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完伊朗，以色列的安全自此无虞？_风闻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大规模空袭与斩首行动，在美国高调调停下终于暂时落下帷幕。然而，没有任何观察家相信真正的和平已然到来，短暂的停火只不过是下一场更大冲突前的喘息间隙。

以色列在此次行动中确实展现了出色的战术能力，成功斩杀伊朗多名高层将领，破坏了部分核设施，然而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在战略层面却未达到预期效果，既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伊朗政权的军事意志和反击潜力，反而加剧了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国际孤立，其整体安全环境非但没有改善，甚至可能变得更加危险。

为这样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以色列付出的代价值得吗？

司法改革：非常时期的非常集权

以色列轰炸伊朗这一场看似贸然的军事行动，其实被酝酿已久，从2022至2023年以色列国内爆发巨大抗议的司法改革就能看出端倪。当年7月，以执政联盟强行通过限制最高法院司法复核权的首项法案为导火索，全国150家顶尖企业联合发动罢工、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表达不满，全国交通几近瘫痪。

更有甚者，素以团结奉献著称的以色列预备役军人群体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抗命——超过1.1万名预备役军官和军医联名致信，表示若政府不悬崖勒马，他们将拒绝继续无偿服役。

彼时，以色列军方高层警告称，大规模的预备役消极抵制足以危及国防安全。可以说，司法改革一度将以色列内部撕裂至“内战边缘”。

内塔尼亚胡为何不惜自毁政治资本，也要在2023年冒险推进这一高度争议的改革？深层原因在于安全形势对他提出了新的考验。

众所周知，制约以色列总理决策的掣肘很多：多党制下联合政府内部矛盾丛生，独立司法体系和舆论环境对国家重大行动有监督权。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如此分权的民主机制下，要果断执行一次针对伊朗的预防性打击几乎不可能——无论是军事情报、行动计划还是外交准备，都难以在漫长的民主程序中保密推进。

因此早在2022、2023年，他便谋划通过法律手段削弱最高法院和议会对政府决策的干预，为日后对伊朗动武扫清制度障碍。

正如美国媒体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在2024年秋天就已下定决心对伊朗开战，并着手游说美国新政府默许或参与。可以推测，司法改革在他眼中是非常时期集中权力的非常手段：只有确保政府拥有更大自主权，他才能排除国内异议者的阻挠，在2025年前果断按下对伊朗核设施开火的按钮。

换句话说，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本身，被内塔尼亚胡视为国家安全的潜在软肋，需要“外科手术”式修正。这一动机虽未明说，却可从战后一些迹象中印证：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后不久，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随即重新提上司法改革日程，显然并未因战争胜利而放弃对权力的进一步整合。

然而，透支国内团结来换取战略主动，值当吗？事实证明，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以色列虽在对伊作战中取得一系列战果——摧毁了伊朗大部分铀浓缩离心机和导弹基地，重创了“轴心”盟友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备网络，并成功说服美国出手打击伊朗地下核目标——但国内为此付出的代价同样沉重。

首先，司法改革激化的社会裂痕至今未愈合——即便外敌当前，2024年至2025年的征兵动员仍遭遇部分民众抵触，一些高科技领域的精英选择移民逃避，国内右翼和自由派阵营互不信任的问题也远未解决。

其次，持续两年的非常状态给经济带来显著拖累：以色列2023年至2024年的多线作战，让国防开支激增，2024年财政赤字率攀升且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被调为负面。

到2025年3月，当局短暂停火准备对伊朗动武时，市场对政治风险的感知再次飙升，特拉维夫股市指数创下自2023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7%，银行板块暴跌逾7%。也就是说，以色列以民主制度撕裂和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换来了对伊朗一场并不彻底的先发制人打击。

根据战后以美情报部门的评估，伊朗核计划虽然遭重挫但并未彻底根除，估计可延缓其获取核武器的时间约2年。两三年后，若伊朗东山再起，而彼时的以色列却因内部纷争和经济疲软丧失了技术和军事优势，那这场硬仗究竟有何意义？

换言之，如果说内塔尼亚胡以集中权力实现了战术胜利，他也必须面对因此埋下的战略隐患——战争窗口期内如何修复民主机制裂痕、重拾经济发展动能，否则以色列将难以为继。

正如有以色列评论员尖锐指出的：“当国防支出占GDP飙升至8%却仍无法确保优势，那政府削弱民主换来的‘安全’正当性又从何谈起？”

加沙阴霾：道义代价与形象崩塌

2023年10月7日清晨，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越过边境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突然袭击，超过1200名以色列平民在家中、街道和音乐节现场惨遭杀戮。

这一天被许多以色列人称为“以色列的911”——按人口比例计，相当于十几个“911伤亡规模”令全国陷入集体心理创伤，至今没有恢复。在巨大的愤怒和悲痛中，“绝不再让悲剧重演”成为全民共识，于是以色列迅速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展开报复性打击。

以色列社会对“10·7恐袭”零容忍的态度在军事上转化为了“安全绝对主义”政策：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哈马斯，即便这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将陷入战火。

从那年10月中旬起，以国防军在加沙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和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在此过程中，加沙平民伤亡数字不断攀升。据国际人权组织统计，截至今年6月，加沙有56000人死亡，其中约15000人是儿童。如此惨烈的伤亡引发全球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多次几乎全票通过要求以色列停火和保护平民的决议，国际刑事法院也介入调查战争罪指控。

然而以色列政府自始至终表现出极为强硬的姿态，强调这是“反恐战争”，一再强调要把哈马斯从加沙连根拔除。结果便出现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图景——

一方面，以色列社会坚信对加沙的强硬行动是为“10·7恐袭”遇难者复仇雪耻的正义之举；

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眼中，以色列对加沙难民营和医院的无差别轰炸是赤裸裸的惩罚性屠杀。

国际主流媒体用“野蛮”“人道灾难”等字眼形容加沙战事，以色列的国际声誉跌至谷底。

一些昔日友邦虽碍于政治现实未对以色列实施正式制裁，但民间抵制情绪高涨：欧洲多国爆发大规模反以游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掀起抵制以色列商品与公司的浪潮，甚至在西方学术和文化界也出现了与以色列机构中止合作的现象。

据报道，包括英国某知名学府在内的多所高校研究人员宣布暂停参与以色列技术项目，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以色列学者也遭遇抵制风波。这种外交孤立和道义压力无疑给以色列敲响警钟：一个长期被视作“人权恶棍”的国家形象，将极大削弱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与合作的能力。

对于崇尚实力哲学的以色列政坛来说，国际舆论的批评往往不足挂齿。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生存发展所仰赖的外部环境正在因加沙战争而恶化。

首先，欧美内部对以色列政策的分歧加深，美国国会一度激烈辩论是否附加对以援助的限制条件；欧洲议会有声音要求审查与以色列的贸易优惠协议。

其次，新兴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开始在中东扮演更积极角色，以色列过度强硬使其难以融入这些调停者构想的地区和平框架。

再次，也是最深远的影响，即全球公众舆论的态度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社交媒体上将以色列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相提并论，把巴以冲突视为殖民压迫和反抗的图景。这种观感一旦固化，将对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产生负面连锁效应。

简言之，一个被贴上“战争罪”标签的以色列，将很难在国际上拓展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高科技产品出口可能遭遇隐形抵制，海外投资和人才更不愿前往一个声誉不佳且存在安全风险的地方。这对于立国以来就严重依赖外援和国际市场的小国以色列而言，绝非长久之计。

正因如此，许多有识之士呼吁，以色列必须在安全诉求与人道责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尽快结束加沙泥潭并投入资源修补自身形象。毕竟，以色列不能仅靠树立敌人来维持团结，更无法在孤立中获得长久安全。十月风暴造成的心理伤痕需要时间修复，但永无止境的报复只会让伤口化脓。

如何走出“越反恐越孤立，越报复越不安”的怪圈，成为以色列决策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正如一份民调所揭示的，超过七成以色列民众认为国家安全状况在过去两年中并未因为一次次军事胜利而真正改善，反而让人感到“更不安全”——安全困境的症结或许并不在疆域之外，而在于国家战略本身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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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十字路口：技术强国之路如何保持

回顾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技与经济实力才是这个弹丸之国长久生存的根基。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资源匮乏、四战之地且树敌众多，却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出色的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从滴灌农业到网络安全，从医药研发到芯片设计，“创业国度”创造了一个个耀眼成就，为他们赢得了“中东硅谷”的美誉。然而，近年来这一优势正在被快速追赶的对手削弱乃至反超。

首先，在以色列传统优势的网络战领域，伊朗等地区对手投入巨大资源培养黑客部队，频频对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例如2020年伊朗黑客试图入侵以色列供水系统、企图提高自来水氯含量制造公共危机，被媒体披露后震动全国。2023年更有报道显示，一个亲伊朗的黑客组织侵入了以色列多家安全公司的监控系统并公开敏感影像，以示对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反制。

伊朗网络战部队据说还运用了AI技术提高攻击效率，在某些攻防对抗中给以色列摩萨德造成了不小困扰。网络安全曾是以色列引以为傲的碾压级技术王牌，如今已不再是一枝独秀。

其次，在无人机和导弹等尖端武器领域，地区强国土耳其、伊朗纷纷后来居上。土耳其的Bayraktar TB2武装无人机凭借物美价廉的特点抢占国际市场，其出口数量在2024年甚至超过了美国和以色列同类产品总和。伊朗则依托实战经验，开发出一系列中远程攻击无人机与精确制导导弹，让“反抗之弧”的盟友们装配到前线对抗以色列。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科技大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以色列面临的“掐尖”压力与日俱增。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和中国的巨头公司砸下千亿美元训练超大规模AI模型，而以色列的初创公司虽算法人才辈出，但算力和数据资源无法同巨头抗衡；网络安全领域，欧美软件巨头凭借云平台优势拓展安全服务，以色列专业安全公司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高端制造领域，欧洲在医疗器械、芯片代工等以色列擅长的细分行业加大投资，使以色列出口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总之，以色列科技强国的护城河正在变浅，“弯道超车者”越来越多。

面对这些，以色列当然也没有坐以待毙。在过去几年里，其高科技企业通过并购和融资不断壮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2025年3月，美国谷歌公司宣布以高达32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以色列网络安全独角兽Wiz，创下谷歌史上最大收购案。这笔交易令全球瞩目，也让正处战争阴云下的以色列国内为之一振——有媒体称之为“一剂强心针”，暂时提振了国民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然而，一笔Wiz的收购无法改变宏观趋势：创新型小国的发展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是市场狭小和区域封闭的先天劣势。以色列本土只有不到1000万人口，而且周边阿拉伯国家长期对其商品和服务封锁抵制，等于被隔绝在一个2亿多人口的中东潜在市场之外。这导致以色列企业从诞生之初就只能瞄准欧美大市场，但跨国扩张也意味着被更强劲的竞争对手围剿。

此外，频繁的冲突动员使以色列劳动力时常“兵走业停”，人才流失问题日趋严重。2023年内政和战事双重冲击下，大批高科技从业人员选择移居海外。据统计，自2023年10月战火重燃至2025年中期，已有约1万名以色列高科技人才离开本土，至少一年内无意返回，这个数字约占以色列科技劳动力的2.1%。此等高端人才流失潮如果持续，将对以色列经济和税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再者，随着国家安全压力上升，以色列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于军事和安保领域（战时国防预算占GDP比重一度超过15%），这无疑挤占了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等长远发展所需的投资。在军事冲突面前，原本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也蒙上一层阴影：海外风险资本对以色列初创公司的兴趣下降，担心地缘风险；本国政府为应对战后财政吃紧，削减了对创新产业的补贴。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科技立国”的马达开始减速。如果不能尽快停止连年消耗的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营商环境，以色列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领先地位恐难保全。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以色列正面临“发展红利耗尽”的拐点：当初驱动其崛起的人才、技术和全球化红利，被战争和内耗逐渐蚕食。如果不痛定思痛、重回专注发展的轨道，那么以色列各高科技细分领域的优势都会趋于不明显乃至丧失殆尽——那将是比输掉一场战争更可怕的前景。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在呐喊：是时候让以色列好好“休养生息”了，唯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才能支撑国家应对未来更严峻的安全挑战。

尾声

或许，以色列需要一次“国家战略大辩论”，为自身开辟一条全新的生存道路。一些学者提出了大胆的构想，例如利用以色列在数字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打造全球第一个“云端主权国家”——把经济活动和人才网络铺向全球，以降低地缘风险，把虚拟空间作为新的战略纵深。

当然，这听起来仍是未来幻想。更现实的选项，可能是学习瑞士那样的小国智慧：奉行优势军力下的“武装中立”，专注经贸科技，将自己打造为地区的“安全穹顶”和“资金智力中转站”，而不是意识形态和领土纷争的前沿。

具体而言，以色列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做出艰难但明智的妥协：冻结扩张定居点以恢复与阿拉伯邻国的最低互信，为自身赢得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严格区分极端威胁与一般安全挑战，不再把所有敌对行为都视作生死存亡战，从而避免陷入多线长期战争；加大对教育、基础科研的投入比例，力争将军费占GDP比重逐步降回正常水平（如从战时高达15%的占比，降至和平时期的5%以下），把更多资源投入“看不见的战场”——也就是国家竞争力领域。

这些改变不会轻松，甚至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以色列如果再不及时调整战略思维，任由眼前的军事优势掩盖长远隐忧，那么等待它的可能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国运滑坡。那将是以色列数代开拓者最不愿看到的惨痛结局。

在目睹了太多铁与血之后，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再次触摸到了反思何为真正安全的国运时刻。军事力量固然是以色列生存的盾牌，但唯有在坚盾之外织就经济繁荣与道义合法性的软甲，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在《恐怖的对称》里写道：“当最后一个敌人倒下时，战士发现自己正站在镜前。”放下屠刀，才能看清镜中映照的自己。这或许正是今日以色列最宝贵也最苦涩的启示：安全困境的出路，不在他方，恰在自身。

—— · END · ——