开始技术创新的风险。可以说，公共财政承担了投资技术创新的风险，技术创新却没有通过创造就业的形式，以社会福利和纳税的方式回馈公共财政，反而为少数高管和资本所有者服务。

技术的进步固然能够影响经济发展，但当公共财政支持下的技术进步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时，技术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是否带来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分配。在国内经济发展的语境下，有必要将技术如何产生与发展，或者说是谁的投资促成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给经济生产中包括就业、经济福利、税收等多个环节的影响，这样一个综合的社会过程，纳入技术与发展议题的讨论中。皮奥雷的结论是值得借鉴的——当公共财政支持和主导技术发展时，就应当将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益纳入技术投资的考量中。

**▍**国际经贸语境下的技术与发展

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观察国际经贸语境下的技术问题时，指出同一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获益。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技术一般在发达国家产生，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因为技术是在发达国家的国内环境中产生的，自然与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要素息息相关；其中，劳工和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往往是以拥有高技能的劳工为背景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从发达国家引入了技术，但是因为其国内绝大多数的劳工与这些技术应用并不匹配，引进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并不显著。

阿西莫格鲁强调，在当下的技术应用中，发展中国家引入的技术与国内劳工水平之间的匹配度问题，并不能通过密集劳动力来补偿。的确，小赛勒斯·麦考密克能够通过使用廉价劳工协助气动成型机生产机械收割机零配件、从而替代技术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在当下，新的技术更青睐技能和资本充足的富裕经济体，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引进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生产技术，却无法提高其经济生产效率，也就不能在国际经贸中获益。

阿西莫格鲁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内在差异（尤其是劳工差异）的角度展开的上述讨论，挖掘了在国际经贸语境下讨论技术与发展议题的核心：技术要切实且可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的话，不能只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要与劳动和就业结合，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阿西莫格鲁的这一讨论也突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全球价值链使得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能够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进入国际市场。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需要承担价值链中的一小部分分工，生产特定的产品，不需要发展与之相关的其他产业，也不需要经历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和软硬件技术，也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对于发达国家企业而言，只需要将某一个具体且狭窄的生产阶段的技术介绍到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领头公司向全球扩散技术的渠道。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扩散的技术往往是生产技术，而非关系到发达国家科技主导权的高精尖技术。可能影响产业格局和经济模式的高精尖技术，自然不会轻易且免费地引入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经由全球价值链，从发达国家引入生产技术后，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般从两个角度论证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第一个理论认为，国际经贸在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技术的同时，也能通过外企与本国企业竞争，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推动经济发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分析了支持这一观点的一系列理论后提出，并没有切实的证据为技术效率提升与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正相关性提供支撑。换言之，没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技术表现的提升。

第二个理论则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制造业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渠道；同时，制造业对劳工要求低、具有可转移性，全球价值链在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的特点，降低制造业人工成本的同时，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然而，这一理论与当下的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现状不符。一方面，在过去四十余年，技术本身朝着节省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包括自动化、机器人、3D打印在内的技术，更是在生产过程中极大地降低了对重复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对劳工知识水平和技能的要求更高，而且这一要求无法通过密集的劳工输入来替换。

这两点可以统称为涉及劳工问题的技术偏见。基于这一偏见，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引入的技术，往往无法发挥本国劳动力供应充足的优势，也就无法创造就业。不仅如此，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还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传统非熟练劳动力产业的比较优势。这进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少数具有知识和技术水平优势的企业和个体得以在全球经贸市场中获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工却无法通过就业摆脱经济困境。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会加剧。

可见，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并不必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技术的劳工偏见，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社会和制度环境、教育水平、产业格局，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

阿西莫格鲁通过梳理20世纪至今的技术发展史，明确指出过去四十余年，技术都朝着节省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而在1947年至1987年间，制造业使用劳工的数量却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十余年，当大量发展中国家接入全球化进程，从发达国家引入最新的技术时，引入的大都是无法有效利用其国内充足的劳动力从事密集劳动生产的技术。这也就使得发展中国家错过了发达国家自身经历过的，通过制造业吸收大量劳动力、实现国民收入提升和总体经济增长的过程。而且，当所有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全球价值链之中时，经济落后国家的国内市场无法与国际竞争隔离，无法通过国家政策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反倒影响了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自主发展。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经济效果。 

**▍**结语 

一般认为，技术进步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的确，技术进步能降低应用该项技术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从而使消费者获益。智能手机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无须铺路、铺设电话线、开设银行网点等基础设施投资，智能手机提供了方便且便宜的长距离通信，并通过包括手机银行等在内的应用便利了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群。

这一技术进步不仅使消费者获益，而且通过便利通信、扩大银行服务的覆盖范围，对经济生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印度喀拉拉邦，手机通信使得渔民能够比较不同海鲜市场的价格差并套利，普遍收入增长了8个百分点。在肯尼亚，全面普及的手机银行服务M-Pesa帮助贫困妇女从自给性农业生产转向了非农业务，显著提升了最底层的收入水平。在拉丁美洲，数字科技在大规模农场作业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大数据、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和高速通信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优化了灌溉、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并推动了农业生产向非传统作物多样化发展，还实现了更好的质量控制和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

全球价值链这一全球技术扩散渠道，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能够将生产链划分为特定任务，然后分散到全球各地，利用各地价格更低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

技术进步能提升经济效益，却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必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聚焦技术的社会过程，可以发现在技术产生、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无不涉及成本分摊和收益分配的问题。在国内经济发展语境下，公共财政往往扮演着决定具体技术领域、主导技术发展的角色，而且承担了相应的投资风险；而当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能转化为公共福利时，技术进步往往使少数人获益。在国际经贸语境下，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入现成的技术，但是当下的技术应用往往是在资本密集产业而非劳动力密集产业，也就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低收入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提升贫困人口的经济水平。

围绕技术的社会过程的讨论，对于国际发展战略和理论有所启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在现有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面临着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引领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回顾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面向未来，只有结合各国国内要素禀赋和国际发展制度空间，关注技术的社会过程，才能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