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绩下滑不止，拍卖估值却涨？悦康药业“抵债套利”？_风闻

作者丨枕石

出品丨牛刀商业评论

悦康药业曾靠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坐稳”高成长席位，但2024年业绩暴跌、费用爆炸、资产减值……本应是“风光不再”，却成了司法拍卖节点股价精准配合的标的。

资产降价、资本异动、制度套利三者一体，悦康正在经历一场与市场、法律共舞的非常规博弈。

据天眼查显示，悦康药业自身风险达62次。

被过度依赖的银杏叶：业绩困局已成常态

悦康药业曾凭借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这一“单品爆款”，在上市初期享受高增长红利。然而，2024年财报揭示的问题已无从回避：

- 营业收入37.81亿元，同比下降9.9%；

- 净利润仅1.24亿元，同比大降33%；

- 销售费用仍高达5.49亿元，占营收比例近15%；

-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近1亿元，导致扣非利润大幅缩水；

-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近70%，叠加利息支出上涨，令盈利压力雪上加霜。

银杏叶制剂多年来屡遭医保谈判压力与地方控价，一度存在“同药双价”的争议。悦康也于2024年底主动调低全国中标价格至11.2元/支，以此回应监管。

但问题是：当一个公司超过六成利润倚重单一品类，其定价体系一旦受控，盈利模型就难以为继。

即便公司试图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海外布局”等方向寻求增长突破，但实际收入占比仍低，技术管线商业化节奏缓慢。

净资产缩水，现金流紧张，偿债能力存疑

悦康药业的财务结构也正面临高度紧张：

- 截至2024年底，公司账上货币资金约6亿元，金融资产7.8亿元；

- 有息债务却高达6.9亿元，其中长期借款2.6亿元，短期贷款4.3亿元；

- 财报显示年度利息支出已达2240万元；

- 公司年内仍多次公告“以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质押融资”。

这意味着，即便“看上去”资金尚可，公司仍需依赖资产质押和短期拆借维持流动性。在主营产品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其偿债安全垫明显变薄。

在这样的背景下，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成为债权人维权的关键。

司法执行遇上市场“踩点异动”？

2025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线悦康药业2650万股股份拍卖，起拍价为13.73元，几乎等于当日市场价13.75元。尽管拍卖页面显示有91人关注，最终无人出价。

然而，真正的高潮从流拍第二天开始。

5月28日—6月23日，悦康股价单边上扬，累计涨幅超过50%。期间成交量迅猛放大，市场开始注意到股价与司法信息披露之间的高度同步：

- 4月27日一拍公告后，股价30日内跌去近20%；

- 5月28日一拍流拍次日，股价快速反弹；

- 6月13日，实控人小幅增持4.74万股，并发布“不影响控制权”公告；

- 公开信息显示，6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计划按“市价9折”设定二拍底价—。

这类“踩点式行情”引发市场联想——是否有资金在关键节点前介入，从而引导预期、干预价格、影响司法定价机制？

如果法院最终以“高位九折”作为二拍基准，那不仅背离了“拍卖流拍→降价→再拍”的传统路径，也可能造成后续流拍情况下以物抵债的高估清算，债权人实际收回资产价值严重缩水。

程序拖延半年未裁，“估值迁移”博弈

202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裁定悦康实控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债务人虽提出撤裁请求，但经北京市高院终审驳回，裁决正式生效。

然而2024年底，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又受理债务人重复提交的“不予执行”申请，并至今未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裁决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法院应在两个月内作出裁定，特殊情形最多延长至三个月。而悦康案件目前已超过六个月未裁，债权人权益陷入“程序冻结”。

一位法律从业者直言：“不予执行的理由与早前驳回理由重合，仍被法院受理并长期未决，这在实务中极其罕见，几近变相中止执行。”

悦康药业控股股东虽暂未在市场直接大笔减持，但从制度层面分析，这一过程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内估值迁移”的场景：

假设路径如下：

债权人执行 → 首拍流拍 → 股价上涨 → 二拍定价抬高 → 再次流拍 → 转为以物抵债 → 抵债按高位估值执行 → 控股股东部分债务“以高估值资产兑付” → 实际偿付压力下降

这是一个典型的“间接收益”闭环：不通过交易获利，而通过影响市场预期和制度定价逻辑，实现对债务压力的转移和价值的“变现”。

拍卖流不流拍不重要，关键是它在什么时候被定价、以什么方式转为清偿资产。

在这个模型中，债权人处于相对被动的一方：

如果股价因信息博弈而被短期抬高，而法院又以高位九折作为评估基础，债权人在流拍后面临“高估值抵债”；

假设市场价格为11元，而法院起拍价设为18元，即便九折抵账，也意味着资产价值“虚高”，清偿效率下降；

在悦康药业标的接近5亿元的规模中，这种“差价清偿”可能带来高达两亿的隐性损失。

而反观债务方，即便不通过现金变现，也可能通过这种“价值转移”降低自身偿付压力，达到缓解资产负担的目的。

从司法制度角度，这种结构并不违法，也未违反拍卖程序，但其合理性与公允性值得重新审视。

“以时间换空间”的是资本，付代价的却是制度

我们必须追问：司法系统在强制执行环节，是否拥有足够工具应对“市场干扰”？制度的设计是否已被某些策略性行为“提前解构”？

司法制度不是市场工具，而是公正机器。一旦“起拍价”可以被预期操控，一旦“程序节奏”可以被交易节奏内化，制度的约束力就不再足够。

没有发生交易，并不代表利益没有转移。悦康药业拍卖事件展示的是一种隐藏在程序边缘的“估值套利”过程。

从银杏叶提取物的独大依赖，到研发转型迟缓；从费用高烧不退，到拍卖节点股价异动；从仲裁胜诉的难以兑现，到程序执行的“主动失灵”——悦康药业这家曾被资本市场热捧的企业，正在以一种更隐蔽但真实的方式，展现出其系统性的问题结构。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企业面对财务危机时，不再首先寻找产品转型与基本面修复，而是通过司法时间差、价格锚点变化、“拍卖-估值-抵债”的路径，去完成一种合法形式下的价值迁移——制度的本义，就已开始被消解。

司法制度，本该是维护契约正义的最后屏障；但当它成为企业压力转嫁的缓冲器，甚至是高估值清偿的“通道设计师”，那么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债权人，更是整个市场对制度本身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